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长期分裂动荡时期，先后出现过30个政权，每一个政权都曾与域外发生交往和交流，因此这一时期对外关系史研究头绪纷繁。在北方北魏是对外交流的高潮时期，在南朝萧梁是对外交流的高潮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云等西行求法、康泰和朱应出使扶南是这一时期对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域外动物、植物、器物和香料输入是对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内容。本书重视历史实证研究、文史互证研究和外来文明与中古社会关系研究，对于认识中古时期丝绸之路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的发展有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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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云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学术委员。从事汉唐历史与文学、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出版专著《建安唐宋文学考论》《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丝绸之路的起源》《汉代外来文明研究》《唐诗镜像中的丝绸之路》等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80多篇。曾获河南省优秀教师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对外关系史研究四十年（1978～2019）

一、文献整理与研究

二、丝绸之路交通路线及其变迁研究

三、对外交往和外交制度研究

四、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研究

五、有关对外关系史考古资料研究

 

第二章　北魏中西交通的开展

一、北魏西域政策的变化

二、北魏时西北丝路的利用

三、北魏时中西关系的发展

四、北魏时中西间贸易的开展

 

第三章　南朝萧梁时的对外关系

一、与梁朝交往的“海南诸国”

二、与梁朝交往的“东夷”诸国

三、与梁朝交往的“西北诸戎”

四、梁时对外交流兴盛的原因

第四章　3～6世纪草原丝绸之路的利用

一、魏晋时期草原路的复兴

二、五胡十六国和北魏时期草原路的利用

三、柔然与东魏、北齐对草原路的利用

四、突厥崛起与草原路的兴盛

五、中国北方草原路利用的考古学证据

 

第五章　宋云、惠生西行求法与佛传之路

一、佛都洛阳：求法之路之起点

二、佛传之路之东道

三、佛传之路之西道

四、天竺佛传之路

 

第六章　朱应、康泰出使扶南与海上丝路交通

一、三国两晋海上丝路的盛衰

二、南朝海上交通的盛衰

三、中西间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

四、中西间的海上航线与文化交流

 

第七章　域外器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来器物

二、中古时外来器物的使用

三、外来器物在中古社会的影响

 

第八章　域外植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

一、域外粮食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二、域外植物的引进与饮食文化

三、域外植物与中医药文化

四、域外植物的引进与世风

 

第九章　域外动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

一、友好往来中的动物献赠

二、对外贸易中的良马市易

三、战争中马、牛、羊、驴、骡、骆驼、象的掠取

四、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化意义

 

第十章　域外香料的输入与中古社会

一、域外输入香料的种类和来源

二、域外香料与上层贵族生活的精致化

三、域外香料丰富了中国医药宝库

四、域外名香成为宗教、朝廷礼仪用香

五、域外香料丰富了中国香文化

六、文学审美中的新意象

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对外关系史上的地位，过去有一种错觉，好像长期的分裂与动乱造成了对外关系的中断和对外交流的低落。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方豪先生《中西交通史》都有这样的论断。他们认为在中西交通史上，这是一个衰落时期。方豪先生说“北朝曾将西域交通完全隔断”；张星烺先生则说六朝时“干戈云扰，全国鼎沸，中原沦于异族，而汉族仅得保有长江流域。陆地通西域既绝，而海上交通至是记载渐详”。事实上这也是许多人的印象，向达先生《中西交通史》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笔带过；白寿彝先生著《中国交通史》共分五篇，第二篇为“秦汉时代之交通”，第三篇则直接跳过魏晋南北朝，讲“隋唐宋时代之交通”，完全忽略了这一时期对外交通的发展。这种认识不符合历史的实际，这一时期对外交通继续扩展，对外交流从未停止，而且是持续升温，不断推进。

新时期以来，这种认识有所改变，研究对外关系史的学者越来越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这里不加详述，可参看本书第一章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关系史研究四十年综述。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发展时期，这个发展是相对于两汉时期来说的，这种发展可以从交通、交往和交流三个方面来考察。

从交通方面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时间段，表现为在汉代以后传统丝路的利用之外，新的交通路线的开辟和丝路的延伸。魏晋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描述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线云：“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道（当为‘国'之误）。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他记载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至大月氏的南道，经故楼兰、龟兹至葱岭的中道，从中道继续西行至大宛、安息、条支、乌弋的道路，从玉门关西北行经车师、高昌至龟兹与中道合的新道，又记载了至大秦的陆海交通道路：“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还记载了入天山北路的北新道，由此西行至乌孙、康居、大秦和众多游牧部落的草原路。鱼豢的记载大体反映了两汉至魏晋时期的中西交通，显然是大大发展了。经过400年左右的分裂动荡，中西间的交通并不是停滞了，而是发展了。隋代裴矩《西域图记序》记载的西域三道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䥽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此序写于隋代经营西域之前，当时炀帝委派裴矩到张掖主持互市。裴矩博览众书，访采胡人，获得丰富材料，撰《西域图记》上奏炀帝，炀帝据此开始对西域的经营。因此，这里的情况实际上反映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西交通路线。序中的“西海”并非指一地，而是指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反映了当时中国与域外的交通已经到达了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叙利亚、伊朗等地，而且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这是自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丝路交通形成的新局面。

从交往的域外国家来看，两汉时不过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通交和贸易关系。三国吴时朱应、康泰出使扶南，经历“百数十国”。在北方，北魏是对外交通和交流的高潮时期，与之交往的国家和地区达90多个。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西域交通云：“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在南方，梁朝是对外交往的高潮时期，梁朝更多地利用了海上交通，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交往。《梁书·诸夷传》云：“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正是有感于大量外国使节入华，梁元帝才绘《职贡图》以形象化地展现对外交往的盛况。

从交流方面看，一方面是经济贸易，一方面是文化交流，内容都较两汉时期大大拓展而更加丰富了。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传至域外，域外的物产如植物、动物、器物、香料、医药、珠宝传入中国，以供观赏和实用。佛教虽在两汉之际已经传入中国，此后一百多年悄无所闻，汉末西域僧人入华，逐渐显露头角，但直到西晋时都城洛阳佛寺不过40多所。佛教真正大发展是从东晋开始的，东晋南北朝被梁启超称为佛教的“输入期”，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逐渐融入中华文化的肌体。北魏时洛阳城内外佛寺1000多所，孝明帝正光以后“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南朝梁武帝崇信佛教，掀起一波又一波崇佛热潮。大量域外僧人入华传教，众多中土高僧西行求法。佛经被大量翻译，据统计，这一时期翻译的佛经达1600多种。流行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也传入中国，被称为祆教。随着佛教、祆教的传入，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的艺术也传入中国。佛教石窟、寺院建筑，宗教绘画、雕塑，西域乐舞进入中原地区。

总之，从交通、交往和交流等方面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关系的发展是空前的。研究中古史、丝绸之路和古代对外关系史，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在两个大一统时代之间的400年左右的这个时期，不仅在前一个时代的基础上开拓前进，而且孕育着后一个时代的恢宏气势。它绝不是两个高峰之间的一个低谷，而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浪头，这个浪头高过汉代，又为隋唐的大浪蓄积声势。但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和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也有特殊的困难。这是一个长期处于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先后出现过30个政权，每一个政权都与域外有联系，头绪纷繁。没有一定的潜心研究和积累，其中的人物、事件便是云里雾里，如一团乱麻。这是研究的困难之处，但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与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笔者近年来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若干成果，整合为这本小书，不足之处，敬请学界不吝批评，多加指正。

摘自本书《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