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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
一、秦始皇陵考古的重要发现
1．陵的封土及地宫秦始皇陵的封土堆的大小和高低说法不一，各种书刊引用的数字互相岐异。根据我们多年来实地勘探和测量，原来的封土堆比现存的封土大得多。原封土的底部近似方形，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总面积为249775平方米，封土的原高据文献记载为“五十丈”(2)，即高115米。因经两千多年来风雨的侵蚀和人为的切削，现存的封土较原封土已大大缩小。现存封土呈覆斗形，中腰部有一缓坡状阶梯，顶部为一平台。经实测，封土基部南北长350米，东西宽345米，总面积为120750平方米；封土顶部的平台东西长24米，南北宽10.4米，面积为249.6平方米(3)。关于现存封土的高度，各人的说法不一，有高约76米、43米、46米、71米、51.5米、73米等不同的说法。上述诸说形成的原因，是因为各人的测点不同。始皇陵所处的地形南高北低，中间高东西两侧低，落差较大。站在不同的角度测量始皇陵封土高度，所得数值必然不同。为避免混乱最好采用同一测点，此测点如选在封土西北角内城垣的基部，则现存封土高76米。
现存封土的高度较文献上所说的“陵高五十丈”（115米），相距甚远。如以现存封土高43米计，则差72米；以76米计，则差39米。经两千多年风雨的侵蚀，封土会大量流失。根据实际勘探，封土周围堆积的后期冲积土厚1—4米。把这些后期堆积土全部复原到封土堆上去，也达不到115米的高度。推测其原因，可能是秦人的测点和现代人们的测点不同。现在我们如果把测点移到陵园内城的北垣中部测量，则封土现高77米；如移到外城北垣的中部城门处测量，则封土现高87米。后一数值较陵原高115米仅差28米。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封土减低28米是完全可能的。因而，我认为陵原高五十丈的测点似在陵园外城北门附近。此处与陵封土的中心点南北成一条直线，以此作为测点是较合理的。
始皇陵封土堆下地宫的情况，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个不易索解的谜。近十余年来，我们经过仔细勘探，发现了地宫周围的地下宫墙。宫墙南北长460米，东西宽392，墙体高和厚各约4米，其顶部距现地表深2.7—4米。系用未经焙烧的砖坯子砌成。宫墙的四面有门，东边发现斜坡门道五个，北边、西边各有门道一个，南边正在勘探中情况不明（估计可能有一个门道）。在四周地下宫墙环绕的范围内当为地宫。其平面近似方形，面积为180，320平方米(4)。
关于地宫的埋藏情况，1961年和1962年，经中国地质科学院物探研究所两次测试，发现始皇陵封土的中心部位有强烈的汞异常反应，面积达12000平方米，略呈不规则的几何形(5)。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陵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说法相符。地宫内埋藏的其他情况及地宫的立体结构，目前还不清楚。
秦始皇陵园平面图
2．陵的地面城垣 始皇陵墓的周围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除南边的内外城垣仍有局部残段存留地表外，其余仅在地下存有墙基。经探测，内外城垣均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内城长1，355米，宽580米，周长3870米，占地面积785900平方米。内城的中部由东向西有条长330米，宽约8米的隔墙，把内城分为南、北两区。内城的北区又有一条南北向的宽约8米的夹墙（即复道），把北区分隔成东、西两部分。内城垣的南、东、西三面各有一门，北面有二门，中部东西向的隔墙上有一门。南边的门址保存较好，门阙的基址仍高出地表2—3米。始皇陵墓位于内城的南区(6)。许多文献记载和以往的调查资料，都误把始皇陵内城的南区作为内城的全部(7)，此次勘探纠正了这一偏误。
始皇陵外城垣，经实测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周长6210米，占地面积2035100平方米。墙基宽约8米。外城的四面各有一门。门址上堆积着大量瓦砾及红烧土、灰烬，证明原来有门阙建筑。
3 . 新发现的城垣内的地面建筑遗址根据调查和钻探的情况获知，秦始皇陵园内外城垣内的建筑遗址主要分布为四区：一是内外城垣上的门阙基址及内城垣四个转角处的角楼建筑基址；二是位于内城南区封土北侧的寝殿建筑基址；三是位于内城北区西半部的便殿建筑基址；四是位于内外城西垣之间稍偏北部地区的寺园吏舍遗址。
内外城垣上的门阙及内城四角的角楼建筑基址，除外城东门的门阙基址已遭严重破坏外，其余均保存较好。外城的西门的台基仍然存在，上西堆积着厚1—1.5米的瓦砾及红烧土、灰烬等遗物。瓦有筒瓦、板瓦及各种云纹瓦当。瓦上有寺水、左水、宫水等陶文。内城南门的门阙基址至今仍高出地表2—3米，远远看去像座小丘。内城的西门曾出土门槛石一块，上刻“甲百”二字。
内城南区封土北侧的大型建筑基址，是1979年钻探发现的。位于封土的北侧西部，南距封土53米。基址的平面近似方形，南北长62米，东西宽57米，面积为3524平方米。周围环有回廊，中间的台基略略高起。基址的西北角稍残。发现残留的墙壁及大量堆积的残砖、筒瓦、板瓦、草拌泥块、灰烬等。在东边回廊近南端有长15米的一段向外伸出1米，此处好像是门。蔡邕《独断》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根据此建筑基址的形制、规模及其所处的位置为陵墓的北侧，殆为始皇陵园的寝殿基址。
内城北区西半部的地面建筑基址比较密集，在南北长670米，东西宽250米的范围内，一排排成组的建筑由南向北密集排列。组与组间以河卵石铺的路面相连，有的路面用青石板铺成。由于农民历年来平整土地，基址破坏比较严重。1977年3月，临潼县博物馆清理了南边的1—4号建筑基址，四座建筑东西向排列成为一组。其中2号建筑基址保存较好，由主体和门道两部分组成。主体部分南北长19米，东西宽3.4米，面积64.6平方米。残存的墙壁高0.26—0.4米，夯筑的地面坚硬光滑。主室的西侧有一长5.3米，宽1.6米的廊房式门道。门道的两侧镶贴青石板及壁柱，阶墀用青石拚砌。主室的北半部有一长25米，宽0.5米的片石铺的甬道通于室外。三号建筑基址的面积较大，但残破严重，宽9.7米，残长3.8米，残壁高0.3—0.4米，室内用方砖及石板铺地。1—4号建筑基址内出土有铺地及镶贴壁用的大批青石板，从及鸱尾、瓦当、筒瓦、板瓦、铁铺首、铁拴板、陶井圈、陶灶门、残铜器，还有锸、凿、铲等工具。有件夔纹瓦当面径达61厘米，是用于檩头的遮朽(8)。
