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紫禁城》2021年第12期。全文如下：

缘起：为什么要研究纳德利土丘

纳德利土丘的地理位置

年代序列

迄今为止，伊朗北呼罗珊省仅有少量史前遗址做了发掘，如查楼土丘(Chalow)达姆罕尼土丘(Damghani)、扎伊兰土丘(Jayran)、瑞维土丘(Rivi)以及伽列汗土丘(Qal'aeh Khan)。根据已有发掘该区域从新石器时代至阿契美尼德时期(公元前五五〇年～公元前三三〇年）的文化序列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纳德利土丘的发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丰富该区域的文化史。此外，该区域虽然已经获得了二十个碳十四测年数据，但是数量还远远不足以建立北呼罗珊省史前时期的绝对年代序列。因此，该项目将继续收集样品，用于碳十四测年。

回望：昔日的纳德利土丘

聚焦：田野工作实况

中伊联合考古队共开挖了两条探沟(编号为一号探沟T1和二号探沟T2，具体位置参见土丘测绘图中的标注)。一号探沟位于纳德利土丘南部，南北走向，共分为两段。

南段在土丘脚下，长二十九米，宽两米该段用于了解土丘的边界以及边界以外的湖相沉积物。北段位于土丘的南坡上长二十五米，宽两米，用于了解各个建筑层的形成过程。北段又细分为五个部分，各部分的发掘深度约为三米，形成台阶式探沟。二号探沟位于土丘南坡的腰部处，长七米，东西走向，其中东端深二点二米，这里因为当地百姓取土形成了一个又高又宽的崖壁，暴露了多层土坯建筑遗迹。

发现：丰富的遗迹和遗物

年代较早的陶片有中亚纳马兹加类型(Namazga type)的彩陶和伊朗戈尔甘-达姆甘类型(Gorgan/Damghan type)的磨光黑陶，这表明纳德利土丘曾经是两个文化传统的交汇点。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该土丘的主体为伊朗的青铜时代(公元前三千一百年～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和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公元前一千二百五十年)，但土丘周边的湖相沉积物形成于早期铁器时代。同时，在湖相沉积物之中有大量的伊斯兰时期(六五一年以后)的建筑，如墙体、地面、灰坑。所有这些遗迹表明，该土丘延续了约五千年(大约距今五千零六十九年至距今一百四十五年)。

在发掘中，我们还发现了几处重要的遗迹和出土的青花陶，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人类在这里生活的痕迹以及文化交流的信息。

保留四堵墙的房屋  F39

如上所述，土丘是建筑废墟堆积起来的遗址，所以发掘一座土丘，就能发现一层层的房屋。在纳德利土丘我们的确发现了不少房屋，但是因为探沟宽度的限制。发掘出来的房屋只有局部。在现已发现的房屋中，房屋F39相对完整。

城墙(F43)北侧紧挨着一座土坯墙房屋(F39，一号探沟中发现)，该房屋由四堵土坯墙(四段墙分别编号A、B、C、D)和居住面组成。A墙呈南北向，长三百九十厘米，厚六十厘米，由两道土坯砌成土坯之间有厚约两至三厘米的灰泥。由于粘合技术较差，墙体上部有一条宽十八厘米的大裂缝，且墙体偏向西侧。B墙紧挨A墙西侧，呈东西向，已发掘部分长九十厘米，由单排的方形土坯砌筑而成，土坯之间有厚一厘米的灰泥。C墙位于A墙东侧，与B墙平行，残高八十厘米，厚三十二厘米，已发掘部分东西长五十五厘米，由相同尺寸的方形土坯砖砌筑而成，土坯之间有厚一厘米的灰泥。D墙与A墙东侧偏北端相接，也呈东西向，残高一百八十厘米(最大高度)，厚三十二厘米，已发掘部分长一百二十厘米。D墙中部有一条宽约五十厘米的狭窄开口，可能是一个窗户。这四堵墙表面均涂有一层厚一至二厘米的较细腻的石膏或粘土涂料，涂料一直延伸至墙脚的居住面上。

一号探沟内的纳德利土丘城墙F43   张良仁摄

四堵土坯墙(A、B、C、D)和居住面组成的房屋F39   张良仁摄

除了城墙和房屋外，我们在一号探沟北段的中部发现了一座独特的建筑 (F13)，该建筑平面形状不规则，可能具有特殊功用。建筑南边有一堵曲折的墙，北墙有两个壁龛，西墙和东墙位于探沟以外的区域。该建筑为半地下式，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深约五十厘米，北部深八十二厘米。居住面平整且光滑，南北宽一百六十四厘米，算上壁龛后宽二百七十八厘米。南墙和北墙表面均有细腻的、沉淀过的、白绿色的黏土涂料。

