汉代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某种角度上说，汉族文化就是以汉代文化为基础形成的。汉代丧葬制度是汉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丧葬制度是当时现实生活制度的缩影。西汉帝陵形制是汉代丧葬制度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礼制。同时，西汉帝陵陵区又是仿照汉代都城长安修筑的。因此，对西汉帝陵形制的研究，无疑将加深我们对当时社会历史的认识。

　　在总结春秋战国以来丧葬制度的基础上，西汉时期形成了一套新的丧葬制度。就帝陵形制而言，西汉帝陵对以后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陵墓制度，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试图以近年来西汉帝陵的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记载，对西汉帝陵形制的变化，陵园和都城的关系，门阙、陵庙和寝殿、便殿制度等问题作以探讨。

一、西汉帝陵形制的变化

　　“汉承秦制”在秦汉之际的各个方面都有明显表现，西汉初期的帝陵形制也不例外。以帝陵的陵名为例，虽然文献记载“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实际上汉初的帝陵既称“陵”，又称“山”，如汉高祖长陵，“亦曰长山”(1)。又如，秦始皇陵的寝殿等建筑，置于陵园城垣之内的北部(2)，而“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官寺，皆在中”(3)，调查亦发现在长陵陵园的城垣之内北部，即长陵北130米和吕后陵北350米附近各有一大型建筑遗址，它们应为寝、便殿一类建筑(4)。可见秦始皇陵和汉高祖长陵之间的上下承袭情况。

　　西汉初期，帝陵既有“汉承秦制”的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陵园形制的变化上。

　　西汉一代，帝、后同茔不同穴，汉初的长陵即高帝陵和吕后陵在同一陵园围墙的茔域之内，这在秦的帝王陵墓中目前尚未见到。

　　陵园的城垣，秦始皇陵陵园由内外两道城垣组成，内、外城均呈南北向长方形，平面形成狭长“回”字形。陵墓座落于内城南半部。汉初的帝陵与此有所不同，如长陵，变秦始皇陵的大小城相套而为大小城相邻接，长陵陵园北墙与长陵县邑南墙共用同一墙垣，这种大小城相邻是战国城市布局中的另一种形制。

　　尽管汉初帝陵大小城形制与秦始皇陵有所不同，但是这还是大同之中的小异。再从二者陵园大小城的布局也可看出，如长陵和安陵的大城（即陵邑）均在帝陵北部，帝陵筑于小城之内，这些都与秦始皇陵基本相同。

　　西汉帝陵形制的变化，主要在文帝霸陵以后，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帝陵和皇后陵不再共用同一墙垣的陵园，而是各自于其陵墓周围筑墙垣以为陵园。皇后陵一般在帝陵之东，故皇后陵陵园又称“东园”(5)。

　　第二、帝陵陵园墙垣和陵邑城墙不再相邻接，而是彼此有一段距离。如霸陵县与文帝陵相距十里(6)；阳陵邑、茂陵邑、平陵邑和杜陵邑也分别与其帝陵陵园墙垣相距少者一、二里，多者四、五里(7)。此时的陵邑与陵园已不再是什么大小城关系。

　　第三、帝陵的寝殿、便殿等建筑，已由长陵设置于陵园墙垣之内，而变成建于陵园墙垣之外。庙的位置，从阳陵开始，由过去筑于都城内或近郊，移筑于陵旁。

　　西汉帝陵的上述变化，是与都城布局的变化有关。

二、帝陵陵园与都城长安的关系

　　我们所以说西汉帝陵形制与都城布局变化有关，就是因为西汉帝陵陵园系模仿都城长安而筑。

　　帝陵陵墓封土，似皇帝的“正殿”(8)，即所谓“象生制度为殿屋”(9)。帝陵玄宫“设四通羡门”(10)，我们对汉太上皇陵和汉宣帝杜陵的钻探中，发现了其陵墓各有四条墓道，每条墓道正居每面中央(11)。帝陵陵墓四条墓道，犹如帝王为“开四聪，延直言之路，下不讳之诏，立敢扖之旗”而开辟的“四门”(12)。