关于上述1—4号建筑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是始皇陵园内的寝殿遗址(9)。这组建筑的规模和形制以及所处的位置都与寝殿不相称。《三辅黄图》说：“高园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像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侧，以像休息闲晏之处也”。又《汉书·韦玄成传》说：“又园中各有寝便殿”。颜师古注：“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寝矣。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始皇陵园内城南区的大型地面建筑遗址，较内城北区西半部的地面建筑遗址规模宏大，应是寝殿；而位于寝殿北侧的1—4号等建筑基址，应是便殿。
位于内外城西垣之间的建筑遗址，分布密集，南自内外城垣西门之间的通路北侧起，北到内城垣的北墙附近，在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180米的范围内，分布着三组建筑基址，分别位于临马公路南北两侧及晏寨村。这三处建筑基址由于平整土地和基建工程破坏十分严重。1981年11月到次年5月，我们对临马公路南侧残存的部局建筑基址作了清理。共清理出建筑遗址五座，其中以最东边的一座遗址保存较好。南北残长约25米，东西宽约8米。是座面阔五间，进深4.5米的座东面西的一排房子。房子的西边有一条宽约1.6米的南北向长廊。位于T10—T19方的一座房基，东西长37米，南北宽14米。在此房基的中部有条东西长28米，南北宽5米，深0.4米的凹槽。槽内铺自然石块，南北两侧及中部各有一条东西向的枋木炭痕迹，枋木上铺设南北向的木板地面。凹槽的西北角有一渗井，南北两侧各有相对应的彼此间距约4米的石础。其他几座房基仅存残迹。在此组建筑遗址内出土有大量的板瓦、筒瓦、脊瓦、瓦当、陶水道管，陶井圈、方砖、条形砖、石柱础、瓷罐及各种陶质生活用器、各种铁工具，铜镞、铜錞、铁剑等。过去此处还曾出土过错金银铜乐府钟、铜雁足灯构件、两诏铜版等。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出土的陶瓷器上刻有“丽山飤官左”、“丽山飤官右”、“丽山飤官”、“丽邑五升”、“丽邑九升”、“丽邑二斗半，八厨”、“六厨”……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奉常的属官有“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飤官”即“食官”。“丽山飤官”，是丽山寝园的食官，掌管陵寝日常的祭祀。上述陶文清楚地说明了这组建筑遗址的性质，是掌管供奉陵寝膳食的“食官”遗址(10)。
（二）陪葬坑
自1974年以来我们在始皇陵周围地区进行普探，发现了大批各种各样的陪葬坑，并进行了部分试掘。目前已发现的陪葬坑有兵马俑坑、马厩坑、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及各种内涵尚不太清楚的附藏坑。
1．兵马俑坑 1号兵马俑坑是1974年3月当地农民打井时发现的。1976年夏天我们在1号兵马俑坑的北侧，又探出2号、3号兵马俑坑和一个未建成的兵马俑坑（空坑）。这是一组陪葬坑，位于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
1号俑坑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230米，宽62米，面积为14260平方米。经两次发掘已出土陶俑、陶马约2000件，木质战车20乘，各种青铜兵器40000余件。估计此俑坑内埋藏的陶俑、陶马约6000件，战车40余乘(11)。2号俑坑位于1号俑坑的东端北侧，平面呈曲尺形，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根据试掘情况，估计2号俑坑内有战车89乘，驾车的陶马356匹，陶质鞍马116匹，各类武士俑900余件(12)。3号俑坑位于1号俑坑的西端北侧，平面呈“凹”字形。东西长17.6米，南北宽21.4米，面积约524平方米。坑内计有战车1乘，陶马4匹，各类武士俑68件(13)。1、2、3号俑坑内总共约有陶俑、陶马7000余件，战车100余乘。除这三个兵马俑坑外，在1号俑坑的中部北侧，即2号与3号俑坑之间，有一个未建成而废弃的空坑，呈南北向横长方形，东西长48米，南北宽96米，面积为4608平方米。里面没有放置陶俑、陶马，也没有木构建遗迹。可能是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而被迫停建的(14)。
兵马俑群以军阵的方式编列，1号俑坑是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长方形军阵。军阵的四周配置有前锋、后卫及两侧的翼卫，组织严密。2号俑坑是以战车、骑兵、弩兵及车徒结合等四个小方阵组成的曲尺形军阵。3号俑坑内的武士俑按夹道的环卫队形排列，是象征着古代的军幕，即指挥部。古代军队的编列多分为三军。1号俑坑象征着右军，2号俑坑的军阵为左军，未建成的俑坑是拟议中的中军，3号俑坑是指挥部，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军阵编列体系。它位于始皇陵外城东边东门大道的北侧，象征着秦始皇生前守卫京城的宿卫军。
秦俑坑的发现为秦史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课题，如秦国军队的兵种、装备、编制、军阵的编列，秦人的服饰，秦俑的主题思想，艺术上的成就和在艺术史上的地位，秦俑的制造工艺，秦俑的作者，秦俑坑出土兵器的制作工艺……等等。关于秦俑的研究已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2．马厩坑 历年来在秦始皇陵东侧的上焦村一带经常有跽坐俑出土。1976年10月至1977年1月，我们在此钻探发现80座马坑及跽坐俑坑，加上零星发现的共98座。我们正式发掘37座。这些坑大体分作南北向三行排列。坑的种类有三：一是马坑，二是跽坐俑坑，三是俑、马同坑。马坑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每坑一马，马头向西。马多数系活埋，少数为杀死后放在木椁内埋藏。马头前放置陶灯、陶罐、铁插、铁镰等。76DC64号坑内出大铜盘、铜壶各1件，马头上有铜环5件。有的陶盆内尚存有谷粒、谷草。俑坑为方形竖穴，俑置于木椁箱内，面东跽坐。俑前放有陶罐、陶灯（或铁灯）、铁插、铁镰等物。俑、马同坑者，坑为长方形土圹，在其西端的一侧设有壁龛。马置于长方坑内，俑置于壁龛内。马头前亦有盆、罐、灯、锸（或镰）等随葬物品(15)。
