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刘迎胜 | 草原丝路的肇端
草原丝路的肇端
一、勒洼娄瓦技术——史前石器制法传播研究的进展
在暨往考古学与人类学关注的人类起源，农业的产生与城市的出现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旧石器时代向从中期向晚期的过渡，人种与文化上的替代以及现代智人的行为模式，勒瓦娄哇技术（Levallois technique）的发现就是这一问题的重要聚焦点，而这种石器制造技术在欧亚大陆东部地区的发现，由于涉及石器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使得这一旧石器学界的热门话题，越出通常所限的考古学与人类学，使史学界关注文献记载时代以前东西文化交流的学者不能再加忽视。
旧石器时代西方的古人类，最早发明了无需再进行加工，直接从石核上剥取石叶的技术。这种技术被法国学者命名为勒瓦娄哇技术。勒瓦娄哇石器在欧洲、南非、东非、西亚和中亚的西部经常发现。自20世纪30年代起，研究旧石器的学者就认为勒瓦娄哇石器技术，标志着旧石器工业技术史上的一次革命，代表更新世中古人类行为与认知能力的新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1]
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和桑志华（Paul Émile Licent）发掘了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晚期遗址，发现了有属于勒瓦娄哇技术制成的石器。中国学术界对水洞沟文化性质的认识，长期持谨慎态度，直到2003年出版的《水洞沟——1980 年发掘报告》中才直接提出，以勒瓦娄哇石核和石叶的发现为突出标志的水洞沟文化“是我国最具有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单独类型”（《水洞沟——1980 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 年）。我国当代旧石器考古学者也确定，该地出石器与中国北方传统旧石器传统区别明显，而与西伯利亚阿勒泰地区有相似性，应是旧石器时代来自西北方的人群众迁移至此留下的，这些人群具有娴熟的剥离石叶和制作精致工具的能力和技术，与欧亚大陆西部和非洲早期现代人群的技术与行为特征一致。[2]目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含有勒瓦娄哇石器的遗址除水洞沟外，还有黑龙江十八站遗址、山西太原陵川塔水河遗址、内蒙古金斯太洞穴遗址等。[3]
1960年，俄罗斯学者在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发掘了奥克拉德尼克夫洞穴（Пещера Окладникова）等中晚期旧石器时代遗址，这里出土的石叶中有许多明显采用的是勒瓦娄哇技术。他们推测勒瓦娄哇技术的传播路线是从哈萨克草原区域进入西伯利亚，再传入阿尔泰森林草原区。2016-2017年，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的通天洞旧石器遗址，出土了包括勒瓦娄瓦石核、勒瓦娄瓦尖状器在内的多种石器，碳14测年表明，其年代恰处于我国水洞沟与西伯利亚阿勒泰之间，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代人类沿欧亚草原自古向东迁移提供了最新证据，[4]被列为我国2017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俄罗斯阿尔泰、新疆和中国北方地区勒瓦娄哇石器发现与研究表明，距今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来自西方的人群，通过中亚草原抵达俄罗斯的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其后溯额尔齐斯河进入新疆阿尔泰山麓，再进入天山南北两麓，抵塔里木盆地周缘。宁夏水洞沟发现的勒瓦娄哇石器工艺，很大的可能性是新疆旧石器时代居民继续东进，穿过河西走廊抵达到了银川平原后留下的遗存。而中国北方其他地区勒瓦娄哇石器的发现，则有可能是通过很早就开辟的北方草原通道传入。[5]
丝绸是一种轻薄美丽的纺织品，也是历史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中国传统手工业产品。蚕桑丝绸业古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中国独有的产业部门。
“丝绸”在国内和当代世界除了主要指从家蚕茧缫出的丝及其织品外，还包括从其他鳞翅目蚕蛾科昆虫的茧中获得的丝纺出的产品。因此，不同国家与不同专业的学者在言及人类丝绸业的起源时，由于背景不同，所涉及的“丝”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例如1991年我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院士、考古学家阿斯卡洛夫几次在学术讨论中宣布，他们在乌兹别克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的丝织品，他认为丝绸起源于中亚。阿斯卡洛夫没有出示他所说的丝织物样品，也没有说明他断代的论据。经查阿斯卡洛夫在其1973出版的著作《萨帕里土丘》，以及科勒在其1981年所编著述中言及此事。[6]但古德称，据该遗址报告，“这些丝制品到底是否来自中国不清楚”（it is not known whether the material was in fact Chinese），但阿斯卡洛夫报告的技术分析部分第133-134页称所发现的丝属“自然丝”（The technical report stated that the silk was“natural silk”）。亨特认为“自然丝”这种提法含混不清，不知是否指从家蚕茧缫出的生丝（it is not clear what is meant by this ambiguous term, which some define as raw Bombyx mori）。[7]另一例证出自印度中部的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邦涅瓦萨（Nevasa）的一处铜石并用时代（Chalcolithic），约公元前1500-1050年的遗址。[8]该遗址的一处墓葬中出土了一枚珠子中有一根丝线，据报导为“自然丝”，唯其系生产过程是捻制还是缫制无法确定（was reported as ‘natural’ silk, but the nature of processing was not determinable）。[9]
有些农史专主张，东南亚（包括越南）与印度的蚕业是独立起源的。[10]其实越南自汉至宋属于中国，故其蚕桑业来源问题可并入中国起源说。
德国学者里克与亨特（G.Riek & J.Hundt）根据公元前12-8世纪的《曼奴法典》（die Gesetzgebung Manu）与梵文的英雄史诗（die Heldendichtung des Sanskrit）的记载，认为南亚地区史前已存在从野蚕茧获取野生丝（die Wildseidengewinnung aus Tussahkokons）的活动，即利用柞蚕茧中的纤维的生产。国内农史学者很少注意到古代东亚与南亚以外地域的丝业史。雷贝勒指出，[11]在古代亚述（Assyrien）与古希腊爱琴海上的科斯岛（Insel Kos）也产野蚕丝的织品，因之被称为所谓古科斯袍服（den sog. koischen Gewändern des Altertums）。据他看法，或许在更早的时代腓尼基人（die Phönizier）已经开始从事野生丝织品的贸易。[12]
没有史料讲明科斯岛丝（Coan silk）是什么丝。焦里认为，它或许就是罗马人染成紫色的那种丝。[13]科斯岛丝或许是从枯叶蛾（Pachypasa otus）的茧纺成的[14]。这种昆虫自然分布范围复盖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在确认为公元前一千纪初成书的《旧约》中提到了一种希伯莱语称为meeshe的纺织品，这个字被译为丝绸：“她为自己制作挂毯的复盖物；她的衣服是丝的和紫色的。”[‘She maketh herself coverings of tapestry; her clothing silk and purple’《箴言》（Proverbs）31:22]。[15]
德国学者亨特在罗列这些南亚、西亚与东地中海地区的野蚕丝纺织业史实之后，明确指出，真丝生产的先决条件家蚕的繁育（Die Züchtung des Seidenspinners Bombyx mori, dessen Kokon die Voraussetzung für die Herstellung der echten Seide bildet），无疑是古代中国的贡献（ist jedoch fraglos das Verdienst des alten China）。[16]
家蚕丝在英语中为厘清概念较正规的表述是“真丝”（‘True’ silk），在德语中称为Seide，这种区分的产生是因为甚至在拜占廷王朝已经有了家蚕业的时代，中国丝绸在质量上仍然远居其上。[17]
欧洲人之所以这样注意区分家蚕丝与野蚕丝，是因为两者不仅原料有别，且由于生产工艺不同，因而材质与品相去甚远。野蚕丝（raw silk）与缫取丝或脱胶丝（processed or de-gummed脱胶 silk）的材质区别在于，生丝中含有一种高度易溶的蛋白质丝胶素（sericin），而缫取丝则在缫制过程中，因将茧的纤维在微呈酸性的水中煮沸（Boiling the silk fibres纤维 in a slightly alkaline solution）而脱去了丝胶素。在蛹化为蛾之前将茧煮沸，可将直接丝从茧上抽出，而不用绞捻的工艺。而脱去丝胶素的丝既长且细，可织成精美的纺织品，丝的光泽也格外鲜亮。
因而从术语上讲，“野蚕丝”与“家蚕丝”的区分根本在于野蚕与家蚕之别；而“缫取的”（processed）丝与“非缫取”（unprocessed）的丝，是指采取丝的方式。缫取是古代中国丝与域外丝的两项根本区别之一。另一区别是中国丝是从家蚕茧抽取的。煮沸脱胶的方式是古代中国人能够织造极为轻薄且具光泽的匹段。[18]
按拜占廷历史文献的记载，这一煮沸蚕茧取丝的技术诀窍在公元6世纪以前并不为西方所知。而我国唐代的地理著作《大唐西域记》则明确提到，西域的蚕桑业是从中原内地传入的。因此在查阅域外史料与文献有关当地本土丝绸的资料时，应当将丝的材质来源与制取方式作为理解的前题。
前面已经提到家蚕（Bombyx mori）属鳞翅目（Lepidoptera）蚕蛾科(Bombycidae)昆虫。关于蚕桑业的起源，最流行的说法为宋代罗泌《路史》所记黄帝“命西陵氏劝蚕稼。”[19]蒋猷龙认为“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在我国汉代和汉代以前的文献记载中都找不到这种传说的痕迹，它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20]我们虽未能找到汉以前文献中有关黄帝妃教民蚕桑的记载，但在《隋书》中记祭先蚕礼仪时已经提到：“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㚤、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21]可见至迟在北朝时，人们已将蚕桑业的起源上溯至黄帝的元妃西陵氏女嫘祖。不过有关蚕桑业在中国的起源并非只有西陵氏女嫘祖教民这一说。[22]人类在未能科学地认识自己的历史以前，往往把一些伟大的创造发明归功于某位圣人，实际上丝桑业不可能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千百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总结世世代代积累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不过这个传说表明中国的蚕桑业在远古时代已经产生。
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参与了有关蚕桑业在中国起源的讨论。
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古人对野蚕丝的利用应早于蚕桑业的出现。最初或许是在渔猎时代古人发现野桑蚕的大量繁育吞食桑叶，影响桑椹的生长和成熟，造成人类食物短缺，而采食蚕蛹，在煮食蚕蛹的过程中，无意发现茧丝的纫性，而用来制作弓弦、织网用于丝乐，再发展为衣着原料。[23]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叶琳娜·古德也认为，所有动植物的驯化都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在转变为人种养殖与种殖种之前，被驯化的动植物一定与人类有相当长时期的互动期。所以野桑蚕在被驯化之前，其茧丝肯定已经被当时的人类使用了很长时期。[24]
1967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吉武成美根据用同功酶对各种家蚕品种进行血液测定的结果，提出家蚕起源于华北野生一化性桑蚕。[25]段云佑提出，家蚕驯化的地点在黄土高原，而最初的家蚕应是露天养在桑条上，如同今日北方饲养柞蚕，[26]久而久之变为室内饲喂。野桑蚕在长期的饲育中，发生了遗传变异，御敌的拟态和保护色退化了，抵抗暴风雨的抓附力消失了，蚕蛾四翅虽存，但已失去飞翔能力，无人工保护饲育，就不能自行生活继代，成为“家蚕”，[27]实际支持了吉武成美有关蚕桑业是从北方向南方传播的意见。蒋猷龙则主张家蚕多中心起源说，原始种为多化性。[28]
20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学取得的成绩使人们对蚕桑业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192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半个用刀切割过的蚕茧，茧长15.2毫米，宽7.1毫米。李济撰写的发掘报告说：
我们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记；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当着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找着第二个。[29]
