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刘平国刻石》拓本概说汤 燕北京大学图书馆引 言　　《刘平国刻石》刻于东汉永寿四年，公元158年，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东赛里木以北的喀拉克达格山口。此山口地处偏远，人迹罕至，刻石历经一千多年不为世人所知，直至光绪初年被重新发现。光绪十九年出版的施补华《泽雅堂文集》，首次刊布了《刘平国刻石》于光绪五年的发现经过：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刘平国刻石》拓本概说

汤 燕

北京大学图书馆

引 言

　　《刘平国刻石》刻于东汉永寿四年，公元158年，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东赛里木以北的喀拉克达格山口。此山口地处偏远，人迹罕至，刻石历经一千多年不为世人所知，直至光绪初年被重新发现。光绪十九年出版的施补华《泽雅堂文集》，首次刊布了《刘平国刻石》于光绪五年的发现经过：

　　此碑在今阿克苏所属赛里木东北二百里山上。五年夏，有军人过其地，见石壁露残字，漫漶不可识，或以告余，疑为汉刻。秋八月，余请于节帅张公，命总兵王得魁、知县张廷楫具毡椎裹粮往拓之，得点画完具者九十余字[1]。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段文字是对《刘平国刻石》最早的记录。

　　《刘平国刻石》被发现不久，就以拓本的形式在境内外流传，被学者和金石收藏家所珍视，一直被认为是研究新疆地区古代历史的珍贵史料之一，对此石刻的研究代不乏人。随着更多拓本的披露，能对该石刻拓本版本的变化有更加系统的认知，从而藉助拓本推断刻石本身的变化。基于此，本文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刘平国刻石》拓本及相关题跋、翻刻本等，逐一介绍，以飨学者。

一、原石拓本

　　第一份：典藏号A1254（图1）

图1、 A1254

拓片2张，尺寸：48cm×36cm，27cm×15cm（淳于伯题记）。此本为缪荃孙艺风堂旧藏，钤印“荃孙所得金石”朱文印，有淳于伯题记部分。拓本用宣纸拓制，纸色白，较厚，质地光洁。捶拓不良，大部分铭文难辨清,有墨色洇入字口。二行“秦”字、五行“以坚”、四行“谷”虽模糊，尚可见存。

　　缪荃孙（1844-1919），初字小珊，号楚芗，后改字炎之，号筱珊，晚年又号艺风，江苏江阴人。他是清末著名学者，在史学、教育、藏书、目录、校刊等领域卓有建树，他积极从事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新建多所学堂，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创始者，筹办并主持江南图书馆、京师学部图书馆，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领军人物。他也是近代藏书家，其中拓本收藏成就最大，马衡先生称近代收藏拓本者以缪氏艺风堂为最富。夏孙桐《缪艺风先生行状》称：“酷嗜金石，先后得刘燕庭、韩小亭、马砚孙、瑛兰坡、崇雨舲、樊文卿、沈韵初诸家所藏拓本。宦游所至，又得打碑人李云从、聂明光等，并善搜访，于畿辅、山右、山左、大江南北及皖中石刻，椎拓几遍。”[2]他的拓本收藏编纂为《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于光绪三十二年刊刻出版，对后世影响很大。1925年前后，艺风堂拓片售归北大研究所国学门。

　　现存《缪荃孙日记》从光绪十四年开始，没有此份拓片的入藏信息。《刘平国刻石》远在新疆，拓本得之不易，依照缪荃孙习惯，入藏难得拓本在日记中会有所涉及，据此可以推测入藏《刘平国刻石》拓本在光绪十四年以前。

