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5月9日晚上19:30至21:40，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的邀请，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良仁老师在线上做了题为《汉代崖墓开凿技术的来源：一种假说》的讲座。由于本次讲座主题涉及徐州地区汉代崖墓，我院特邀了徐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馆员李银德老师作为本讲座的与谈嘉宾。此次讲座是我校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70讲（考古名家 ...

　　2022年5月9日晚上19:30至21:40，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的邀请，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良仁老师在线上做了题为《汉代崖墓开凿技术的来源：一种假说》的讲座。由于本次讲座主题涉及徐州地区汉代崖墓，我院特邀了徐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馆员李银德老师作为本讲座的与谈嘉宾。此次讲座是我校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70讲（考古名家讲坛第35讲）。讲座由我院王志高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共450人通过腾讯会议及Bilibili线上直播的形式听讲。

　　讲座伊始，张良仁老师以龟兹石窟研究为切入点，指出尽管我国石窟众多，但过去学者关于石窟的研究多聚焦于石窟形制的分类梳理与窟内雕塑壁画的风格与内容分析，对石窟开凿技术关注较少。张良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到了印度石窟、伊朗崖墓与中国汉代崖墓的开凿技术可能存在联系，并据此展开研究，以期引起学界对中外石窟和崖墓开凿技术的关注。

　　随后，张良仁老师提出了关于汉代崖墓技术来源的看法，即汉代崖墓的开凿技术有可能是外来的。借此机会，张老师浅谈了他对于“中国民族文化外来说”的看法。首先，在技术层面，中国对外国文化有吸收借鉴，这是不能被掩盖和抹杀的客观事实，检验一种技术是否来自外国，关键要看有无确凿的证据；其次，中国的发展创新需要研究外国文化、学习外国文化，需要“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走进世界走出自己”。因此研究外来文化的问题，既要采取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也要兼收并蓄，具备全球化的开阔视域。

　　接下来，张良仁老师简要介绍汉代崖墓作。汉代崖墓广泛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峭壁和山坡之上。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法国学者色伽蓝、中国学者郑德坤先后对其有过研究，确认了这是一类特殊的古代墓葬，其中保存有题记的纪年崖墓年代范围从东汉永平八年（65年）至南朝宋元嘉十九年（442年），集中于东汉中晚期。张老师先以四川乐山麻浩崖墓群M1、M8为例，介绍了四川地区崖墓的形制结构与开凿方式。麻浩M1与M8均为结构复杂的多室墓，墓门均有仿木结构建筑石刻。其中M1虽然被盗，但发现数量丰富的画像，M1前室东壁刻有一坐佛，高肉髻，圆形头光，着通肩袈裟，右手举起似作“施无畏印”。麻浩崖墓的开凿过程是先于山崖坡面开凿出短墓道，再于墓道后端开凿出平面，从而进一步修整形成墓室。麻浩崖墓前临麻浩河，开凿于河岸红色砂岩质崖壁上，砂岩石质相对较软，因此麻浩崖墓的墓壁无二次加工痕迹，但非常平整，凿痕纹理也很均匀。有学者根据墓壁凿痕推断，麻浩崖墓可能使用冲击式顿钻法开凿。徐州地区的崖墓年代早至西汉，且规模宏大，因徐州地区崖壁多为更坚硬的石灰岩，工程难度较麻浩崖墓更大，反映了当时工匠高超的雕凿技术，如狮子山西汉楚王陵、龟山汉墓等。二墓均经过精心设计规划，使用做工精致的重型条石作为封门的塞石用以防盗。此法亦见于河南省永城市保安山一号王陵。

麻浩M1平剖面图

麻浩M8平剖面图

麻浩M1坐佛雕刻

狮子山楚王陵平剖面图

龟山汉墓透视图

龟山汉墓内塞石

　　在以竖穴土坑墓为主流的中国，西汉崖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统，可以视作一种具有革新性的墓葬形式。崖墓开凿技术包括开凿墓道、填补空洞裂缝、开采和切割条石等。

　　有关中国崖墓开凿技术的来源，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学者色伽蓝曾提出其技术来源于埃及、西亚和伊朗等地的假说。色伽蓝提出此假说主要是因为埃及、西亚和伊朗等地发现了年代更早的崖墓。张老师随后介绍了色伽蓝假说中所涉及的线索。波斯波利斯城（Persepolis）遗址位于伊朗西南部，坐落于慈悲山的西坡。该城修建于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486年在位）时期，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为亚历山大大帝所攻灭，波斯波利斯也随之覆灭成为废墟。由于城址营建于山坡，工匠需先于山坡上开凿槽口，然后嵌入条石垫出5到13米的高台平面，再在上面修筑宫殿。波斯波利斯城拥有12.5万平方米由巨大条石垫出的平面，地面现存雕刻精致的圆雕与石柱，工程量浩大，体现了精确的石料切割开采和搬运技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王陵即为崖墓，位于距波斯波利斯城12公里外的石灰岩崖壁上，先于崖壁上切割出十字形平面，于十字横梁雕刻立柱、横梁，中间掏凿墓室，十字纵轴上部则有标志波斯帝王功绩的铭文与浮雕，十字平面打磨平整，刻工精细。