与南墙紧挨着的是一个长方形的平台，偏向东北十五度。平台南北长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厘米，东西宽六十八至九十厘米，高十厘米。其上有三个土支座，呈三角形分布，彼此之间相距约三十六至四十二厘米。这些土支座都是可移动的，其中两个保存完好。土支座呈圆角矩形，尺寸为长十六厘米，宽八至十厘米，顶部凹陷，呈黑红色，有黑色的烟灰痕迹，我们据此推测这些土支座可能用于放置炊具。在东南边的土支座脚下发现了一个灰红色的素面小杯子，平底，一侧有一个垂直的把手(已损坏)，大体完整，高十厘米，直径六厘米，曾受过高温。

北墙的一个壁龛里有另外三个土支座(其中两个保存情况较差)，一个为椭圆形柱，高十厘米；另两个均为长方形柱，高未知，一个长六厘米，另一个长十二厘米，宽八厘米。它们与上述三个土支座相似，彼此之间相距三十四至四十六厘米。发掘表明，整个建筑(F13)用多层深绿色的鹅卵石、灰烬和松软的泥土填埋，填埋或许是在房屋不再使用之后一次性实施的。F13还出土了陶片，主要是早期铁器时代的亚兹Ⅰ期和Ⅱ期风格(YazⅠand Ⅱ styles)。

如前文所述，纳德利土丘南部的湖相沉积表明，该区域在伊斯兰时期曾有人居住。其中最重要的遗迹是一号探沟南段的一个袋状深坑F5。该坑口部宽一百十六厘米，底部宽二百九十六厘米，深二百四十八厘米，坑壁无修整痕迹，坑底平整，且涂抹有白灰面，坑中出土了大量的素面陶、釉陶、青花陶、动物骨骼、石块和蛋壳。动物骨骼的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该坑的年代为一八〇〇年左右，即伊斯兰晚期的喀伽王朝(一七七九年～一九二一年)。

青花陶使我们联想到自公元九世纪以来日益活跃的中国瓷器国际贸易。乍看之下，这些青花陶很像中国的青花瓷但是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它们是与青花瓷有区别的仿烧产品。出土的青花陶器型主要为碗的口沿或底部也有一些盘的口沿。均属于传统中国器型。装饰主题有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和地毯纹糅合了中国和伊斯兰文化题材、具有仿烧产品明显的混合特征，目的是迎合本地消费者的喜好。肉眼观察表明，这些青花陶的陶胎夹砂，多孔，有杂色，纹样呈黑色、棕色和蓝色、釉较透明。

中国青花瓷自八世纪晚期就出口到了伊斯兰国家，由于市场需求量极大，当地的陶工开始生产仿烧品。而在十至十三世纪，这种仿烧品随着中国青花瓷烧制和出口的衰落而逐渐停止，直至十四世纪晚期元青花的盛行，再一次引发了当地陶工的仿烧。至萨法维王朝(Safavid period，一五〇一年～一七三六年)，当地仿烧产品的质量很高，甚至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我们选取了一部分纳德利土丘出土的青花陶样品做了科技分析。分析表明这些样品的陶胎成分中含有大颗粒、有棱角的石英颗粒，黏土和玻璃，这不得不使人联想到伊朗砂胎器。青花陶的透明碱釉也让人联想到传统的伊朗砂胎釉，即使用了石英和苏打的混合物。此外，其釉下彩往往单独或同时使用黑色、棕色和蓝色的颜料，亦为西亚地区特色。因此可以推知，制作者为就地取材，如砂胎和釉料，来制作仿烧产品。

总之，尽管现有的发掘资料有限(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但是两个季度的田野工作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纳德利土丘的历史信息。该土丘建立在现今地表以下八米的地面上。早期的定居者们建立了一道保护聚落的城墙。土丘主体由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多个建筑层堆积起来，在这之后土丘被废弃。在早期铁器时代，土丘多次被洪水带来的湖泊包围，由此形成了多层湖相沉积物。众多伊斯兰时期的房屋建筑建造在这些沉积物中，其中一座灰坑出土了大量的青花陶，为我们揭开了中国与伊斯兰国家之间曾经非常活跃的青花陶瓷贸易，以及西亚地区利用当地材料和技术仿烧出青花陶的情况。我们相信未来的进一步工作将能够向我们展示有关纳德利土丘更多的人类生活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