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西夏碑的发现　　清嘉庆九年（1804），进士出身的中国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在家养病期间，有一天与朋友同去凉州（今武威）大云寺参观游览，在大殿后院左边无意中发现一座被砖封闭的建筑，不知里面有什么东西？感到奇怪，就问寺内和尚。他们都说：不清楚，听说很早以前就是这个样子，谁也不敢打开，否则，将会招来风、雹等灾祸。张澍不相信鬼神，又求知心切，一再要求拆砖看看，并表示自己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报

　　一、西夏碑的发现

　　清嘉庆九年（1804），进士出身的中国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在家养病期间，有一天与朋友同去凉州（今武威）大云寺参观游览，在大殿后院左边无意中发现一座被砖封闭的建筑，不知里面有什么东西？感到奇怪，就问寺内和尚。他们都说：不清楚，听说很早以前就是这个样子，谁也不敢打开，否则，将会招来风、雹等灾祸。张澍不相信鬼神，又求知心切，一再要求拆砖看看，并表示自己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报应和灾难后果。和尚们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也为自己的好奇所驱使，才允许打开。拆掉前面封闭的砖块，原来是一块大石碑。人们因怕遭报应，招来灾难而揪紧的心，终于放松了。清除碑上厚厚的尘土，去看碑文，猛一看，跟汉字楷书体一模一样，都是大家熟悉的方块字；可是仔细一看，却一个字都不认识，这又勾起大家的好奇心，有人还认为是“天书”，又害怕了。知识渊博的张澍先生镇定自若地说：“后面应该还刻有碑文，看看再说。”于是命人拆除后面的封砖，看到汉文碑铭，才知道这是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碑刻——《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碑一面不认识的文字，就是西夏自己创造的文字——西夏文。因此，以后也将此碑称为“西夏碑”。1927年武威发生大地震，大云寺内古代建筑被震毁，西夏碑亭倒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此碑才移置武威文庙（现武威市博物馆）保存。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西夏碑的发现，是后世人才知道西夏创有文字，从而看到了西夏文字的尊容和形状

　　西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割据王朝，立国190年。本名大夏，又称白上国，宋代人称西夏。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凉府（今武威）为西夏辅郡。西夏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在最兴盛时辖二十二州，占有今甘肃大部，宁夏全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的部分地区，“方圆二万余里”。它先后与辽、北宋及金、南宋鼎足峙立；虽称臣于这些王朝，却始终严拒外力伸入其境内，保持实际的独立，而且武力强大，为宋、辽、金各国重视和畏惧。西夏文是记录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在元昊称帝前，野利仁荣便受命创制，时称番文、番书。元昊大庆元年（1036），为了巩固民族语言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将野利仁荣等仿汉字共创的6000多字，颁行境内，并尊为国字，广泛使用，“凡国内文艺诰牒尽易蕃书”。西夏曾用这种文字大量编纂字书和韵书，编写历史和法典，创作文学作品，翻译佛经和汉文典籍，从事文移往来。从目前所看到的西夏文献文物就有：佛经、儒家典籍、文学作品、历史著作、字典辞书、官府文书、民间契约、杂记便条、法律典籍、兵法兵书、历日、占卜辞、医药处方和医书、官印、符牌、钱币、铜镜、瓷器、石窟题记、碑刻木牍、审判记录等等。总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所不包，凡是需要使用文字的地方，都有使用西夏文字的踪迹。因此可以看出，由于统治者的重视，西夏短时间内创造出来的新文字，很快在全国普及应用。

　　蒙古族兴起后，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铁骑灭西夏时，因为他的死与攻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城有关，这就是西夏遭到了征服者更加残酷的镇压，西夏的文化典籍毁坏殆尽。加之西夏地处边陲，闭关锁国，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神密王国，使中原学者了解甚少,西夏灭亡后，元人修史不能不受其影响，即使幸存下来的典籍，史官未必懂得，只好在宋、辽、金三史内附之以传，敷衍塞责，西夏因此也未能编史，流传下来的典籍极为罕见。

　　另一方面，从西夏灭亡到元代亡国的140多年中（1227——1368），由于元朝统治者把党项人划入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色目人之列，党项人也多聚族而居，因而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如元代曾大量印施西夏文佛经，元末北京居庸关六体石刻、敦煌莫高窟六体文字石碑，均刻有西夏文字；明代尚有西夏文刻经，河北保定就曾出土西夏文经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党项民族分散而居，还有一些与当地的其他民族通婚，来往关系密切，因而民族特性逐渐消失，与其它民族融合。独特的西夏文字也逐渐失去存在的作用。所以到明代中叶以后，特别是到清朝时，西夏文字已经完全停止了使用。人们已经不认识西夏文字，甚至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西夏文字的存在。西夏文字逐渐失传，成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十九世纪初，在武威大云寺发现了西夏碑，世人才知道西夏有自己的文字，史学界研究的学者才看到了西夏文字的尊容和形状，进而开始对西夏的历史和文化感到兴趣，进行对西夏学的研究。