　　位于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脉峡谷处的贝希斯敦（Behistun）遗址同样具有类似的精细打磨的平面与石刻，体现了高超的石料加工技术。伊朗的达什喀什（Daskash）遗址为蒙古伊尔汗国为修建苏丹尼耶城（Soltanye）开采石料的采石场，揭示了大型建筑用石料的开采方式。而哥贝克力土丘（G?bekli Tepe，公元前9600—6200年）的发掘说明近东大型石料开采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前陶新石器A段至前陶新石器B段。

　　近东地区崖墓的营造同样具有悠久历史，位于土耳其东部的凡·凯尔崖墓（Cemetery of Van Kale）属乌拉尔图王国时期（公元前9—6世纪），由于崖墓与乌拉尔图王国一般墓葬传统不符，学者推测乌拉尔图的崖墓开凿技术可能来自耶路撒冷、塞浦路斯及小亚细亚地区。沿此线路追溯，崖墓技术的源头可能在埃及。埃及的石料开采技术也更为悠久，自前王国时期至拜占庭罗马时期，前后延续3500年，使用石锤、铜凿、铜镐等工具。

波斯波利斯城遗址

阿契美尼德王朝王陵区

大流士大帝陵墓

达什喀什采石场遗址

哥贝克力土丘

　　尽管色伽蓝的推测有丰富线索，但缺乏关键证据，无法证实。且埃及、西亚和伊朗等地的崖墓，地理和年代上距离中国的崖墓都比较远。因此，张良仁老师提出了可以连接西亚与中国断层的又一假说：中国汉代崖墓开凿技术可能辗转来源于印度，且很有可能与佛教密切相关，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不过张老师强调，其观点同样停留于假说阶段，尚缺乏明确证据。

　　印度石窟遗迹丰富，印度比哈尔邦迦叶市以北的巴拉巴尔山与龙树山均存石窟遗迹。张老师着重介绍了巴拉巴尔山的罗马斯·里希石窟（Lomas Rishi Cave）。其窟门呈半圆形仿木结构，石窟内部有圆形的仿棚屋结构，并保存了印度教和耆那教的雕像，是印度教与耆那教的行游僧在雨季的住所。附近窟内铭文显示其开凿年代约为公元前273—232年，属于孔雀王朝时期。

　　巴雅石窟群（Bhaja Caves）位于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比里希石窟年代稍晚，约为公元前100—70年，属于巽伽王朝时期。其中12号窟模仿当时木构建筑，窟顶为券顶，窟门表现了卷檐和椽头。石窟主体为一座马蹄形大厅，厅内沿窟壁雕刻一圈八角柱网，柱体微向内倾斜，体现了当时木构建筑的侧脚、收分的特征，里侧为一佛塔，可能为石窟群的礼拜中心。

　　虽然印度的古代石窟和徐州地区汉代崖墓在形制方面很不相同，但是依然不能排除徐州崖墓的开凿技术来自印度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技术可能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但是这种看法至今没有直接证据，现有的和佛教传播有关的证据都在东汉晚期以后。如在东汉末至曹魏时期的山东沂南北寨汉墓发现了与印度巴雅石窟类似的八角柱，仿木构建筑上下收分，下有柱础，上接一斗二升斗栱承托过梁，其雕凿技术可能来源于印度，但是其表面也刻有中国风格的羽人、异兽等图案。在沂南北寨汉墓中室的八角柱上发现有带有头光的人物形象，显示其可能受到了佛教艺术的影响。徐州博物馆收藏有八角柱残块。另有连云港市孔望山石刻造像群，其中夹杂大量佛教题材的造像。温玉成认为其年代属于三国时期。且因佛像、涅槃像、舍利供养像等佛教题材与老子像、孔子像、东王公像等中国传统题材在孔望山造像群混合出现，温玉成提出了“仙佛模式”，认为孔望山造像是现存最早的仙佛造像。不过有关孔望山石刻造像群的内容和年代，学界仍有较大争议。

