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知灼见历久弥新——苏秉琦先生“Y”字形文化带的新观察-专家观点 -

专家观点

真知灼见历久弥新——苏秉琦先生“Y”字形文化带的新观察

摘要: 编者按苏秉琦，中国现代考古学家，1909年10月4日出生于河北高阳。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曾主持河南、陕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重要遗址的发掘。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 ...

编者按

苏秉琦，中国现代考古学家，1909年10月4日出生于河北高阳。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曾主持河南、陕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重要遗址的发掘。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苏秉琦先生与山西考古渊源已久，除多次到访山西之外，先生于1985年在山西侯马参加“晋文化研究座谈会”期间，曾作赋一首《晋文化颂》：“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罄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点睛山西在华夏五千年文明演进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我后辈山西考古人指明研究方向。因此，在苏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田建文和辽宁大学张星德两位特撰文谨以纪念。

　　1985年中秋过后苏秉琦先生特别忙，这是他关于中华文明学术思想重要的发布和交流时期。10月12日在辽宁兴城部署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11月7日在山西侯马做了《晋文化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这是载入中国考古学史册的两件大事情。第二年即1986年7月苏先生在《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之“辽西考古新发现的意义何在？”总结道：

“把上述空间(燕山南北)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即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和以晋南、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两大古文化区系连接起来，进行横向研究，从宏观角度就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地区性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作用及其后果等方面，考察和衡量辽西考古新发现的意义。在此范围内(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系)近十来年内许多重要发现几乎是和辽西这一新发现同步展开的。其中有些重点工作(如冀西北张家口蔚县西合营、晋中太谷白燕两地1979～1982年间的发掘)是特为追踪两者的中间环节而进行的，到1985年初告一段落、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点，又以晋文化考古为题，阐述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的文化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我们还能从这一地带古文化发展中一系列连贯的‘裂变－聚变－裂变’中认识到中国文化发展的辩证法。为了扼要地向参加‘晋文化研究会’的朋友们介绍这个总概念，当时画过一张示意图，用“Y”字形示意图标明几处重要地点。还诌了四句七言诗……”这首诗他自己题为“晋文化颂”[1]。2009年9月苏恺之先生《苏秉琦文集》（三）时，增加了插图四（图一）。他的“Y”字形文化带，这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直到今天仍然指导着中华古代文明的探索之路。

同一个问题，苏先生在《晋文化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阐述说[2]：“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是两种小口尖底瓶(壶罐口、双唇口)、两种花卉图案彩陶(玫瑰花、菊花)、两种动物图案彩(鱼、鸟)，共两类六种。其中生命力最强的是双唇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的彩陶。”而仰韶文化“玫瑰花的完整图案是包括花、蕾、叶俱全的‘一枝花’。向东去，洛阳郑州间仰韶文化中的玫瑰花是‘一朵花’，而不是‘一枝花’；向东北方向，经过山西省境，到达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蔚县西合营一带（属仰韶文化传布范围）的玫瑰花则是‘一枝花’。”熟悉苏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具有先知先觉的预见能力，但细节上就要靠考古材料的增加和考古工作者的认知了。

三十四年过去，考古材料大规模增加，苏先生的“Y”字形文化带，除了玫瑰花图案“一枝花”、双唇口尖底瓶外，与双唇口尖底瓶往往共出的葫芦口（壶罐口）平底瓶及五边形房子也是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通过山西全境，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的重要标志性遗存。我们分别阐述如下。

一

先说玫瑰花图案的“一枝花”。早在1965年苏先生就指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植物花纹”，序列完整的有两种[3]：“第一种，类似由蔷薇科的复瓦状花冠、蓄、叶、茎蔓結合成图；第二种，类似由菊科的合瓣花冠构成的盘状花序。自然，它們是一种高度概括的工艺美术图案，不能同写生画相比。前者构图比后者变化大，传布也较广，差不多到达所有仰韶文化直接影响所及的地方。”