有的器物上有“中厩”、“宫厩”、“左厩”、“三厩”、“大厩四斗三升”等铭文。这些铭文清楚地说明了这批陪葬坑的性质，是象征着宫廷的厩苑，跽坐俑是饲养马的圜人(16)。
在始皇陵园内外城西垣之间的南半部分，还发现一个大型的马厩坑，平面呈曲尺形，长百余米，宽9米。里面有密集排列的马骨，另外还有大型陶俑(17)。此马坑的性质和上述小型马坑一样，是象征着宫廷的厩苑，陶俑是饲马的圉师、圉人。
始皇陵东侧上焦村西的小型马厩坑，历年来遭到破坏比较严重，但南北长约1500米、宽约50米的范围内都有马坑发现，估计原来马坑约有三、四百座。再加上陵西大型马厩坑内埋的马，其总数约六、七百匹。比山东临淄一石椁大墓的殉马坑埋的马数还多(18)，这是比较少见的考古发现。古代君王在京城内外养有大量的马。《周礼》记载：“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闲，即马厩。《汉旧仪》说：汉代“天子六厩”，每厩“马皆万匹”。秦地处西北，环境适于养马。马是作战的工具，所以秦养马的数量更多。秦始皇生前宫廷有许多厩苑，死后也把厩苑模拟于地下，以大量的马匹随葬。
3．珍禽异兽坑 1977年7月至1978年3月，我们在秦始皇陵内外城西垣之间的西门大道南侧，探出陪葬坑一组，计31座，试掘4座。其分布范围南北长80米，东西宽25米，面积约2000平方米。31座坑分南北向三行排列，东边一行6座，西边一行8座，中间一行17座，间距3—10米，行距4.2—6.9米。据试掘情况可知东、西两行坑内各有1件面东跽坐的陶俑，俑面前有的有陶器残片。中间一行坑每座坑内置一瓦棺。根据试掘情况，每一棺内有一珍贵动物或禽类的骨骼一具和陶钵、铜环各一。可能原是苑囿中饲养的珍禽和异兽(19)。
古代天子、诸侯都有苑囿作为玩乐和游猎的场所。秦、汉时期有上林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20)。秦二世胡亥曾入上林苑“日游弋猎”(21)。上林苑中设有令、尉等官吏，并有大批的囿人，来管理苑内的珍禽异兽和奇花异草。文献、实物两相参应，清楚地证明这组陪葬坑的性质是象征着天子生前宫廷的苑囿，跽坐俑是饲养动物的囿人（即役夫）。以往的考古资料也发现有以珍贵动物殉葬者，如安阳武官村大墓的墓室上部的填土中发现猴三只、鹿一只及其他禽兽十五只(32)。但像始皇陵园内这样成组、成行的珍禽异兽陪葬坑，尚属首次发现。
4．铜车马坑 1978年在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探出一大型陪葬坑，1980年底进行试掘，在试掘方内出土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这个陪葬坑的平面呈“巾”字形，长、宽各为55米，面积为3025平方米。试掘方位于此坑的西南角，在长7，宽2.3，距现地面深7.8米的一个过洞内出土两乘铜车马。两乘车置于一长方盒状的木椁箱内，一前一后面西排列（由前往后编为1—2号）。出土时已破碎，经修复已恢复原貌，公开展出。两乘铜车马的大小约相当于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车均为双轮、单辕，前驾4匹铜马，车上各有铜御官俑1件。车马的鞍具齐全，与真实的车马无异。1号车上立有一柄铜伞，并有铜弩、铜矢箙、矢匣、铜盾。铜御官俑立于车上双手紧握马辔控驭车马。2号铜车分为前后两室，周围立有厢板，上部有一椭圆形的篷盖，车后有门，两侧有窗。铜御官俑跽坐于前室内双手紧握马辔控驭车马。车马道体彩绘，以大量的金银为饰，马戴着金当卢、金银络头、金银缰索、骖马颈上戴着金银项圈，镶着金银泡的铜殺。车上银軎、银辖、银殻、轭和衡上饰有银质构件。装饰异常华贵。据初步考证，1号东古名立车，又名高车、戎车；2号车为安车。是皇帝法驾卣薄内的两种车。古代皇帝的车马仪仗有大驾卣簿、法驾卣簿和小驾三种不同的规格。大驾有车81乘，法驾有车36乘，小驾9乘。始皇陵封土西侧的这座铜车马坑是秦始皇车马仪仗的象征(23)。
这两乘铜车的造型准确，连一些细枝末节都极力模拟实物，过去对古代车的结构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看了铜车就一目了然。尤其是关于古代车马的系驾方法，以往各家众说纷纭。例如过去有的认为骖马有，服马无，铜车马是骖马、服马均有。过去有的认为骖、服马均用双，铜车马证明均为单。骖马是用单前端束约马胸，用胸肌的力量挽车；服马是用轭、靠肩部力量引车。这种系驾方法叫轭、法，而非西方古代车马的颈驾法。关于如何控驭车马的问题，过去为四马八辔，御手手握六辔，而两骖马的内辔系于轼前。铜车马证明是两眼马的内辔系于轼前。过去关于防止两骖马内靠和外逸的具不知为何物。铜车马防止骖马内靠的具为胁驱，形状呈横丁字形；防止骖马外逸的具是靠缰索。其他还有许多问题这里不再列举。它为研究古代车马的系驾方法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资料。
秦陵铜车马的结构复杂，制作工艺水平很高。如二号铜车马是由2462个零部件组装而成。零部件系铸造成型。组装的方法，采用了铸接、焊接、插接、套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镶嵌等多种工艺。显示了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力，是古代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颗瑰宝(24)。
除上述一些陪葬坑外，另外在陵的封土西侧偏南部，内外城西垣之间的南部等处，还探出一大批陪葬坑。坑的面积有大有小，大的达2000余平方米，有的3—4平方米。这些坑的内涵目前还不清楚(25)。
（三）陪葬墓及修陵人员墓
1．陪葬墓 现已探明的始皇陵园的陪葬墓群有两处，一处位于陵园的东侧上焦村西，一处位于陵园内城的北区东半部。另外，在陵封土的西北角即内城的南区有一甲字形墓。
上焦村陪葬墓群是1976年10月通过钻探发现的，计17座，成南北一字形排列，间距2—15米。同年10月至次年1月发掘8座。墓的形制分为竖穴土圹和竖穴土圹洞室墓，都带有斜坡墓道和壁龛，有的有耳室。葬具都是一棺一椁。椁内以板隔成头箱、边箱、脚箱和棺室。但有两座在椁内以板隔成头箱、脚箱和棺室，棺室内米另置棺。8座墓内有7座发现人骨，五男二女，年龄约在20—30岁左右。七具尸骨中有六具身、首、四肢互相分离，有一男性头骨上插铜镞一支。这六具尸骨显然是被肢解而死。另一女性尸骨虽骨骼完整，但上下颚骨左右相错，仰身直肢，显系缢死。还有一座墓中未见人骨，仅在棺内放一铜剑。随葬的器物有金、银、铜、铁、陶、玉、贝、骨、漆器及丝绸残迹等类文物。有一银蟾蜍饰件上刻“少府”二字。出土两枚铜印章，印文一为“荣禄”，一为“阴”(26)。