　　上海图书馆藏王懿荣旧藏《刘平国刻石》拓本，上有施补华题跋云：“九年，命工拓数十纸，分贻海内朋好，伯希祭酒、廉生太史所得皆是也。十五年，至京师，祭酒、太史皆装为大卷，属题其后。”[3]“伯希祭酒”为盛昱，“廉生太史”为王懿荣。可知施补华将拓于光绪九年的几十份拓本带到京师赠与同好。从《缪荃孙日记》看，缪荃孙与王懿荣、盛昱来往不疏，可是，观察上海图书馆藏王懿荣旧藏拓本的纸张，以及近些年拍卖会出现的数种《刘平国刻石》初拓本的纸张[4]，颜色均为浅黄色，可以推断，施补华光绪“九年命工拓数十纸”所用纸张颜色为浅黄色。因此，此本缪氏旧藏非施补华光绪九年拓本，虽然此本拓工不佳，由于属于早期拓本，又是早期新疆碑刻少见的用宣纸捶拓的拓本，因此也是非常珍贵的。

　　我馆及拍卖会出现的早期新疆碑刻拓本，所用纸张绝大多数为较粗糙的皮纸，肉眼可见杂质，颜色是浅黄色，推测当是新疆当地生产的。

　　第二份：典藏号A32251-2（图2）

图2、 A32251-2

　　拓片1张，已托，47cm×37cm。附件：王运长跋1张，石印（见下）。此本无淳于伯题记。纸色浅黄，较薄,质地粗，肉眼可见纸浆杂质。捶拓欠精良，部分铭文有墨色洇入字口。二行“秦”字、五行“以坚”、四行“谷”存。

　　第三份：典藏号A32251-3（图3）

图3、 A32251-3

　　拓片1张， 49.5cm×37cm。此本无淳于伯题记。纸色浅黄，皮纸，较厚, 质地较粗，不均匀，帘纹清楚，肉眼可见纤维及纸浆杂质。捶拓好，很少铭文有墨色洇入字口。二行“秦”字、五行“以坚”、四行“谷”清楚可见，末行“仇披”可见。状态非常接近上海图书馆藏王懿荣旧藏和中国嘉德拍卖公司2016年春拍2198号拍品。

　　第四份：典藏号A32251-4（图4）

图4、 A32251-4

　　拓片1张， 49.5cm×37cm。此本无淳于伯题记。纸色浅黄，皮纸，较厚, 质地较粗，不均匀，帘纹清楚，肉眼可见纤维及纸浆杂质。捶拓相对较好，少数铭文有墨色洇入字口。二行“秦”字、五行“以坚”、四行“谷”清楚可见，末行“仇披”可见。

　　与-3用纸相同，捶拓状态近似，捶拓于同一时间，或出于同一拓工。状态略逊上海图书馆王懿荣旧藏和中国嘉德拍卖公司2016年春拍2198号。

　　第五份：典藏号A32251-9（图5）

图5、 A32251-9

　　拓片1张， 49cm×39cm。此本无淳于伯题记。纸色浅黄，薄软,帘纹明显，纸浆杂质较少。捶拓好。二行“秦”字、五行“以坚”、四行“谷”清楚可见，末行“仇披”可见。

　　第六份：典藏号C3225-2（图6）

图6、 C3225-2

　　立轴1轴，48cm×40cm。陆和九旧藏。陆和九题签，有陆和九抄录叶昌炽（鞠裳）释文并题跋[5]，钤“拜城县印”满汉文官印，“绪斋监藏古刻善本”“禾九”“禾九氏”“曾在陆和九处”朱印，“禾九四体书”白印。纸色黄。二行“秦”字清楚可见，五行“以坚”、四行“谷”不存，末行“仇披”清晰可见。

　　“绪斋监藏古刻善本”之印，现不明所属。《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有一条“连诚，舒穆禄氏”，字号“绪斋”。我馆有一份拓片，同时有“绪斋监藏古刻善本”和“圣清宗室盛昱”两枚印章，绪斋是舒穆禄·连诚的可能性比较大，与盛昱同是宗室，互有来往。

　　陆和九（1883—1958），本名开钧，以字行，别署墨盫,湖北沔阳人(今仙桃）。能文而兼工书画，历任湖北襄阳第三师范国文教员、武昌大学汉文科长；中年迁居北京，任中国大学国学系讲师等教职，讲授金石学、古器物学、文字学及书法、篆刻等课程，收藏碑刻拓本甚富。晚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陆和九过手的拓本非常多，他有个习惯，过手的拓本会钤上他的印章，他有一方印章印文是“曾在陆和九处”，现在市场上经常看到钤有他这方印章的拓本。