　　帝陵封土四周的墙垣，犹如皇宫“宫墙”(13)。陵园墙垣四面中央各辟一门，此犹皇宫四门。关于汉宫设四门，《三辅黄图》载：“汉未央、长乐、甘泉宫，四面皆有公车。”“公车”即公车司马令，系卫尉属官(14)。公车司马令为司马门之门官(15)。不但皇宫有四门，就是丞相亦“府有四出门”(16)，但这并非“官寺常制”(17)。

　　西汉的帝陵与皇后陵位置，一般前者居西，后者居东。如景帝阳陵与孝景王皇后陵、昭帝平陵与孝昭上官皇后陵、宣帝杜陵与孝宣王皇后陵、元帝渭陵与孝元傅皇后陵，以及成帝延陵、哀帝义陵和平帝康陵与其后妃陵墓，情况都是这样。帝陵与皇后陵的这种关系与汉长安城中未央宫与长乐宫的关系相似。未央宫为皇宫，长乐宫为太后之宫(18)。从位置上看，未央宫居西，又称西宫；长乐宫居东，又称东宫(19)。由此可见，帝陵陵园象征未央宫，皇后陵陵园象征长乐宫。

　　西汉诸陵多有皇亲国戚、达官显贵陪葬，这些陪葬墓一般分布在陵区东部和北部。如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宣帝杜陵，其东部均有不少陪葬墓，它们以穿过帝陵陵园东门的东西线为中轴，南北分布，这颇似汉长安城未央宫前诸侯朝谒之仪(20)。另外，西汉帝陵的陵邑一般在陵东或陵北，这与分布在陵东或陵北的陪葬墓还有另一层意义。据文献记载，汉长安城居民贵宣平之地(21)，宣平门为汉长安城东面北数第一门，位于汉长安城东北部，陵邑和陪葬墓安排在帝陵东或东北部，当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至于分布在陵北的陪葬墓或陵邑，这还因汉代视未央宫北阙附近为“甲第”(22)，不少权贵，如霍光、夏侯婴、董贤等均被赐宅地于此(23)。故这些权贵们生前迁居于陵北或陵东的陵邑之中居住，死后在陵北或陵东安葬，这是他们京城生活的反映。

三、门阙、陵庙和寝、便殿

　　关于门阙问题。西汉帝陵四周绕以墙垣，四面中央各辟一门，此门称司马门。如《汉书·外戚传》载：“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服虔注曰：“陵上司马门之外。”又，《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载：“朕望长陵东门，见二臣（肖何、曹参）之垅，循其远节，每有感焉。”《东观汉记》注曰：“肖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道北百步。”《后汉书·显宗明帝纪》注引《东观汉记》又曰：“霍光墓在茂陵东司马道南四里。”司马道即司马门道省称。司马门道得名于司马门，可见陵园门称司马门。陵园门名与都城宫门名相同(24)。

　　西汉帝陵陵园司马门外有的有阙，有的没有阙。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阳陵、茂陵、平陵、渭陵、延陵和义陵的陵园门外有阙址；长陵、安陵、霸陵、杜陵和康陵的陵园门外没发现阙址。陵园门外有无阙可能与门的结构有关。我们对杜陵陵园的四个门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并发掘了北门和东门遗址，发现杜陵陵园的四个门外均无阙。其四门大小和形制基本相同。门址的门道与陵墓羡门门道在同一东西或南北线上。门址规模宏大。以东门址为例，门址宽84.24、进深20.57米。门址由门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组成。门道南北宽13.02米。门道中部有门槛槽，其两端与夯土台基的门墩相连。两边门墩又与左右塾的夯土台基相接。左右塾位于门道两边，二塾大小、形制相同。塾的夯土台基东西15.3、南北9.75米，每塾东西居中各有一隔墙，分其为大小相同的内外塾。隔墙一头与门墩相接，另一头与配廊的墙体相连。左右塾的内外塾又各有掖门(25)。陵园司马门与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围墙上所辟之门的形制、大小基本相近(26)。

