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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子墓群

摘要: 一、墓群概况水泉子墓群位于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西北的红山窑乡水泉子村西北 39 千米处,地理坐标为北纬 38°23′01″,东经 101°37′16″,海拔高度 2294 米(图一)。为配合国家西气东输建设项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08 年 8 〜 10 月、2012 年 10 〜 12 月对永昌县红山窑乡水泉子村汉墓群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其中,2008 年清 ...



一、墓群概况

水泉子墓群位于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西北的红山窑乡水泉子村西北 39 千米处,地理坐标为北纬 38°23′01″,东经 101°37′16″,海拔高度 2294 米(图一)。

为配合国家西气东输建设项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08 年 8 〜 10 月、2012 年 10 〜 12 月对永昌县红山窑乡水泉子村汉墓群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其中,2008 年清理墓葬 15 座,2012 年清理墓葬 16 座。两个年度发掘的 31 座墓葬,从形制上可分为四种,土坑墓 1 座、竖穴土坑木椁墓 27 座、土洞墓 1 座、砖室墓 2 座。出土了大量遗物,收获颇丰,为认识研究河西地区两汉时期墓葬演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材料(图二)。

二、墓葬形制

土坑墓 1 座,墓向 355°。墓葬开口线距地表深 0.3 米。墓葬平面呈长方形,墓中未见人骨。出土器物有铜器、铁器、漆器、钱币等。主要有铜镜 1 枚、铁带钩 1 件、五铢 1 枚。

土洞墓 1 座,墓向 355°。由封土、墓道、墓室等组成。地表残存丘形封土,带斜坡墓道。墓室平面为长方形,长 3.6、宽2.1、深 1.6 米。墓葬被盗,顶部坍塌,结构不明。墓底低于墓道,墓门处存一土台阶。不见随葬品。人骨 2 具,位置散乱,葬式不祥。砖室墓共 2 座,均为单室砖墓,被盗严重。砖室墓的营造是先挖长斜坡墓道,然后在墓道顶端掏挖土洞,最后再在土洞内砌砖室。

2008年清理墓葬M4,墓向180°,封土呈丘状,长方形斜坡墓道,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券顶(图三)。墓道顶端近墓门处,有意识地用大量石块封堵。无甬道,墓门直接开于墓室前壁。墓门起单 层券,已残,仅见两侧的砖结构。墓门残高 1.5、宽 1.63 米,两侧砖残高 1.15 米。墓室长 3.2、宽 1.63 米,用青灰色长条砖砌成。两侧壁平直,条砖横平错缝而砌。顶部以子母砖扣合起券。墓底不铺砖,后壁砖面被毁,暴露出地层土。三具木棺仅存残痕,两具平行纵向置于后部,另一具横置于墓门前。由于木棺已毁,其细部结构无从得知。葬式亦不明。随葬品集中放置在墓门内两侧。均为陶器,陶灶 1 组、陶器盖 2 件。

竖穴土坑木椁墓 27 座,地表保存封土,部分墓葬无墓道,部分墓葬在竖穴土坑墓圹的前部正中开设了长方形斜坡墓道,有的还在墓道与墓圹间加一个过洞。墓道靠近墓圹处往往堆置大块砾石,加以封堵。

墓室营建方法上,均先挖长方形竖穴墓圹,再在墓圹内搭建椁室。多为单椁单室(图四),个别墓由主室及外藏椁构成。椁室由底板、侧壁板、后挡板、盖板组成。椁室入口处均作封门状,用竖板插堵,其外以砾石封堵。另外,个别墓葬在土圹两侧壁上掏挖出凹槽,其中立木柱,以支撑加固椁室,如 2012 年清理的 M8(图五、六)。椁室底板用数块方木板横向铺砌,侧壁板纵向垒砌,接头处多用套榫连接。盖板多以圆木或半圆木横向铺盖。

墓葬可分单人葬、异穴合葬与同穴合葬三类。同穴合葬按墓道有、无,又分先后下葬入殓的与二次迁葬一同下葬入殓两类。异穴合葬墓在同一封土下,构筑两个墓圹,两墓圹大小相当、走向一致。两墓圹以隔梁相隔,隔梁宽 0.3 〜 0.5 米,显示出两者关系紧密(图七)。其椁室形制亦相似。

