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1月6日晚上八点，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崔天兴博士应邀在线上为“考古百年中原行”系列公众讲座做第七场报告，题为《精工细雕——镌刻在玉石里的早期中国》。　　本场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玉器研究简史；精准生产工艺和工具的发现；玉器作坊的考古发现；玉器的礼仪化进程：从美石到礼玉。　　崔天兴博士首先从文献和现代研究进展两个角度介 ...

　　11月6日晚上八点，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崔天兴博士应邀在线上为“考古百年中原行”系列公众讲座做第七场报告，题为《精工细雕——镌刻在玉石里的早期中国》。

　　本场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玉器研究简史；精准生产工艺和工具的发现；玉器作坊的考古发现；玉器的礼仪化进程：从美石到礼玉。

　　崔天兴博士首先从文献和现代研究进展两个角度介绍了玉器工艺研究简史。《诗经·小雅·鹤鸣》记载“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文献所见最早关于玉器加工的记载。此后春秋时期《考工记》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作为我国古代一部科技百科全书，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对玉料产地及琢玉方法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并附录了4张采玉和3张琢玉图,是我国古代琢玉工具和设备的最早样式。清人李澄渊于1891年作《玉作图说》,共绘13图,介绍了琢玉工艺的过程和主要制玉工具。

　　现代考古学学者对玉器工艺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且逐渐集中于对加工工序、工具以及玉器表面加工遗留痕迹的关注。周晓陆、张敏通过对磨盘墩遗址出土三件玉器边角料分析研究，认为解玉工序使用的方法是“皮带弓裁割”。汪遵国先生针对张陵山玉蝉弧形“琢痕”和寺墩玉璧上的“同心圆弧形琢痕”认为良渚时期已有直径大小不一的轮锯，提出“除了玉工熟练技术外，还应有固定的琢玉装置，估计已经出现了如同本世纪上半叶还在使用的水作凳一类的碾玉机”。这是较早提出史前时期存在砣切割技术的观点。牟永抗先生则首次从物理学、几何学原理对良渚时期有无砣具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指出砣具切割只会留下一串等径圆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讲的“同心圆”；他认为良渚文化存在硬性片状物切割和柔性线状物切割。此外他还提出良渚时期大量使用的“两面对钻为特征的管状钻，它和线切割综合组成“锼”法，是运用于镂空玉件和透雕纹饰的主要技法。聂新民先生认为玉器加工可能受到了轮制陶器工艺的影响，提出“琢磨玉器时可能采用了圆盘旋转技术”。黄宣佩先生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良渚文化出现了砣具。邓聪先生提出世界最早的砂绳切割技术是兴隆洼文化的线切割技术，总结中国玉器切割技术三部曲分别是片切割、 线切割和砣切割。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玉器精准生产工艺及相关工具。玉器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要经过设计、开料（线切割或片切割）、雕琢、抛光、钻孔、锼镂等工序，不同的原料和不同的器形要使用不同工具。

　　线切割是史前玉器加工使用比较普遍的开料方法，以柔性线状物从被加工玉（坯）料的顶端，沿左右两侧向下（内）侧来回往返拉动，带动湿砂对玉（坯）料裁切。有关学者通过痕迹观察和实验考古方法，对线切割工具进行了考察。钱宪和先生认为线切割难度较大，黄建秋先生认为羊肠、竹丝都不是好的解玉工具，马尾则不能作为解玉工具，但皮条锯是良好的线锯。

　　雕琢包括雕刻和琢磨两道工序。平面雕刻分为阳线刻与阴线刻两种：阳线刻是在玉器表面磨出凸起的线纹，是用减地起线的办法把起阳线以外的地子磨减下去，凸显出阳线；阴线刻则是在玉器表面刻划出各种凹下的线纹。学者对刻纹工具和刻纹方法尚有多种不同看法。张明华认为良渚玉器上的纹饰是由鲨鱼牙齿雕刻的；林巳奈夫认为认为鲨鱼牙齿和石英等矿物是不适合用来雕刻玉器的，钻石则是良渚文化纹饰雕刻的工具；钱宪和认为古玉纹饰的雕琢是由不同形式的砣子及管钻所琢磨出来的；张祖方认为玉器的主要刻纹工具应是燧石、玛瑙等硬度较高的打制石器。

　　琢磨即指磨平玉器表面痕迹和孔的内壁。史前玉器主要是用含细砂的砺石加水来回打磨玉器。琢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玉器在砺石上加水来回磨，便留下平行交错的微痕；二是砺石在玉器上来回磨，留下直而深的锉痕。孔的内壁往往用圆棒状或截面呈半圆形的棒状砺石在孔内打磨。打磨的目的一般是使器体表面光滑平整去除凸起及加工痕迹。

　　钻孔是玉器制作中最常见的一种技术，有空心管钻和实心钻等方法。实心钻是史前较早出现并普遍运用的一种穿孔工具。钻具带动石英砂来完成钻孔，用实心钻加工成的孔呈上大下小的喇叭状。实心钻法有双面钻、单面钻、斜对钻（牛鼻穿）等几种方式。早期的镂空纹饰也是要先钻孔，再用线切割完成镂空。钻孔工具有石钻、竹木质等几种。空心管钻是用竹管、骨管或其他中间有空洞的管状物，加水加砂对玉料进行钻孔的一种方法。所钻的孔剖面一般为圆柱形或近似于圆柱形。

