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开仰韶文化研究的百年历程。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已被初步揭示，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涉及10个省区，延续时间最长达两千余年，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个发展阶段，在其广阔的分布区域内可 ...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开仰韶文化研究的百年历程。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已被初步揭示，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涉及10个省区，延续时间最长达两千余年，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个发展阶段，在其广阔的分布区域内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或称为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丛体或文化系统，内涵极其丰富。

同时仰韶文化是我国史前时期影响极为深远的主干性文化，是多元一体“重瓣花朵”式史前文化发展格局的“花心”。

10月15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在国家文物局举办，来自河南、陕西、山西等省的考古研究院（所）的研究员们介绍了本省仰韶文化考古发现情况，解读仰韶文化考古成果的价值与意义。

1921年前，安特生镜头中的仰韶村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现场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现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河南仰韶文化考古新发现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新进展》
仰韶考古大致可以分为三期。首先是第一阶段，20世纪20至40年代，仰韶文化开始发现，文化特征被初步认识和确立。1921-1924年，安特生及其团队在河南、陕西、青海、甘肃等地调查或发掘了50余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址。其中，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开仰韶文化研究的百年历程。1926年李济主持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人独立开展考古工作的序幕并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存。1931年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发现仰韶、龙山、小屯“三叠层”，首次从地层学上证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的先后顺序。1945年夏鼐发掘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确认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文化的分期和中国文化西来说。

参与仰韶村考古的袁复礼（1893-1987）

20世纪50至80年代，仰韶文化框架基本搭建，主要成就包括类型划分、分期、分区、社会发展阶段及多学科研究等。从50年代中期陕西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山西芮城西王村等遗址相继发掘。70、80年代，又发掘了陕西临潼姜寨、渭南史家、河南郑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岗、濮阳西水坡、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其中半坡遗址的发掘被学界认为是聚落考古的开端。1963年重新认识仰韶村遗存，仰韶文化所处历史阶段最终被确定。
1959年，安志敏、石兴邦提出仰韶文化应划分为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是考古学文化下划分类型之始。80年代仰韶文化研究在分期、分区和类型划分、谱系方面取得重要成果，认识到仰韶文化是分布面积约数十万平方里、延续达两千年、可分为多个阶段和多个类型的一个考古学文化。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研究、开始全方位复原历史和多学科研究更多开展的阶段。1991年，班村遗址的发掘，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中由多单位联合、多学科参加的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新模式，标志着考古学科向复原历史和社会研究的高度发生转变。同年，以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为代表
是大学团队中真正聚落考古意图明显、技术方法明确，清楚该怎么发掘一个聚落之始。新旧世纪之交，灵宝铸鼎塬周围聚落考古研究课题，在区域调查基础上于2000年开始西坡遗址发掘，取得了以发现仰韶中期由多座特大型房址组成的聚落核心区、墓地为代表的重要成果。
近年来，河南省在“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项目框架下，对灵宝城烟、北阳平、渑池仰韶村、宜阳苏羊、郑州双树、南阳黄山等重要仰韶文化进行了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1、灵宝城烟遗址
城烟遗址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川口乡城烟村南，现存面积3万余平方米。2019年和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发掘。共发现各时期房址40多座，墓葬80座，瓮棺130余座，陶窑30余座，灰坑900余座，灰沟10多条。出土遗物丰富，有陶器、石器、骨器等，主体遗存上属于仰韶文化早期东庄类型。此外，还发现石雕蚕茧形象、在瓮棺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的丝绸遗存等。
仰韶早期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数座带有墙基的地面式房址面积较大，最大者面积约153平方米，周围带有回廊，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带回廊建筑。在遗址中北部两条壕沟之间发现有两道平行的夯筑墙基，这种组合为同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应为最早的墙、壕并存的防御体系，可能为早期城址的雏形，对城市起源、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年代为仰韶文化初期即枣园阶段的城、壕防御体系，仰韶早期的回廊式建筑、制陶作坊、石雕蚕茧艺术品、可能丝绸遗存等，表明豫西晋西南地区在仰韶早期已有较高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

灵宝城烟遗址位置图

2、灵宝北阳平遗址
灵宝北阳平遗址是铸鼎原遗址群中面积最大的一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现存面积72万平方米。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对其进行发掘，在遗址北部发现仰韶文化时期大型房址3座。其中F2保存较好，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加工考究。其建筑形式为半地穴式，坐东北朝西南，方向207°。平面略呈弧角方形，东西长约14.4米，南北长约14米，含基坑建筑面积约185.4平方米。室内深约1.1米，南北长9.5-11.3米，东西长10.9-11.7米，面积约120.34平方米。由房基垫土、墙体、火塘、门道、柱洞、室内居住面等部分组成。该房址内保存大量种类丰富的炭化木构件，有室内中心柱、附壁柱、梁架等，有的类似榫卯结构，为仰韶文化建筑遗存所独有，对于史前房屋建筑屋架结构的复原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渑池仰韶村遗址  
2020年8月，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实施开展“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正式启动。考古发现遗迹较为丰富，有房址、壕沟、墓葬、灰坑葬、窖穴、灰坑、灰沟、道路、柱洞等；出土一大批文化遗物，有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制品等，所见遗存年代包含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以及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另外还发现有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建筑遗存。多学科学多技术研究亦有新发现，如在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人骨土样样品中检测到丝绸残留信息、在仰韶时期尖底瓶残留物中发现有谷物发酵酒和曲酒等。
第四次发掘极大丰富和加深了对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聚落布局、聚落形态发展演变等方面的认识，对探索豫西地区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建筑遗存为该遗址首次发现，为研究仰韶村及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类别、形制、建造技术等提供新材料。仰韶文化大型人工壕沟的发现，反映出仰韶村遗址防御设施完备、聚落发展繁盛。同时发掘中收集的各类样品和标本，为多学科多技术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材料，将填补仰韶村遗址多学科研究空白。