　　《汉官旧仪》记载，门有阙，故无塾。反过来，似乎门有塾，故无阙。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中的门有塾，但无阙。未央宫和长乐宫的有阙之宫门未见有塾的记载。门前有无阙，看来与门有无塾有关。阙和塾的这种关系，可能因为其职能有相近之处。如，阙上饰“丹垩，其下皆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27)；而塾则“以饰门因取名”(28)，塾上亦绘有壁画(29)。又如，阙是为“人臣将至此，则思其所阙”而筑(30)；塾则为“臣下当见于君，先塾思其事”而建(31)。

　　由于阙和塾的功能相近，因此文献记载中，对于无阙有塾之门亦称门阙或阙。如宣帝杜陵陵园东司马门虽无阙，但有塾，而仍称之为“东阙”(32)。

　　通过对杜陵陵园门址的发掘，使我们对“塾”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塾，早在西周的宫殿建筑中已出现，如陕西周原的考古发掘中已发现。关于塾的概念，《尔雅》释宫室曰：“门侧之堂谓之塾。”但后代文献记载有所不同，《古今注》和《三辅黄图》均称“塾，门外之舍。”从杜陵陵园门址发掘情况来看，塾在门侧的记载是正确的。塾分左右，每塾又各分内外，《太平御览》卷一八五·居处部一三·塾条载：“魏武制度奏曰：三公列侯门施内外塾。”杜陵东门左右塾各分内外，内外塾之间互不连通，各有塾门。过去文献记载塾的作用为“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所应对之事”(33)，这只能说讲对了一半，也就是说，讲外塾功能可以这样，而内塾功能则不能作此解释。

　　西汉帝陵陵园有四门，从已钻探、试掘或发掘的宣帝杜陵陵园四个门址的形制和大小来看，基本相同，分不出主次。实际上陵园是有正门的，正门即东司马门，理由如下：

　　第一、从考古材料来看。我们对汉太上皇陵进行钻探，陵墓四面正中各有一条墓道，南、北和西三条墓道大小基本相同，长约31—34米，而东墓道长82米，显然陵墓的主墓道为东墓道(34)。汉陵一般是陵墓墓道与陵园司马门对直，陵墓的主墓道应与陵园的正门相对。因此，我们认为汉太上皇陵陵园的正门应为东门。太上皇的陵墓是以帝陵规格修筑，其基本制度应与西汉诸帝陵相近，因此可以说西汉帝陵陵园正门亦应为东门。

　　第二、从汉陵附近的重要建筑遗址和陪葬墓来看。以汉宣帝杜陵为例，其陵庙和寝、便殿等分布于杜陵东北和东南。以穿过杜陵东门的一条东西线为中轴线，陵区的主要礼制建筑南北对称分布(35)。这种情况不只是杜陵，阳陵、茂陵、平陵的陵庙和寝、便殿一类重要建筑，也大多分布于陵园东部。再从汉陵的陪葬墓来看，前已述及，它们大多分布在陵东，这犹似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居东向西的朝谒之仪。无疑，陵区的设计者把东门当做正门了。

　　第三、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帝陵陵园实际上是仿未央宫城所筑，所不同的是规模上“园陵小于朝廷”(36)。关于未央宫的正门，《汉书·五行志》载：“刘向以为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诸侯王奔丧亦“至未央宫东阙”(37)。可见未央宫是以东门为正门。有的文献记载：“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北阙，公车司马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38)。可以看出，关于这个问题，古人的说法是有矛盾的。唐人颜师古说“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北阙”，而西汉人刘向说未央宫“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颜师古说“公车司马在北焉”，有的文献则称未央宫“四面皆有公车”(39)。我们认为颜师古“北阙为正门”的上述两个论据是靠不住的、不全面的。未央宫的“朝诸侯之门”──东门，应为正门。帝陵陵园仿未央宫修筑，亦当以东门为正门。

