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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花的全部价值，只有夜莺才知道--南京大学赴伊朗考古记（二）
“玫瑰花的全部价值，只有夜莺才知道”，这是伊朗诗人哈菲兹的诗句。同样的，伊朗考古的辛苦与愉悦，只有去过才会懂。
2018年7月15日傍晚，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师生和其他成员一行10人，从乌鲁木齐的地窝堡国际机场登上飞机，开始了为期四十天的伊朗考古。
我们首先到达德黑兰，在这里停留两天，办理一些事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来到伊朗，因此茶余饭后便相约出门逛街。七月的德黑兰十分燥热，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汽油的味道。街上的出租车有黄色和绿色两种，据说伊朗女性外出时可以乘坐两种出租车，但乘坐绿色的更为安全。伊朗对人们的服饰规定十分严格，在如此炎热的夏季，我们一路见到的女性无一例外都戴着头巾，穿着长过屁股的上衣和盖住脚踝的长裤，个别女性甚至一袭黑纱从头裹到脚；而男性也必须穿着盖过脚踝的长裤。正所谓入乡随俗，我们考古队里的女性在下飞机前便带上了头巾。我们一群人走在大街上十分引人注目，时不时有人用波斯语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
办完事务后，我们便奔赴北呼罗珊省的希尔凡市，开始我们今年的田野工作。纳德利土丘遗址位于该市的西南郊，状如覆斗，顶部呈不规则圆形，直径约74米，底部直径约177米，现高20米，深达5米，是伊朗东北部最大的土丘之一。根据前人的地表调查，它的使用年代从铜石并用时代一直延续至伊斯兰时期，前后延续近6000年，文化堆积丰厚。我们选择发掘这座土丘，目的是研究土丘的起源、了解古代居民的经济形态、完善伊朗北呼罗珊省的考古文化序列，并考察其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图一 中伊考古队合影（佚名摄）
今年并不是第一次中伊合作发掘纳德利土丘。2016年冬季，我们和北呼罗珊省文化遗产、手工业和旅游办公室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曾做了为期二十几天的工作。当时主要是钻探、测绘土丘，了解土丘的边界、深度和土丘内外的堆积情况；并在土丘底部及南侧各开了一条探沟，做了少量的发掘。其中土丘底部探沟（T1）长30米，宽2米，地层主要为淤土。由于时间不足，该探沟只有局部区域发掘到8米以下的生土层。土丘南侧探沟（T2）长约7米，宽约2米，仅向下发掘了1米，发现了两个疑似馕坑的设施。
图二 伊斯兰时期的仿华青花瓷（阿里·瓦赫达提摄）
在2016年工作的基础上，今年我们把土丘底部的探沟向上延伸至土丘顶部，形成一条长55米、宽2米的大探沟（T1），一共分为8段（图一）。通过发掘，我们在土丘下面的一个灰坑里发现了比2016年更多的伊斯兰时期的青花瓷片，从其断面和纹样来看，应为当地仿烧品（图二）。在淤土层下面，我们发现了早期铁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坡积土。我们在土丘上的探沟中发现了五层青铜时代的土坯砖建筑，其中最早的也是最外围的是一道土坯围墙，可能是早期聚落的围墙（图三）。近东是最早出现土坯建筑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在利凡特和安纳托利亚便使用土坯来砌墙和铺地面。大约在公元前7000或8000年左右，土坯迅速向外传播到扎格罗斯山脉中部、中亚、南亚，在甘吉达列遗址（Ganj Dareh）及梅尔加赫遗址（Mehrgarh）都留下了单排的土坯建筑。与此同时，模制技术取代了手制技术，由此产生了长方形和方形土坯，极大地提高了土坯的生产和修建效率。到了青铜时代（3400—1300BC），随着城市的增多，土坯的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此次我们在遗址中发现的土坯多为长方形，砖中可见大小不一的用作羼和料的砂石。我们取了一些砖的样品带回国，用于后续分析。
图三 青铜时代的 土坯建筑 （张良仁摄）
土丘南部由于受到雨水冲刷和人为破坏，形成了一个天然断崖。2016年在此布了一条探沟（T2），并做了少量发掘。今年我们继续向下发掘（图四），现已发掘到第5层居住面，在此发现了一截土坯墙、大量陶片、少量铜器、石器、骨器及小件雕塑。该探沟今年仍然没有发掘到生土层，目前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都属于青铜时代。不过，这里发现的少量铜器值得关注。西亚是冶金技术发生的重要地区，而伊朗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约在公元前7000年，在艾利科什遗址（Ali Kosh）便发现了冷锻加工而成的纯铜珠。到了青铜时代，伊朗冶金已经形成了埃兰、卢里斯坦及伊朗高原三大冶金传统，出现了希萨尔（Tepe Hissar）、塔里伊布里斯（Tal-i Iblis）及雅赫亚（Tepe Yahya）等冶金生产中心。然而与中国青铜时代不同的是，伊朗的青铜器多为青铜工具、装饰品及武器，不见大型礼器。我们此次发现的少量铜锥和箭头均为小型铜器。
图四 T2发掘场景（张良仁摄）
