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受雇于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 Andersson）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考古发现揭开了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序幕。自此之后，安特生的学术研究重心也逐渐从地质学转移到了考古学，他对中国考古资料的介绍及系列研究是国外考古学家了解中国史前文化面貌的重要窗口。

出于保存和研究安特生从中国获取地质标本和出土文物的需要，在瑞典皇储古斯塔夫六世（Gustaf VI Adolf）和瑞典中国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瑞典政府于1926年在斯德哥尔摩筹备建立远东古物博物馆（即东亚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由安特生出任首任馆长，后于1929年首次向社会大众开放。因文物研究的特殊性，之前作为安特生发表中国境内地质调查成果的主要平台《中国古生物志》（Palaeontologia Sinica）已不再适合用来集中发表考古学研究成果。依托于新成立的东亚博物馆，以安特生为首的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便决定发行《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缩写为BMFEA，以下简称《馆刊》）。《馆刊》创刊号发行于1929年，由安特生担任创刊主编，用于纪念瑞典中国委员会成立十周年。此后，该刊保持每年一期的发行频率，至今已发行82期。创刊初期，该刊曾集中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汉学研究文章。作者除安特生外，还不乏诸如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伯希和（Paul Pelliot）、喜龙仁（Osvald Sirén）、贝格曼（Folke Bergman）、马悦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等西方汉学界重量级学者。《馆刊》因此名声大噪，迅速成为世界范围内东亚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为纪念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百年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馆刊》主编伊娃·米尔达研究员（Eva Myrdal）特邀牛津大学安可（Anke Hein）教授共同主编于2021年10月中旬发行的第82期。该期主要收录了来自中、瑞、英、美等国学者的十篇文章，研究的时空范围则主要集中在安特生生前着力最多的史前甘青地区。按研究内容可分为学术史回顾与反思、田野考古新进展、综合性研究、博物馆藏品研究和文化遗产等多个主题。

作为地质学家出身的安特生为何会倾其后半生专注于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并成为一代大家可能是安特生学术生涯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佳话。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扬·鲁姆嘉德通过对安特生在中国最初10年（1914-1924）研究历程的回顾，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答上述疑问。以往认为，安特生在史前考古领域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是意外收获，或是地质调查过程中的副产品。通过梳理安特生最初十年的研究史，作者发现安特生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中所秉持的理念与当时瑞典及国际地球物理学界着重跨学科研究的宗旨和学术训练是密不可分的。从重建自然史的学术关怀出发，安特生从地质学向考古学的转型便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对于安特生在中国从事考古发掘为何会导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轫，河南省文物局的陈彦堂研究员则从内在逻辑和外来驱动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中国传统社会“慎终追远”和“尊古好古”两个看似矛盾观念的辩证关系是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内在逻辑，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和科学观念的引入则是中国考古学产生的外来驱动力。在此宏观背景下，处于历史节点上的安特生及其一系列学术活动自然促成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安特生早年在甘青地区采集和发掘的陶器是远东古物博物馆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年来，基于这批藏品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其中不少是安特生本人及其研究助理完成的，但基本都限于对纹饰和器型的传统类型学研究。着重于1940-1990年馆藏甘青史前陶器研究史，安可等学者梳理了半个世纪里陶器研究的得失，并指出了未来一些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同时，该团队还借助科学手段对馆藏陶器进行制作技术、产源和残余物分析，并将分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馈到新近开展的田野工作中去，充分发挥了博物馆旧藏的研究价值。通过对出土的马家窑时期夹砂-细泥复合陶器的专题研究，安可团队注意到了这种特殊制陶工艺背后可能反映的文化意涵，为今后此类特殊陶器的深入研究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在对博物馆旧藏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还引发了对近年来甘青和川西地区彩陶产源研究的反思。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宦立旻通过研究史的梳理，结合目前已有的化学成分数据，指出川西彩陶源自甘青黄土高原的假说尚有待更多考古资料的验证。

众所周知，安特生在甘青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也是中国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的开端。他基于采集和出土彩陶类型学研究所提出的“史前文化六期说”奠定了该区域史前考古的时空框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甘青地区的田野考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追寻着安特生当年在甘青地区考古调查的脚步，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考古学者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的“洮河流域考古项目”重新将研究目光聚焦在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洮河流域。通过对一些典型遗址的重新发掘，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支持下，得出了诸多不同以往的新认识。结合田野考古发掘成果，哈佛研究团队对中国文物普查对遗址年代定性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登记信息对于确定遗址具体位置和年代属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对于一些更深层次问题的探讨则仍需更系统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予以支持。除齐家坪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对于洮河流域马家窑文化命名遗址——临洮马家窑遗址进行了多年连续的考古发掘。大量出土单位明确的马家窑时期遗迹和彩陶等遗物在本期的田野简报中予以首次披露，为检验安特生基于早年采集品的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同时也提出了更多新的研究和思考方向，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安可团队对安特生馆藏陶器的研究。另外，基于过去近二十年河西走廊地区考古资料的积累，通过对典型遗址的个案分析，以皇娘娘台遗址为代表的齐家文化遗存首次从社会经济的视角予以综合性审视。借用门户社群的概念，齐家文化社群在甘青地区史前文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得到了强调。对典型考古遗址的再发掘和回访也激发了本位和客位视角下对文化遗产归属问题的探讨。通过对齐家坪及附近村落现代社群的民族志调查以及考古发掘者自身的工作经历，齐家坪考古遗产的形成和归属问题引发了田野考古工作者们对自身考古经历及其对文化遗产进行重构的反思。

诚如《馆刊》主编米尔达研究员在82期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百年的历史值得我们庆祝，更值得我们由此展望未来… 本辑涉及的内容虽不能完全反映中国考古学的完整面貌，…但对于一些考古学界的前沿问题，馆藏文物或许仍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解答”。虽然安特生早年的一些研究囿于资料限制不免有些瑕疵，但他留给我们后学的学术和思想遗产仍将会随着学术的进步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中国考古学也必将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为谱写中国史前史和世界史做出自身独特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刘潞欣

复审 | 郭晓蓉

终审 |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