17座墓葬南北一字形排列，均为东西向，说明这17座墓是同时埋葬。根据两座墓穴内发现有挖墓人烤火的遗迹，证明埋葬的时间天气较冷。关于墓主人的身份，8座墓均为一棺一椁，随葬器物较为丰富，器物上并有铭文“少府”二字。结合死者的年龄、尸骨状况，推断墓主人可能是被胡亥处死的秦公子、公主，也可能包括秦始皇原来的近臣。有的学者把此批墓称之为杀殉墓或殉葬墓。这些人被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殉葬，而是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因胡亥上台诸公子及大臣不服。所谓“皆不服恐变”，因而“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27)。所以称之为陪葬墓似较妥切。
始皇陵封土西北角有一甲字形墓，尚未发掘，情况不明(28)。根据其所处的位置似为公子高墓。《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胡亥大杀诸公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说：“臣请从死，愿葬郦山之足”，“胡亥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始皇陵又名郦山，“葬郦山之足”，即葬于始皇陵封土附近。
另外，在始皇陵园内城北区东半部，已探出墓葬一组，计20余座，未试掘情况不明。
2．修陵人员墓群 1979年12月，在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附近发现修陵人员墓地两处。一处墓地已破坏殆尽，仅存一宽12米，残长0.5米，深约0.5—0.7米的墓葬一角。里面人骨层层叠压。另一墓地保存较好，在南北长180米，东西宽45米的范围内，探出秦修陵人员墓103座。墓分三行排列，西边两行为东西向，东边一行为南北向。墓与墓的间距0.2—1米。有的一个大墓坑内又分成若于小墓坑。已清理32座，墓的形制均为竖穴土圹，一般长1.1—1.76米，宽0.5—0.76米，距现地表深0.2—0.76米。最小者长0.8、宽0.6，距现地表深0.2米（M10）。最大者长10.6，宽1.1，距现地表深1.2—1.7米（M34）。另外，还些不规则形的墓穴。一个土圹内，有的埋葬一人，一般是二、三人，多者十四人。已发掘的32座墓中有骨架103具。头向无规律，除四人为仰身直肢葬外，其余均为踡屈特甚的屈肢葬。以见用板瓦砌的瓦棺一具，余均无葬具及随葬品。死者都是男性青壮年，有个别的妇女和小孩。其中6具尸骨可看出系杀后埋葬(29)。
墓地出土18件刻有墓志文的瓦片，有1件瓦片上刻2人的名字，实际刻19人。刻文的内容记有地名、服役性质、爵名、姓名等。也有的省去服役性质或爵名，有的仅有地名和人名。如“东武居赀上造庆忌”，“博昌去疾”。东武、博昌为死者的籍贯，上造为秦爵的二等爵名，庆忌、去疾为死者名字。居赀是以服劳役形式抵偿罚赀的役名。瓦文所载的19人中有10人是服居赀劳役者，其中有9人有爵位，即公士3人，上造1人，不更5人。未注明服役性质的9人，内有上造、不更各1人。瓦文有县名10个，为原三晋、齐、楚故地。证明这些人是从原来山东六国地区征调来修建始皇陵的(30)。
关于这片墓地的性质，有人认为不是刑徒墓。服居赀劳役者虽不戴刑具，不等于刑徒，但与刑徒的命运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时这片墓地的死者百分之九十不是服居赀劳役者，有的尸骨狼籍。我认为仍应称作刑徒墓地。这与文献所载：“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修筑始皇陵是相吻合的。
（四）其他遗迹
1．石料加工场遗址 该遗址位于始皇陵园的西北角郑庄村南，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500米，总面积750000平方米。发现有大量的石材及石质半成品或废品的残石水道、残渗井盖、门臼等。还有打制石料的铁工具錾、锤，刑具铁钳、钛，以及其他铁、铜、陶、石类器物，约200余件。另外，还有五处房屋基址。此处是修建始皇陵时的临建设施──石料加工场(31)。修陵的石头皆取之北山。《关中记》说：“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相钩”(32)。石头运到陵上后加工成各种石材。从出土的刑具可知打制石材的工人是刑徒。
2．窑址 1980年冬在始皇陵西北的陈家沟发现陶窑遗址一处，出土有铁工具、铁刑具及瓦当，筒瓦、板瓦等遗物，还有灰坑、砂坑、墓葬等(33)。另外，在始皇园周围的赵背户村，上焦村、西横村、下和河、鱼池村等地、都发现有秦代窑址。窑址分布的特点多在陵园建筑或陪葬坑的周围，其中以陵西侧的窑址比较密集，从赵背户村到郑庄村南北长达2公里，东西宽1公里的范围内，早年都有窑址发现(34)。
3．防洪堤遗址及鱼池遗址 始皇陵位于骊山北麓的洪积扇上，和骊山的大水沟南北相对。为防止山洪爆发把陵冲垮，修筑了防洪大堤，使“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流入渭河（《水经注·渭水注》）。防洪堤从骊山北麓的大水沟西西边的山脚起，至王俭与三任之间止，呈西南东北向，全长约3500米。现残存部分长约1000米，宽约40米，残高2—8米，以上和砂石筑成。此堤把始皇陵及各个陪葬坑，包括兵马俑坑均包围在内，起到防洪的作用(35)。
鱼池遗址，位于始皇陵北约2.5公里处。此处地势低洼，现为鱼池水库。《水经注·渭水注》记载：“鱼池水出骊山东，本导源东流。后始皇葬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始皇造陵，取土，其他汙深，水积成池，谓之鱼池”。
另外，在鱼池遗址的东北角，发现一大型宫殿建筑墓址，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近500米，面积约百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墙垣、房基、下水道、井、灰坑，以及大量的瓦当、板瓦、筒瓦、花纹方砖、铜器、铁器、陶质生活器皿等。瓦上有许多陶文印记。此遗址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统一的秦王朝时期。可能是原秦步寿宫遗址，到秦始皇大规模修陵时用作宫邸(36)。
二、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
秦始皇陵园发现的重要遗迹、遗物，上面已分别作了扼要介绍。把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概括起来大体可以看出陵园的建筑布局。
（1）始皇陵园地面上有内外两重城垣，呈南北的长方形，平面布局像个“回”字。内外城垣的四面辟门，门上有阙形建筑，内城的四角有角楼。