　　第四、前已述及，西汉帝陵和皇后陵的陵园分别象征着皇宫的未央宫和太后之宫的长乐宫，亦即西宫和东宫。在陵区中，帝陵和皇后陵的位置，与汉长安城中未央宫和长乐宫的位置是一致的，一般帝陵在西，皇后陵在东。二陵之间应以西者向东，东者向西。也就是说，帝陵东门向着皇后陵，理应为正门。

　　西汉帝陵陵园正门问题的研究是我们探讨陵园布局重要环节。西汉帝陵陵园以东门为正门承袭了秦陵的特点，也反映了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形制。东汉的帝陵承继了这一特点，并且一直影响到魏晋南北朝的帝王陵墓布局。到了唐代，陵墓布局由过去的座西朝东改为座北朝南，陵园的正门也变东门为南门，因而陵园的整个布局也就相应地起了很大变化。

　　关于陵庙问题。《汉书·五行志》载：“古之庙皆在城中，孝文庙始出居外。”西汉初年，汉太上皇、高帝和惠帝的庙筑于汉长安城内。几座庙的具体位置，文献有记载。《三辅黄图》云：“太上皇庙，在长安西北长安故城中，香室街南，冯翊府北。《关辅记》曰：‘在酒池北’。”又载：“高祖庙，在长安西北故城中。”《雍录》卷八详载了其地望：“高庙在长安城中安门里。”《汉书·叔孙通传》晋灼注则谓：“《黄图》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有人认为汉长安城中有“城门街”，即引此为例(40)。其实晋灼注文中有佚字，原句应为：“高庙在长安城安门街东。”文献记载惠帝经常由未央宫经武库南，穿过安门大街去长乐宫。他想修筑一条空中复道，但是这一路线恰好压在由北向南穿行的高帝月游衣冠道之上(41)。高寝在北，高庙在南。因此高庙肯定在武库南，安门北。武库以南、安门以北，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的南北向大街只有“安门街”，没有什么“城门街”。高庙应在长乐宫西、安门街东、安门北、武库南。惠帝庙与高庙相邻，《三辅黄图》载：“惠帝庙，在高帝庙后。”《长安志》引《关中记》载：“惠帝庙在高庙之西。”《书道》卷三辑录有“西庙”文字瓦当，陈直先生认为系惠帝庙用瓦是有道理的。

　　文帝庙已不在汉长安城中(42)。它“在长安城南”(43)，即唐长安城休祥坊内(44)。《汉书·韦玄成传》载：“京师自高祖至宣帝，与太上皇考、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实际上太上皇、高祖和惠帝的庙已立于汉长安城内，文帝庙立于城郊，后来因园陵的寝、便殿建筑于陵园之内，为了方便陵事活动，又筑“原庙”于以上诸陵之旁。真正“居陵旁立庙”当始于景帝阳陵，终西汉一代这个制度沿袭下来，如武帝龙渊庙、昭帝徘徊庙、宣帝乐游庙和元帝庙等都在“陵旁”。武帝龙渊庙在茂陵之东、平陵之西(45)。昭帝徘徊庙应在平陵东南，延陵西南(46)，距延陵较近(47)。考古工作者发现，“在平陵东南十里，马泉公社肖家堡村北二道原的南边，有一汉代夯土建筑遗址。夯土范围南北60、东西56米，中心区为一高3米的高台”(48)，这可能即徘徊庙遗址。

　　《三辅黄图》载：“宣帝庙，号乐游，在杜陵西北。”宣帝庙名应与乐游苑或乐游里有关(49)。乐游苑的位置在曲江池南，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春临村北、曲江镇东南。有的文献记载“宣帝立庙曲池之北”(50)，这似不确。根据我们的调查，宣帝陵庙应在杜陵附近（东北部）的一块高地之上，现在基址尚存(51)。