该茧实物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30]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阴村出土的这个蚕茧被认为是中国桑蚕业起源的最早的物证。由于李济主持发掘的时代，中国现代考古学刚起步，方法上尚不成熟，未按遗址的土色、土质和遗存物来划分文化堆积，而是以下掘深度来划分地层，因此这一发现后来曾受到一些考古学家的质疑，但美国史密斯索尼安研究所确认为家蚕茧。[31]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荥阳县东青台村的仰韶文化遗址的瓮棺M142与M164中，发现有碳化的用来包裹儿童尸体的丝线平纹织物，其时代大致距今约5500年左右。[32]此上，仰韶期遗址中还出土过若干石雕蚕与陶蛹。[33]这些发现说明与西阴村的发现在时代上基本可信。[34]
1956年，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装有绢片、丝线和丝带的竹筐。[35]这些丝带、丝线及丝质的绢片，虽已碳化，但尚能做切片分析。初由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所检验，后复经由浙江丝绸工学院再鉴定，纤维切片呈钝三角形如一般蚕丝特征，证明是家蚕丝料。绢片为平纹，表面细致，平整光洁，丝缕平直。经纬皆为20根左右单丝并合成股的丝线交织而成。经密度为45根/cm，纬为41根/cm。经纬丝未发现有捻度，茧丝还呈半透明状，也未发现有像麻纤维那样的横节。显微镜实测经纬线平均直径为15.6μm。丝带已揉成一团，严重碳化，为辫状组织，长度无法测定。有些片段上残留着平纹组织残片。通过投影仪、显微镜摄影观测，测得宽度4.44-5.85μm。是由4根股丝合成一缕丝线，再由丝线辫结成带。捻向“Z”捻。带的直径433μm。股丝中的单丝平均直径14.7μm。据同时出土的稻谷的放射性炭素断代，钱山漾下层为公元前2700±100年。而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大致同一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骨盅表面，刻有类似蚕纹的几何图案，以及原始纺织工具。[36]在钱山漾丝织物的发现，证明江南地区在良诸文化时代丝绸生产。[37]
这些考古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地上南北各地的原始居民已经建立了蚕桑业，用从蚕茧中抽出的丝织作。
有关养蚕最早的文字记载要算《夏小正》中的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38]“执养宫事”，汉代郑玄解释道：“执养，操也。养，长也。谓操养长蚕宫之事。”[39]把养蚕业列为要政之一，可见当时桑蚕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养蚕需桑，《夏小正》中的“摄桑”[40]以及《诗经·七月》中的“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都讲的是桑树整枝的事。
商代甲骨文中有原始织机的象形字，这是一种原始的“踞织机”。这种织机至今还在我国某些边远地区使用着。海南岛的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黎族妇女，就是使用这种古老的织机织造黎锦，她们织造时上身和两腿呈90度角的姿势席地而坐，双脚直登机前横木，经面绷排于横木与腰带之间，用挑花刀按脑中预想的纹样在经面上编花，织入不同的色线纹纬。工具虽然简单，却可以织出美丽动人的彩锦。
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上，发现了粘附其上受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经过科学分析发现，其中有的是采用水平很高的纺织技术织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即“文绮”。[41]这说明织造这种织物的织机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而且有了提花装置。
大约从商周时代开始，政府中已经设有管理织造的官员。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典丝”之职[42]。丝绸的品种已经大为增加，见于文献记载的有缯、帛、素、练、纨、缟、纱、绢、绮、罗、锦等。既有生织、熟织，也有素织、色织，而且有多彩织物“锦”。河北藁城台西村商墓出土的一批铜器中，有一件铜觚上残留一些丝织物的痕迹，能辨认的有五个类别，即纨、绡、纱、罗、绉。丝织品的织法也日益繁复精致，除平纹以外，还出现了斜纹，变化斜纹、重经和重纬组织及提花技术。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商代青铜钺，上面粘附着平纹底上加织菱形花纹的提花丝织物的痕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铜器和玉器上，也粘附有丝织物，其中一件为平纹底上织斜纹花、回纹图案，每个回纹由25根经线、28根纬线组成。回纹的外围线条较粗，自然地成为一组几何纹骨架，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做工精巧。该实物再一次说明当时已经具有多综片的提花机，能够织出较为复杂华美的提花织物。提花技术是中国古代在世界纺织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
周代丝织品已经染色。据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记载，染色前先须练丝，即进行丝料预处理。其过程是这样，先把丝浸于楝木灰和蜃灰即以贝壳煅烧出来的石灰。汁中，利用其中的碱性清除污垢和胶质，然后清洗脱水。白日置于阳光下曝晒漂白，晚间浸于井水之中用水溶解丝胶，如此反复多次。这道工序对于提高染色质量至关重要。染色采取多次浸染的套色法，即把丝料分次浸入溶有某种或多种不同颜色的染料容器内，从而得到某一颜色的不同深度的近似色，或其他各种新的颜色，即所谓“三入为，五入为，七入为缁”。为深红色，由三次浸入红色染料而成；如再浸于黑色染料两次，则得到，即带红光的浅黑色；再在黑色染料中浸两次，则得到“缁”，即深黑色。1974年长沙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暗花对龙凤纹绵”说明，当时为了使图案清晰、防止颜料渗化，可能已经使用了有粘性的增稠剂。[43]
丝织品因其轻薄精美，很快为中国周边民族所知，并且越传越远。成为异国他乡人民梦寐以求的珍品。
（一）中国冶金术的起源问题
1.治铜——独立起源还是外来？
从安阳殷墟发掘以来，学界对中国上古青铜文化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的遗址，如二里头、二里岗、殷墟等，以这些遗址作为中国上古青铜文化的代表。顺着这个观点思考，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上述黄河流域遗址是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中心，因此，厘清其技术的来源，便可以确知中国青铜文化的来源。上述遗址的青铜技术已经很成熟，却没有发现早期冶炼的遗存，况且黄河流域并无易采的矿脉，不可能自生发展出青铜文化，因此，黄河流域青铜技术由外地传入，近来逐渐成为共识。这基本上是很难反驳的事实，但关键问题在于，青铜技术来到黄河地区的方向、原本创造和传承的族群，以及创造者的文化属性。这些问题并未获得充分答案，相关研究仍存在着很多矛盾。
20 世纪世界较流行的观点为中国青铜技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英国学者泰列克特 ( R . F . Tylecote )在《冶金学史》中提出，人类用铜大约始于公元前6000) 年的安纳托利亚 ( Anatolia ) 地区。在进入真正的锡青铜时代以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使用红铜和砷铜合金。后来，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金属文明渐渐向世界各地传播。他认为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金属冶炼技术经高加索或伊朗传人中国。[44]扶持此观点的学者[45]有几种依据，如今俄罗斯中亚的米努辛斯基地区蕴藏丰富矿产并靠近中国西北，因此会有文化传播关系；中国西北区域出土了一些时代相对早、技术不成熟的红铜、砷铜与青铜器，学界对其可能的矿源有所判断，探究中国青铜技术源头的焦点，逐渐聚焦于新疆、甘肃、陕北等西部地区。[46]
当代主张我国青铜冶炼技术西方传入说的新疆师范大学刘学堂、李文瑛把治铜术传播的通道称为史前“青铜之路”。[47]作者论证道：
迄今所知黄河流域最早的铜器为出自陕西临潼姜寨的一件残的黄铜片，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据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4675±135年。对这件铜片的存在以及在中国冶金史上的意义，学术界还存在争议。[48]仰韶文化晚期的个别遗址中偶见有残铜，年代都被断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49]龙山时代[50]，各地出土铜器的遗址点虽然相对增多，但仍是零星发现。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真正发展起来，是到了二里头文化的中晚期，且集中发现于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其它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铜器依然只是偶见。中国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发生的时代晚于中原。相比之下，新疆地区则在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就出现了发达青铜器群；甘青地区青铜器群出现的年代也早于中原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中国早期青铜器有从西北向中原内地和中国北方地区传播的趋势。这些发现大大拓宽了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与传播研究的视野。[51]
刘学堂还提出：“铜器，特别是青铜器的发明，是人类步入文明的重要标志。铜器和青铜器出现的传播，是欧亚上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青铜技术与器物，自西亚文明出现，由西向东传播，绵延至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对中原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是掌握着青铜冶铸技术并大体上由西向东接踵迁徒的人群，走出了一条青铜之路。”[52]
1985年，考古学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村的一座古代墓葬中，发现了多件青铜器等文物。[53]小黑石沟类遗存中大量的反映游牧和骑马民族文化特征的文化因素，显然不能从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获得，而是另有来源。存在于当地的早期文化如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本身并不包含骑马民族特征的文化因素，因此也可以排除由本地起源的可能性。有的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北方青铜时代的各种动物纹样的时代特征，认为柄上立兽的做法是春秋时期新出现于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代表着游牧化的一种装饰艺术风格，就其来源来看，应该与西方的游牧民文化有关系，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这一地区开始出现骑射技术。[54]另外，体质人类学家根据对小黑石沟人类群体的分析，认为他们属于新来的人群，体质特征为眼眶偏低、鼻形略阔，上面部扁平度大，与现代东亚人种区别明显, 而近似于现代北亚人种。[55]水涛根据上述资料，认为小黑沟墓葬是一种与骑马民族有关的文化遗存，代表了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阶段，伴随着新来人群的移动，骑马民族文化因素向东方扩展的历史进程。由于南西伯利亚塔加尔文化的青铜装饰品，与小黑石沟青铜制品装饰风格有诸多相似因素，更由于自晚商以来，从伏尔加河、乌拉尔山一线，经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部之间，已经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因此，中亚早期的骑马民族很有可能是沿着这条古代的文化走廊一步步向东方推进，大约在公元前一千纪的上半叶拓展到了内蒙古的东南部和辽西地区。[56]
而对我国青铜冶炼术与东西交通的关系，学界仍有一些学者持谨慎态度。李水城与水涛主要从器形与用具视角质疑：
还有学者指出, 我国中原地区从未发现砷铜, 或许与当时掌握有独特的、有别世界其他地区的冶炼技术有关。若事实果真如此, 那么中国早期冶铜术应该在世界冶金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57]。但以上看法还仅仅限于推测, 我们以为, 东西方文化历来存在差异, 铜器的发展亦不例外。仅就青铜时 代而论, 近东、中亚一带青铜容器的不发达与夏商周三代彝器的登峰造极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该做何解释? 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 这些问题都要求考古学工作者能够做出合理的解释 。[58]