（2）内城分为南、北大体相等的两区，北区又以墙隔成东、西两部分。内城的南区主要为陵墓的封土占据。封土的北侧有一大型寝殿建筑墓址；封土西侧有铜车马坑及两个大型府藏坑；封土南侧亦有两个府藏坑；封土的西北角有一甲字形大墓。这样就把内城南区的空间，除封土东侧外，大体已布满。
内城北区的东部目前除探出二十多座墓葬外，尚未发现其他遗迹、遗物，此处可能为陪葬墓区。内城北区的西部为陵园的便殿建筑遗址区。建筑密集，成排成行，布满内城北区西部的空间。
（3）内外城垣之间的东、西、南、北四区，目前在南区、东区、北区这三处，尚未发现地面建筑及陪葬坑、陪葬墓等遗迹，为空白地带。西区的空间布置较满，由南向北依次为马厩坑、珍禽异兽坑、不知内涵的一组陪葬坑或墓穴、寺园吏舍建筑基址。而以建筑基址占据的空间最大，约占西区空间的三分之二。
（4）内城南区陵墓封土下发现地宫周围环绕地下宫墙一周。宫墙的四周有门（南边门系推知），这些门和内外城垣的南门、西门、东门相对成一直线，北门和内城中部的北门和外城垣的北门相对成一直线。
（5）在始皇陵园外城以外的东、西、南、北四区：南区靠近骊山，目前除发现防洪堤遗址外，未见有其他与陵园有关的遗迹遗物。北区发现有修筑陵墓封土而从此处起土形成的一片洼地—鱼池遗址，及一片宫殿建筑基址。东区发现有一组兵马俑坑、马厩坑、陪葬墓群。西区的遗迹较密集，由南向北依次为修陵人员墓地、窑址、石料加工场等。
根据始皇陵园的上述布局，就有关的几个问题作点探讨：
1．秦始皇陵园的方向问题 关于始皇陵园的方向，过去笼统的说法是座南朝北，也有的专家统统地说是南北向。根据陵园的布局情况分析，始皇陵园的方向座西朝东比较合理。其理由是：
（1）秦始皇陵封土下的地宫宫墙四门都有斜坡形通道。东边有通道五个，其他三面似各有一个通道。说明东边是主要通道，即始皇陵墓的方向为东西向，座西面东。陵园内的跽坐俑坑的出土陶俑的方向与墓向一致，也是座西面东。秦始皇陵外城东门外大道北侧有大型兵马俑坑一组。兵马俑的方向也一律面东。陵的南、北、西三侧目前尚未发现类似兵马俑坑样的大型陪葬坑，也说明陵墓的主要方向在东边。
（2）从陵园的整个布局及地理环境方面来看，陵南紧靠骊山，陵北是寝殿、便殿建筑区及陪葬墓区，外城的北边是陵墓复土时的挖土区，地势低洼形成鱼池。陵的西边，在内外城垣之内布满了各种陶葬坑及地面的寺园吏舍建筑。外城的西边是修陵人员墓地、烧造砖瓦的窑区、石料加工场区，砖瓦等建材的堆放区。不管从古代阴阳五行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环境来看，这三面都不具备墓向的条件。只有陵东侧地势开阔，符合古代选择墓向“明堂要清”的要求。
（3）从秦人故有的葬俗来看、（笔者曾统计过陕西地区已发掘的917座秦墓），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东西向，即头西足东。愈到早期这一特征愈为明显。如春秋时的秦墓基本都是东西向，到战国时代虽有少数为南北向或其他方向，但东西向仍占绝对多数。在凤翔秦都雍城发现的18座大型陵园，临潼骊山西麓发现的3座秦东陵大型陵园，其方向也均为东西向。这说明墓葬和陵园为东西向是秦人故有的习俗。秦始皇陵是承袭了秦国故有的葬俗。不能拘于周代、汉代的葬俗来看秦人。
从以上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考察，秦始皇陵的方向应是座西面东。它以陵园右部的陵墓为中心。主要的陪葬坑及大型寝殿建筑均在陵园的右部。陵园的左部是附属部分，陪葬墓及便殿等建筑位于左部。这种布局，与秦代以右为尚，右为尊位的礼制相合。寝殿位于陵墓的左侧，与《独断》所说：“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亦完全相符。铜车马坑及各种府藏坑、寺园吏舍等位于陵墓之后，与都城的建制亦相契合。
秦始皇陵园结构的突出特征，是与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以中轴线为基础的左右均衡对称式布局不同。这一特征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秦始皇陵园所处的地理环境，是骊山北麓的洪积扇，地势像鱼脊梁形，南高北低，中间高东、西两侧低，落差很大，且东西两侧分别有一至三条古河道。这就决定了陵园只能成南北的窄长条形，而不可能成东西向的长条形或近似方形。在此情况下，而把陵墓封土置于陵园右侧──内城的南区，形成以此为中心的构图，是比较恰当的，南、北两部主次分明。在南部以陵墓为中心，向东、西伸延，和内外城的东、西门道成一直线，形成中轴。兵马俑坑在东门外大道的北侧，小型马厩坑在大道的南侧，互相对称。
2．秦始皇陵园有几道墙垣
秦始皇陵地面上有两重围墙，已为考古资料证实，似乎已经成了学术界的定论。但自中山王陵的铜版兆域图出土后，对始皇陵有几道墙垣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兆域图上刻着内外两重回字形的墙垣，文字注明为“内宫垣”、“中宫垣”。以此推之必然还有个“外宫垣”。但“外宫垣”没有在铜版兆域图上出现。兆域图上的墙垣和始皇陵的内外城完全相同。那么始皇陵是否也会有个范围更大的外城垣呢？有的同志认为还应该有个外城垣，并指出兵马俑坑的东边千余米处有个双阙的夯土台基，可能是外垣的东门(37)。目前的考古资料还有发现外垣的夯土围墙。所谓的双阙夯土台基，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但这个问题确是很值得探讨的。凤翔的秦公陵园及临潼的秦东陵也都没有夯土墙垣，而是用人工开凿或自然的沟道作为隍。始皇陵的最外屏障也可能如此。假若以始皇陵封土的顶点为基准向东西南北四方各延长3750米，则南到骊山，北到新丰原，东到鱼池水，西到赵家背户村西边的古河道。山、原、河形成一个长、宽各为7.5公里的自然屏障。在此范围内历年来不断发现秦代的遗迹、遗物。如东边的兵马俑坑、西边的窑址、石料加工场遗址，南边的防洪堤，北边的鱼池等，均在此范围内。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划定的始皇陵园的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目前已勘探确定的外墙垣以内的范围，（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一般保护区为东西、南北各长7.5公里，与上述自然屏障的范围完全相同。因而这个自然屏障有可能是始皇陵的外围边界。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予以验证。