葬具为木棺,材质多为松木。木棺有双棺、单棺,个别墓无棺。大部分木棺保存较好。双棺均并列置于木椁后部,两棺间隙较小,有的紧靠在一起。单人葬木棺多置于椁室一侧。木棺由底板、侧板、两端挡板及盖板等组成。棺板薄厚不等,未发现棺钉,应采用榫卯结构。棺上或棺底多裹有席子,少量墓葬棺底亦铺有草木灰。个别棺板上还发现有铭旌残迹。

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另有部分二次扰乱葬。部分尸骨头端有木枕,脸部罩有覆面。墓葬普遍随葬有羊、鸡等动物肢骨,并撒有谷、麻等粮食作物。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漆器、木器、铜器、丝织品等。一般置于棺前,偶见置于棺侧的。

三、出土遗物

2008 年清理墓葬 15 座,出土陶器、铜器、木器、漆器、木简、丝织品等各类器物约 123 件(组)。2012 年共计出土遗物约 265 件。

陶器数量较多,有随葬品的墓中均见,各墓数量1〜10件不等,最常见的为3〜5件。

器物放置位置有一定规律,陶器主要放在棺外靠近椁前壁一端的空处;漆器有的放置于棺外,有的置于棺内;钱币多散置于棺上;部分棺上放置小型动物骨骼。

陶器大部分为泥质黑灰陶,另有部分泥质彩绘陶、夹砂红褐陶。器物组合为罐、壶、瓮、盆、钵、鬲等。罐分双耳罐、单耳罐、无耳罐等几类,其中无耳罐数量较多。双耳罐为泥质灰陶,个别彩绘(图八)。单耳罐为夹砂红褐陶、泥质灰陶。无耳罐为泥质灰陶,分为圆鼓腹罐、垂腹罐、广肩罐、圜底罐等几型,还见彩绘罐(图九)。

壶类主要是盘口壶,多为黑灰色陶,颈分长、短,圆鼓腹或下腹斜收,上腹部装饰有衔环铺首,圈足(图一○至一二)。

瓮为泥质灰陶,分直口、侈口、敛口三型。

熏炉为泥质彩绘陶。整体呈“豆”形,器盖与器身以子母口扣合。通体先敷以白色陶衣,其上以红彩勾勒三角纹,内涂红,以素面三角状浅槽间隔,个别发现三角状镂孔。窄带纹将器表分十等份(图一三)。

灶由灶面、灶身、灶门、火眼、烟墙等组成。灶面为半圆形,素面或边缘饰网格纹,甑与灶共出,但并不相连。

出土的铜器数量较少,有铜盆、铜镜(图一四)、铜环、泡钉及盖弓帽、当卢(图一五)、衔镳等车马饰件。

钱币主要为五铢,多锈蚀不清。

随葬漆器情况较为普遍,但多保存较差,可辨器形有盒、奁(图一六)、案、盘(图一七)、耳杯、碗、箸等,个别器物底部还书写有文字(图一八)。木器数量较多,有木梳、木篦、木俑等。人物俑刮削出人形,面部与服饰用墨线勾勒,部分施以彩绘。男俑,头戴介帻,身穿长衣,右衽。左手置于腰间,右手垂立一侧(图一九)。女俑,垂发呈三角形,身穿深衣,右衽。下巴微颔,双手垂立至两侧(图二○)。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棺内。经初步整理,计有麻、绢、纱、锦、绵等。尚能识别的物品有布枕、布囊、丝履、麻鞋(图二一)等。

覆棺铭旌保存差,绘画以细线勾绘,平涂色彩,用色为褐、黑、白三种。如 2012 年清理的 M8 所出铭旌,所绘形象怒目圆睁,面目狰狞,舌头伸出下垂至胸间。上身裸露,双臂折弯至 90°,双手执一物。下半身似穿一短裤,两腿分开(图二二)。

两个年度的发掘均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木简。2008 年木简集中放置于 M5 的木棺内,因受坍塌的椁盖板和棺盖挤压而受损,另外由于墓地地下水位较高,墓室十分潮湿,出土时木简多残断。较为完整者有 700 多枚(段),连同残损严重的残片共计约 1400 枚(段)。与木简同时出土的还有墨、砚等书写工具。木简内容一部分为七言本《苍颉篇》(图二三),另一部分为日书(图二四)。其中还发现“本始二年”简一枚(图二五)。