三、西夏碑的发现，是世人重新认识西夏文的开端，从而揭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

　　武威西夏碑立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西夏末年，由于元朝灭西夏战争的残酷，寺院内僧人为避免灾祸，才将西夏碑封闭起来。封闭了几百年的西夏碑，被张澍先生发现，不仅是人们看到了西夏文字的尊容和形状，更重要的是对近代人确认、辨识和重新认识西夏文字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从而揭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在西夏碑未发现之前，当人们看到北京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元代至正五年（1345）所刻六种文字中的西夏文时，还误认为是“女真文字”；还有敦煌莫高窟六体文石碑中的西夏文以及发现的西夏铜钱都不认识。西夏碑的发现，其文字是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碑，使人们认识了西夏文，这些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西夏碑的发现是西夏学研究的重大收获，清代著名的学者张澍先生看到后，当时心情非常振奋，他在1837出版的《养素堂文集》卷十九《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文中自豪地说：“按史言，夏国字其臣野利仁荣所造。或云元昊作之，未知其审。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学家又增一种奇书矣！”从而他对西夏的历史颇感兴趣，开始了西夏学的研究。他把当时发现的西夏碑汉文内容全部收录于所著的《凉州府志备考》一书中，对西夏史研究广泛涉及，辛勤耕耘，先后著有《夏书》（有手稿5捆，可惜被家有误作废纸烧掉，未能传世）。他还著有《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等。《西夏姓氏录》收集了西夏有国期间的各种人物姓名、事迹等，有的还略加考释，是一部研究西夏历史、民族学的珍贵史籍；宣统元年（1901）著名的西夏学研究者罗振玉先生收在他出版的《雪堂丛刊》内。《西夏姓氏录》为张澍先生所著的《姓氏五书》内容之一，清史稿还称“姓氏五书，尤为绝学”。可见此书的历史研究价值。《西夏纪年》全书共有两卷，详细记述考释了西夏党项羌拓拔思恭到元昊称帝后几代君主的历史纪年、重大事件等，收入他所著的《凉州府志备考》下。以上都是张澍先生发现西夏碑之后，对西夏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同时西夏碑发现之后，他还作了四首诗，以记事咏怀。其中的一首为：“昔我曾编夏国书，未成而废感焚如。摩碑今日排尘土，译字何人辨鲁鱼？野利仁荣为作者，曩霄兀亦参诸。艺林从此添新录，却笑兰泉箧未储。”的确，张澍先生应该自豪，他不仅发现了迄今所知全国乃至全世界保存唯一完整的一通西夏文碑刻；更重要的，他是近代确认、辨识西夏文字和西夏学研究的第一人，他的发现和研究为以后西夏学的研究和兴起奠定了基础。今天，西夏学能在国内外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张澍先生的功劳是很大的，武威也应具有这样一通西夏文字碑刻和这样的研究学者而感到自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武威西夏碑的发现和张澍先生开始对西夏学的研究，在中国乃至世界西夏学的研究至少要推迟一个多世纪（从1804年发现西夏碑到1908年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黑城发现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在这百年当中发现的西夏文文籍和史料，有可能因不认识而引不起当时专家学者的重视，将会有随时失传的危险，留下永远的遗憾。

　四、西夏碑的发现，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碑高2.5米，宽1米，厚0.3米，两面撰文。一面为西夏文篆书题铭，两行八字，意为“敕感应塔之碑铭”；正文西夏文楷书，28行，每行65字。一面为汉文小篆题铭，3行12字，全称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正文为汉文楷书，26行，每行70字。题铭两侧各有一线刻伎乐菩萨，作翩翩起舞状；题铭上端为云头宝盖；碑文四周以线刻卷草文装饰。到目前为止，西夏碑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文字最多的碑刻，现存的西夏文和汉文各1800多字。西夏碑的内容大部分篇幅记载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大意是：印度阿育王起普天下造塔八万四千奉安舍利，武威郡塔，即其数也，自周至晋已有一千余载，中间兴废，经典莫记。前凉张轨修宫殿，正当修在此塔遗址上。到张天锡时，宫中多现“灵瑞”，天锡很诧异，有人告诉他：今天的宫殿修在了阿育王造的故塔基之上，张天锡遂舍宫置寺，复建其塔。直到西夏统治凉州，经历了800多年的古塔已倾斜，正要加以修缮，当夜风雨大作，周围的人听到有斧凿声，第二天一看，宝塔已经直立如初；先后之朝，（西夏惠宗时期1069——1086），西羌来攻凉州，这天夜里亦大雷电，在昏暗中塔上现出瑞灯，羌人一看，非常惊骇，慌忙退兵。天祐民安三年（1093）冬天 ，凉州大地震，又把宝塔震倾，当地守臣行文上奏崇宗（乾顺），下令修缮还未动工，塔又自行恢复原状。碑文接着记述崇宗继位后，西夏对佛教十分重视，会集工匠，修饰佛塔，使之焕然一新；赞扬了皇帝、皇太后“发菩提心，大作佛事”的善举。还记载了塔修成后所作的各种活动，“诏命庆赞”，以及当时西夏在境内大力修葺寺庙，使佛塔林立的盛况和书写碑文、篆额、主持或负责修饰塔寺人员的职称和人名等。

