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中国考古百年 | 史家抉隐,考古探真——明中都历史与考古研究历程
中国历史上名中都者有金中都、元中都、明中都。定名中都,一曰舆地之中,地利之便;一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政治意图,是依托地利形胜而实现对国家有效统治的方略。三都中,金中都以中原都城为蓝本,稽古创制,启一代新元,成为北京城都城规制之发端。金中都历60余载陷落,但城犹在,以“南城”之名终元之世与大都并存,及至洪武元年徐达攻克大都时尚存,延至明嘉靖朝筑北京外城后方逐渐消失。而大元中都、大明中都则命运多舛,皆以都城之名营建,却均未逃脱被罢废之命运,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但其规制、布局、建筑等却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其中,大明之中都更是中国古代都城演变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但自罢建后,随着都城地位的丧失,中都城日渐没落而最终消失在历史深处,直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重回人们的视线,其历史地位、历史价值才逐渐被挖掘和阐释。
一、“国初三都”
历代都城皆为一国之政权和皇权的象征,而作为都城之中枢更是国家的权力中心,故定都乃立国之根本,也是“绵国祚于万世”之基。而明王朝立都之议却旷日持久,立都之选游移不定,以致出现“国初三都”之格局,为中国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究其缘由,传统立都思想,政治、经济、自然之条件,统治者的观念等皆是立都之先决条件或制约因素。
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军攻占集庆(今南京),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在元朝江南行御史台旧址建立江南行中书省。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称吴王,立都建宫提上议程。文献载“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命有司营建庙社,立宫室”。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建国号为吴,称吴元年,同年九月新宫落成,称吴王新宫,虽规模小、规制也不完备,但为后来南京城的营建奠定了基础。次年(1368)朱元璋即帝位,正式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迁入新宫,但并未宣告应天府为都城。此主要是朱元璋“都中原”的执念由来已久,文献载:“当大军初渡大江之时,臣每听儒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既听斯言,怀之不忘。”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也遂其愿。
洪武元年(1368)三月,徐达攻下山东、河南,中原平定。文献载:“尝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亲至彼,仰观俯察,择地以居之。遂于当年夏四月率禁兵数万往视之,逆河上,足月,抵汴梁。”朱元璋亲幸汴梁后,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并下诏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为北京,意欲都开封。文献载:“诏曰:‘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国之规模固重,而兴王之根本不轻,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狩。’”可知朱元璋欲建南北二京而非恒定国都,立都仍处在犹豫不决中。
就在下诏立南北二京后,徐达攻克大都,形势又发生剧变,随之,朱元璋立都的想法也发生重大转变,“诏以临濠为中都”,并以“会议群臣”的方式讨论定都。文献载:“初,上诏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持,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群臣皆称善。至是,始命有司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这说明朱元璋此时立中都决心已定,虽问计于老臣,历陈诸国都之利,但均以国初民生之多艰否决;而又分析中都地理形胜之便,使众臣循其思路而无不附议,达到其立中都之愿。
从洪武二年(1369)诏建至八年(1375)“诏罢中都役作”,中都营建近6年,文献载罢建时,中都“功将完成”。而罢建后未久,即“诏改建大内宫殿”。至洪武十年(1377),“改作大内宫殿成……制度皆如旧,而稍加增益,规模益宏壮矣”。洪武十一年(1378),南京改为“京师”,正式定都。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卒,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帝位,改元永乐,永乐四年(1406)“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永乐十八年(1420)“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同年“以迁都北京诏天下”,自此北京一直为明清两代之京师。
朱元璋自称吴王始有立都之念,即帝位之初,欲都于汴梁,旋又都于凤阳,营建华丽中都城,终复都于金陵;朱棣营建北京宫殿,迁都北京,立都之议持续50余年,客观上形成国初三都。三都中,中都城是明初第一座以高标准高规格营建的都城,其三重环套、方正布局、宫城择中、中轴对称、巧用自然的格局完美地体现中国古代建都规制与思想。其宫城主体架构表现出与京师地位相称的完备的体系,而其宏大的规模、石构件的体量、精美华丽的石雕以及质量上乘的石材等等均反映出它的至高地位。而在改建南京宫城和兴建北京紫禁城时,除规制一脉相承外,又体现了一种“但求安固,不事华丽……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的建筑思想。因此,国初三都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规制最终模式形成的重要参照和实例。
二、中都沧桑
洪武八年(1375),中都罢建后,作为都城的中都城使命宣告完结,其命运也随之遽变。
有明一代,对中都城最大的“劫难”是新建和重建龙兴寺。《中都志》载:“大龙兴寺,在府治北,洪武间撤中都宫室名材建,规模宏壮。……正统五年(1440),寺毁于火。天顺三年(1459)……撤皇城内中书省等衙门房五百余间,依式重建。”这是对中都宫城及禁垣内建筑的大毁坏。天顺朝以后,修筑禁锢罪宗的“高墙”,“修垣凿池,岁岁兴工”,“门楼敌台,不减郡县城郭”。景泰五年(1454)修筑中都土城。至此及至明末,历经风雨剥蚀,久废失修,淮水侵袭,中都城日渐没落、破败。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攻占凤阳,毁皇陵、烧龙兴寺、官府等,中都城再遭劫难。
有清一代,康熙六年(1667),移凤阳县治于旧皇城(紫禁城)内,改称县城。乾隆二十年(1755),撤皇城外禁垣、中都城、钟楼台基等,取砖建凤阳府城。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焚烧龙兴寺、鼓楼等。咸丰十年(1860)地主武装毁殁府城屋宇。抗战期间,侵略者拆毁县中房屋。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凤阳府城拆除,1961年中都皇城(宫城)列为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十年浩劫”中,中都城再遭横祸。由于错误思想作祟,有组织扒拆城砖,砌井筑坝等触目惊心,甚至出现了“轰轰烈烈”拆卖城砖的“运动”。直至1972年这种大规模拆墙现象才被制止,但是“零敲碎打”式的破坏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延至1982年,中都城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中都城才迎来新生,科学、有序、有效的保护才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