　　传统说法，元帝庙名长寿(52)。这种说法不对。《汉书·元后传》载：“莽为安汉公时，又谄太后，奏尊元帝庙为高宗，太后晏驾后当以礼配食云。及莽改号太后为新室文母，绝之于汉，不令得体元帝。堕坏孝元庙，更为文母太后起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篡食堂，既成，名曰长寿宫。以太后在，故未谓之庙。莽以太后好出游观，乃车驾置酒长寿宫，请太后。既至，见孝元庙废徹涂地，太后扗，泣曰：‘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与何治而坏之！’”从上述记载可见，长寿庙乃孝元王皇后之庙，它是在“堕坏孝元庙”后，“更为文母太后”所建的庙。关于孝元庙位置，只要搞清长寿庙位置就基本清楚了，因为“置酒长寿宫”即可看到“废徹涂地”的孝元庙，想来二者相距很近。《汉书·王莽传》载：“莽妻死，諡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长寿园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亿年。”长寿园即孝元王皇后陵园。孝元王皇后合葬渭陵，长寿园当在渭陵附近。渭陵西北今传周康王陵乃孝元王皇后陵墓，长寿园即此，长寿宫（即长寿庙）亦当在此附近。有人认为渭陵北300米（孝元王皇后陵东北），有一片建筑遗址，即长寿宫所在地(53)。这种推断如果可靠的话，孝元庙当在此附近。

　　西汉自景帝开始，庙移陵旁，又称陵庙，这与原来都城之内或附近的宗庙作用有所不同。陵庙和寝、便殿是帝陵的一整套礼制建筑，它不同于以前宗庙之处在于，陵庙主要与陵事活动有关，即：每月要进行一次祭典活动，即所谓“月祭于殿”，这里的“殿”即“殿堂”，亦即陵庙。这个活动与每月由寝殿取出衣冠送往陵庙祭祀的活动是一致的。此外，每年要进行二十五次祭祀，即所谓“岁二十五祠。”一年四季每季还要有一次太牢祭典(54)。

　　西汉帝陵陵庙现在还仅限于调查和钻探，没有经过发掘，具体形制不清楚。但西汉的宗庙已经发掘过，如汉长安城南郊的王莽九庙。陵庙应仿照宗庙而建。王莽九庙中的每座庙，中心建筑为方形，边长55米(55)。宣帝杜陵东北的二号建筑遗址为一边长64米的方形夯土台基(56)，昭帝平陵东南肖家堡村的东西56、南北60米的汉代夯土台基，它们可能分别为杜陵和平陵的陵庙遗址(57)，其大小和基本形制与王莽的宗庙相近。不过就规模而言，陵庙只一座，王莽宗庙一组九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陵庙遗址中都出土了龙、凤纹空心砖，而在寝、便殿和陵园门阙遗址中却很少见到。这种砖大概为陵庙所专用。

　　关于寝殿问题。西汉帝陵的寝殿，文献记载中多处提及，由于它是陵上礼仪活动的经常性的、重要的场所，因而早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一些人还就寝殿位置、功能、形制等写过不少文章，说法很多，分歧不小。近年来我们对宣帝杜陵的寝殿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关于寝殿位置，杨宽先生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西汉陵园中的‘寝’即使不在陵墓的顶上，必然也在陵墓的边侧，在陵墓的四周围墙之内”(58)。这种看法大概根据“寝者，陵上正殿”之记载(59)，但此处“陵上”不可理解为陵墓的顶上。应为陵附近的高敞之地。我们对所有西汉帝陵的调查发现，它们的陵墓封土顶上（即“方上”）根本没有建筑遗迹（不包括封土本身）。至于说寝殿“在陵墓的四周围墙之内”，西汉初年长陵的寝殿位置可能这样，但自景帝阳陵开始，终西汉一代的诸帝陵情况则并非如此。如杜陵寝殿遗址，位于杜陵陵园围墙（即南墙）以南79米(60)；东汉帝陵的寝殿位置，基本沿袭着西汉中晚期的制度(61)。