　　清代后期有个现象，地方官会将当地著名的碑刻拓本作为赠送的礼物，上面加盖官印，用以表明拓本的权威性。此份拓本上有官印，应当是属于此类情况。

　　第七份：典藏号C3225-3（图7）

图7、 C3225-3

　　立轴1轴，46.5cm×40cm。此本盛昱旧藏，钤“圣清宗室盛昱”白印，王福庵题外签：“汉刘平国开道记刻石旧拓本。盛伯羲藏，褆厂题。”内签作“汉刘平国断山作孔诵”，有陆和九释文及题记。纸色浅黄。二行“秦”字清楚可见，五行“以坚”、四行“谷”不存，末行“仇披”清晰可见。

　　盛昱（1850—1899）,宗室，字伯熙，又作伯希、伯羲、伯兮、伯蕴、韵莳，号意园，满洲镶白旗人。光绪二年进士，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他精于经史舆地及清代掌故，与缪荃孙、沈曾植被称为谈故三友，著有《郁华阁遗集》、《意园文略》、《雪履寻碑录》等。

　　王福庵（1880—1960），原名禔、寿祺，字维季，号福庵，以号行，别号印奴、印佣，别署屈瓠、罗刹江民，七十岁后称持默老人，斋名麋研斋。浙江杭州人。现代书法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

　　此本非施补华赠盛昱拓本。上海图书馆藏王懿荣旧藏《刘平国刻石》拓本上施补华题跋云：“九年，命工拓数十纸，分贻海内朋好，伯希祭酒、廉生太史所得皆是也。十五年，至京师，祭酒、太史皆装为大卷，属题其后……唯此刻既显，拓者踵至，咸以军人充其役，手与纸墨夙不相习，椎毡又复未具，往往点画不可辨识，甚者脱去‘京兆’、‘淳于’数行”，从中可以得知，第一，施补华赠盛昱拓本与赠王懿荣拓本同为光绪九年拓，此本版本不对，五行“以坚”、四行“谷”不存，非早期拓本；第二，施补华赠盛昱拓本亦当有施氏光绪十五年题记，此本无；第三，施补华赠盛昱拓本当有“京兆淳于”题字，此本未存，故陆和九题记云：

　　此初访得拓本。盛昱藏。碑侧三行数字失拓。和九再记。

　　此轴的装裱较简略，天头地头没有设计预留写题跋的长度，陆和九释文题写在边上，推测是后人得到盛昱旧藏为出售而装裱成轴，请陆和九题记、王福庵题签。

　　第八份：典藏号A32251/SB（图8）

图8、A32251/SB

　　拓片2张，51cm×40cm；25cm×22cm；钤“徐鼎藩印”“塞翁”“金石长年”白印“徐桂丛手拓本”“姑墨旧令”朱印。附件：徐崇立书《徐鼎藩题跋及题记》1张，石印；王运长临摹及跋1张，石印。此本有淳于伯题记。捶拓精良。纸色浅黄，厚薄不均匀，皮纸，肉眼可见树皮纤维，极薄处隐约可见帘纹。上方呈方形缺口，第二行 “秦”、五行“以坚”、四行“谷”不存，末行“仇披”可见。据徐崇立题记：“越庚寅，先君权拜城县事，碑即在辖境。复手拓数十本以贻海内金石家。”庚寅即光绪十六年，此拓本当在此时所拓。

　　徐鼎藩，原名树琨，字桂丛，号塞翁。长沙人。附贡生。甘肃候补知州，补用直隶州知州，赏加四品衔，升用知府。光绪年间在新疆做幕僚，后曾仼拜城、阜康等县知县。

　　此份拓本附有其子徐崇立抄录的徐鼎藩题跋石印本（见下），徐鼎藩题跋是题写在自己的初拓本上，可以提供许多相关细节，包括下面三点：第一，徐鼎藩光绪五年初拓本是张曜所赠；第二，徐鼎藩手拓本拓于光绪十六年；第三，徐鼎藩曾筑屋保护《刘平国刻石》。