彩绘陶器，仰韶村遗址首次发现

宜阳苏羊遗址
2016年10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伊、洛河流域史前文化调查，发现苏羊遗址面积较大，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面积约60多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最厚达5米左右，以新石器时代堆积为主，包含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
为深入了解苏羊遗址的文化内涵、文化堆积、年代以及聚落内壕沟内外遗迹分布情况，并为以后遗址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2021年6月开始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有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灰坑、房址等，出土了一批带有屈家岭文化的陶器，有罐形鼎、盆形鼎、圈足豆等，对建立河洛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序列，以及探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巩义双槐树遗址
2013-2020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双槐树遗址本体及其相邻区域进行系列文物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工作，确认双槐树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面积巨大、遗存丰富的核心聚落。
遗址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3重大型环壕、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公共墓地、大型院落夯土基址、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夯土祭坛等，另有数量众多的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文化彩陶等文化遗物，特别重要的是出土了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等。双槐树遗址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期七段。
大型中心居址和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高等级性和源头性。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了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大型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经过数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可以确定这里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有关专家命名其为“河洛古国”。
南阳黄山遗址
黄山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 2018年5月至2021年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与玉石器制作有关的仰韶文化早期墓葬3座、房址1座，仰韶文化晚期大型“前坊后居木骨泥墙式”玉石器作坊建筑4座、工棚式建筑2座、窖穴类灰坑7座，屈家岭文化大型柱列式房址1座、中小型玉石器作坊址与居址13座、活动面多处、灰坑84座、保存较好的大小墓葬105座、祭祀坑2座、瓮棺葬89座，石家河文化早期与玉石器生产有关的灰坑3座。出土了数量丰富的制玉石工具、玉石料残次品、陶器、骨器等遗物，说明黄山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型玉器石器生产“基地”性质的大遗址，仰韶早期和石家河早期也制造玉石器。
黄山遗址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作坊遗存的空白，在南北文化交流碰撞的关键地区、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关键时间为研究中华文明形成提供了关键材料，具有重大的文物和社会价值。
仰韶文化考古发掘已有百年历程，而仰韶文化研究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各地各时期的仰韶文化，曾生发出许多熠熠闪烁的文明因素光芒，有的正在壮大转化，而有的甚至已经升华成为初步文明，一起构成耀眼的仰韶文化的丰富内涵。其中豫晋陕交界地带仰韶中期社会复杂化明显呈现，双槐树等遗址的材料则表明仰韶中晚期已经初步进入了文明社会。仰韶文化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有学者指出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仰韶文化是黄河文化早期重要代表，对其文明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是今后仰韶文化发掘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具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探寻华夏民族起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马明志：《仰韶源地、肇造华夏——陕西仰韶文化与历史地位》
今天我的汇报内容主要包括5个部分，包括地理背景和工作历程、文化内涵与分期、文明要素起源、彩陶的鼎盛及传播、第一次文化整合的历史地位等。
第二次文物普查，陕西有新石器时代遗址2242处，其中仰韶文化占据过半。第三次文物普查，陕西新石器遗址数目达到6677处，仰韶文化遗址超过2000处。其中，榆林市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446处，工作最细致，发现遗址最多，可见各地区工作的不平衡性非常突出。2016年以来，在国家国家文物局“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项目带动下，我们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建模推演，其结果是，榆林市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达到12000——15000处左右，陕西省新石器时代遗址总数大约有25000——30000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达6000——10000座。可见，陕西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巨大。

参与仰韶村考古的安特生在河南

主要工作与主要发现：
1923年春，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为探寻他所设想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线索，在前往甘青地区考察途中对西安东郊十里铺的一处遗址进行了调查，并认定该遗址属于仰韶文化。这是陕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首次被认定文化性质和年代。
此后，陆续开展了渭水流域和汉水流域仰韶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主要包括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扶风案板、陇县原子头、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蓝田新街、西安鱼化寨、汉中李家村、何家湾、龙岗寺，带动了仰韶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聚落考古的新进展，也使得陕西在中国考古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半坡遗址发现于1953年春季，1954—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先生主持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发掘位置属于遗址的北部，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房屋遗迹40多座，墓葬200多座，还有大量陶窑、窖穴等遗迹。出土遗物上万件，主体遗存的文化性质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距今约7000—6000年。半坡是中国境内首次采用聚落考古的先进理念大规模揭露的古代聚落遗址，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树立了聚落考古的标杆，在世界考古领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58年，国家在半坡遗址上建起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半坡遗址发掘场景

姜寨遗址是中国第一次全面揭露聚落遗址，成为仰韶文化分期、仰韶文化聚落与社会研究等重大课题研究的典范。泉护村的发掘则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期建立了可靠的标杆。李家村、何家湾和龙岗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展示了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前仰韶——仰韶文化分布和演变的重要信息，表明仰韶文化翻越秦岭拓展至江汉地区的空间格局，并为研究仰韶文化在长江流域的传播提供了路径支持。同时，汉水上游仰韶文化流行制造和使用绿松石器、玉器的特点，暗示江汉地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