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8年第4期

一、希腊化城市向丝路重镇的转化

这些希腊化城市大多位于统治的中心地带或关隘要津。丝绸之路开通后，其中大部分都转化为丝路重镇，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汇聚之地和希腊化文明遗产的辐射之地。对于这些城市的研究和发掘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但中亚的希腊化城市遗址发掘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有了重大发现。这就是著名的希腊式城市阿伊·哈努姆遗址（AiKhanoum）的发掘。后来，由于战乱，此遗址的发掘被迫中途停止，但考古学者们在阿姆河以北的中亚地区的发掘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中铁尔梅兹古城遗址的发掘成果最为丰富，反映的历史时期最长。该遗址的首席考古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莱赫什教授（PierreLeriche）以《古铁尔梅兹城的考古——马其顿人统治巴克特里亚末期、月氏和贵霜时期》为题，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结论：铁尔梅兹古城不仅是一座堪与阿伊·哈努姆相比的真正的希腊化都城（city-capital），而且很可能是早期月氏国家的都城；这个都城在贵霜帝国时期得到了扩展，成为古代中亚地区的主要佛教中心；尽管该城后来遭到萨珊波斯人的系统破坏，但它在贵霜—萨珊王朝时期，仍然是马维兰纳赫尔地区（Maverannahr，即阿姆河、锡尔河两河流域）的主要遗址，直到伊斯兰征服之后才被彻底放弃。这个结论对于确定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中亚的征服和统治、确定张骞所提到的大月氏的位于妫水北的王庭所在地、确定这座曾经的希腊化城市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都有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说莱赫什教授的分析主要基于城市遗址的发掘现状，尤其是贵霜时期的宫殿建筑，他的助手蓬布里昂博士（SegolenedePontbriand）则主要对此地考古出土的大量实物，尤其是艺术品做了分析。在强调铁尔梅兹地区文化多元性的前提下，她将该城和巴克特里亚其他城市的遗存（如阿伊·哈努姆、苏尔赫·科塔尔、第尔伯金·捷佩和贝格拉姆等）对比研究，证实了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文化中的希腊化和贵霜特征以及前者向后者的过渡路径。雅典大学的余琛瑱博士从城市布局、出土文物等方面考察了阿伊·哈努姆城的希腊化程度以及巴克特里亚当地土著和希腊移民的文化融合。

利用最新考古资料，对过去悬而未决的月氏都城定位问题从新的视角进行审视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庞霄骁认为汉文史料中所提到的“监氏城”与“蓝氏城”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城市，阿姆河以北的卡尔恰扬遗址很可能是月氏人的“监氏城”，贵霜人的都城“蓝氏城”则有可能是位于阿姆河以南的原巴克特里亚王国都城巴克特拉城遗址。与此相关，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的王建新教授从民族地理学的角度，对中外相关记载对比互证，重新梳理了巴克特里亚与大夏、月氏与贵霜之间的关系，指出贵霜并非源于月氏，而是来自大夏五翕侯中的一支。这个观点否定了学界普遍认可的“月氏—贵霜”发展模式，在与会学者中引起热议。尽管观点或有不一，但涉及的大夏、月氏、贵霜及其都城都与原来统治此地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有关。

二、希腊式钱币在丝路的流传、演变

美国得克萨斯女子大学的约瑟夫博士（FrancesJoseph）根据中亚和印度的希腊化钱币的演变，分析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钱币对当代及后世的深远影响。她指出，此类钱币具有典型的个性化特征，国王头像、希腊保护神形像、希腊语铭文是其构成的三大要素，发行此类钱币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国王统治合法化，被他的臣民所接受。这种钱币在这些希腊统治者从中亚、印度消失之后仍然被采用，它们成了后来的统治者拥有合法的政治、经济权力的一个标准和证明。塞人—印度斯基泰人、月氏—贵霜人就是这种钱币的直接继承者和受益者。

法国阿富汗考古队的波尔多博士（OlivierBordeaux）强调了币模研究（Die-studies）在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钱币研究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通过对这些钱币的比较、分类可以归纳出币模的类型，并由此分析出一种钱币的构成、产量和国王的钱币政策，从而重建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和印度—希腊人王国的历史进程。他就是依据币模的分类研究，对此前已有定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王位世系及其历史做了补充或修正。他特别谨慎地指出，钱币上的花押（monogram，字母组合）可能是造币场监管者（themonetarymagistrate）的名字，而非其他；巴克特里亚王国前60年间，不同王朝的统治者似乎使用了同一个造币场，但所在地尚不确定。

郭云艳分析了东亚地区拜占庭仿制金片的出土地、特征及其与拜占庭钱币的联系。这些金片主要发现于中亚地区，中国与蒙古地区也多有出土。其重量、图案、形状特征表明它们具有特殊的用途，有特殊的使用人群。齐小艳将撒马尔罕发现的仿中国式钱币视为当地原有的希腊式钱币与中国中原钱币融合的结果。这两类钱币虽然不属于希腊式钱币的直接延续，但从历史纵深来看，也都与其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除此之外，几位学者分别就马其顿王朝钱币、帕提亚钱币和塞琉古钱币介绍了他们的研究心得。王杨论述了以腓力二世金币为基础的马其顿币制对亚历山大及其以后的希腊化钱币的影响；李潇探讨了丝路钱币上常见的“众王之王”头衔的波斯来源。她认为，帕提亚人、印度—斯基泰人、贵霜人普遍采用此头衔，不仅仅是为了表示国王的伟大，而且有意识地表明他们是波斯王朝的正统传人，以彰显统治的合理性。刘成以塞琉古钱币为例探析了塞琉古钱币上希腊神形象与该王国政治的关系。