还有学者将视角投向中原以外的长江中游地区，认为中国青铜技术西来说，由于传入路线不明、东西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型和制造方式不同，其说难以自圆而。长江中游有浅层金属矿物和先进的烧技术，具备冶金术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即原料与高温烧融能力，且其国家社会已经相当发达和复杂，足以供养工匠，并形成对金属器的需求。尽管目前学界普遍将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乃至后石家河文化都归为“新石器时代”，发掘时未留意与青铜技术相关的遗迹遗物，资料稀少零散，但是通过仔细梳理，可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如龙嘴、屈家岭、一百三十亩、石家河、殷戴家湾、金鸡岭，以及幕阜山区等，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炼渣、冶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并先后出现过各种炉型，如普通圆型、竖穴式圆型、长型横穴式，长条型龙窑式，以及使用炼缸的坑式冶铸坊，冶炼活动深入精神文化中，影响整个社会。说明，长江中游经历了漫长的认识铜料并探索冶炼的过程，是本土起源的。[59]
2.黄金与早期东西交流
黄金为世人所珍视是因为它稀缺。黄金作为有色金属家族中的贵金属，虽然有自然金（俗称天然金块）存在，但却极为罕见，多以化合物的形式较低丰度地共存于铜矿或其他金属矿床中。金属治炼的过程其实是将金属从其氧化或硫化物中还原出来。铜的熔点为1084.5度，而金则稍低为1064.43Y经。在治炼铜的过程中，由于矿石中所含黄金的熔点较低，因此先于铜被还原出来，因此金最初就是在冶铜的过程中作为副产品被发现的。
从目前的资料看，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金制品2005年出土于黑海以西距今保加利亚首都120公里瓦尔纳的一处古代，墓地，数量高达上1万5千余件，被称为“瓦尔纳宝藏”（Varna Treasure），其时代为公元前4千纪。[60]兹后，用金的习俗开始扩散，公元前3千纪在欧亚大陆各处均有发现，如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青铜时代中期（前2700-前2500）的比德尼文化（Bedeni Culture）、特利阿勒梯文化（Trialeti Culture）[61]，土库曼斯坦斯坦青铜时代早、中期“黄丘”遗址（Altyn Depe）的纳玛兹加文化第4-5期（Namazga IV-V Culture，前2700-前2200）[62]。随着操印欧语民族于前3500年从里海-黑海北岸草原向东迁移至叶尼塞河中游与米努辛斯克盆地，形成前述之阿凡纳西耶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前3500-前2500），以金为贵，制作与使用金饰品的习俗随着东传。[63]青铜时代后期的中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前2200-前1000）[64]遗址出土金制品已经相当普遍，一般认为该文化的主体人群就是亚利安人。近年来新疆阿尔泰山南麓的托里、伊利河谷的尼勒克与特克斯，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相继发现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65]进入铁器时代，中亚各地遗址更是普遍有金制品出土。[66]林梅村认为，里海-黑海北岸地区缺乏锡矿，故而原印欧人在这里治炼所得的金属品不是坚硬的青铜，而是红铜。红铜质地较软，原印欧人加工金属的工艺以锤碟为主。而东迁印欧人所定居的萨颜-阿尔泰山地区的铜矿含锡，青铜铸造技术才得以发展起来。亚利安人的金器多以锤碟工艺制成，且采用动物纹样。[67]
艾玛·邦克[68]、齐东方[69]与黄盛璋[70]等中外学者曾梳理过早期中国金器的发现、工艺与分布等问题。中国境内出土的史前金器，主要集中在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朱开沟文化、辽河上游西拉木仑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华北燕山以南的大坨头文化等北方青铜文化，在时代上要晚于中亚与欧亚草原，主要为鼻环、耳环、手镯等人体装饰品。已有学者注意到，其中的喇叭形插孔式耳环可能受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71] 1977年北京平谷县刘家河权商代积年墓葬（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于商文化二里岗期，即商中期）出土了金臂钏2件，喇叭形金耳环、金笄及金箔各一件。林梅村注意到，这几件金器大都为锻造，只有金笄系铸造。无独有偶，研究治金史的陈建立 博士调查，属于晚商时期的安阳殷墟（前1300-前1100）侯家庄M1004号墓葬出寺的一件金泡饰和一件作固定用的金构件也是铸造的。进入西周晚期，中国境内出土的金制品开始增多，而铸造则成为制作的主流工艺。[72]
（二）谷物传播的早期通道—小麦种植的东传
史前时期，除冶金术之外，物种的交流是东西人类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概而言之，西方向东方输送的是小麦和大麦为代表的农作物，绵羊和马等家畜；而从华北向西输送的是则是粟黍为代表的农作物，和猪和鸡等饲养动物，以及彩陶等技术。[73]
人类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农业的出现非常重要。
旧大陆的农业是在东西两端分别独立起源的。欧亚大陆西部的农业文化，约起源于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大体包括现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 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据学者研究，约1.28万年前，地球气候剧变，新月沃地变得干冷，野生动植物资源大为减少，无法满足膨胀的人口需求。西亚先民们被迫学着种植植物，于是出现了原始农业。[74]距今8千到1万年前，原始农业在今土耳其到中东到巴勒斯坦-以色列的新月地带（Crescent）在已经产生，[75]小麦是其农作物的主要代表。最初“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地区的古人类采集野生小麦。小麦原先由野生一粒小麦和（Triticum monococcum）拟斯卑尔脱山羊草天然传粉，进化为二粒小麦（T. turgidum），它们是最初被驯化的小麦。约在距今8千年前后，二粒小麦东传到伊朗高原北部与里海东南部之间的河谷地区，与当地自然生长的粗山羊草（Aegilops tauschii）杂交，形成了一个新的栽培品种，即现今广泛种植和食用的六倍体小麦（T.aes-tivum），也被称为穗大、籽粒多的普通小麦或面包小麦。我国农业遗址现在发现比较早的是贾湖遗址（距今约9千前）。[76]
栽培小麦出现之后向四周传播，并逐步成为世界几个主要古代文明，即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 以及后来的希腊和罗马文明等的主要谷类种植物种。但小麦的传播向东抵达中亚地区后就停滞了，传播速度变慢，学者们认为原因是气候干旱。[77]
全新世中期，欧亚大陆中部的气候转湿润，不仅绿洲扩大，河流水量增加，而且山地草原带的面积得到扩展，为农业和畜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生态支撑。所以小麦和粟黍在丝绸之路沿线出现的频率在公元前2千纪以后出现了高峰。[78]而约在同一时期，亚洲大陆东部的华北，以粟黍为主要作物的农业也了发展起来。[79]安成邦等等推测，粟黍从中国西北向欧亚草原带的扩散有两个主要通道：一是从河西走廊通过阿尔泰山向北传播，抵达米努辛斯克盆地，二是沿天山向欧亚草原带的扩散。[80]
既往学界认为，小麦自中亚传入的途径为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绿洲通道，穿过河西走廊，通过关中平原，进入中原地区，最终到达海岱地区。赵志军指出，21世纪以来，由于浮选法推广和普及，考古学家获得了数量惊人的炭化植物遗存，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量多且新的古代植物遗存资料，其中包括早期古代小麦遗存，使探讨小麦传入中国的问题有了新的证据。[81]由于中国西北、中原和海岱地区都发现有距今4千年前后的早期小麦遗存，因此根据出土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遗址的地域分布，看不出由西向东的传播模式。所以，小麦是否确实是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逐步传入中国的，值得重新考虑。[82]他认为小麦传入中国的途径最有可能就是通过欧亚草原通道：大约在距今7千年前后，小麦由西亚传入到中亚，随后在当地逐步扩散；大约在距今5千年前后，小麦被欧亚草原东部地区以畜牧和农耕混合生业模式为特点的早期青铜文化所接受，后迅速由西向东传播，通过萨彦-阿尔泰-天山地区到达蒙古高原地区，被分布在蒙古高原南缘的中国北方文化区所接收，再通过多条南北向的河谷通道传播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西北地区早期小麦的传入有可能是通过绿洲通道进入塔里木盆地，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侧，穿越河西走廊，进入黄 高原地区。[83]
有关史前时代通过草原之路的东西交往，还可参见：李水城《前丝绸之路的诞生欧亚草原与中国西交的族群迁徒与交互》[84]，张思琪、田广林《草原丝绸之路的史前中外交通新证——以考古发掘所见石质容器为例》[85]等。
（三）制车术——外来还是自创
人类最早的车辆出现于公元前4千纪中叶的两河流域，这一点学界基本没有异议。[86]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提出，欧洲的制车术是从中东输入的。[87]
对于中国古代的制车术究竟是传入还是自创，学界长期认识不一，争讼已久，主要有“本土说”和“西来说”两种观点。
主张输入者，最初主要是外国学者。荷兰学者李陶尔（Littauer）与克鲁威尔（Crouwel）提出，古代中国的制车术的源头是中东。[88]兹后，英国考古学家皮格特（S.Piggot）提出中国马车来自高加地区；[89]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则认为中国马车来自中东；[90]而美国学者夏含夷支持皮格特的观点；[91]俄罗斯女考古学者叶琳娜·叶菲莫夫娜·库兹米娜（Kuzmina E.E.）认为，商文明受到西方传入的三大发明（马车、骑马术与冶金术）影响；[92]而卢勃茨基（A. Lubotsky）与扬胡能（J. Janhunen）则进一步提出，汉文中与马与车辆有关的语汇也是外来借词。[93]
河南安阳殷墟商末马车的出土，推动了国内支持中国马车技术来源的研究。支持外来说的中国学者渐多。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有李学勤[94]、乌恩[95]、王巍[96]和龚缨晏[97]等人。
持本土起源的也不乏其人，有郑若癸[98]、翟德芳[99]与林梅村[100]等；[101]此外还有丘克、杨英杰、孙机等人。当代陆续有人从不同角度撰文支持，如杜勇的《奚仲作车与中国马车的起源》[102]与吴哲的《从“舆”“轮”论车的起源——科技史语言研究视角》[103]等。本土说者往往更注重晚商以来的中原车舆与西亚、中亚地区早期轮车之间结构与型制上的差异，而西来者则更多地聚焦于早期东西车辆之间构造与技术上的共同处。
还有部分学者折衷二说，提出“中国古代马车的产生与发展，既有我们祖先自己的技术积累，又有西方先进技术的推动”。[104]有关这一课题最重要的研究者为王海城，认为中国马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来源于中亚或西亚地区[105]，他先从轮、辐、毂，轴，辕，衡、轭，车厢，御马器以及系驾法等七个方面，详细比较了东西马车的形制；再论及既往研究者有关马车应起源于最先驯化出家马的草原地区的论述，指出西亚与欧亚草原使用车辆的传统是发明马车的基础，马车是由双轮无辐车发展而来的，西亚与欧亚草原都具备了发明马车的必要条件。而马的驯化、无辐车的广泛应用与揉木技术、金属工具的熟练应用等，是发明与最早制造车辆的物质基础。
作者聚焦中国发现的商代马车，即1996年在河南偃师商城发现的两道车辙遗迹，发掘时发现车辙间和与车辙两外侧土面明显凹凸不平，布满不规则小坑，可能是驾车牲口长期踩踏所致。[106]但车辙轨距仅120厘米，不像是经过了长期发展的马车，猜测这两道可能车辙也许并非马车，而是无辐车碾压的印记，拖曳的畜力可能是牛。这种无辐车的车轮在新疆哈密五堡墓地M7也曾有出土，直径79厘米，轮宽12厘米左右，系三块胡杨木相叠并以榫卯连接而成，[107]从形态上看，与高加索地区发现的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四轮或双轮车无辐车轮[108]最为接近。
新疆哈密五堡遗址早期遗存的年代大约为据今3200年前后[109]，该墓地还出土了多量毛织品，美国纺织史学者巴尔伯研究后认为，其纺织技术源于公元前2千纪后期的高加索地区。[110]王海城认为，无辐车很可能也是同时从那里传来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证实焉不拉克墓地遗存中存在有一定数量的原始欧洲人种群体。[111]焉不拉克文化与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曾经有过比较密切的联系，[112]而四坝文化与西方与中原均存在一定联系。王海城再从造车所必需的金属工具入手，比较中国境内最早的金属工具（西北地区以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为代表; 中原地区以二里 头文化为代表），据此判断中国马车制造的上限大致不超出这一时间。
为了解决中国马车的起源问题，作者自我设五问：
1. 中国的家马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
答：就目前的材料，中原地区应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可能最早有了驯化的马，其来源可能与西方有关。
2. 在马车“突然”、“成熟”地出现于殷墟之前，有无原始的发展阶段?
答：早商时代中原可能已有无辐车，其实物还见于新疆，而西方同类的车则远早于此。
3. 制造马车所需要的各种技术可否追溯至中国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早期技术体系?
答：就目前的材料而言，这个问题还很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4. 中国马车的主要形制是否与西方相似?