　　关于寝殿的功能。文献记载：“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62)。可见似乎，秦汉帝陵改变了“古不墓祭”传统。“园寝”是为“墓祭”而筑的。园寝即园陵之寝殿。文献中的“日祭于寝”具体说明了寝殿中祭祀活动的时间。杨宽先生认为：“所谓‘日祭于寝’并不是在‘寝’中每天举行祭祀典礼，只是‘日上四食’而已，这与在宗庙中举行祭礼不同”(63)。说寝殿中的祭祀与宗庙中举行的祭礼不同，那是对的，否则成了不必要的重复。但不能因其不同而否定“日祭于寝”不是祭祀活动，“只是‘日上四食’而已。”须知，“日上四食”是“日祭于寝”的具体活动内容，怎么能否定“日上四食”属于祭祀呢？《汉书·冯奉世传》载：“竟宁中，（参）以王舅出补渭陵食官令”。食官令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好“日上四食”等活动，也就是“给陵上祭祀之事”(64)。既然“日上四食”等属于“陵上祭祀之事”，怎么能说“日祭于寝”不是举行祭祀典礼，只是“日上四食”呢？前已谈到“日上四食”系陵上祭祀之事，自然以“日上四食”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日祭于寝”就是在寝殿中举行祭祀之事。

　　上面谈到“日祭于寝”的“日上四食”活动是基于寝殿有“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的原因(65)，寝殿“若平生路寝”(66)，它那里的活动较陵庙频繁的多。我们认为它是汉陵礼制建筑中主要祭祀活动场所。杨宽先生说寝殿“只用于供奉日常生活、‘日上四食’”，断言那里不是“举行祭祀的地方”，这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寝殿不是举行祭祀的地方，那么哀帝义陵寝殿中存在柙里的神衣，出现在床上，于是寝令在寝殿以太牢祭祀(67)，这怎么能说寝殿不是举行祭祀的地方？我们认为寝殿的祭祀功能是秦汉时代帝陵礼仪制度的一个发展。

　　杨宽先生认为：“扩大寝殿，设置钟托而举行上陵朝拜祭祀之礼，是从东汉明帝开始的”(68)。而《后汉书·礼仪志》（上）载：“西都旧有上陵”，只是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乱，使得“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69)。这里讲东汉时对“西都旧有上陵”礼“不可尽得闻”，不是“不得闻”，关键是不能“尽”，基本情况还应该是知道的。实际上东汉的上陵礼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西汉中晚期的“西都旧有上陵”之礼。

　　西汉帝陵寝殿的形制，过去我们不知道，或知道的很少，文献记载亦甚简单。《尔雅·释宫》载：“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有的同志就以此设想庙和寝的格局(70)。寝殿建筑实际上要远比《尔雅·释宫》的记载和一些同志的设想复杂的多，它绝不是仅仅有个“室”就可以了。已发掘的杜陵第一号建筑遗址，即杜陵寝殿遗址，东西75、南北37.8米。遗址中部为夯土台基，东西51、南北29米。夯土台基周施檐廊，廊外置霤。殿址南北各三阶，东西门各分左右阶。寝殿有东西厢，故东西门形制宏大，远胜于南北门(71)。将杜陵寝殿遗址的形制与文献记载的东汉帝陵寝殿的建筑形制进行对照，不难看出，它们十分相近。就是寝殿在陵园的位置亦基本相同(72)。这也可看出，杨宽先生把西汉和东汉的陵寝制度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73)。