罗马斯·里希石窟

巴雅石窟群12号窟

徐州博物馆藏八棱柱残块与山东沂南北寨汉墓内八棱柱和斗栱

　　随后，张良仁老师概述了佛教艺术在印度兴起和传播的过程。公元前2世纪以前，还没有立像崇拜的传统，只有佛陀崇拜，信徒崇拜佛陀的遗骨、遗物和法轮、脚印等象征佛陀的图案。佛教的迅速弘扬与扩散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由于阿育王的皈依及对佛教的极力推崇，佛教迅速扩散于整个印度地区。阿育王曾下令雕刻多根阿育王石柱，其中位于现劳里亚·南丹加尔的阿育王石柱保存较为完整，柱身刻有阿育王敕命，柱头上饰圆雕狮子及覆莲。其中狮子、打磨光亮的柱身，以及在石头上雕刻敕命均属西亚传统。孔雀王朝之前，阿契美尼德王朝曾统治南亚西北部的犍陀罗一带，在阿契美尼德帝国崩溃后，流离的工匠可能逃往孔雀王朝统治范围内，因此罗马斯·里希石窟及阿育王石柱的雕刻技术很有可能来自阿契美尼德。巽伽王朝时期扩建并美化了部分孔雀王朝的佛塔，桑齐大塔（Sanci，公元前3世纪—公元1世纪）即为其中之一。公元前250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随后不久侵入印度北部，为印度佛教艺术带去希腊风格。传统石窟建筑为马蹄形建筑风格所取代；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1世纪，带有希腊风格的人形佛像也出现了。由于贵霜王朝的支持，佛教造像艺术与石刻开凿技术传入中国新疆甘肃一带，但是似乎没有到达徐州地区。徐州地区的崖墓开凿技术和佛像更可能是由海上丝绸之路或滇缅路传入中国的，但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实，不过不排除崖墓开凿技术由伊朗传入中国徐州的可能性。

劳里亚·南丹加尔阿育王石柱

　　张良仁老师讲座结束后，李银德老师就讲座内容发表了简要的评述。李老师认为张老师研究石料开凿、加工技术，拓展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视野。随后李银德老师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即中国石料开采加工技术来自西方的可能性，以及为何西汉时期会改变传统采用崖墓这种新型的丧葬形式。

　　李老师强调相较于西方，中国没有采石传统。中国人工开采石料的技术成熟很晚，新石器时代石峁遗址的石雕、春秋时期秦国的石鼓、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守丘石刻等虽为石制，但主要还是利用自然的石料，与西方人工开采的大型条石不同。李老师指出中国人工开采石料的最早线索可能在秦始皇陵，中国采石技术成熟应当在战国或秦代。因此就石料采集技术而言，传自西方的可能性很大。南京阳山碑材显示的采石方法与达什喀什采石场类似，说明这种采石技术一直延续至明朝。汉代采石方法的技术积累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共同奠定了崖墓开凿技术的基础。不过虽然技术上可能来自西方，但李老师认为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丧葬传统是难以改变的，而徐州西汉崖墓作为在朝廷礼制控制下的王陵，为什么采取崖墓这种看似另辟蹊径的墓葬形式，是十分值得考量的问题。李老师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中国洞室墓的历史悠久，陕西杨官寨曾发现仰韶时期的偏洞墓。即近年来索德浩等学者指出的四川汉代崖墓可能与中国洞室墓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这种关中的洞室墓传统可能经由商洛传入四川。四川崖墓起源与西方并无直接联系，而与关中洞室墓有关。不过，由于徐州地区并没有与洞室墓传统直接关联的线索，徐州地区的崖墓起源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在其后的交流环节，南师大文博专业本科生张新泽同学首先就中国崖墓为什么最早在徐州出现，以及崖墓开凿技术在中国内部的传播路径提出疑问，并请教李老师石室墓和崖墓有没有可能存在联系。李老师认为佛教影响到徐州地区时间很早，而且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如东汉楚王刘英作为皇室成员，在朝廷尚未正式颁布兴佛诏命前即“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并受到表彰。沂南北寨汉墓中也曾发现带有头光的人物形象。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江都王之女刘细君、楚王刘戊之孙刘解忧曾先后远嫁乌孙，互通有无，可见徐州地区与西域的交通并不存在阻碍，当时与西域沟通的主要道路为自徐州经泗水至定陶，再西行至洛阳；或从徐州直接往西至洛阳长安，最后至西域。但李老师指出，虽然徐州地区东汉时期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佛教传播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印度佛教石窟的传统已经传入徐州，并对崖墓产生影响。徐州崖墓年代主要集中于西汉早中期，尽管石椁墓贯穿于西汉，但石椁墓发展至用条石垒砌的石室墓要到东汉中期，距离崖墓的年代较远。

　　来自南京大学的王斌鹏同学认为崖墓中石柱的形制和排布位置似乎与伊朗地区更为接近，而与印度石窟不同，并据此提出疑问。张良仁老师认为中国崖墓与印度石窟、伊朗崖墓就形制上来说均有很大差异，只不过是在开凿墓道、切割条石、填补空洞裂缝的技术层面有所联系。徐州崖墓是这类西方的技术经过本土工匠的本地化，与徐州的墓葬传统结合的结果。

　　来自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张海皎老师就八角柱的传播路径提出疑问。张良仁老师表示他对八角柱的传播没有深入研究，不过四川地区的崖墓和徐州的崖墓在形制上比较接近，四川崖墓的开凿技术很有可能也是从徐州传播过去的。

　　答疑互动结束后，王志高老师感谢张良仁老师的精彩分享与李银德老师独到的解读，线上听众也纷纷以字幕的形式表示感谢，讲座圆满结束。(文：欧萌 图：张良仁、熊伟庆)

（图文转自：“南师文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