　　徐鼎藩曾筑屋保护《刘平国刻石》，在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中也有所记载：

　　长沙徐叔鸿尚书（树钧）之弟桂丛刺史，在勤果幕，得碑其所目击。后权知拜城县事，乃迭石为屋以护之。曾见尚书题此拓本，记所言如此[6]。

　　勤果即张曜。

　　第九份：典藏号C3225（图9）

图9、 C3225

　　立轴1轴，46cm×33cm，18cm×17cm（淳于伯题记）。为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旧藏。有“拜城县印”满汉文官印，宣统元年五月李晋年题跋，钤“子昭”白印，“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朱印。此本有淳于伯题记。纸色黄。装裱之前有破损。第二行 “秦”、五行“以坚”、四行“谷”不存，末行“仇披”清晰可见。

　　李晋年（1860-1929？），字子昭，滦南县人。光绪二十八年举人，后入太学。外放新疆，在镇西、沙雅、墨玉等处任知县。其简介参见朱玉麒《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一文[7]。

　　我馆9份《刘平国刻石》拓本的基本情况，可以用下面的简表来对比（表1）。

　　据表中的存字情况，结合马雍《〈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集释考订》[8]和仲威《汉碑善拓过眼之三》二篇文章，可以得出结论：第二行 “从秦”之“秦”字，第五行“以坚”二字和第四行“谷关”之“谷”字作为考据字，可以是判断早期拓本的依据。早期拓本中，又可以用第二行“从秦”之“秦”字作为初拓本的考据字，该字最迟到光绪十六年已损。

表1、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刘平国刻石拓片关键文字存佚对照表

二、相关题跋

　　比较难得的是，我馆入藏有施补华撰《刘平国碑跋》隶书木刻拓本和石印徐崇立书《徐鼎藩题跋及题记》、王运长书《临摹〈刘平国刻石〉并跋》等文献，它们是与《刘平国刻石》密切相关的资料。

　　施补华撰《刘平国碑跋》版刻（图10）

　　施补华撰，落款为光绪八年（1882）十月。隶书，27行，行19字。拓片1张，41cm×58.5cm。刻于木板。校对光绪十九年刻本《泽雅堂文集》卷七《刘平国碑跋》，年款同，个别文字有差异。录文如下：

图10、施补华撰《刘平国碑跋》版刻

　　刘平国碑跋

　　此碑在今阿克苏所属赛里木东北二百里山上。五年夏，有军人过其地，见石壁露残字，漫漶不可识，或以告余，疑为汉刻。秋八月，余请于节帅张公，命王军门得魁、张大令廷楫具毡椎裹粮往拓之，得点画完具者九十余字。按，文称“永寿四年八月”，“永寿”为后汉桓帝年号，《后汉书·桓帝纪》凡改年号六：建龢、和平、永兴、永寿、延熹、永康，其称永寿凡三年，四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汉书》龟兹国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后汉都洛阳，视长安较远，其时当未奉改元之诏，故称永寿四年耳。云“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汉书》龟兹国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左将军即左将，其下尊称之，非官号也。云“东乌累关城”，《汉书》乌垒城，都护治所，在龟兹东三百五十里。按，温宿，今阿克苏；姑墨，今赛里木、拜城；龟兹，今库车。赛里木至库车百余里，今至刻石处二百里，已越龟兹而东距乌垒城不远矣。云“京兆长安淳于某作此诵”，后汉虽都洛阳，长安乃其旧都，故仍称京兆。“诵”、“颂”，古今字。关外汉碑如敦煌太守裴岑碑、沙南侯获碑，先后见于海内金石之录。兹碑至今始出，岂非文字之显晦，固有其时与？裴岑、侯获、刘平国，均于史传无考，而三碑略见事迹。吾意西域三十六国，两汉都护校尉之所，到必有纪功述事之作，刻之荒岩䆳谷，雨淋日灸，更千余年而光气不可磨灭。庶几有续见之而续告之者，得尽拓以归，以补班、范两史之缺乎！乌程施补华跋。光绪八年十月。