三、丝路宗教艺术中的希腊化因素

见微知著，注重个案研究，是西方学者的治学特色。牛津大学古典艺术中心主任斯图尔特博士（PeterStewart）在《从犍陀罗到营盘——丝路希腊化艺术中到底包含多少罗马因素？》一文中，以营盘墓地中出土的毛织品图案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索它与罗马艺术的联系。他认为，奔跑的对牛形象和持盾舞剑的对人形象是营盘墓地毛织物图案的两个主要元素，它们分别与罗马艺术中的狩猎、以牛献祭场景和爱神丘比特形象有相似之处。因此，罗马、营盘艺术造型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和传承。但是他也承认，罗马艺术事实上属于希腊化艺术的范畴，这些毛织品图案依然可以视为丝路希腊化文明的遗产；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东传，这些中国新疆当地毛织品上的罗马艺术形象出现蜕变（disintegration）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的佛教艺术中到底含有多少犍陀罗艺术因素，与希腊化艺术是否传入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犍陀罗艺术本质上是希腊艺术或包括罗马艺术因素在内的西方古典艺术和佛教的结合。它的传入，也就意味着希腊化因素的传入。几位中国石窟艺术研究专家对此分别作了专题探析。敦煌研究院的张元林研究员指出，敦煌壁画中的希腊文化印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希腊元素的图案，如希腊柱式、棕榈枝、源于希腊神的佛教神祇形象等。其二，乘车的日、月神图像有希腊艺术元素；其三，从风神形象可以看出希腊化的持久影响。敦煌壁画中大量出现的风神“执风巾”形象与“肩生双翼”的图像在地中海世界的艺术作品中也大量存在。云冈石窟研究院王雁卿研究员分析了北魏时期的佛像造像艺术与犍陀罗佛像之间的关系，二者在诸多方面有着相同的元素，如服饰、面部形象、头冠装饰等。云冈石窟中大量的佛教艺术主题，也可在犍陀罗艺术中找到同类元素。新疆龟兹研究院的苗利辉研究员则探讨了龟兹艺术中的犍陀罗艺术因素，尤其强调了佛教对这些艺术创作的影响。

既然犍陀罗艺术中许多佛教人物的形象与希腊神祇的形象有关，随着佛教的传入，这些希腊神也就以佛教人物的名义和形象传入中国。为什么这些希腊神会被犍陀罗艺术所吸收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形象和功能与佛教人物有一定的契合或相似之处。杨巨平教授在《“希腊神”在中国：想象还是现实？》一文中利用大量的图像资料说明这些希腊神与佛教人物之间可能存在的借用关系。除了学界熟悉的佛陀与阿波罗形象相近之外，护法金刚与赫拉克勒斯，飞天与胜利女神、力士与顶天巨人阿特拉斯、日神与太阳神赫利奥斯之间也都显示出明显的相似性。这说明，希腊神的形象至少是其对应的佛教人物形象的来源之一，犍陀罗艺术的创造者们利用并借鉴了其原有的形象和功能。这些希腊神以佛教人物的形象传入中国后，发生变异、逐渐汉化，最终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此外，一些学者也论及犍陀罗艺术品的制作材料和发展脉络。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的董波教授深入探析了犍陀罗灰塑的缘起。对于其中希腊—罗马的影响因素，他指出仍需更多证据进一步证明。赵家田以狄奥尼索斯为主题的石盘为例，证明犍陀罗石盘与佛教艺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通过对狄奥尼索斯场景的分析证实了希腊文化对犍陀罗艺术的深刻影响。

也有学者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追溯了丝路希腊化宗教与艺术的渊源。意大利的康马泰博士以《海怪“刻托”和水生有翼神兽在欧亚大陆的命运：希腊神话动物在中亚、印度和中国》为题，介绍了希腊神兽“刻托”（Ketos）形象在亚历山大东征后东传的过程，他指出，这一神兽的形象在罗马、犍陀罗以及中亚琐罗亚斯德教的艺术作品中普遍存在。毛铭博士注意到了源自地中海世界的公牛崇拜在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中的出现。

此次会议，虽然以微观、个案研究为主，但也不乏视野宏大之作。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塔尔伯特教授(RichardTalbert)在《为“希腊化文明和丝绸之路”制作多维地图》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地图学对丝路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当前“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课题是一项跨东西方的研究，中国与西方数字化地图资源的对接将更加有利于项目的研究和进展。在研究方法和史料资源的基础上，地图学以及地图资源数字化将成为一个基础性的工具，数字化也将有望为丝路与希腊化文明研究提供技术支持。英国雷丁大学的梅尔斯博士（RachelMairs）在《丝绸之路上的语言和文化交流：从翻译学视角出发》一文中，阐释了语言交流对文化融合的重要性，从语言学的角度解析了文化互动的另一模式。一些青年学者如哈米德·帕沙（伊朗）、王坤霞、孟凡青、孙振民、张龙海与何彦霄（美国芝加哥大学）等，还就希腊化文明之所以能在丝路长期流传的历史背景发表了他们的最新认识。

总而言之，本次会议深化了希腊化文明与丝路关系的研究，推动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国际合作和交流。这样的一次学术盛会亦可谓古代丝路精神的延续，是古代丝路文明在当代的又一次互动。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