　　关于便殿问题。便殿与寝殿关系甚为密切，所谓“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何谓便殿？“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74)。这种建筑物的功能又是什么呢？第一、文献记载：“便殿为休息闲宴之处耳”(75)。第二、它还有藏储器物和衣物的作用，如《汉书·王莽传》载：“杜陵便殿乘舆虎文衣废臧在室匣中者出，自树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又如《后汉书·礼仪志》载：“容根车载容衣。司徒至便殿，并扙骑皆从容车至帐下。司徒跪曰‘请就幄’，导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于便殿。”第三、便殿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开展祭祀活动，如“时祭于便殿”、“便殿四岁祠”等(76)。我们发掘的杜陵第五号建筑遗址可能为杜陵便殿遗址(77)，其西邻杜陵第一号建筑遗址（即杜陵寝殿遗址），五号遗址可谓“寝侧之别殿”。从杜陵五号建筑遗址的结构来看，它包括有殿堂（规模小于寝殿），这大概是“时祭于便殿”和“便殿四岁祠”的场所；此外还有许多小房屋和大院落。成套小房屋的布局不尽相同，可以看出它们使用功能上的差异。有的房屋中还有窖穴，这大概是藏储陵事活动中所需各种食物的地方。有的成套小房屋及其小院落和廊道环绕的大院落可能为人们“休息闲宴之处”(78)。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汉帝陵形制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历史问题，无疑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认识西汉一代历史是有重要意义的。关于帝陵形制，过去只限于从礼仪制度方面去探讨，实际上它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缩影。

　　传统的看法认为：在中国古代帝陵形制发展史上，一直把秦汉归于同一阶段，有的甚至把先秦和西汉的陵寝制度放在一个阶段；于此同时，又把西汉和东汉分为两个阶段(79)。我们认为无论对前者或后者来说，这种划分方法都值得研究。其实汉景帝以后的西汉诸帝陵与秦和先秦帝王陵墓形制不同；至于汉景帝以后西汉诸帝陵和东汉帝陵的形制与西汉帝陵和先秦帝王陵墓形制比较，前者可视为一个大的发展阶段，而后者则应视为两个大的不同发展阶段。这可从本文所谈到的帝陵形制诸问题上看出来。

注　释

(1)　《水经注·渭水》。

(2)　陕西省秦俑考古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出版社。

(3)(33)(39)　《三辅黄图校证》。

(4)(7)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6期（1982年）。

(5)　《汉书·外戚传》载：孝宣王皇后“合葬杜陵，称东园。”又，《汉书·马宫传》曰：孝元傅皇后合葬渭陵，“称渭陵东园。”

(6)　《长安志》卷十。

(8)　《汉书·平帝纪》师古注曰：“殿中，谓圹中象正殿处。”

(9)　《汉书·平帝纪》如淳注。

(10)　《后汉书·礼仪志》（下）《汉旧仪》注引《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

(11)(25)(34)(60)(7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故城勘探和试掘报告》，待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2—1983年西汉宣帝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年10期。

(12)　《后汉书·郅恽传》、《后汉书·申屠刚传》和《汉书·梅福传》。

(13)　《汉书·平帝纪》如淳注曰：“陵上有宫殿，象生制度为殿屋。”

(14)　《汉书·百官公卿表》。

(15)　《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

(16)　《后汉书·百官志》应劭注：“丞相旧位在长安时，府有四出门。”

(17)　刘敦桢：《刘敦桢文集·大壮室笔记·两汉官署》。

(18)　《三辅黄图》汉宫、长乐宫条载：“高帝居此宫，后太后常居之，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宫。”

(19)　《汉书·五行志》载：“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东宫太子所居。”王先谦补注：“沈钦韩曰，此据汉法知之，窦婴传，田蚡云：程、李俱东西宫卫尉，时程不识为长乐卫尉，长乐太后所居，曰东宫；李广为未央卫尉，帝所居，曰西宫，则公宫为西宫，明矣。”关于东宫之载，又见《汉书》之《张汤传》、《元后传》、《外戚传》、《贡禹传》和《叙传》。