答：有诸多相似处，具体有以下18点：
（1）都使用辐式车轮，技术均为揉木为轮。
（2）轮牙一般是由两段料材搭接而成，轮牙的截面形状都是长方形或梯形，着地面窄而承辐处略宽，辐条入牙都采用了榫接技术。
（3）辐条数目多，辐条近毂端细而近牙端粗。
（4）车毂的形状都是圆筒形或算珠形，长度相似。车毂内都储有润滑油，在车毂内侧可能还都有皮子以减少摩擦。
（5）都采用套輨的方式加固车毂。
（6）都有伏兔。
（7）都有结构相似的轴饰。
（8）都有形状、结构相似车辖。
（9）车轴均置于车厢中部。
（10）都有类似踵饰的装置以纳辕尾。
（11）都有类似軓饰的装置加固车辕与前轸的结合。
（l2）车辕与车衡的连接，除了皮条绑缚之外，都使用木楔之类的东西将二者固定在一起。
（13）都有曲衡。
（14）车轭构造极其相似。
（15）舆底平面形状相同; 都用皮条编织舆底，上铺垫席。
（16）车厢相似。
（17）马镳、马衔、马鞭、弓形器的形制相似。
（18）系驾方法类似或存在承继关系。
在比较之后，王海城基于哈德比较考古学的理论[113]表达了如下想法：就马车这样一个复杂的综合技术产品而言，如果东西方的产品的结构很相似，而且西方是又早于中原，则对后者独立发明的想法存疑。在比较研究中，两个比较对象之间如果有个别点相似，可视为偶然与巧合。但东西方马车的相似点并非个别处，再坚持认为两者没有任何联系，就缺乏说服力了。
至于东西方的马车在大小、车马器质地、装饰上结构上的差异，作者认为是由东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造成的。如果马车是从西方传入的话，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异是可以想象的。
故而作者的结论是：
（1）中国马车(或制车术)系西方输入，虽然尚无法确指“西方”的何处，但西亚、埃及、欧亚草原和中国发现的马车的共同特征昭示它们有着共同的技术源头，且源头在中原以西。
（2）鉴于自前2千纪初，欧亚草原诸青铜文化之间就已存在文化交流，制车 术入华的时间可能早于晚商，同时传入的可能还有无辐车类型。传播过程可能是接力以方式，从中亚至西域，经甘青到中原。中原发达的青铜文化对输入的马车在大小、装饰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造，殷代可能已经能自制和驾御马车。[114]
（四）天山南北的史前居民
河西走廊以西的区域的传统名称曰“西域”最初见于汉籍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从《史记》与《汉书》把在大宛（国名，统治区主要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中国人先后称为“秦人”与“汉人”看，这个名称汉以前已为中原人使用。
西域以天山为界，从地理上可大致南北两部分，其北部与西北汉代称“行国”，即建立在游牧氏族组织基础上的部落王国，而其南部及东南称为“城郭诸国”，即在绿洲农耕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地域性王国。古代西域地广人稀，不是人类的走源地，这里的居民都是在史前不同时代从不同地域迁移来的。研究古代人类种有几种不同的视角，第一种是考古学，第二种是体质人类学（旧称人种学），第三种是语言学。
考古学与体质人类学有关西域古代居民的研究，在天山东北地区的焦点集中于哈密地区，在天山以南地区的集中于塔里木河下游地区。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3个不同地域的文化及其人群参与或影响了塔木盆地古代文明与社会的形成: 欧亚草原的史前游牧文化，包括青铜时代期的克尔木齐文化、阿凡纳西耶沃文化和较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等[115]；东亚大陆文化，如甘青四坝文化、张骞“凿空”西域之后的汉文化、后来的东北亚与北亚文化[116]；新疆以西的中亚绿洲的巴克特里亚-马吉安那文化[117]。
1979年底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王炳华为首的考古工作队在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全面发掘了一处史前墓葬42座，墓制有两种：36座为竖穴沙室，木棺；另6座地表见7圈圆形列木，圆圈外还有四向散射的列木线，每条线由7支木桩构成。墓葬均单人，不见合葬，未见马匹遗骸、[118]和陶器，日常用器以草、木、角器为主。在一具男性骨部发现过一件形制规整的细石镞，锋刃锐利，除3件小铜饰外，从木雕人像及其他木器的细部加工痕迹分析，应用着一种相当锐利的工具。从不见任何汉代文化影响的痕迹看，其时代肯定早于汉代。经碳14检测，确定古墓沟第一类型墓葬（铁板河古墓与此类同）是距今3800左右的罗布淖尔地区的土著民族的考古文化遗存。[119]
该墓地位置为东经88º55’21”、北纬40º40’35”，位于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台地上地势较周围稍高的一片小沙丘，东距罗布泊干湖岸约70公里；孔雀河干河床位于其南不足2公里处。墓地东西35米、南北45米，总面积约1600平方米。[120]
1980年4月，又一支穆舜英率领的考古在孔雀河尾闾地段铁板河边一处雅丹土丘上，发现了两座与古墓沟同时代的墓葬遗存，其中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具保存十分完好的古女尸，身裹破毛毯，头戴毛编尖帽，帽边插雁翎两支。足穿翻毛皮鞋，头至胸部覆盖一草编簸箕，头侧置草篓，只身葬于于墓群外。尸体皮肤、指甲、毛发不朽，40岁左右，身高约150厘米。面部清秀、深目高鼻，深褐色头发散披在肩。这就是当年名噪一时的铁板河女尸，被日本媒体称之为“楼兰美女”[121]。
所谓“小河”,是1934年瑞典青年考古学者F.贝格曼在罗布猎人奥尔得克的引导下，在罗布沙漠考古调查时对孔雀河下游一条向南岔出的小河道随意起的名称。小河墓葬的时代应较古墓沟稍晚。贝格曼对小河五号墓地出土人骨作了倾向性的介绍，他说古尸有“深棕色长发”、“俊俏的钩鼻”,而木雕像“脸部明显表现出非蒙古人种的特征”。[122]2002-2005年间，新疆考古工作者对小河墓地进行了全面发掘。[123]4年共发掘墓葬167座，获文物近千件。墓葬上下叠压，可清楚区分为5层。这些墓葬中分别有男女性干尸出土。[124]
1. 史前塔里木盆地居民的种属
1）考古学的视角
学界对罗布泊及古代塔里木盆地早期居民的种族的研究，主要从两个专业或方法介入，第一是传统的体质人类学，即通过对古人类遗骸的测量数据比对，确定遣骸的人种。国外曾据1949年以前少量资料对罗布泊悼尔地区古代居民的种族特征进行过分析研究。F·布格曼认为楼兰人有蒙古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特征，与高加高加索人种与蒙古人种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125]而斯坦因则根据他在罗布淖尔地区发掘的人骨标本及在新疆所进行的民族人体侧量资料认为这些人的头骨很近于阿尔卑斯种型。”[126]在古墓沟和铁板河土的干尸中有不少金黄色毛发、眉脊稍高、鼻骨偏高、脸型稍瘦长。古墓沟发掘者王炳华曾委托体质人类学专家韩康信测量分析古墓沟墓地出土的人骨。1986年，韩康信发表了《新疆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揭示古墓沟墓地人骨，具有古典欧洲人种特点。[127]
古墓沟竖穴墓出土女性干尸和两具婴尸，黄色直发，眉弓发育，有“深目高鼻”形象，具古欧洲人种特征。韩康信判定它们“与时代较早的阿凡纳西耶沃文化头骨比较接近，有7圈列木的墓葬头骨，与时代较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的头骨比较接近”，“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128]阿凡纳西耶沃文化主要分布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及阿勒泰的卡通河流域，为铜石并用时代遗存，约当公元前第3000年下半叶至公元前2000年初。存在少量锄种农业，饲养的家畜有牛、马、绵羊。畜群不大，饲料可以在邻近住地的有限范围内解决，不需要游牧。阿凡纳西耶沃考古文化居民的种族，由于骸骨保存不佳，可资检测的资料不多，只巴捷尼村墓地保存一具比较好的头骨，经体质人类学测定，具有典型的古欧罗巴人种特征。[129]
小河墓地的绝对年代与古墓沟约略相当。发掘队曾以出土之毛毡、动物耳尖、麦粒等进行AMS(加速器质谱分析)碳14测年，墓地上层年代的最大可能性在公元前1650～前1450年之间，[130]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曾对墓地第四、五层墓葬(最早入葬，多泥壳木棺者)出土人骨，展开体质人类学及分子生物学分析，结论是墓葬中的人骨蒙古人种居于主体地位，而1～3层墓葬中的主人，则以欧洲人种居主体。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具体表明，孔雀河青铜时代早期居民实际以蒙古人种居于主体位置。王炳华认为，这对所谓吐火罗人最先进入这片地区观点有力的否定，[131]并认为青铜时代的孔雀河流域居民中在某一历史时代，体质人类学家认为从种族特征上讲是具有古典欧洲人体质特征的一支白种人。但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捕捉、了解他们曾经讲说什么语言，因此，从考古资料角度无法说明他们是操什么语言的白种人。[132]
至于塔里木河下游地区史前居民的来历，考古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通过不同的方法探讨。王建新在莫斯科红场附近俄罗斯历史博物馆陈列文物中发现了一组出土于北高加索地区“青铜时代”（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早期木质文物，王炳华认为与小河墓地出土之象征女阴的桨形木雕，象征男根的柱形立木，鼻梁既高且大的人面形木雕，不具体刻画面部特征的人偶雕像等相似。他还提出这种相似并非出于偶然，可能应是具有相同文化观念、原始宗教信仰、活动时代也基本相同的一组人群，保留在不同地点的考古遗存，并设想就是出于人们难以抗御的原因，在去今4000年前后，在高加索山地与罗布淖尔孔雀河绿洲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相当规模的人群迁徙运动。换一句话说，距今4000年前后，曾经有过一支人群自高加索山地向中亚东部孔雀河绿洲迁徙的历史。这实在是一个既未见于任何古代文献、传说记录，也未见于其他文化遗存的现象。他还设想了这群人从高加索来到孔雀河流域的路线。[133]
2）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而近年来，体质人类学家对塔里木盆地青铜时代居民的种属研究也有重要进展。他们对小河墓地的48例颅骨的非测量性状和测量性状结果进行统计及分析，认为聚类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颅骨与“古欧洲人类型”各组关系最为密切，颅面部特征最接近罗布泊地区的古墓沟组和吐鲁番地区接近于“欧罗巴人种古欧洲类型”的苏贝希Ⅰ组及境外地区的阿尔泰安德罗诺沃组，眉弓突出，低眶，鼻根深凹，鼻高宽，腭长宽且阔，额宽而倾斜，面部低宽且水平方向突出，犬齿窝深。颅型不同于周邻地区已知的任何人群，其独特的短宽的，中等高的中-圆颅型特征，表明他们是罗布泊地区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的一支独立人群。颅面部特征更近于古墓沟晚期Ⅱ型墓，即古墓沟一组代表的“欧罗巴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的安德罗诺沃变种，而非古墓沟早期Ⅰ型墓即古墓沟二组古代居民代表的阿凡纳西耶沃变种。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墓地考古学文化可能是同源不同类型有一定差异的变种。体质特征上，小河墓地古代居民虽然在颅面部特征上与古墓沟组有一定相似特点，但其短宽的高圆颅型特征接近于以欧罗巴人种安德罗诺沃变种为基础、兼有轻度蒙古人种特征的混杂而成的人群，这说明小河墓地古代居民的先人在从南西伯利亚地区进入到新疆时与蒙古人种的人群产生了交流，并且这种基因上的交流年代很久远，已经无法从颅骨形态特征上将其区分。
小河早期人群颅骨非测量性状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欧罗巴人种性质，又显示出一定的蒙古人种特征。如鼻前棘发达，犬齿窝较深，特别是颧骨缘突、鼻梁冠状隆起、颅侧壁这三项出现率较高，与欧洲人群类似;而铲型门齿也具有一定的出现率。在目前新疆地区及周边已知文化中，小河墓地早期人群是一个以欧罗巴人种古欧洲类型为主体、含有少量蒙古人种因素的相对独立的人群。可以明确的是，小河墓地早期人群不同于周邻地区各古代人群的特殊性，且这种特殊性指向了与更北方的南西伯利亚地区古代人群更紧密的亲缘关系。[134]
在了解到最来古人类基因学研究成果后，这些体质人类学家给出了一个与其传统方式颅骨测量结果不十分吻合的结果，即：小河墓地组早期古代居民是属于欧罗巴人种与亚美人种之间的过渡人种，主体应与来自南西伯利亚的欧罗巴人种古欧洲类型有关，在进入新疆地区时与蒙古人种人群产生了长时间的基因交流，在小河墓地古代居民的先人到达罗布泊地区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群。其主体应与来自南西伯利亚的欧罗巴人群有关，这些人在进入罗布泊地区前，就已经与具有北亚蒙古人种因素的人群发生了融合。[135]
3）古DNA透露的信息——古亚欧人
西域长期以来一直是跨文化交流，即欧亚人群、文化、农业和语言交流的主要枢纽。最早发现于古小河（前1884-前1736年）和后来发现于墓沟（前2135-1939年）、的塔里木干尸，因其所谓的西方体貌（so-called Western physical appearance）、毡制和编织的羊毛质衣料及农牧经济，包括牛、绵羊/山羊、小麦、大麦、小米甚至开菲尔奶酪（kefir cheese），所反映诸多的东西方元素，长期以来笼罩着神秘感，一直吸引着中外学界的重视。小河墓地的发掘曾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古DNA溯源技术另辟蹊径，使问题的探索显现了新的曙光。吉林大学崔银秋教授团队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演化人类学研究所、韩国首尔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科学家组成国际合作团队，利用最新的古基因组技术，成功获得了13具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干尸的高质量基因组数据，研究团队还分析了5具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的公元前3000-2800年之间干尸，它们是迄今在新疆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遗骸。学者们将所获基因图谱与世界各地的100多个古代人群以及200多个现代人群的基因组进行了比较。[136]这项研究成果以《塔里木盆地青铜时代古人类基因组起源研究》（The genomic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Tarim Basin mummies）为题，于2021年10月27日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成为轰动一时的消息。[137]
研究发现，“青铜时代早期”的天山南北的人群遗传特征有明显差别，准葛尔盆地人口主要表现出阿凡纳西耶沃（Afanasievo）种群遗传血统和一些的当地成份，而“早中期青铜时代”的小河-古墓沟种群却仅包含当地遗传血统。小河人的牙结石提取物显示出源于乳蛋白的特征，说明该人群对畜群的依赖。研究结果不支持之前关于小河-古墓沟干尸代表着操原始吐火罗语的牧民，是阿凡纳西耶沃种群的后裔，或起源于巴克特里亚-马吉亚纳考古群落居民，或来自内陆亚洲山间廊道文化等假说。虽然吐火罗人可能在是青铜时代早期的进入准噶尔盆地的阿凡纳西耶沃移民，但研究发现塔里木盆地最早的文化似乎起源于基因隔离的当地人口。
对小河“西方色彩”文化的来源，学者们提出了三种假说：
其一为颜那亚/阿凡纳西耶沃草原(the Yamnaya/Afanasievo steppe)假说：指假定阿勒泰-萨彦岭（Altai–Sayan）山脉中与阿凡纳西耶沃文化有关的“早期青铜时代”（EBA, Early Bronze Age）种群，通过准噶尔盆地迁徙至塔里木盆地，至前2000年左右形成小河-古墓沟文化的农牧群落（the agropastoralist communities）。