　　碑文西夏文部分，描述更加详尽，更富有民族特色。碑文开始用对仗工整的语句，宣扬了佛教的教义，接着叙述凉州护国寺的兴废经过；在记述感应故事时，记载了明确具体时间，情节上比较详细、生动；在描绘塔修成后的景象时更显得多姿多彩，美丽庄严；修词上用对偶句式宣扬佛法，赞美重修宝塔的功用，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多用比喻手法，富有民族文学气质。

　　西夏碑碑首呈半圆形，两面正中用汉文和西夏文篆额，边阴刻对称的伎乐舞女，体态丰满，翩翩起舞，动作优美，造型生动；舞女胸和手腕上有饰物，赤露上身、双肢，下着长裙，婀娜多姿，吸收了敦煌飞天的艺术特点。碑上的云头宝盖、卷草纹图案，线条流畅，刻工精细；西夏文楷书、篆书结构严谨，书体工整，与生动活泼的伎乐舞女和谐地融合在一起，都是不可多得的西夏线刻和书法艺术珍品。

　　西夏碑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泛，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中，是国内外学者了解西夏文字、探索和研究西夏学的唯一的重要实物资料。1908年苏联探险队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黑城遗址发现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之前，要了解和认识西夏文，西夏碑是唯一的资料。因此，西夏碑当时被人们称为研究和了解西夏文字的“活字典”。19世纪，法国人毛里斯对第一部西夏文书籍《妙法莲华经》的发现，通过西夏碑，使他知道了300个西夏字的读法和意思，并获得了西夏语语法的某些资料。中国人鹤龄就通过西夏碑了解一些西夏文字的意义，并用以译注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一页。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发现的西夏文资料、铜钱等也都是通过西夏碑来认识的。

　　西夏碑的拓片传世后，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向来重视对西夏碑的翻译、研究。对西夏碑做过著录的有：清《凉州府志备考》、《筠清馆金石记》、《铁桥金石跋尾》、《八琼室金石补正》、《金石续编》、《西垂石刻录》、《语石》、《陇右金石录》等。从1898年法国学者德维利亚的论文《西夏国字研究》开始，研究者络绎不绝，几乎所有的西夏论文、著作都要引用它、提及到它。可见它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直到1908年发现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藏苏联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后，1912年我国学者罗振玉在日本会见当时苏联彼得堡大学教授伊凤阁，得见《番汉合时掌中珠》一页，深知该书的重大价值，次年即向伊凤阁借得《番汉合时掌中珠》九页。付诸影印，始在学术界流传。1922年伊凤阁到天津，罗氏又将借得全书照片，即命其子罗福成校理描抄写，于1924年由贻安堂经籍铺作为《绝域方言集》第一次刊行于世。1932年罗福成先生才根据《番汉合时掌中珠》，首次把西夏碑的西夏文译成汉文，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全文发表西夏碑的汉文和西夏文，以及把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其后学术界才始知西夏字的意义和读音，学术界称《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把打开西夏学研究大门的钥匙。1964年日本西田龙雄所著的《西夏国语研究》上卷中对西夏碑的西夏文也进行翻译，对罗氏译文多有纠正。此后，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陈炳应的《西夏文物研究》都对西夏碑铭做过全面的翻译、考释，对前人研究中的错误进行过纠正，对西夏碑的历史价值作过详尽的论述：碑铭在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西夏国名、帝后尊号、纪年和官制方面，当时的民族关系、佛教盛况方面以及西夏的语言文字、文学方面等等，都是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随着世界上西夏学研究的兴起和旅游业的发展，西夏碑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西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重视，能够亲眼目睹这一神秘的西夏文字和汉文对照的西夏碑刻而为快。为此，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夏碑拓片作为西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多次出国展出；在国内著名的宁夏西夏帝王陵所在地西夏博物馆、甘肃兰州碑林将武威西夏碑，根据拓片按原样均重新复制仿刻了西夏碑，以满足游人参观及西夏学研究的需要。

　　（作者：黎大祥）

　　（来源： 武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