关于始皇陵园的范围多大？传统的说法都认为始皇陵园的范围是指外城夯土围墙以内，面积为2035100平方米（约2.04平方公里）。但近年来由于在此范围以外发现许多与始皇陵有关的遗址、遗物，而提出陵园档拿婊??6.25平方公里（即东西、南北各长7.5公里）。如始皇陵确实在外城夯土围墙以外还有个自然的屏障，后一种说法可以成立。
3．秦始皇陵园的设计意图
《礼记·中庸》说：“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38)。《礼记·祭义》、《左传·哀公十五年》等处也都提到这一原则(39)。这是基于灵魂不灭的观念，认为人死后要和生前一样在冥世间生活。人生前有衣食住行之需，死后也是如此。于是具棺椁，制衣袤，备车马及炊食之器。人生前拥有的财富和地位不同，埋藏情况也不同。《吕氏春秋·节丧》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锤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天子、诸侯的陵园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吕氏春秋·安死》）。
秦始皇陵园的设计意图也是如此，一切都模拟生前，把地上王国模拟于地下。秦始皇陵高大的封土及其下的地宫象征着生前的咸阳宫；地面上的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京师的内外城或名之曰大小城；外城垣东侧的兵马俑坑，象征着守卫京城的宿卫军；上焦村的小型马厩坑群及西内外城垣之间的大型马厩坑，象征着京师的宫廷厩苑；陵封土西侧的铜车马坑，象征着宫廷的乘舆，为始皇的车驾卣薄；西内城垣之间的一批珍禽异兽和跽坐俑坑，象征始皇生前的囿苑，供其狩猎和游乐；陵封土北侧的寝殿，即《独断》所说的“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陵园内的便殿，即《三辅黄图》所说的“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总之，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是根据“事死如事生”这一理性观念设计的，它是一幅宫城都邑图。
4．秦始皇陵的修建时间和用工人数
关于始皇陵的修建时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始皇于公元前246年即位，即开始修建陵墓，直至公元前210年去世，共37年。如再加上始皇死后的复土工程，共历时38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初即位到统一全国为第一阶段，历时26年（公元前246—前221年）。从统一全国后到始皇死为第二阶段，历时11年（公元前220—前210年）。公元前210──前209年的复土工程，为第三阶段。而大规模的修筑是在第二阶段。这里附带要说明一个问题，因始皇死得突然，所以始皇死时陵园的修建工程并未完成。《汉书·楚元王传》说：“郦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参加修陵的人被遣去打仗，这时陵园的未竟工程才被迫停工。
关于参加陵园修建工程的人数，一般都笼统地说成七十余万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秦统一全国前，因忙于统一战争，是不可能抽调七十余万人来修建陵墓的。只能是小规模的修筑。统一全国后的十余年的修建工程，也不是始终都用七十余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得很清楚，“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是修建阿房宫和修建陵墓用工的总数为七十余万人，析言之，仅是二、三十万或三、四十万人。到始皇死后进行复土工程时，才并二役为一，为七十余万人。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修建阿房宫的工程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
5．始皇陵的督造者和工徒的来源
修建始皇陵工程的主持人是谁？《汉旧仪》说：始皇“使李斯将天下刑人隶徒七十二万人作陵(40)”。这说明丞相李斯是修建始皇陵工程的主持者。丞相辅佐天子，助理万机，修陵是大事，由李斯主持其事是合乎情理的。再者，战国时期，王陵的修建工程由丞相（或称相邦）主持是各国的通例。如1978年河北中山国王墓出土的铜版兆域图上的铭文说，国君命相邦赒“为兆乏（法）”(41)吕不韦于始皇元年至十年为相邦。因而始皇陵前期工程的主持人应是吕不韦。吕不韦免相后由李斯主持。
陵园的修建工程除丞相总理其事外，将作大将及少府的长官也是参予者。《汉旧仪》说：“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始皇陵园出土的陶文有“大匠”、“东园主章”(42)大匠是将作大匠的省称，“东园主章”是将作大匠的属官。说明始皇时已有将作大匠一职，并参予了始皇陵的修建工程。另外，秦俑坑出土的兵器上有“寺工”铭文，砖瓦上有“左司空”、“右司空”等印文。这些都是少府的属官。秦天农民起义军打到郦山脚下，少府章邯曾率领修建的刑徒去作战。可见少府章邯曾率领修建的刑徒去作战。可见少府也参予了陵园的修建工程。
关于修建始皇陵工徒的来源问题，在统一全国前参加修陵者都来源于秦国本土，这是无疑的。全国统一后修陵的人员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汉旧仪》说：修陵者为“天下刑人隶徒”；《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这些记载已为始皇陵的考古资料所证实。从修陵人员墓地出土的墓志瓦文及砖瓦、陶俑上的文字获知修陵人员来源的县邑已有如下三十二个：东武、博昌、殽陵、邹、临晋、杜、好槚、美阳、蓝田、频阳、栒邑、下邽、芷阳、汧、栎阳、杨民、平阳、平阴、觜、新城、宜阳、安邑、杨、赣榆、乌氏、西县、蒲反（坂）、延陵、高阳、戏、郧阳、咸阳等。其中属于今山东境内的四处，河南四处、河北三处、山西三处、江苏一处、甘肃二处、湖北一处、陕西十二处，地望不明者三处，除位于今陕西、甘肃的外，其余县邑都属于原来的山东六国地区。证明秦统一六国后确实从全国各地征调了大批的人员修筑陵墓。
6．始皇陵园在中国古代陵园史上的地位
秦始皇陵园的建制与其以前的君王大型陵园相比，有继承的一面，也有独创，对汉代及其以后封建帝王陵园的影响很大。