其二为巴克特里亚绿洲（Bactrian oasis）假说，即小河居民系由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群落 (BMAC，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约前 2300-1800 年）的农耕人群，经由今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沙漠绿洲迁移而来，理由是这两个地区农业和灌溉系统的相似性以及麻黄在两个地区的仪式使用。
其三为内陆亚洲山区廊道孤岛(IAMC，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 island)生物地理学假说，即小河文化居民原初来自中亚山区。
考古基因组学研究表明，西伯利亚南部的青铜时代阿凡纳西耶沃和中亚的内陆亚洲山间廊道/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群落种群在遗传图谱上区别明显，也不同于内亚的前农牧狩猎采集人群。因此，对青铜时代西域人群的考古基因组学调查，为构建准噶尔和塔里木盆地的人口历史以及青铜时代小河文化的起源提供了新思路。学者们核检了准噶尔盆地各地出土的33具青铜时代干尸骨骸（前3000-2800年），成功地提取了5具“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上被确定为阿凡纳西耶沃族群遗体的基因组序列，以及属于小河文化的13具“早中期青铜时代”塔里木人（前2100-1700年）的全基因组数据，还研究了报告了小河遗址底层7具干尸个体的牙结石蛋白质组。这些干尸体为该地区迄今挖掘出的最早的人类遗骸。
与天山以北“早期青铜时代”干尸数据相比，来自小河-古墓沟早中期青铜时代人群形成了一个血缘密切的集群，与青铜时代之前的中央草原和西伯利亚人群高水平地共享古北欧亚（ANE，Ancient North Eurasian）祖先遗传元素。小河与古墓沟“早中期青铜时代”人群虽有一定地理距离，但它们形成了一个同质的种群，从它们没有近亲的高遗传亲和力以及由于其单亲单倍群的多样性有限，说明经历了相当长的种群隔离瓶颈。研究者将该人群建模为两个古老的本土亚洲遗传群体的混合体：即1.古北欧亚人，以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骸数据为代表（约72%），和2.古代东北亚人，以贝加尔（Baikal）“早期青铜时代”遗骸数据为代表（约28%）。而另一处塔里木遗址“早中期青铜时代”人群遗传特征，也可以建模为塔里木“早中期青铜时代”人群遗传元素（约89%）和贝加尔“早期青铜时代”遗传因素（约11%）的混合体，均未混入附近具有游牧和/或农业经济的群体的欧亚西部遗传元素。研究估算了小河-古墓沟“早中期青铜时代”遗传图谱的形成时间，将该基因库的起源置于采样的塔里木盆地个体之前183代，即约1万年前。小河-古墓沟遗骸的遗传图谱表明，小河文化最早的个体属于一个古老而孤立的亚洲本土基因库，这种本土的古北欧亚人群相关基因库很可能已经形成了中亚和西伯利亚南部的前游牧民古北欧亚人群相关种群的遗传基质。
小河-古墓沟人群在定居塔里木盆地之后，没有显现出与其他人类群体融合、交配的证据，与后来青铜时代的欧亚草原人群以及中亚绿洲人群都没有直接的遗传联系，与其他全新世群体也无混合的迹象，可以说是一个此前从未发现的遗传隔离现象。研究者判断，小河居民的祖先在定居于塔里木盆地之前，可能遭遇极端而漫长的遗传瓶颈，而移居小河地区之后，成为当地土著居民后，由于塔里木盆地独特的沙漠环境形成的天然遗传屏障，造成了这个古人群长期的遗传隔离。
研究所获古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数据表明，虽然内陆亚洲山间廊道可能是向塔里木盆地传播文化和经济因素的通道，但沿线居民并未与小河人群发生婚配关系，其起源可追溯到全新世早期。这个基因库很可能曾经有过更广泛的地理分布，并在准噶尔盆地、内陆亚洲山间廊道和南西伯利亚的“早中期青铜时代”人群中留下了大量的遗传印记。[138]小河-古墓沟干尸颅骨的所谓西方特征，可能是由于与更新世“古北欧亚”基因库的联系。
前已提及，考古发现来自于东西方的奶牛养殖和小麦和粟和的种植，成了青铜时代小河文化经济的基础，小河与古墓沟墓地的上层发现了羊毛织物、牛、绵羊和山羊的角和骨头、牲畜粪便以及类似牛奶和开非尔奶制品（一种自然发酵的奶酪），和遗体牙结石检验出的反刍动物奶食蛋白质组，以及小麦和粟的籽粒，以及麻黄枝梱，皆证明尽管塔里木盆地相对封闭的地理的环境阻碍了外来种群的流入，但人群的婚配隔绝却没有成为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传播的障碍。与其显著的遗传基因隔离相比，小河文化人群在文化上是世界性的，融合了起源很远的不同经济元素和技术：其所使用类似开菲尔的发酵法，用反刍动物奶制作奶酪可能学自阿凡纳西耶沃种群后裔，种植公元前3500年以后才从内亚山闻廊道传入西域的近东驯化的小麦、大麦和起源于华北的粟。[139]他们用麻黄树枝埋葬死者，让人联想到中亚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群落绿洲文化，他们还发展出未见于其他地区或其他文化的独有文化元素，如覆以牛皮并标记用木杆或桨的船形木棺，以及大量使用编织篮筐子而非陶器。综合考虑这些发现，可见小河文化居民了解塔里木盆地以外的不同技术和文化，并且他们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以应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严酷环境，适应绿洲生活。
该研究结果不支持关于小河-古墓沟的青铜时代居民，源于从草原或山地农牧人口迁入民的假设，相反小河-古墓沟干尸代表了一个文化上世界性但遗传上却孤立的本土人口，不能回答青铜时代的塔里木人是否说一种原始吐火罗语的问题。[140]
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以后，体质人类学家发现，东西方文化在塔里木盆地更为的频繁交流对当地人群的种属构成产生重要影响。韩康信认为彼时当地有3种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群共存，他分别称为原始欧洲型、地中海东支型和来自东亚和北亚的蒙古人种。[141]根据吉林大学本实验室自2006年先后对圆沙、山普拉、扎滚鲁克和尼雅4处遗址进行人类遗骸的线粒DNA分析[142], 这些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古代交通要道，距今年代2千年左右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文化相同, 人类遗骸的体质特征相近, 均属于地中海东支类型，有助于探讨塔里木盆地及西域人群的起源、迁徙及融合历史。[143]
综上所述，塔里木盆地古代人群是一个由已经分化的东西欧亚谱系融合产生的混合人群，西部欧亚谱系的来源中有来自于近东和伊朗地区的成分；东部欧亚谱系的主体成分来自于北亚和东北亚，但同时含有少量东南亚起源成分，暗示东部欧亚的来源较广, 融合过程也较复杂。早期铁器时代塔里木盆地人群的遗传结构与现代新疆已经十分接近，说明早期铁器时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对现代新疆人群遗传结构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44]
2. 东天山地区
早在遥远的古代，中国内地的居民就已经同西域的居民建立了物质、文化的交换关系。
近数十年来，在我国西北和境外古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产于沿海地区的器物。新疆哈密地区七角井发现的细石器文化，经专家确定距今已有近1万年。考古学者在那里采集到一件红色的珊瑚珠，应出自沿海地区。它是当时东西交通的物证。
哈密的五堡墓地位于新疆哈密市五堡乡政府西北2公里。南距五堡水库约1公里，地理坐标东经92°49’14”，北纬43°1’52”，面积约7万平方米。其时代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约3200余年。1990年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自1978年起至1991年先后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13座。出土物中的皮帽、皮靴、皮大衣及各式平、斜纹毛织物，部分还相当完好。皮革的鞣制、脱脂水平较高，至今仍非常柔软。毛织物编织精细，质地细密，着色美观、大方、图案种类繁多，其中有件毛绣，红底，绣满三角图案，为罕见的珍品。出土随葬品除墓主随身鞋帽、衣服外，多为日常用品及生产工具。墓主随葬器物没有明显的数量差别，反映当时社会尚未有强烈的贫富分化现象。出土随葬物有各种木器，如木桶、木勺、木梳、木质三角形掘土器等，陶罐（部分陶罐及木桶上施有黑彩和红彩，主体纹饰均为倒三角形图案），铜器有青铜小刀、木柄铜砍等，石器有石磨、石杵、石球等，此外还有各种生产、生活工具，如纺轮、骨针、笼头、马蹬、鞭等。这里还出土了不少海贝，佩饰于毛织围巾、衣服之上。在吐鲁番西部战国时代的墓葬中，有的死者口中含贝。这些贝是当时人从沿海地区交换得来的。
五堡古墓群的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发掘出的干尸中，有相当数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干尸。由于墓地所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墓室内尸体大多保存良好，是极为珍贵的人类学标本，其中有两具完整的女性干尸，其时代早于长沙马王堆女尸约900年，被称为“金发女”、“睡美人”。据此可推测，这里部分居民的祖先在史前曾从欧洲远徙内陆亚洲。
梅维恒认为哈密五堡古墓遗址也是“吐火罗”遗存，根据是陈列于哈密博物馆中哈密出土古尸穿着的彩色方格纹毛织物，据说相同风格的方格纹彩色毛织物，曾在奥地利的哈勒施塔特(Hallstatt)遗址出土过，而哈勒施塔特被认为是古典欧洲人一支凯尔特人(Celts)的领地，而凯尔特人又是被认为与原始吐火罗人存在关联的。[145]王炳华不同意梅维恒的意见，他认为没有更多、更有力的证据可以表明，凯尔特人到达塔里木甚至新疆东部的哈密。五堡墓地是公元前12世纪的遗存；哈勒施塔特是时代远较此为晚的遗址，晚了至少六百年。
王尹辰、马鹏程、张帆等人撰文介绍东天山及其周边地区考古发现及引出的推论。[146]自铜石并用时代始，伴随着马匹的驯化、车辆的传播、冶金业的发展和人群的迁徙，欧亚大陆的东西陆路交流进入新阶段。[147]德国学者艾伦托夫特 ( Morten E. Allentoft) 、哈克 ( Wolfgang Haak) 和美国学者马西森 ( Iain Mathieson) 等人的研究表明，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欧亚草原已出现人群迁徙现。前3千纪，在黑海地区，带有东欧采集狩猎人群、近东/高加索新石器时代人群基因的颜那亚文化[148]人群，一部分向东迁徙，推动了阿尔泰山、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凡纳西耶沃文化人群的形成; 另一部分向西迁徙至欧洲腹地，与当地绳纹陶器 ( Corded Ware) 人群混合后，又于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再次向东迁徙，推动了南乌拉尔地区辛塔什塔文化 ( Sintashta Culture) 和中亚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的形成。至公元前2千纪末至1千纪，阿尔泰山、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等文化的人群又逐渐混入了西迁的东亚人群。[149]
以阿尔泰山区的阿凡纳西耶沃文化[150]、切木尔切克文化(Shamirshak Culture)[151]和中亚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152]为代表的游牧群落向南向东扩散，[153]在天山廊道以农耕为业的族群接触，形成了多支区域文化，[154]东天山地区孕育出天山北路文化、焉不拉克文化等文化类型，并在青铜时代晚期，发展出以红山口遗址群为代表的多处大型聚落。[155]
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气候趋向干冷，原有的绿洲农牧业逐渐向游牧过渡。[156]斯基泰、塞种等散布在从黑海至中亚的草原;[157]在萨彦-阿尔泰地区有乌尤克文化 ( Uyok Culture) 、巴泽雷克文化等;[158]蒙古高原西北唐努山以北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继卡拉苏克文化后发展出塔加尔文化;[159]在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主要分布着石板墓文化。[160]欧亚草原考古遗址出土物中不但广泛出现以“马具”、“金属武器和工具”、“动物纹”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因素，[161]天山、阿尔泰山地区出土文物中出现了战国时期的各中原文化元素。我国吐鲁番盆地西部的阿拉沟28号墓[162]、俄罗斯阿尔泰山地区的巴泽雷克5号墓[163]都发现有楚地传入的凤鸟纹丝绸，巴泽雷克6号墓中还发现有楚式羽地四山镜和漆器残片。[164]此外，新疆和北方草原地带还普遍出现了殉马现象，[165]这些都说明游牧文化的出现推动了东西交流。[166]
哈密巴里坤-伊吾草原上发现的前500年以后的以黑沟梁墓地[167]、石人子沟遗址1～16 号墓[168]、托背梁墓地[169]、西沟1号墓[170]为等代表的文化遗存人群，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171]在高等级墓葬中，人马葬俗、随葬的动物纹饰牌、格里芬饰件、金珠耳坠等，与巴泽雷克文化存在联系。[172]黑沟梁墓地出土羽状地纹铜镜残片[173]、石人子沟遗址Ⅲ区2号房址出土的汉式鼎耳[174]还显示出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表明东天山地区是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兴起了斯基泰等多支游牧人群。长期以来，有很多学者通过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研究方法，讨论了这些游牧人群在文化上的共性，但并未能就他们的起源和构成问题达成一致。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有学者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讨论东天山地区古代人群的形成过程。[175]新的古基因组学研究，为解析欧亚大陆古代人群的迁徙与互动状况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手段。[176]丹麦学者戴姆加德 ( Peter de Barros Damgaard) 等人通过对137个欧亚草原古代人群基因组的分析，揭示出斯基泰人基因来源的多样性。结果表明，斯基泰人非由单一地域起源，构成至少包括：欧亚草原青铜晚期人群、欧洲农业人群和南西伯利亚采集狩猎人群等。[177]
2009年以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并探讨东天山地区史前人群的遗传学特征。以高诗珠为代表的学者，对哈密市青铜时代天山北路墓地人群线粒体 DNA 的分析表明，该区域早期人群由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谱系共同构成。其中，东部谱系占 79. 2% 。[178]
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各区域人群的祖先成分，均可模拟分为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古北亚(Afontova Gora3)、巴克特里亚-马尔吉纳亚考古学群落(BMAC)和东北亚这4种人群成分的混合。但各人群内的祖先混合比例存在高差异度。这一现象通常出现某一群体的形成之初，即不同成分来源的混合期。这表明，在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各区域人群处于持续的大规模流动状态。萨彦-阿尔泰和东天山地区的群体差异度最高。自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在萨彦-阿尔泰地区的人群内部，个体之间的遗传构成差别很大，与东天山早期铁器时代的情况类似。中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人群的多态性也很高，但与萨彦-阿尔泰地区相比，欧亚东部的成分在这里明显减少。位于欧亚草原两端的蒙古高原和黑海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人群与之前相比差异度不大，但也开始出现来自不同区域的外来者。上述结果表明，早期铁器时代的人群交往模式，已不是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单向或双向的人群迁徙，而是一种多向的人群交往与互动，反映在遗传上即为欧亚大陆东西谱系的混合。在这一交往模式下，东天山连同萨彦-阿尔泰地区，成为东西方基因交流的最重要舞台。
