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中国考古队开启伊朗之旅
摘要: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水涛 2016年11—12月，来自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的考古队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东北部的北呼罗珊省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这是中国考古队首次进入伊朗高原，在当前“一带一路”的研究热潮中，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为了实施此项考古发掘计划，早在2015年夏天，南京大学即派人员赴伊朗，与伊朗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机构进行接洽，寻求国家层面的支持和许可。同时，与伊 ...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水涛
2016年11—12月，来自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的考古队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东北部的北呼罗珊省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这是中国考古队首次进入伊朗高原，在当前“一带一路”的研究热潮中，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为了实施此项考古发掘计划，早在2015年夏天，南京大学即派人员赴伊朗，与伊朗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机构进行接洽，寻求国家层面的支持和许可。同时，与伊朗国立考古学研究中心、伊朗国立博物馆、德黑兰大学考古系以及北呼罗珊省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获得了伊朗考古学界的理解和配合。接着，到北呼罗珊省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筛选了60余处土丘遗址的资料信息后，最终决定发掘纳德利土丘(Tepe Naderi)。
纳德利土丘位于北呼罗珊省希尔凡市的近郊，是一个巨大的圆台形遗址，根据我们的实地测量，土丘现存高度20米，顶部直径78米，地面直径185米，经过探沟发掘得知，现地面以下5米深度才是原始的生土地面。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工堆积的土丘，显然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经过对遗址各层位出土遗存的判别和分析后，我们发现，土丘顶部最晚的堆积和包含物，属于伊斯兰时期和近代的遗存。而中间层位的土坯建筑等，依据其他地点的同类发现对比分析，应该属于伊朗历史上的萨珊波斯和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土丘下部的地层出土有各种彩陶片，其中最早的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存，时代约为公元前4500年前后。由此可知，纳德利土丘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定居点，前后延续使用了6000年，堪称一个研究伊朗东部早期历史的遗址博物馆。
土丘遗址是西亚等地区常见的一种古代聚落遗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端，分布遍及小亚细亚、伊拉克、伊朗，以及中亚的土库曼斯坦等地。由于在地平面上这种高大的土丘很容易被发现，因此很早就受到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关注。19世纪以来，来自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考古队，在西亚和中亚的广大范围内，已经发掘了几十处土丘遗址，重要的如伊朗的希萨尔土丘、土库曼斯坦的安诺土丘、土耳其的恰塔克乎尤克土丘等。
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获得全球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而在以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中，基本看不到中国学者的身影，听不到中国学者的声音。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考古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已经有条件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或者独立组织在国外的考古发掘项目。我国的考古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在外国考古的舞台上当观众和听众。
伊朗高原位于西亚与中亚、北方游牧文明与南方农业文明相互交流的十字路口。在历史上，西亚地区最早起源的小麦、大麦等植物栽培技术，绵羊、山羊等动物驯养技术，土坯建筑技术和早期冶金技术等，都是通过伊朗高原向东扩散的。公元前3千纪末，原始印欧人族群从位于咸海与里海之间的东欧草原向南方迁移，征服了伊朗北部的戈尔甘河流域。公元前2千纪的上半叶，这些雅利安人族群经过伊朗高原大举南下，对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的早期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他们是否曾经进入到了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学术界尚无明确的认识。
公元前5世纪前后，波斯帝国兴起后的版图范围横跨了西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向东一直到达兴都库什山西侧和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36—前323年，马其顿帝国兴起后，很快开始东征，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波斯帝国后，并未停止向东前进的脚步，一直征战到印度河流域，并在沿途地区设置了几十座要塞和城堡，开创了中亚历史上所谓的“希腊化”时期。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开辟之后，生活于伊朗呼罗珊地区的粟特人，曾经是丝绸之路贸易中最活跃的中间商。自汉唐以降，来自西域的众多种类的植物、香料、宝石等商品，以及音乐、舞蹈、拜火教等文化和宗教习俗迅速传入中国内陆，逐渐成为汉唐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伊朗高原在世界历史上的这种特殊作用和地位，使得这里成为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国考古学家心中向往的圣地。如今，我们追随着前辈先贤的脚步，也来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有机会亲手挖掘深埋于地下的人类文化瑰宝，破解世界历史的谜团，找寻逝去的光荣与梦想。最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研究的舞台上，可以展示中国考古学界的能力和魄力，努力承担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和使命，这应该说是我们从事此项伊朗考古发掘的初衷。
目前，基础的考古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按照我们与伊朗有关方面的合作意向，第一期工作计划是以五年为一个周期。从世界考古学发展史来看，发掘纳德利土丘这样巨大的古代遗址，五年时间显然是不够的，长期的发掘工作应该要持续几十年。