秦始皇陵园的平面布局与战国时诸侯王的陵园相比，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例如：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所反映的陵园布局：陵园呈横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回字形的墙垣；王堂、后堂等主要建筑在前，而大将宫、执旦宫、正奎宫、殾宗宫等附属建筑，在主体建筑之后的内外墙垣之间(43)。另外，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王陵园，亦是横长方形的回字式墙垣的陵园(44)。这些都与秦始皇陵园的布局相同。只是始皇陵园的规模较大。可见它是承袭了战国诸侯王陵园的布局。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固围村的魏王陵园中有三墓并列；中山王陵兆域图所示为五墓并列，中间为王陵，两侧为王后陵、夫人陵分列左右。而始皇陵园只有一个高大的陵丘，没有王后陵、夫人陵的位置，可谓一墓独尊。再者，魏王和中山王陵园的坟丘上都有享堂建筑，而始皇陵封土上不见木构建筑，而于陵侧设立寝殿、便殿。秦始皇陵园附近陵邑的建制也不见于前代。陵封土的高大，陵园规模的宏伟，随葬物品的丰富，都超越前代。
从秦国本身陵园的发展史方面考察，其发展演变的脉络也是非常清楚的。秦都雍城发现的18座秦公陵园，主墓都呈中字形，墓和陵园的方向均为东西向，墓上没有封土但有享堂建筑，墓的周围有内外相套呈回字形的两重隍壕，陵园内有车马类的大型陪葬坑，夫、妇同茔异穴共处于一个陵园内。上述各点是秦都雍城的秦公陵园的共同特征(45)。由于这些陵园的墓葬除秦公一号大墓外，都还没有发掘，确切的时代不明。大体说来应是春秋至战国初年的秦公陵园。
位于临潼县骊山西麓的秦东陵的3座大型陵园，以一号陵园为例，主墓呈亚字形，墓和陵园的方向亦为东西向，墓上已有封土，封土上没有木构建筑，但陵园内已有大型地面建筑，有车马类的大型陪葬坑，陵园的周围有隍壕，陵园的中心有并列的两座亚字形大墓，可能是夫、妇同茔异穴合葬(46)。这个陵园的时代大约为战国晚期。另外，咸阳原上的秦惠文王及武王陵，陵园的情况不明，但都有高大的封土堆，至今犹存。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甸人？甸人守孝公、 （献）公冢者殹（也）”。这说明从战国早期偏晚秦国已出现了冢墓，并有守冢户。
把凤翔秦公陵园、临潼秦东陵及始皇陵三者连接起来，是部较完整的秦国陵园发展史。从春秋到秦始皇时代，陵墓和陵园都是东西向，这是秦人一贯的葬俗。春秋到战国初年秦人的陵墓没有封土，到献公、孝公时开始出现封土，到始皇时把封土筑得特别高大像是山丘。春秋至战国初年的墓上有享堂建筑，至战国晚期的秦东陵已发现把封土上的建筑移于陵园内，这种建筑的性质应属于陵园内的寝殿。从汉代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陵园内起寝之制始于秦始皇。现在看来，此说不确。秦始皇仅是把前代已有的起寝于墓侧的制度完善化，有寝殿、便殿成组的大型建筑，规模宏阔。起寝于墓侧之制可能与冢墓的出现有关。它的起始年代应早于秦东陵，可能到战国早期偏晚或战国中期。凤翔的秦公陵园和秦东陵的陵园周围环有隍壕，秦始皇陵园改变成用夯土筑起内外城垣。春秋战国秦陵园内都有车马类的大型陪葬坑，秦始皇陵园把这一传统葬仪加以发展，除车马坑外，还有兵马俑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等各种各样的陪葬坑。先秦时代设有“冢人”、“墓大夫”分别管理公墓和邦墓(47)。献公、孝公时陵上设有守冢户。到秦始皇时在陵园内设有官吏，在陵园的附近设置陵邑，这是个新的创举。
总之，秦始皇陵园的建制在继承前代陵园制度的基础，加上变革和发展，从而初步奠定了中国封建帝王陵园的建筑格局。汉代帝王陵园的建筑布局基本上沿袭于秦，只是在个别地方有所变革。
陵园建制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反映，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理念，反映在陵园制度上也就有不同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王世民先生曾作过论述(48)。西周和春秋时代盛行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分封制。这时反映在墓葬区的布局上，是实行按照血缘关系的聚族葬。当时的墓地有两种：一是公墓，二是邦墓。前者是贵族的墓地，后者是平民墓地。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天子权势衰微，诸侯、大夫的势力蹶起，宗法制度被动摇。这时公墓制度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王室冢墓单独集中的墓地”。到“战国中晚期，随着各国君权的加强，又有了以一个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平山中山王墓和辉县固围村大墓都是如此”(49)。这一变化在秦国似乎出现的略早，如凤翔的18座秦公陵园聚葬在一个大墓区，但每个陵园是以一个国君为中心的。陵墓上虽没有封土，但陵园的结构和中山王墓是近似的。战国晚期的秦东陵的每个陵园也是以一个国君为中心。到了秦始皇时代，歼灭群雄，四海归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秦始皇成了千古一尊的皇帝。反映在陵园建制上，则一墓独尊，陵园的布局模拟都邑。陵园的一切设施都追求至高至大，气势恢宏。陵墓的地宫内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各种珍贵的陪葬物“徙藏满之”。把生前的一切都模拟于地下，天上、地下的一切均囊括为已有。这是君主专制集权，朕即天下之主思想的反映，是封建帝王至高无上权威的象征。它标志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全国的胜利。
(1)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始皇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8期。
(2) 《汉书·楚元王传》：“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三辅故事》：“始皇葬郦山，起陵高五十丈”。秦汉时一尺折合为23厘米，五十丈即115米。
(3)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4) 苏民生等：《秦陵地宫之谜》，《瞭望》1985年42期。《秦始皇陵考古工作又有重大突破》，《光明日报》1985年3月29日，《人民日报》1985年4月1日。
(5) 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考古》1983年7期。