古基因组学研究表明，欧亚草原的跨区域人群交往肇始于颜那亚文化人群的迁徙，在早期铁器时代进入到人群交融的频繁期，其中又以东天山、萨彦-阿尔泰地区的人群流动性最强。在早期铁器时代，东天山地区人群的遗传组成大致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成分主要来自欧亚草原东部，兼有甘青地区的成分；西部成分主要与颜那亚、阿凡纳西耶沃文化相关。这一遗传构成也与萨彦-阿尔泰地区相似，表现出两地密切的基因联系，情况与考古学发现的多元文化面貌基本吻合。结合考古学和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铜石并用至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上的人群互动，不仅推动了物质的交流与传播，还促进了技术、生业方式、丧葬习俗等方面的碰撞与互动。[179]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草原—沙漠文化带研究专题”重大委托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原帝国兴衰”（20@WTS004）的阶段性成果。）
[1]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刘学堂《东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对话》，《光明日报》2012 年7 月30 日第15 版《国学》。
[2] 高星、王惠民、关莹《水洞沟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认识》，《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2期。
[3] 陈宥成、曲彤丽《“勒瓦娄哇技术”源流管窥》，《考古》2015年，第2期，见第76-77页。
[4] 于建军《2016-2017年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新发现》，《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
[5]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刘学堂《东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对话》，《光明日报》2012 年7 月30 日第15 版《国学》。其他相关研究参见（按发表先后排列）：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比较》，《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1期；Eric Boëda撰，侯雪梅译《旧石器时代东亚、西亚之间的关系》，《第四纪研究》2004年第3期；侯亚梅《水洞沟：东西文化交流的风向标——兼论华北小石器文化和“石器之路”的假说》，《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6期；黄慰文、侯亚梅、高立红《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方元素”与早期人类进化格局》，《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1期；王春雪《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以内蒙古金斯太遗址为例》，《草原文物》2011年第2期；刘学堂《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初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邓聪《西方勒瓦娄哇技术对中国的波及》，《中国文物报》2012年5月25日第6版；邓聪《追寻东方勒瓦娄哇技术——宁夏水洞沟遗址的世界性意义》，《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6日第7版；刘学堂《丝绸之路开辟的史前基础》，《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4日第3版；
李峰、陈福友、汪英华、高星《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石叶技术反映的技术扩散与人群迁徒》，《中国科学》2016年第7期；陈宥成、曲彤丽《旧石器时代旧大陆东西方的石器技术格局》，《中原文物》2017年第6期；李锋《克拉克的“技术模式”与中国旧石器技术演化研究》，《考古》2017年第9期；陈宥成、曲彤丽《“石叶技术”相关问题的讨论》，《考古》2018年第10期；晓工《贵州观音洞遗址发现东亚最早的勒瓦娄哇技术》，《科学》2019年第1期；李浩《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器技术多样性研究的新进展》，《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4期；徐哲、裴树文《石器制造技术的演变》，《化石》2019年第2期
持否定意见的论文见：高星《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证据及相关问题论述》，《人类学学报》2014年第3期。Yinghua Li，Eric Boëda，Hubert Forestier，Yuduan Zhou，Lithic Technology, typology and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 of Pleistocene lithic industries: Comment on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Levallois in East Asia, in L’Anthropologie, 2019, pp769-781, Elsevier Masson SAS;李锋、李英华、高星《贵州观音洞遗址石制品剥片技术辨析》，《人类学学报》2020年第1期。最近的有关综述参见徐文勘《关于新疆古代居民及其文化的若干问题·石器之路》，收入《丝绸之路历史语言与吐火罗学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1页。
[6] A. Askarov, Sapallitepe，Tashkent, 197，第133-134页；及科勒的《纳马兹伽文明综述》，刊于科勒所编《中亚青铜时代文明》（P. Kohl, The Namazga civilization: an overview, in P. Kohl (ed.),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cil Asia: vii-xl. , Armonk: M.E. Sharpe, 1981，第21页）。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U Penn）博物馆依莲娜·古德博士《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古典学》，第69期/1995年（Irene Good, On the question of silk in pre-Han Eurasia, in Antiquity 69, 1995, pp959-968 (see p965，968)。上述阿斯卡洛夫的著作，依莲娜·古德所据者，为米谢尔未刊之英译本（unpublished translation by H. Michael)。依莲娜·古德称上述纳马兹伽文明萨帕里（Sapalli）遗址所出丝绸的时代为公元前18世纪。以下再次引用时简称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
[7] 亨特《论史前纺织品的发现》，《罗马-日尔曼中央博物馆年刊》第16辑，德国美因兹：罗马-日尔曼中央博物馆，第59-71页，穆勒1990年英译本（H. -J. Hundt, On prehistoric textile finds, Jahrbuch RGZM 16:
59-71. Mainz: Ro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 (Trans. from the Germanby V. Muller, 1990)。兹据上引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第964与967页。
[8] 比·阿勒钦与日·阿勒钦《印度与巴基斯坦文明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B. Allchin & R. Allchi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273， 276页。兹据上引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第964与967页。
[9] 阿·恩·古拉梯《一则有关印度早期丝绸的注释》，刊于克鲁顿·布洛克、毗湿奴-密特拉与古拉梯合编《技术报告第3辑》，普那：德干学院研究生院与研究院，考古与古代史系，出版丛书2, 1961年（A. N. Gulatai, A note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silk in India, in J. Clutton Brock, Vishnu-Mittre & A.N. Gulati (ed.), Technical Reports on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II: 53-9. Poona: Deccan College Post-Graduat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cient History. Publication 2, 1961），第56页。兹据上引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第964与967页。
[10] 具体见张志芳、吕鸿声《分子生物学证据支持家蚕“多中心”起源学说》，《中国蚕业》2005年第4期，第11-12页；李绍先《中华蚕桑丝织起源多元论》，《文史杂志》2010年第5期，第7-10页。
[11] 雷贝勒《家蚕丝的起源地中国》，《亚洲艺术与文化史维也纳论丛》第2辑，1926-1927年[H. Rebel, China als Ursprungsland der Edelseide, Wiener Beitr. z.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Asiens 2, 1926/27 (1927) ]，第47页及以下。
[12] Hundt, H.-J. ，Über vorgeschichtliche Seidenfunde，刊于《罗马—日尔曼中央博物馆年报》第16辑（1969年）[Jahrbuch des Rö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 16 (1969)]，见第64页。
[13] 焦里《图萨尔文化》，孟买：阿姆比卡出版社，1974年（M. Jolly，Tusar Culture, Bombay: Ambika Publishers，1974），第17页。兹据上引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第964与967页。
[14] 上引焦里《图萨尔文化》，第17页；札依纳《驯养动物史》，纽约，哈帕与罗出版社，1968年（F.E. Zeiner, 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1968），第485页；布朗《欧洲最早的丝绸》，未出版手稿，墨尔顿学院，剑桥，1993年（T. Braun, The Earliest Silk in Europe, Unpublished ms. Merton College, Oxford）。兹据上引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第965与967-968页。
[15] 依莲娜·古德（Irene Good）《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On the question of silk in pre-Han Eurasia），载《古典学》（Antiquity）第69期（1995年），第965页。
[16] Hundt, H.-J. ，Über vorgeschichtliche Seidenfunde，刊于《罗马—日尔曼中央博物馆年报》第16辑（1969年）[Jahrbuch des Rö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 16 (1969)]，见第64页。
[17] 锡勒旺《额济纳河与罗布泊出土丝绸调查：斯文赫定博士领导下的中国西北省份科学考察报告》，中-瑞考察丛书第32辑，《七考古第6卷》，斯德哥尔摩，1949年（V. Sylwan, Investigalion of silk from Edsen Gol and Lop-Nor: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32, VII Archaeology 6. Stockholm: Bokfo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32, VII Archaeology 6），第15页。
[18] 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第960-961页。
[19] 《路史》卷14《後紀五》，明万历刻本。
[20] 见氏撰《论蚕业起源》，《浙江丝绸工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第36页。
[21] 《隋书》卷7《礼仪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第145页。
[22] [日]吉武成美、蒋猷龙合撰，周耀祖译之《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罗列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各记载，见319-320页。
[23] 李焕文《桑蚕与家蚕的起源及其化性问题的探讨》，《陕西蚕业》1985年第4期，第22页。
[24] 叶琳娜·古德《连通性：评估史前时代后期欧亚大陆的丝绸远距离交换的证据》，收入托贝·威尔金森、苏珊·谢拉特与约翰·贝内特编辑《交织着的世界：前7千纪-前1千纪欧亚大陆的系统性互动》，纪念安德鲁·谢蓝教授会议“青铜时代看起来像什么？前4-前1世纪欧洲和西亚的世界体系方法”论文集（Irene Good, Strands of Connectivitity: Assessing the Evidence for Long Distance Exchange of Silk in Late Prehistoric Eurasia, in Toby C. Wilkinson, Susan Sherratt and John Bennet ed., Interrweaving Worlds: Systemic Interactions in Eurasia, 7th to 1st Millennia BC,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Professor Anderw Sherran, What Would a Bronze Age World System Look Like? World systems approaches to Europe and western Asia 4th to 1st millenia BC, Oxbow Books, Oxford and Oakville, Oxford, UK, 2011）, p218.