为了更好地认识纳德利土丘遗址，今年我们继续开展多学科研究。我们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遥感中心的郭子祺、乔彦超和秦静欣。他们在土丘顶部布了18条探地雷达测线，在土丘顶部及外围区域分别布了12条和3条电法测线，以此来了解土丘及其周边的地层堆积（图五）。通过探查和反演，他们在纳德利土丘顶部发现了两层建筑，第一层在地表以下0.8-2.2米，第二层在地表以下3.2米。两层存在着不同电阻率的土坯，第一层存在两种类型的土坯，而第二层则只有高电阻率的土坯。土丘周边的地层几乎全为淤土，地表以下6米左右即为地下基岩。我们还邀请了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的马春梅、贾鑫在土丘下面的探沟（T1）内分层采集土样、炭屑和骨头样品，用于研究沉积年代与环境。此外，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也应邀采集了遗址内发掘出土的动物牙齿，用于锶同位素分析，以此来研究当地动物的活动情况。
图五 探地雷达工作场景（郭子琪摄）
在伊朗7、8两个月不是发掘的好季节，近四十天的时间里，只下过一次雨。酷热、烈日、风沙，无一不在考验着我们对考古的热情。对于这一点，感受最为深刻的要数在土丘南侧断崖的探沟（T2）中发掘的刘彬彬和张亦弛两位同学了。这条探沟一侧为土丘，一侧为几米高的断崖，稍有不慎，便会摔下来。在此发掘，白日里阳光直射，毫无遮蔽之处；土丘上部时不时有土和碎石块滚落下来，他们还要小心提防。这里倒土不方便，只能往断崖下面倒，但是扬起大量灰尘，因此每天下工他倆都是灰头土脸。遇上大风的日子，漫天飞沙，眼睛根本无法睁开。发掘之初他俩是有伊朗工人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工人们都嫌太热走了，最终只留下他们两人在那里发掘。
纳德利土丘附近有许多住户，这些住户们对我们的工作十分好奇。发掘时，时常有人过来围观，我们考古队也吸收了一位对考古感兴趣的女生，让她参与了一段时间的发掘。村子里还有一个叫阿扎尔（Azar）的男孩，约摸七八岁的样子，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十分好看（图六）。他几乎每天都要跑来工地玩耍，帮我们拿锄头、拿刷子，给我们带来一种豌豆粒大小、有些酸的小果子。我们考古队里的刘彬彬十分喜爱这个男孩，总是带着他。到了最后，阿扎尔就成了他的小小助手，算是公共考古的一个小成果了。
图六 小小考古家—阿扎尔（刘彬彬摄）
我们聘请的民工是附近村庄的，他们当中会英语的人并不多。每当需要交流时，我们往往是连比带划，有时还夹杂着一些现学的波斯语，可谓“话到说时方恨少”。当地人有时会指着一些物品，问我们用中文怎么讲。就这样，我们学波斯语，他们学中文，倒也是互有长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民工十分守时，每到早上十点的茶歇时间，他们会自动停下干活；茶歇结束时，他们也会准点回到各自岗位，完全不需要我们催促。
除了自然环境外，这里的住宿对我们也是极大的挑战。今年我们住在离遗址不远的一所技校的宿舍楼。宿舍楼有上下两层，伊朗人住在一楼，中国人住在二楼；男性、女性分住楼的两侧。宿舍里为普通的上下铺，与中国宿舍不同的是，由于伊朗人喜爱地毯，每一间宿舍里均铺有厚厚的地毯；为了便于打扫，进屋时需要脱鞋（图七）。一楼有厕所和洗澡间，不过都是男女共用的。洗澡水只有冷水，好在是七、八月，下工之后冲个凉水澡也未尝不好。
图七 为我们表演的当地民间艺术家（张佳杨摄）
我们的一日三餐都很简单（图八），主食为馕和米饭，配着烤牛肉、烤鱼肉、烤鸡肉、烤西红柿一起吃。伊朗的馕和新疆的馕不同，长椭圆形，偏薄，由于不是现做的，所以口感略略有些绵软，咬起来稍稍费力。米饭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白米饭，一种是用藏红花泡水煮过的米饭，呈黄色，我们吃饭时往往是一份白米饭配上一点藏红花米饭。蔬菜很少，有时候好几天才能吃到一次。受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伊朗人不饮酒，喜欢喝红茶和一种名为“Doogh”的饮料。这种饮料由酸奶和薄荷混制而成，初尝时仿佛吞了一大口怪味牙膏，习惯之后，倒也觉得清爽，是下工后消热解暑的好东西。
图八 日常饮食（张佳杨摄）
我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周工作六天，周五休息。每逢周五，我们便可以去附近的农场转转。由于伊朗地广人稀，当地有很多农场。人们在自己的农场里种植黄瓜、葡萄、苹果、向日葵，也在这里纳凉消遣。我们每次去参观，总会受到热情的招待。炎炎夏日，主人们在树荫下铺上毯子，摆上瓜果，大家一同坐下来喝一杯红茶，配上几块方糖，好不惬意（图九）。虽然彼此交流起来并不顺畅，但总是能在欢笑中度过时间。
图九 农场里的欢乐时光（刘彬彬摄）
希尔凡的夏天似乎格外的短暂，近四十天的发掘工作很快就结束了。但是烈日炎炎的伊朗之夏、独具风味的伊朗之食、热情好客的伊朗之人，都会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不会随着发掘的结束而消失。伊朗诗人哈菲兹说：“玫瑰花的全部价值，只有夜莺才知道”；而伊朗考古的辛苦与愉悦，只有亲自去过才会品味到。
鸣谢：此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遥感中心的郭子祺、乔彦超和秦静欣、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的马春梅的帮助，特此致谢！
撰稿：张佳杨 张良仁
审核：乔 玉
责编：韩翰 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