　　讲座的第三部分，崔天兴博士着重介绍了浙江桐庐县方家洲遗址、浙江塘山遗址、江苏句容丁沙地遗址、石家河遗址群内的罗家柏岭遗址等与史前玉器加工制造有关的重要考古发现。

　　方家洲遗址位于浙江省桐庐县瑶琳镇潘联村，距今约5600~6000年，是长江流域发现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大型专业性玉石器制造场遗址。该遗址出土了大量与玉石生产作业有关的遗物和相关遗迹，展现了玦、管、璜的完整制造操作链。出土遗物主要与玉石器制造相关，如人工搬运的砾石和原料、半成品和残件、磨石和砺石、石砧和石锤、研磨器、海量废弃石片等物件。玉器均为石英岩材质，种类有玦、管、璜、片坠等，以玦和管为主。工具类主要是石砧和磨石。

　　塘山遗址是一处良渚文化晚期制玉作坊，出土大量石质制玉工具和玉料、残玉器，发现与制玉有关的石砌遗迹3处。出土的标本中以石质制玉工具为主，达 400余件。玉质遗物100余件，其中半数以上为大小、 形状不同的玉料，均留有切割痕迹。工艺以片状切割为大宗，少量为线切割，不少玉料的一面可见原生的玉皮。相当部分残件可辨器形，有琮、璧、钺、镯、锥形器、管珠和 管钻的内芯，无完整玉器。

　　丁沙地遗址为一处新石器时代玉器作坊遗存，共发现各类玉器、玉料78件。其中8件玉器皆为未完成的四方锥形饰半成品，玉料包括表面无加工痕迹的玉璞和玉器初步加工时裁割下的残剩料。残剩料上可见到玉器加工的各种痕迹：有管钻痕迹的钻芯、片切割痕迹玉料、线切割痕迹玉料及部分平面磨制痕迹的玉料等。该遗址还出土了玉器加工工具，主要是阴线雕刻工具、片切割工具和打磨砺石工具。地层中还出土了较多无人工加工痕迹的块状砂岩，可能是“解玉沙”的原材料。

　　石家河遗址群内的罗家柏岭遗址发现一处玉石作坊建筑，建筑内出土锥体棒形石料及石器半成品500多件，玉器40余件、石器70余件，还有玉石料等。在罗家柏岭遗址南方不远的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中出土了大量玉器。两处遗址位置相近且出土的玉器玉质玉色和工艺特点相同，应都是出自罗家柏岭遗址的玉石作坊。

　　第四部分根据考古发现介绍了玉器的礼仪化进程。兴隆洼文化玉器是中国最早的成熟玉器，主要见于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和兴隆沟遗址、林西白音长汗遗址等。器型种类较少，器型比较简单，主要有块、匕形器、管、环、斧、凿、蚕蛹等。

　　红山文化一到三期玉器发现较少，第四期（距今5500至5000年）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繁荣时期。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地点主要有喀左东山嘴、阜新胡头沟、建平与凌源交界处的牛河梁、田家沟等遗址。出土玉器总数有300多件，有勾云形佩、筒形器、“C”形和玦形猪龙、璧、连璧、镯、鸟、龟、蝉、玉人、玉鹰等20多个种类。

　　玉器是红山文化先民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已经表现出“唯玉为葬”的现象，即墓中的随葬品主要是玉器，极少或基本不随葬陶器和石器。随葬玉器种类和数量的多寡能够直接反映出墓葬级差异，由此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备的玉礼制。在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中，玉器也都先后出现了礼制化特征，礼制化的进程在考古材料中也能够清晰地观察到。比较典型的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陶寺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

　　在结语部分，崔天兴博士总结了三个知识点。一是玉不琢不成器：从玉器的制作来看，精准工艺造就了玉器的产生，不同的原料和不同的器形要求导致了不同工具的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玉器与石器的制作方法并未脱离，尤其是史前玉器一些打制成坯的工艺就是直接运用石器制作方法。兴隆洼文化的玉器使用了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至新石器晚期，琢玉技术成熟，砣具的使用是一次制玉技术的变革，对玉器的雕琢更为精细，有效提高加工速率。二是藏礼于器，文（纹）以载道：从功能来看，玉器早期被用做装饰品，体现了其美玉性质。随后逐渐被赋予了礼器特性，作为礼器服务于宗教祭祀（红山玉龙、良渚文化冠状饰、玉琮神徽）、彰显政治威仪（玉钺、牙璋等彰显政治和军事权力）、昭示社会等级（不同种类、不同数量、不同组合的玉礼器代表着使用者不同的社会等级）等。但值得注意的是，玉器从美石到礼玉，制作工艺越发复杂和精细，选料也越来越好。三是玉器加工作坊的考古发现反映了玉器生产专业化、等级化。

　　（图文转自：“河南考古”公众号）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