[25] [日]吉武成美撰 ，吴清译《关于蒋猷龙先生的家蚕起源说》，《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303-306页；及蒋猷龙《就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答日本学者并海外诸公》，《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第146页。
[26] 《中国昆虫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0-112页。兹据段云佑《家蚕起源于黄河中游中华民族发祥地》，《蚕业科学》1983年第1期，第55页。
[27] 上引段云佑《家蚕起源于黄河中游中华民族发祥地》，第51页。
[28] [日]吉武成美撰 ，吴清译《关于蒋猷龙先生的家蚕起源说》，《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303页。
[29]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作为《清华大学研究院丛书》第三种于1927年初刊。兹据《三晋考古》第2辑（1996年）重印本，见第280页。
[30] 蒋猷龙《西荫村半个茧壳的剖析》，《蚕业科学》1982年第1期，第39页。日本学者布目顺郎推测，当时的居民切割此茧一为取蛹食用，二为茧壳作纺织原料。由于切割不慎，蛹血污染茧壳，使茧壳腐败成黑褐色。但他将此茧指为蚕蟥茧，蒋猷龙在文中对此说作了辩正。
[31] [日]吉武成美与蒋猷龙合撰，周耀祖译《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第323页。
[32] 高汉玉、张松林《河南青台村遗址出土的丝麻织品与古代氏族社会纺织业的发展》，刊于《古今丝绸》，1995年（1），第9-19页。兹据赵丰《中国丝绸的外传与早期草原丝路》，收入赵丰、周旸、刘剑编《中国纺织考古与科学研究》，上海科技出版社，2018年，第10页。
[33] 上引[日]吉武成美与蒋猷龙合撰，周耀祖译《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第323页。
[34] 上引蒋猷龙《论蚕业起源》，第37页。
[35] 《钱山漾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3期。
[36] 上引[日]吉武成美与蒋猷龙合撰，周耀祖译《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第324页。
[37] 上引蒋猷龙《论蚕业起源》，第37-38页。
[38] [汉]戴德：《大戴礼记》卷二《夏小正第四十七·三月》，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十二年袁氏嘉趣堂刻本。以下版本信息略。
[39] [汉]郑玄《<礼记>疏》卷十三“月令”，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以下版本信息略。
[40] 《大戴礼记》卷二《夏小正第四十七·三月》。
[41] 《考古学报》1951年第5期，第19页。
[42] [汉]郑玄《<礼记>疏》卷一“天官冢宰第一”。
[43] 参见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5、60—62、115页。
[44] R.F. Tylecot e, A History of Metallurgy, London, The Metals Society, 1976, p.11（原注20）兹据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见第41页。
[45] 国内外支持这一主张的有：Ho, Ping-ti（何炳棣）, 1961, Some Problems of Shan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A Review Article, 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 3, pp. 292 -293;Pope, Gettens, Cahill and Barnard, 1969,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 II, Technical Studies, Smithsonian Publication, Washington, pp.11, 16;Bunker, E. C., 1988, Lost wax and lost textile: an unusual ancient technique for casting gold belt plaqes, in: Maddin, R. (Ed.),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 MIT Press, Massachusetts, pp. 222-227;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第12 期，第 1117 页;Fitzgerald-Huber, L.G., 1995.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 17-67;Linduff, K.M., Han, Rubin, Sun, Shuyun (eds.), 2000, The Beginnings of Metallurgy in China, The Edwin Mellen Press, Lewiston;Mei Jianjun, 2003,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Bronze Ag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ume 121, pp. 28 -33;Linduff, K.M. (ed.), 2004, Metallurgy in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s to the Yellow Riv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Lewiston;Mei, Jianjun. 2009a, Early metallurgy in China: some challenging issues in current studies, in Jianjun Mei and Thilo Rehren (eds.), Metallurgy and Civilisation: Eurasia and Beyond, 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 2009, pp. 9 -16;梅建军：《中国早期冶金术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三辑），第135-154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Mei, Jianjun, Xu, Jianwei, Chen, Kunlong, Shen, Lu, Wang, Hui, 2012, Recent Research on Early Bronze Metallurgy in Northwest China, in Paul Jett (ed.), Scientific Research on Ancient Asian Metallurgy,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s. 2012, pp.37-46;
J. Rawson, 2017, Shimao and Erlitou: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bronze industry in central China, Antiquity, vol. 91, p.355. 参见下面郭静云等人文。
[46] 见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 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47] 《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79-88页，见第79页。
[48]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实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49]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50] 由于铜器发现地点增多，学术界或认为这一时期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铜石并用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46页。
[51] 刘学堂《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中原文物》，2012年第4期，见第51页。
[52] 氏撰《四坝文化与青铜之路》，《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见第21-27页。
[53] 项春松、李义《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文物》1995年第5期，第4-22页。
[54] 杜正胜《动物纹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 期。
[55] 朱泓：《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人类学特征》，《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 吉林大学考古系编, 知识出版社, 1998年，第228-236页。
[56] 氏撰《从小黑石沟的发现看骑马民族文化因素向东方拓展》，《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第263-268页。
[57] 滕铭予《中国早期铜器有关问题的再探讨》，《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原注29）。
[58] 《文物》，2000年第3期，见第43页。
[59] 见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 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60] 安东尼《失去的古老欧洲世界：前5千年至前3千年的多瑙河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D.W. Anthony, J.Y. Chi (eds.), The Lost World of Old Europe: The Danube Valley, 5000-3500 BC., Princeton, U.P. 2010. 兹据林梅村《黄金艺术所见中外文化交流》，苏芳淑主编《金耀风华·苍狼白鹿：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卷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21页；收入氏撰《西域考古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9-59页。以下版本信息略。
[61] 切默赫著《苏联古代冶金》，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E.N. Chemykh, Ancient Metallury in the USS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01-103, 110-111）。兹据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第50页（以下版本信息略）。
[62] 张广达、陈俊谋《纳玛兹加IV-VI期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43页；前苏联阿甫杜辛著、陈弘法译《中亚考古》，《考古学参考资料》第6期，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12-120页；马松《呼罗珊与阿姆河以北地区的青铜时代》 ，《中亚文明史》，德里，1999年（V.M. Masson, The Bronze Age in Kharasan and Transocani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Delhi, 1999, pp.225-245）; 希伯尔特《中亚绿文明青铜时代的起源》，哈佛大学匹博迪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麻省剑桥，1994年（F.t. Hiebert,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1994, pp.165-178）。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第50-51页。
[63] 切默赫著《苏联古代冶金》，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E.N. Chemykh, Ancient Metallury in the USS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第184页。兹据林梅村《黄金艺术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第2页，脚注3。
[64] 莫润先《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15-16页；马洛里《安德罗诺沃文化》，《欧欧人文化百科全书》，伦敦-芝加哥，费茨罗伊·迪尔勃恩出版社产，1997年（J.P. Mallory, Andronovo Culture,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pp.20-21）; 马松《青铜时代文明的衰落与部落迁徒》，《中亚文明史》，德里，1999年（V.M. Masson, The Decline of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and Movements of the Tribe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Delhi, 1999, pp.337-356）; 米谢尔·戴维·佛朗切提《青铜时代的欧亚地带的自然环境与东哈萨克斯坦山区草原社会互动的本质》，宾州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Michael David Franchetti, Bronze Age Pastoral Landscapes of Eurasia and the Natur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Mountain Steppe Zone of Eastern Kazakhstan, Ph.D. dissertation i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4）, pp.201-252。阿·阿基谢夫、克·阿基谢夫《哈萨克斯坦的古代黄金》，阿拉木图，1983年（A. Akishev and K. Akishev, The Acient Gold of Kazakhstan, Almaty, 1983, pp.33-35）。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第51页。
[65] 林梅村《黄金艺术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第3页。
[66] 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第51页。
[67] 林梅村《黄金艺术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第4-5页。
[68] 艾玛·邦克《古代是中国人世界里的黄金》，《亚洲艺术》第53辑第1-2期，1993年（Emma C. Bunker, Gold in Ancient Chinese World: A Culture Puzzel, Artivus Asiae, Vol.LIII/1-2, 1993, pp.27-50），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第55页。
[69] 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器研究》，《华夏考古》19994年第4期；同氏《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文物世界》1998年第2期。，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第55页。
[70] 黄盛璋《论中国早期（铜铁以外）的金属工艺》，《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第55页。
[71] 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第55页。
[72] 上引林梅村《黄金艺术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第5-6页。
[73] 安成邦、王伟、段阜涛、黄伟、陈发虎《亚洲中部干旱区丝绸之路沿线环境演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地理学报》2017年第5期，见第883页。
[74] 魏益民《中国小麦的起源、传播及进化》，《麦类作物学报》2021年,第41(03)期，第305-309页。
[75] Ofer Bar-Yosef、高雅云、陈雪香《黎凡特的纳吐夫文化——农业起源的开端》，《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第181-194页，第170页；李俊《农业起源的考古人口学研究》，《考古》2018年第12期，第81-91页。
[76] 孔昭宸、刘长江、张居中《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八千年前水稻遗存的发现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6年第12期，第78-83，103-104页；张居中、王象坤、孔昭宸、宋豫秦《河南贾湖稻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科学》2002年第54(03)期，第3-6页；Liu, L., G.-A. Lee, L. Jiang, and J. Zhang, Evidence for the early beginning (c. 9000 cal. BP) of rice domestication in China: a response. The Holocene 17 (8), 2007, pp1059-1068; 刘莉、李炅娥、蒋乐平、张居中、蓝万里等《关于中国稻作起源证据的讨论与商榷》，《南方文物》，2009年03期，第25-37页。并参见胡效月、安成邦《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综述》，《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25期；吕厚远《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与新进展》，《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8年，第48卷第2期，第181-199页；赵志军《中国农业起源概述》，《遗产与保护研究》2019年第1期，第1-7页；
[77] 赵志军《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见第44-45页。
[78] 安成邦等上引文，《地理学报》2017年第5期，见第884-885页。
[79] Jones M. K, Liu X，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East Asia, Science, 2009, 324(5928): 730-731; 并见：林梅村《古道西风: 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1;李水城.《东风西渐: 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文物出版社, 2009。Yang X, Wan Z, Perry L, et al. Early millet use in norther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109(10): 3726-3730.兹据安成邦等上引文。
[80] 《亚洲中部干旱区丝绸之路沿线环境演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地理学报》2017年第5期，见第884页。
[81] 《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见第46-47页。
[82] 《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见第49-50页。
[83] 《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见第50-51页。
[84] 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1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6-81页。
[85] 《史志学刊》2017年第1期，第48-53页。
[86] 综述参见龚缨晏《车子的演进与传播———兼论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见第21页。
[87] 氏撰The First Waggons and Carts from the Tigris to the Serern,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17, 1951: 177-94（《最初的车辆及其从底格里斯到色伦的传播》，收入《史前社会集刊》第17辑，1951年，第177-194页）; The Diffusion of Wheeled Vehicles, Ethnograph.-Arch. Forschungen 2, 1954: 1-17（《轮式车辆的扩散》，收入《人种学与考古学研究》第2辑，1954年，第1-17页）；兹据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见第1页及66页。