如果理解不错的话，一枝花是蔷薇科花卉，苏先生原文图七“庙底沟类型彩陶植物图案型式序列”采用的标本都来自泉护村[4]，我们选取“蔷薇科图案”前四式，采用1997年发掘泉护村的“庙底沟文化二期遗存”的97H71①[5]，及山西夏县西阴村G1[6]、汾阳段家庄H3[7]、方山峪口采集彩陶盆[8]，和河北蔚县三关出土彩陶盆[9]，及三关F1、F2、F5出土的彩陶盆的彩陶[10]，组成这样一张从西南（中原）到东北的传播图（图二），除了这五个地点都是西阴文化早、中期外，就不再说多余的话了。

山西南部地区是西阴文化的起源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山西的考古工作者已经建立起翼城枣园早、中、晚期→北橄一、二、三、四期→夏县西阴村的完整文化序列[11]，时间上相当于陕西渭水流域的宝鸡北首岭文化→半坡文化→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山西南部地区还没有发现大遗址特别是能与陕西白水下河、河南灵宝西坡比肩的大房子，和一些高等级的陶器。

二

双唇口尖底瓶和葫芦口平底瓶往往在同一单位（灰坑、房子、窑址）共出，如1997年发掘的华县泉护村原报告所分的“庙底沟文化一期遗存”的H4、H38、H68、H95、H108，和“二期遗存”中的H62、H67、H71、H82、H87、H105、H107、H131②、H164、H01、H2，及“三期遗存”中的H9、H20、H134等，枣园文化双唇小口壶的演进而成双唇口尖底瓶[12]，不管葫芦口平底瓶的来源如何，与双唇口尖底瓶构成西阴文化的两种典型水器。

我们选取泉护村1997年发掘的H87:60、西阴村H39:32尖底瓶，和西阴村Y1:4葫芦口平底瓶，泉护村H71:16葫芦口平底瓶、H71:6、10尖底瓶及H71:3、33两件彩陶盆，与蔚县三关F3的全部发表陶器相比较（图三），就可以看出除泉护村H87:60尖底瓶稍胖外，其余陶器十分接近，双唇口尖底瓶和葫芦口平底瓶同样存在着从西南（中原）到东北的传播路线。

三

古代单间房子不外乎方形（含长方形）和圆形两种，这两种又可分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两类。

经过大规模发掘的陕西西安半坡13、21、37号就是方形半地穴式[13]，面积分别约为10、36、20平方米；1、38、41号则是长方形半地穴式，其中1号面积达160平方米；平地起建有24、25号。本文仅讨论方形半地穴式，从发表的平面图来看37号四圆角，北、东、西壁略向外弧，南壁为直线中部开门道；21号四圆角，北、东、西壁为直线，南壁略向,内弧中部开门道；13号西北、西南为圆角，东北、西南为直角，四壁均为直线，南壁中部开门道，圆筒状灶位于门道内侧不远处等等，从中可见还没有形成一定规制。较晚的半坡文化临潼姜寨第二期也就是史家期F84[14]，原报告登记的是南北长6.9、东西宽7.2米，面积50平方米，从图上可知圆形四角，南北两壁外弧，北壁窄于南壁，南壁中部开门道，墓道北部不远有瓢形灶（图四），依然没有形成一定规制。

西阴文化早期房子发现不多。山西翼城北橄遗址F2原报告分为第二期[15]，定其年代为半坡文化史家期，北橄一至四期一脉相承、不可分割均属西阴文化，那么北橄F2属西阴文化最早的房子之一，门道开在外弧的东壁正中（图四）。接下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表房子缺少遗物无法分期[16]，F301门道开的南壁仍旧保持着外弧的时代特征，庙底沟F302至少南壁两壁外弧，东西两壁由于被晚期灰坑破坏掉不得而知，但已初具五边形房子的形态了。而泉护村F201为半地穴式(图二)，方向189°，原报告归为泉护一期文化（即西阴文化）Ⅰ段，我们同意视其为五边形房子的意见[17]，居住面东西宽15米，南北残长4米，其复原面积约为225平方米。南壁被门道分割为东、西两段，各与东、西壁形成约100°钝角，这是首次发现的五边形房子。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图五），F102、F104[18]、F106[19]，正中开门道的某壁一律外弧（图五），F106有这样一段介绍：“半地穴部分大致呈四边形，南壁长约15.7、东壁长约14、西壁长约14.3，东、西壁与南壁垂直，北壁外弧，被门道分割为东、西两段，长度分别为8.5和8.8米，各与东、西壁形成约108度钝角，居住面积约240平方米。”北壁外弧“被门道分割为东、西两段”，正是五边形房子的产生背景。