(20)　《汉书·五行志》载：“刘向以为（未央宫）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

(21)　《周书·庾信传》载：“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

(22)　《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北阙甲第，当道直启。”

(23)　《汉书·霍光传》、《汉书·董贤传》等。

(24)　《汉书·成帝纪》载：“永始四年夏四月癸未，长乐临华殿、未央宫东司马门皆灾。”又同(15)。

(26)(5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7期。

(27)(30)　《古今注》卷上。

(28)(31)　《白虎通》。

(29)　《后汉书·齐武王縯传》载：“王莽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昇像于塾，旦起射之。”从“旦起射之”来看，壁画只能绘于外塾之外壁。邮亭之塾尚且饰有壁画，帝陵陵园司马门之塾更会堂皇。

(32)　《汉书·五行志》载：“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

(35)(51)(56)(77)　资料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

(36)(42)　《汉书·五行志》。

(37)　《汉书·武五子传》。

(38)　《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

(40)　《三辅黄图校证》，陈直按：汉长安城中“有城门街，见《汉书·叔孙通传》，晋灼注引《三辅黄图》。”

(41)　《汉书·叔孙通传》。

(43)　《汉书·文帝纪》服虔注。

(44)　《长安志》载：唐城休祥坊内，“有汉顾成庙余址，庙北汉奉明园。”又《雍录》卷八载：“顾成庙在长安城南，又《方舆志》在金坞北大道南。”

(45)　《水经注·渭水》载：成国故渠“东迳汉武帝茂陵南，……又东迳茂陵县故城南，……又东迳龙泉北，今人谓之温泉，非也。渠北故阪北即龙渊庙。如淳曰，《三辅黄图》有龙渊宫，今长安城西有其庙处，盖宫之遗也。故渠又东迳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

(46)　《水经注·渭水》载：成国故渠“东迳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东南去长安七十里，又东迳平陵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昭帝置，王莽之广利也。故渠之南有窦氏泉，北有徘徊庙。又东迳汉大将军魏其侯窦婴冢南，又东迳成帝延陵南。

(47)　《汉书·张禹传》载：“禹年老，自治冢，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处地，又近延陵，奏请求之，上以赐禹，诏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阳侯根闻而争之：“此地当平陵寝庙衣冠所出游道，禹为师傅，不遵谦让，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坏旧亭，重非所宜’。”

(48)(57)　咸阳市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49)　《汉书·宣帝纪》载：“神爵三年春，起乐游苑。”又《长安志》引《关中记》载：“宣帝许后，葬长安县乐游里，立庙于曲江池北，名日乐游庙，因葬为名。”

(50)　《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天文要录》按《黄图》载：“宣帝立庙曲池之北，即今升平坊内基址也。”

(52)　《三辅黄图》载：“元帝庙，号长寿。”

(53)　李宏涛、王丕忠：《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54)(66)(77)(78)　《汉书·韦玄成传》。

(58)(63)(70)(73)(79)　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年1期。

(59)(74)　《汉书·韦玄成传》颜师古注。

(61)　《东汉会要·帝陵条》。

(62)　《东汉会要·园寝条》引蔡邕《独断》。

(64)　《汉书·冯奉世传》如淳注。

(65)　《前汉书·礼仪志》。

(67)　《汉书·平帝纪》。

(68)　杨宽：《先秦墓上建筑问题的再探讨》，《考古》，1982年7期。

(69)　《后汉书·礼仪志》（上）。

(72)　《后汉书·礼仪志》：上陵礼，“东都之仪，百官、四娃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书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锺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折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午文始、五行之午。”

(75)　《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

声明：本刊为学术类公益平台，旨在推广优质多样的学术作品，但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文章的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嫌侵权，烦请联系后台删除。欢迎您向我们推荐优秀作品，以提升本刊的品质，原创或转载皆可。投稿方式详见公众号底部”投稿事宜“菜单。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考古研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