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甘肃武威城内东南隅文庙内的《西夏碑》,本名《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因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故又称“天祐民安之碑”,《西夏碑》是人们习惯上的简称。碑身高2.5、宽0.90米。一面刻西夏文,一面刻汉文,共860字左右。考古工作者称它是迄今所见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最有研究价值的西夏碑刻。

西夏凉州护国寺在今何处?因史乘失载一时很难确指。不过,《西夏碑》原来被封闭在清应寺内一座砖砌碑亭中,清应寺在武威城内东北隅大云寺西侧,由此推测,西夏凉州护国寺很有可能是明永乐(1403—1424年)年间始建的清应寺的前身,或者其遗址就在清应寺附近。

《西夏碑》于何时封存在清应寺内?据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敕赐清应禅寺碑记》讲:“凉州为西域襟衽之地,而番僧杂出乎其间。其城之东北隅,旧有北斗宫遗址,相传始于至正(1341—1368年)时兵火残燹,永乐间敕为清应禅寺。”可见护国寺可能是在元末的兵荒马乱中遭到毁坏,明永乐间始建清应禅寺时,好心的人们将湮没在废墟中的《西夏碑》妥善地保存了起来。四百年来人们都不知道这封闭已久的小亭子内究竟藏有何物,但从没人启封,据说谁如果胆敢冒犯,“则必有风雹之灾”。直至嘉庆九年(1804年),著名史学家、金石学家张澍发现《西夏碑》为止,才终于解开了清应寺碑亭之谜。

张澎(1776—1847年)字百沦,号介侯,甘肃武威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从嘉庆六年(1801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历三十年仕宦生涯。然而他实际为官只有十四年左右,他一生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史学方面,著有《姓氏寻源》、《姓氏辩误》、《西夏姓氏录》、《续黔书》、《蜀典》、《大足县志》、《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二酉堂丛书》、《诸葛忠武侯文集》等30种、203卷;未刊遗稿尚有《姓韵》、《辽金元三史姓氏录》、《凉州府志备考》、《大足金石录》等30种之多,他因此名列“乾嘉学派”之林。

嘉庆九年,张澍由贵州回武威闲居。有一天,他和友人游至清应寺,发现了一座碑亭。经他再三向和尚强求,才允许拆去前墙,只见里面果有一碑刻,猛一看,“字皆可识”;仔细一看,“无一字可识”。“字体方正,与今楷书无异”。他又让拆去后墙,碑背面是汉文,大意是: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宝塔,奉安舍利,今武威郡塔即其中之一。前凉张轨在其遗址上盖了宫殿,张天锡又舍宫建寺。历代工匠维修时,“视之容易可及”,然“终不能度其规矩”。大夏开国,宝塔多次倾斜,每欲修整,夜晚风雨大作,还听到有斧凿声,至天明塔己端正。天祐民安三年冬,凉州地大震,塔又倾斜,诏命修复,未及动工,塔又恢复原状。西夏王朝认为宝塔屡有“感应”,便重修一新,立碑以纪其事。张澍当时已预见到这件珍贵文物的科学价值,他说:“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

凉州《西夏碑》第二次面世以来,1898年,法国德维利亚根据此碑拓片,写了《唐古特西夏国的碑刻》一文,首次考定该碑正面为西夏文,但他还不能将西夏文译成汉文。首先把西夏文译成汉文的是罗福成,他在1932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上,全文发表了《西夏碑》的汉文和西夏文以及由他把西夏文译成的汉文。1964年,日本西田龙雄在他所著的《西夏语之研究》(上卷)中,把《西夏碑》的西夏文重新译成汉文,对罗氏的译文多有纠正。1976年,史金波同志到武威考察之后,写了题为《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的长篇论文,对前人的西夏文译文作了许多补正,仅在《西北史地》1982年第2期发表的一小部分,就补正了十八处之多。陈炳应同志在1985年出版的《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中,对《西夏碑》的历史价值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碑铭在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方面,在研究西夏国名、帝后尊号、纪年和官制方面,在研究当时凉州的民族关系方面,在研究西夏佛教盛况、尤其是当时凉州的佛教盛况方面,在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等等,都是丰富而珍贵的材料。

九十年来国内外对《西夏碑》研究的事实证明,张澍不愧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