西坡F107[20]，原报告就正式提出“其半地穴坑体呈五边形”，但F107是利用F108的半地穴改建而成的，拆旧房盖新室，“只是挖掉了F108的半地穴墙体、修整了其半地穴坑壁的边缘、改变了其朝向、新挖了门道”，所以F108应该更早。五边形的F108，门道朝向南偏西，方向为198o。门道正对的北坑壁长约13米，方向大体与门道垂直；东壁长约11.5米，与北壁夹角约97度；西壁长约11.6米，与北壁夹角约102度；门道东侧的南壁长约7.2米，与东壁夹角约106度；门道西侧的南壁长约7.6米，与西壁夹角约98o。依此，亦可将F102、F106归为五边形房子。

F102被发掘者归入第一段，还有第二段，从“本遗址仰韶文化遗存的年代大致相当于庙底沟类型的中、晚阶段”看[21]，F102为庙底沟类型的中段，亦即泉护一期文化Ⅱ段；但F107报告中又说：“F107和F3、F102及F104可能大体属于同一个较晚的时期。”[22]我们不知道晚到什么时期，但原报告图一七发表的F107出土尖底瓶，与泉护一期文化Ⅲ段相比较后得知（图六），依尖底瓶内唇越来越低矮看，F107晚不到泉护一期文化Ⅲ段，只能是泉护一期文化Ⅲ段之前的Ⅱ段。这就明确了五边形房子的出现年代，还有可能更早一些，F108之后才改建F107，但F108面目全非，只有五边形半地穴了。

五边形房子在陕西发现至少4座（图七）。彬县水北遗址发现2座[23]，除半地穴式的F4、居住面积约为35平方米外，还有地面式F1，大致坐西朝东，由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破坏严重，后室平面呈圆角五边形，房基中轴东西长20.1、南北宽12.2，总建筑面积约为190平方米，室内面积125平方米，地面经过五层处理，由下到上第5层即脚踏面“为青灰色硬面，平整坚硬，系用料礓石碎末与沙土混合材料制作而成厚0.005米，硬度接近现在的100号水泥除第5层外”。房内东南部有一圆形灶坑，近直壁，平底，直径1.3、深1.15米。“因长期使用，灶坑壁与底部被烧烤得十分坚硬，呈黄褐色。烟道位于灶坑南侧，其两侧各有两块石板支撑，上面用四块石板平铺构成，长1.9、宽0.55米，从墙下通到房外，与房外的出烟孔相连。”

白水下河也发现2座[24]，都是半地穴式。F1方向170o，残存建筑面积263.4平方米，室内面积217平方米，复原后的建筑面积364.85平方米，室内面积304.5平方米。门道位于房址南侧中部；F2方向180o，北部残宽4.1、复原宽11.7米，南端最宽处残宽8.8、复原宽15.2米，南北长13米，残存建筑面积112平方米，室内面积92平方米，复原建筑面积240.6平方米，室内面积181.44平方米。此外还有F3，方向170o，因被F2叠压导致形状不明，但在F3基础上重新建起F2，所以F3可以也为五边形，本文不计。

山西的发现就更多了（图八）。从南到北，2016年冬尧都区桃园发现一座半地穴式面积约90平米的五边形房子[25]；2019年夏离石德岗[26]，报道说“揭露了一组较为完整的仰韶中期房址，均为五边形的半地穴房屋，成排分布，门道朝北，门口建有大型火塘，屋内靠南地面多存放有陶器”，最大者130多平方米，既然是一组看来数量不止一座；1991年9月大同市东北约10公里的马家小村遗址F1[27]，破坏严重，门道在东壁正中，仅存的东南角111o，我们据此认为也是五边形房子，发掘者据已有形状推算，面积约43平方米。