　　徐崇立书《徐鼎藩题跋及题记》（图11）

图11、徐崇立书《徐鼎藩题跋及题记》

　　徐崇立书，民国七年书，石印本1张。附于典藏号A32251/SB的《刘平国刻石》拓片中。

　　分为三段，第一段徐鼎藩录施补华《刘平国碑跋》，款为“光绪六年中夏桂丛识于疏勒军次”；第二段徐鼎藩又跋，落款“塞翁”；第三段徐崇立题记，款为“戊午冬十月十四日”，当民国七年（1918）。

　　第一段是徐鼎藩原跋，有“适余从军温宿，朗帅惠余是本”及款“光绪六年中夏桂丛识于疏勒军次”句，可知徐鼎藩与施补华光绪初年同在张曜军中，曾随军在温宿和疏勒驻扎。徐鼎藩的光绪五年初拓本为张曜所赠，此段题跋原题写于该拓本之上。徐鼎藩与施补华同为张曜幕僚，关系密切，故其题跋主要内容是施补华所撰，落款是光绪六年，比施补华《泽雅堂文集》中的和木刻本的《刘平国碑跋》落款光绪八年还早二年。

　　第二段是徐鼎藩又跋，有“余来权县事，省获之余遂访乐石，如见故人”“爰手拓数十本分贻赏鉴家，并鸠工垒石为屋护之，额曰宝汉。亦自幸清福墨缘于斯不浅云”句，清楚表述了拓碑和建屋保护《刘平国刻石》的事实。

　　第三段是徐鼎藩之子徐崇立抄录其父跋语后的题记，有“越庚寅，先君权拜城县事，碑即在辖境。复手拓数十本以贻海内金石家……上有先君印章，即庚寅手拓本也”句，庚寅为光绪十六年，明确说明了徐鼎藩手拓本的年代。其后有“敬录原跋足以息纷纭”之语，未明是何纷纭。结尾说明了抄录的目的“并乞知好别绘访碑册图，广征题咏，因坿记纸尾云”[9]。

　　徐崇立（1872—1951）字健石，一字剑石，号兼民，一号瓻园，晚号瓻叟、瓻庐老人。长沙人，徐鼎藩之子。清光绪二十九年举人，次年考取内阁中书。民国后曾任行政院秘书，常宁、江华、华容等县县长，1940年任湖南省政府顾问参事专员。工诗文，善书法，专习魏碑，能以碑法作小楷，又善篆刻，精研金石文字，对碑版考证题跋甚为精赅。楷书苍劲浑厚，名于一时。有《西域与地三种汇刊》《鉴古斋文存》《素心室杂钞》《印丛》《瓻叟印册》《瓻园印编》《岭海雪泥》《徐崇立日记》《五朝绘林神品明清名人字迹集锦》及大量书稿、书法作品传世。徐崇立1951年卒于长沙，其遗嘱将藏书和碑帖字画，以及自著抄稿本等，悉数捐赠给湖南图书馆。徐鼎藩旧藏光绪五年初拓本《刘平国刻石》以及徐崇立题跋中提及的访碑图册或在其中。徐鼎藩在刊布的文献中留存的事迹极少，有待《徐崇立日记》对其事迹提供更多细节。

　　王运长书《临摹〈刘平国刻石〉并跋》（图12）

图12、王运长书《临摹〈刘平国刻石〉并跋》

　　王运长书，石印本1张。同徐崇立书石印本同附于典藏号A32251/SB的《刘平国刻石》拓片中。

　　王运长（1874—1928），字翊钧，号寄觚、长公、觚头陀。湖南长沙人。光绪贡生。湘中名儒叶德辉弟子。宦游于吴越蜀燕诸地。辛亥后，流寓海上，鬻书自给。工书法，擅长隶书。晚年返里，乞书者纷集。跋文如下：

　　汉刘平国磨崖碑释文，大小二石可辨者百十一字。瓻园宷定，属为临写。按，前石八行，行字无定数，盖避崖石之裂纹，而参差刻之，观第六行十二日下之乙酉二字提行，可以悬度焉。乌累关城下一字原释作此，细宷笔画，刘字为近，敢以质之高明。长沙王运长识。