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后期的文物保护与展示工作的需要，希望尽可能少破坏土丘的本体部分。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发掘中的遗迹现象，为今后的遗址公园建设、遗址博物馆的场景展示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这也是当今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我们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借此了解伊朗历史，也让更多的伊朗人认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17日第6版)
为了实施此项考古发掘计划，早在2015年夏天，南京大学即派人员赴伊朗，与伊朗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机构进行接洽，寻求国家层面的支持和许可。同时，与伊朗国立考古学研究中心、伊朗国立博物馆、德黑兰大学考古系以及北呼罗珊省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获得了伊朗考古学界的理解和配合。接着，到北呼罗珊省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筛选了60余处土丘遗址的资料信息后，最终决定发掘纳德利土丘(Tepe Naderi)。
纳德利土丘位于北呼罗珊省希尔凡市的近郊，是一个巨大的圆台形遗址，根据我们的实地测量，土丘现存高度20米，顶部直径78米，地面直径185米，经过探沟发掘得知，现地面以下5米深度才是原始的生土地面。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工堆积的土丘，显然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经过对遗址各层位出土遗存的判别和分析后，我们发现，土丘顶部最晚的堆积和包含物，属于伊斯兰时期和近代的遗存。而中间层位的土坯建筑等，依据其他地点的同类发现对比分析，应该属于伊朗历史上的萨珊波斯和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土丘下部的地层出土有各种彩陶片，其中最早的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存，时代约为公元前4500年前后。由此可知，纳德利土丘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定居点，前后延续使用了6000年，堪称一个研究伊朗东部早期历史的遗址博物馆。
土丘遗址是西亚等地区常见的一种古代聚落遗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端，分布遍及小亚细亚、伊拉克、伊朗，以及中亚的土库曼斯坦等地。由于在地平面上这种高大的土丘很容易被发现，因此很早就受到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关注。19世纪以来，来自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考古队，在西亚和中亚的广大范围内，已经发掘了几十处土丘遗址，重要的如伊朗的希萨尔土丘、土库曼斯坦的安诺土丘、土耳其的恰塔克乎尤克土丘等。
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获得全球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而在以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中，基本看不到中国学者的身影，听不到中国学者的声音。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考古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已经有条件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或者独立组织在国外的考古发掘项目。我国的考古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在外国考古的舞台上当观众和听众。
伊朗高原位于西亚与中亚、北方游牧文明与南方农业文明相互交流的十字路口。在历史上，西亚地区最早起源的小麦、大麦等植物栽培技术，绵羊、山羊等动物驯养技术，土坯建筑技术和早期冶金技术等，都是通过伊朗高原向东扩散的。公元前3千纪末，原始印欧人族群从位于咸海与里海之间的东欧草原向南方迁移，征服了伊朗北部的戈尔甘河流域。公元前2千纪的上半叶，这些雅利安人族群经过伊朗高原大举南下，对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的早期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他们是否曾经进入到了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学术界尚无明确的认识。
公元前5世纪前后，波斯帝国兴起后的版图范围横跨了西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向东一直到达兴都库什山西侧和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36—前323年，马其顿帝国兴起后，很快开始东征，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波斯帝国后，并未停止向东前进的脚步，一直征战到印度河流域，并在沿途地区设置了几十座要塞和城堡，开创了中亚历史上所谓的“希腊化”时期。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开辟之后，生活于伊朗呼罗珊地区的粟特人，曾经是丝绸之路贸易中最活跃的中间商。自汉唐以降，来自西域的众多种类的植物、香料、宝石等商品，以及音乐、舞蹈、拜火教等文化和宗教习俗迅速传入中国内陆，逐渐成为汉唐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伊朗高原在世界历史上的这种特殊作用和地位，使得这里成为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国考古学家心中向往的圣地。如今，我们追随着前辈先贤的脚步，也来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有机会亲手挖掘深埋于地下的人类文化瑰宝，破解世界历史的谜团，找寻逝去的光荣与梦想。最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研究的舞台上，可以展示中国考古学界的能力和魄力，努力承担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和使命，这应该说是我们从事此项伊朗考古发掘的初衷。
目前，基础的考古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按照我们与伊朗有关方面的合作意向，第一期工作计划是以五年为一个周期。从世界考古学发展史来看，发掘纳德利土丘这样巨大的古代遗址，五年时间显然是不够的，长期的发掘工作应该要持续几十年。
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后期的文物保护与展示工作的需要，希望尽可能少破坏土丘的本体部分。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发掘中的遗迹现象，为今后的遗址公园建设、遗址博物馆的场景展示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这也是当今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我们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借此了解伊朗历史，也让更多的伊朗人认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17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