河北蔚县三关（图八）[28]，这是最东北一个地点。共发现6座房子，不在同一平面，“房屋形制基本相同，皆为坐北朝南、平面呈扇面形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一般在40平方米左右，其间距不等，最近者仅4米。”扇面形是五边形的另一种表述。例举是F2，半地穴式，南壁呈外凸弧线形，长5.76米，北壁较平直，长3.88米，东、西壁长3.8米左右。“灶址位于屋内中部，距南壁较近。火堂为圆形竖坑，直径1米，深0.44米，堂底平且硬。南距火堂14厘米处，有一长1.56、宽0.66、深0.5米的长方形坑，坑底有一方形小洞与火堂相通。坑壁处理方法与穴壁相同，其上焙烧面与南壁焙烧面连为一体。估计此坑不但为灶址的一部分，而且亦是房屋出入之所在。这种灶址与华县柳子镇F201（泉护村）的灶址极为相似。”看来发掘者早就把这6座房子与泉护村F201联系了起来。

蔚县三关发现6座五边形房子，为目前发现最多的一处遗址，同彩陶纹饰蔷薇科花卉一枝花和双唇口尖底瓶和葫芦口平底瓶一样，此类房子存在着从西南（中原）到东北的传播路线。

顺便总结一下五边形房子。目前已知：泉护村F201，西坡F102、F106、F107、F108，水北F2、F4，下河F1、F2，马家小村F1，三关F2等6座，共6个遗址16座，还不包括桃园和德岗，看来西阴文化的此类房子还不少。除水北F1平地起建外，其余皆为半地穴式。面积从大到小依次是：下河F1，364.85平方米；下河F2，240.6平方米；西坡F106，240平方米；泉护村F201，225平方米；水北F1，190平方米；德岗（未知编号），130多平方米；桃园F2，90平方米；西坡F102，68平方米以上（室内面积）；其他小面积者，多在40平方米左右。尽管统计方式小有区别，实际面积也差不多。

虽然这些房子的内部结构并不清楚，但面积大小用途肯定有别。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超大面积者为公共场所外，小面积者与其他类型房子居住的人有没有个人财富或社会等级的差异？西阴文化居民喜欢五边形的房子，是砌筑便利，还有审美习惯？至于挨着门道砌灶、石板铺门道等，那是再常不过的设施。

四

以上，我们从一枝花、双唇口尖底瓶和葫芦口平底瓶、五边形房子三个方面，介绍了西阴文化从西南（中原）到东北的传播，这三个方面也是西阴文化的典型特征，特别是五边形房子为其余地区所不见，这可视为西阴文化居民的标志。

是故，西阴文化的中心在山西、陕西、河南交界处，至迟从中期起西阴文化的一部分居民，在山西境内从汾河北上，桃园F2、段家庄H3、德岗五边形房子就是他们留下来的，峪口彩陶盆则是其标志性的遗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遭遇到太谷上土河H1[29]、娄烦童子崖F2[30]等后岗一期文化后裔们，为了争取土地实行“排他性殖民”[31]，鹰占鹊巢驱赶原住民。一路北上在大同遭到了后岗一期文化后裔们的顽强抵制，马家小村4座房子同时期[32]，除F1为五边形房子外，F3横圆角长方形南边开门道的房子在后岗一期文化中也不多见[33]，标志着西阴文化的居民来过了，但在考古学文化方面较多的后岗一期文化因素得以保留，如F1:1“四系”瓮、F3:10后岗式瓶口的小口尖底瓶、F3:5桥形耳大口罐、F2:2泥质桥形耳敛口罐、多为褐色彩陶等（图九），而西阴文化相对就少了，仅有F2:5的小口尖底瓶口部为双唇，彩陶图案中的弧边三角纹、圆点纹，没有西阴文化常见的陶釜、陶灶和典型的彩陶盆、钵等。

因为这个原因西阴文化居民无法继续北上，于是在大同南部桑干河流域便兵分两路，一路逆流往西、往北考古材料有限暂不深究；一路通过顺流而东直到蔚县F2、F3等为代表的张家口地区，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西阴文化居民来到张家口后，遭遇到了蔚县四十里坡H8（图一〇）的后裔为代表后期后岗一期文化[34]。从三关发现6座五边形房子和三关出土的彩陶盆看，西阴文化的居民已经安营扎寨定居下来了，一定是在此之前驱赶当地的后岗人带着西阴文化因素北上进入辽西；又从三关F4:1陶壶看，这些外来人吸收当地的少量文化因素。而辽西在此前，后岗一期已“排他性殖民”涌入，他们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是红山文化后岗期[35]；此后辽西地区开始进入红山文化西阴期，但西阴文化对红山文化影响强度有限，更多的是半坡文化史家期的后裔们在西阴文化晚期对红山文化的传播，使红山文化进入了牛河梁“女神庙期”[36]。