　　王运长与徐崇立同为长沙人，年龄相当，以书法名于世。此跋云：“瓻园宷(审)定，属为临写”，推测当与《徐崇立书徐鼎藩题跋及题记》同时印制。

三、翻刻二种

　　《刘平国刻石》地处偏远，原石拓本得之不易，与《裴岑碑》等著名新疆古代刻石一样，为解决供求，也出现了翻刻。我馆入藏有二种《刘平国刻石》的翻刻本。

　　第一种翻刻之一：典藏号A32251-5F（图13）

图13、A32251-5F

　　拓片2张，45cm×31cm，17.5cm×15cm（淳于伯题记）。四周及石花周边轮廓墨迹清楚，字迹不变形，石花呆板，当照相制版。上方呈方形缺口，二行“秦”字、五行“以坚”、四行“谷”不存。据马雍文二期拓本翻制。此本纸色白，纸质细，较厚。

　　第一种翻刻之二：典藏号A32251-6F（图14）

图14、A32251-6F

　　拓片1张，45cm×31cm。翻版同上。此本无淳于伯题记。用纸、墨色与A32251--5F相同，当捶拓于同一时期，或出于同一拓工。

　　第二种翻刻之一：典藏号A32251-7F2（图15）

图15、A32251-7F2

　　拓片1张，已托，50cm×39cm。二行“秦”字、五行“以坚”、四行“谷”存，据马雍文一期拓本为底本翻刻，石花呆板。此本纸色黄，薄，帘纹清楚，纸浆杂质肉眼可见。

　　第二种翻刻之二：典藏号A32251-8F2（图16）

图16、A32251-8F2

　　拓片，1张，48cm×39cm。翻版同上。此本纸色发灰，很薄，软，帘纹清楚，纸浆杂质肉眼可见。

结 语

　　综上所述，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刘平国刻石》拓本有存字较多、捶拓较工的初期拓本，对于辨识文字、比较对勘，有较大的帮助；也有非常重要的早期发现和保护人员的重要题跋拓本、印本，对于了解刻石拓本的流传至为关键；后期的两种翻刻本，也为比勘传世的各种复制流传，提供了借鉴。

　　总之，对于馆藏各种拓本和相关资料的揭示，有助于与更多的存世《刘平国刻石》拓本的对比，推进对《刘平国刻石》的进一步研究。

(本文选自朱玉麒、李肖主编《坚固万岁人民喜：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1—144页）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Rubbing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Tang Yan

　　As one of the rarely survived ancient inscriptions in Xinjiang province, the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is regarded as one of most precious documents for studying ancient history of Xinjiang province. As the medium, the rubbing of the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made in different ages is a focus point of the study. There are 9 copies of rubbings of the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collected i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They are from the former collections of famous connoisseur Miao Quansun, Sheng Yu and the others, made from the years very closed to the time when the inscription was discovered to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y have the typical changes of different periods happened to the inscription before 1919. Many details of each rubbing, and other concerned documents, ar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for providing more information to perfect the spread chain of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rubbings.

　　[1] 施补华《泽雅堂文集》卷七，光绪十九年（1893）湖州陆心源刻本，叶一。

　　[2] 夏孙桐《缪荃孙先生行状》，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九，民国十二年（1923）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铅印，叶二八背。

　　[3] 仲威《汉碑善拓过眼之三》，《书法》2013年第2期，94页。

　　[4] 北京东方大观拍卖公司2015年秋拍第0758号、中国嘉德拍卖公司2016年春拍2198号、2017年春拍2249号拍品。

　　[5] 陆和九题跋可参陶喻之《东汉刘平国刻石研究资料汇编》，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401页

　　[6]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98页。

　　[7] 朱玉麒《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原刊《中国民族博览》2014年11-12合期，30-41页；收入作者著《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33—47页；李晋年的考证见40—47页。

　　[8] 马雍《〈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集释考订》，《文物集刊》2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45—58页。

　　[9] 以上三段题跋全文，可参本论集朱玉麒、吐逊江《刘平国刻石的早期保护和拓本流传——以徐鼎藩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