2012 年出土木简置于 M8 北侧木棺盖板之上,出土时简册已散乱失次,部分残片散落于两棺之间。木简为松木材质,保存状况很差。现存断简及碎片共 174 个编号,经过整理缀合,可以确定原简册由 35 枚简札构成。这批木简内容为历谱,因出土一枚“五凤二年”纪年简(公元前 56 年),故确定为“五凤二年”历谱(图二六)。

四、学术价值

据调查及发掘知,水泉子墓群面积较大,分布集中,在现连霍高速公路东西两侧均分布有大量墓葬。2003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气东输一线建设工程中发掘了 98座汉墓,加上 2008、2012 年两次发掘的 31 座墓,表明此处是一规模较大的墓葬群。从已清理的情况看,竖穴木椁墓为主要类型,大部分墓葬带有斜坡墓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墓道与墓室间存有一过洞,过洞内填大量的石块,起封堵作用,而石块之后为木椁的前壁,多采用竖立的木板插堵。以双人合葬墓为主,葬式多见仰身直肢。壶、罐为主要的陶器组合;灶面半圆形,甑(釜)与灶分体而制。

中原地区,西汉昭、宣时期,夫妻同穴合葬已逐渐成为主要的埋葬形式。王莽前后,墓中随葬品不论瘗死者人数多寡,陶器往往只有一套。水泉子木椁墓大多为夫妻合葬于一木椁中,与上述西汉晚期墓特征相同。随葬陶器也只有一套,且陶器形制以汉式为主,无论器形、制法都同于中原汉墓。考虑到中原地区墓葬形制传至河西需要一定的时间,推测水泉子木椁墓年代为西汉末至东汉早、中期。东汉时期,中原地区砖室墓替代了土洞墓、木椁墓,这种新的墓葬结构也被河西地区所吸收,券顶砖室单室墓,长斜坡墓道,多人合葬,均符合东汉中期墓葬特点,所以水泉子砖室墓的年代应为东汉中期以后。

竖穴木椁墓是先秦以来中原地区较为常见的墓葬形制,西汉时期仍然流行,并有向西北地区传播的趋势,到了西汉晚期、东汉时期,中原地区以新的空心砖墓、小砖墓等形式代替了传统的木椁墓。而木椁墓在西北地区西汉至东汉时期还是主要的墓葬形式,如青海上孙家寨汉晋墓群中的汉墓、内蒙古南部地区汉墓等。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甘肃地区仅在兰州兰工坪 [1] 、古浪黑松驿 [2] 发现不足 10 座木椁墓。此次发掘丰富了甘肃地区汉代木椁墓的资料,为明确汉代木椁墓在甘肃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从水泉子墓葬看,河西的墓葬形制存在一定的演变,从竖穴木椁墓、土洞墓向砖室墓发展,这种发展变化

也是受到中原墓葬形制的影响,是在汉王朝开拓西北地区的大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显现了汉文化及其葬俗对河西的影响。

水泉子汉墓出土的木简是永昌县境内第一次出土木简,也是甘肃省近年来在简牍文物方面的又一次重要收获。该批木简日书数量较多,内容相对丰富,应是迄今为止出土汉代日书数量较多的一次,对于秦汉数术的研究将产生较大影响。“五凤二年”历谱对我们认识古代历日的编册、秦汉时期日者之术与历家历法的逐步合流等文化现象,都具有启发意义。

永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历史悠久,境内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发现众多遗址,主要有鸳鸯池、毛卜喇、水磨关、二坝、乱墩子滩等,大多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也有少量的齐家文化遗存。之后汉晋、南北朝、唐宋等时期也发现了大量文化遗存,如乱墩子汉墓群、汉长城、北周圣容寺石窟及御山瑞像石刻等,显示了永昌悠久的文化面貌。此次发掘不仅丰富了河西地区汉墓的资料,也为了解永昌当地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参考文献

[1]蒲朝绂:《兰州汉代墓葬》,《西北史地》1992 年第 2 期。

[2]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古浪峡黑松驿董家台汉代木椁墓清理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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