三十四年前，苏秉琦先生以其独到的眼光，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贯穿山西南北，划出“Y”字形文化带，直达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张家口和辽西地区（图一一），将仰韶时代西阴文化与红山文化联系起来，今天重新学习这篇大会发言，倍感苏先生对考古学基本材料的释读是何等得精深，探讨中华古代文明的诸多问题，首先要学懂弄通前辈们已经取得的成果，自己再加倍努力，才能更上一层楼！

后记

我们都得益于苏秉琦先生的栽培和推荐。1985年10月苏先生在辽宁兴城抓住一个张星德，11月在山西侯马逮住一个田建文，一同到吉林大学张忠培先生门下回炉提升。1989年毕业后张星德来到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继续盯着红山文化这个大课题；田建文立足侯马，多年来发现并研究枣园和西阴两个前后相接的文化，才有了我们今天能写出自己比较满意的回报作品。

张忠培先生在北京大学读副博士期间，1958年主持了陕西华县泉护村的发掘，发掘了泉护村F201；当吉林大学教授率领学生到三关实习时，清理6座五边形房子等等，给了我们写作的思路，由衷的赞叹一声：真给力！

师恩难忘！谨以此文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110周年。

2019年9月20日00:39

侯马文明小区206-5书房

注释

[1]苏秉琦《苏秉琦文集》（三）51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9月；诗为：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2]苏秉琦《晋文化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收录在《苏秉琦文集》（三）7页。

[3]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57页，《考古学报》1965年1期。

[4]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著《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

[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华县泉护村——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11月。

[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三晋考古》（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

[7] 国家文物局等《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年1月。[8] 山西博物院编《山西博物院珍粹》15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9]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附图版贰（上），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三官”系“三关”之误。

[10]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2期。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枣园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文物季刊》1992年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翼城枣园》，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田建文等《晋南地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文物季刊》1992年2期。

[12] 田建文《尖底瓶的起源》，《文物季刊》1992年1期。

[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

[14]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临潼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1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北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季刊》1993年4期。

[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严文明先生《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一文中，只能对庙底沟遗址发表陶器的45座灰坑进行的分期，分为二期，一期又分一、二段，《考古学报》1965年2期73页。

[17]翟霖林《试析仰韶文化中期的五边形房址》28页，《华夏考古》2013年1期；此文引用严文明《仰韶文化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泉护村F201复原面积（《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和依据原报告线图实测所得东南角、西南角的角度。

[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2期。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发现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195页，《考古》2005年3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两座大型房址的发掘》7页，《考古》2015年5期。

[21] 同（18），92页。

[22] 同（20），15页。

[2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彬县水北遗址发掘报告》381、382、383页，《考古学报》2009年3期。

[2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仰韶文化房址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12期。

[25] 郑媛、武卓卓、薛新明：《山西临汾桃园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载《黄淮七省考古新发现（2011~2017）》第143页，大象出版社，2019年。

[26] 张光辉《山西离石德岗遗址发现仰韶文化中期大型五边形房址》，《考古汇》2019年7月8日。

[2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大同马家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季刊》1992年3期。

[28] 同（10），99页。

[29] 张忠培等《后冈一期文化研究》267页，《考古学报》1992年3期。

[30] 同（7），35页。

[31] 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159页，转引自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1月。

[32] 海金乐《大同马家小村遗存分析》，1992年3期。

[33] 后冈遗址房子为：1958—1959年，“房子遗迹发现两种，都是浅竖穴式的。一种作钝角长方形，南北各有一斜坡形门道……一种作圆形，南边有门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63页，《考古》1961年2期；1959年发掘，“竖穴式房子共发现两座”，居室分别呈椭圆形和蛋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后冈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566页，《考古》1982年6期。

[34]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考古记略》，《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35] 张星德《后冈期红山文化再考察》，《文物》2015年5期。

[36]张星德《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组”陶器的辨识及其意义》，《考古》2018年第11期。

作者：田建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张星德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责编：静静

审核：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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