(6) 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图一，《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7) 《两京道里记》、都穆《骊山记》都说始皇陵内城周长五里。《汉书·楚元王传》说“周回五里有余”。《博物志》说“周回六、七里”。《秦始皇陵调查简报》说：“周长2525.4米”（《考古》
1962年8期）等，都是误指内城的南区作为内城的全部。
(8) 赵康民：《秦始皇陵北二、三、四号建筑遗迹》，《文物》1979年12期。
(9) 杨宽：《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秦俑馆开馆三年文集》1982年。
(10) 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西侧骊山飤官建筑遗址清理简报》，《文博》1987年6期。
(11) 秦俑考古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11期。
(12)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
(13)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12期。
(14) 袁仲一：《秦始皇陵东侧第二、三号俑坑军阵内容试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论会论文集》。
(15) 秦俑考古队：《秦俑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16) 袁仲一：《论秦的厩苑制度──从秦陵马厩坑的刻辞谈起》，《古文字论集》（一），《考古与文物》丛刊第2号。
(17)(25)(28)(35) 参见秦俑博物馆一号坑展览大厅内的沙盘、模型及说明牌。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三章第三节286—287页，1984年5月第1版。
(19)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园陪葬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
(20) 《三辅黄图》引《汉旧仪》。
(21) 《史记·李斯列传》。
(22) 同(18)第三章第一节227页。
(23) 袁仲一、程学华：《秦陵二号铜车马》，《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一号，1983年。
(24) 袁仲一、程学华：秦陵出土的铜兵器和铜车的制造工艺》，《从古铜车马到现代科学技术──陕西省科学技术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26) 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27) 《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
(29)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流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3期。
(30) 袁仲一，程学华：《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地出土的瓦文》，《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年文物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
(31) 秦俑考古队：《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场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
(32) 《太平御览》五百五十九引《关中记》。
(33) 秦俑考古队：《临潼县陈家沟遗址调查简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1期。
(34) 秦俑考古队：《秦代陶窑遗址调查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5期。
(36) 秦俑考古队：《陕西临潼鱼池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4期。
(37) 笔者有次和秦俑博物馆的聂新民同志交谈，他提出了这一观点。
(38) 《礼记正义·中庸》，见《十三经注疏》下1629页，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
(39) 《礼记正义·祭义》，见《十三经注疏》下1593页。《左传·哀公十五年》，同上书，2174页。
(40) 《通考·王礼考十九》引。
(41)(43)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
(42) 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44) 《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45) 《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7期。
(4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
(47) 《周礼·春官·冢人》：“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正墓位，墓域，守墓禁，凡祭墓为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凡争墓地者，听其狱讼；帅其属而巡墓厉，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48)(49) 王世民：《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冢墓》，《考古》1981年5期。
来源：《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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