[88] M.A. Littauer & J.H. Crouwel, Whelled Vehicles and Ridden Anim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E.J. Brill, 1979（古代中东的轮式车与乘驾牲畜），莱顿，1979年）。兹据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见第1页及66页。
[89] S. Piggot，Chariot in Caucasus and in China, Antiquity 48, 1974 (《高加索与中国的两轮车》，刊于《古典》第48期，1974年); Chinese chariotry: an outsides view, in The Arts of the Eurasian Steppelands (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no.7), ed. P. Denwood, London, 1978 (同氏《从世界检视中国两轮车》，收入《欧亚草原艺术》（邓伍德编《亚洲艺术与考古》第7辑，1978年); The Earliest Wheeled Transport from the Atlantic Coast to the Caspian Sea，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同氏《最初的从大西洋海岸至里海的轮式转运输》，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
[90] 林巳奈夫《中国先秦时代の馬車》，《東方學報》29，第155-284页。兹据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见第1-2页及67-68页。
[91] Edward L. Shaughnessy,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riot into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88, 237(《两轮车入华的史学观察》，刊于《中国语言学评论》1988年，第237页)。兹据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见第1-2页及67-68页。
[92] Elena Efimovna Kuzmina, The Tarim Basin People and Pastoralists of Asian Steppes, in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ed. Victor H. Mai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1998，pp. 63-93（《塔里木盆地的居民与亚洲草原游牧民》，刊于梅维恒编《中亚东部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博物馆，1998年，第63-93页）, 见第65页。兹据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见第2-3页及57，61-62页。
[93] A. Lubotsky, Tocharian Loan Words in Old Chinese: Chariots, Chariot Gear and Town Building; Juha Janhunen, The Horse in East Asia: Reviewing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两文皆收入上引梅维恒所编《中亚东部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兹据龚缨晏《车子的演进与传播——兼论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见第27页。
[94] 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第104-106页。
[95] 乌恩《论古代战车及其相关问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327-335页
[96] 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80-388页。兹据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见第2页及68页。
[97] 龚缨晏《车子的演进与传播——兼论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98] 郑若葵《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
[99] 翟德芳《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100] 林梅村《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3-76页。
[101] 有关叙述见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第2-3页。
[102]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57-64页。
[103]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7期，第74-80页。
[104] 谷飞《中国文明起源二题》，《三代考古》，2009年，见第409页。
[105] 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３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5页，具体见第10页，脚注9。
[106] 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收入《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 科学出版社，第239—247页。
[107] 刘国瑞、祁小山《哈密古代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23、75页。
[108] Yelena Izbitzer, Wheeled vehicle burials of the steppe zone of Eastern Europe and the Northern Caucasus，3rd to 2nd millennium B. C., Dissertation，English abstract．St．Petersburg，Russia: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31 pp; David W Anthony, The Opening of the Eurasian Steppe at 2000 BCE, in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ed．Victor H．Mair．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vol．1，pp．94-113, 104.
[109]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47—489页，具体参见第450、465页。
[110] E.J.W. Barber，Bronze Age Cloth and Clothing of the Tarim Basin: The Koraina ( Loulan) and Qumul ( Hami) Evidence, in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ed．Victor H．Mair，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vol．2，pp．647-551.
[111] 韩康信《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第389页。
[112]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47—489页，具体见第466页; 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第 3 辑，北京：文物出版社，第80—121页，具体见第114页。
[113] Ian Hodd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cha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1995, p.60.
[114] 《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
[115] 马洛里、梅维恒《塔里木干尸》（Mallory J. P., Mair V H., The Tarim Mummies，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0），pp112—256 。兹据崔银秋、高诗珠、谢承志、张全超、王海晶、朱泓、周慧《疆塔里木盆地早期铁器时代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分析》，《科学通报》2009年，第54卷第19期，第2918页，脚注7。以下简称崔银秋等2009文。
[116] Li S. ，《公元前2千纪中国西北与中亚的交流》，收入波义耳、仑弗鲁与列文合编《古代东西方在欧亚地带的交流》（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orthwest China and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in: Boyle K, Renfrew C, Levine M, eds. Ancient Interactions: East and West in Eurasia,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2），pp171—182。兹据崔银秋等2009文，第2918页，尾注8。
[117] 巴尔伯《乌鲁木齐的干尸》（Barber E W. , The mummies of Ürümchi, New York: Norton, 1999）, pp3—20；以及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第9—23页。兹据崔银秋等2009文，第2918页，尾注9及10。
[118] 王炳华《一种考古研究现象的文化哲学思考——透视所谓“吐火罗”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第92页脚注②（以下简称“王炳华2014年文”）：对同一墓地内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墓葬的关系，在1982年刊布的初步报告中，曾说七圈列木墓相对较晚，王炳华自认不确。
[119]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1期，第124页。以下简称“王炳华1983年文”。
[120] 前引王炳华1983年文，第117-130页。
[121]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3页脚注①：穆舜英:《楼兰古墓地发掘简报》，上海自然博物馆:《考察与研究》第七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6～79页。
[122] 王炳华《“小河”考察断想》，《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第50-51页。
[123]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3页脚注②：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8～398页;新疆新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罗布淖尔小河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
[124]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3页，脚注③；以及同文第94页，脚注①、②、③。
[125] 前引王炳华1983年文，第122页。
[126]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10页。兹据前引王炳华1983年文，，第127页尾注7。
[127]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89页脚注⑤：韩康信:《新疆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128] 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古墓沟》，第175～208页；兹据王炳华、王路力《阿凡纳羡沃考古文化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遗存》，《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88页，脚注①。
[129] 王炳华、王路力《阿凡纳羡沃考古文化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遗存》，《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84-86页。
[130]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4页脚注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罗布淖尔小河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
[131]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4页脚注⑥：2008年8月，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新疆史前考古学术讨论会”上，新疆文物考古所李文瑛、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朱泓先后发言，具体介绍过这一分析结论。
[132]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6页。
[133] 氏撰《从高加索走向孔雀河———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探讨之一》，《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第3-14页。
[134] 聂颖、朱泓、李文瑛、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等《小河墓地古代人群颅骨的人类学特征》，《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4-125页。以下简称“聂颖、朱泓等2020年文”。
[135] 聂颖、朱泓等2020年文，第115-125页。有关依据出土人类遗骸测量数据研究高加索人种向东迁移问题的研究，参见徐文堪《也谈中国出土古代人群骨骼的欧亚大陆西部特征的问题》，收入氏撰《丝路历史语言与吐火罗学论稿·前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29页。
[136] Smriti Mallapaty，DNA REVEALS SURPRISE ANCESTRY OF XINJIANG MUMMIES：Genomes of 4,000-year-old remains suggest they weren’t migrants, as previously supposed （斯马里梯. 马拉帕提《DNA揭示了新疆木乃伊的惊人祖先：4,000年前遗骸的基因组表明他们不是如之前假设的那样的外来移民》），Nature，Vol 599，4 November 2021，pp19-20. 以下简称斯马里梯. 马拉帕提2021年文。
[137] 资料来源：国家自然基金委·首页·基金要闻·资助·成果，来源：地球科学部，2017年10月28日；澎湃新闻2021-10-27；这些信息承郭务教授提供，仅志谢意。
[138] 并见上引斯马里梯·马拉帕提2021年文，pp19-20。
[139] 并见上引斯马里梯·马拉帕提2021年文，pp19-20。
[140] 纸质本发表于Nature，Vol 599，11 November 2021，第256-261页。
[141] Han《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域古代居民的体质人类学》，收入梅维恒编《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中亚东部的人群》（K X.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ancient populations of the Tarim Basin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Mair V H,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1998）, pp 558—570。兹据崔银秋等2009文，第2918页，尾注11。
[142] 高诗珠、崔银秋、杨亦代等《新疆克里雅河下游圆沙古城古代居民线粒体DNA多态性研究》，《中国科学C辑：生命科学》，2008年，第38辑，第136—146；葛斌文、王海晶、谢承志等《新疆扎滚鲁克古代人群的线粒体DNA分析》，《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08年第46辑，第1206—1210页；谢承志、李春香、崔银秋等《尼雅遗址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研究》，《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第51—55页；Xie C Z, Li C X, Cui Y Q, et al.，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of ancient Sampula population in Xinjiang，Prog Nat Sci, 2007, 17: 56—62。参见崔银秋等2009文，第2918页，尾注12-15。
[143] 崔银秋等2009文，第2911-2913页。
[144] 崔银秋等2009文，第2917页。
[145]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1页脚注③：J. P. Mallory，Victor H. Mair: The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Thames＆Hudson，2000，第218～219页。
[146] 王尹辰、马鹏程、张帆、宁超、高诗珠、马健、崔银秋《早期铁器时代新疆东天山地区与欧亚草原的基因交流》，《西域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107页，脚注①。以下简称“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
[147] Kuzmina E. E. ，Mair V. H.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7页，脚注②。
[148] 又称库尔干文化，或“坟冢文化”。
[149] 内容参见Allentoft M E.，Sikora M.，Sjogren K-G.，et al.，Population Genomics of Bronze Age Eurasia，Nature，Vol. 522，2015，pp. 167-172. Haak W.，Lazaridis I.，Patterson N.，et al.，Massive Migration from the Steppe was a Source fo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in Europe，Nature，Vol. 522，2015，pp. 207-211; Mathieson I.，Lazaridis I.，Rohland N.，et al.，Genome-wide Patterns of Selection in 230 Ancient Eurasians，Nature，Vol. 528，2015，pp. 499-503。---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10页，脚注②。
[150] 李水城《从新疆阿依托汗一号墓地的发现谈阿凡纳谢沃文化》，《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第 105～121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7页，脚注③。
[151] 内容参见：A· A· 科瓦廖夫著，贺婧婧译《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切木尔切克人从法兰西向阿尔泰的大迁徙》，《吐鲁番学研究》2015 年第1期，第118～155页。王泽祥《切木尔切克文化研究》，中山大学 2019年硕士论文。---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7页，脚注④。
[152] 内容参见: Mei Jianjun，Shell C.，The Existence of Andronovo Cultural Influence in Xinjiang during the 2nd Millennium BC，Antiquity，Vol. 73，1999，pp. 570-578. 阮秋荣《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西部考古》第7辑，第125～154页；Jia P. W. (贾伟明)，Betts A. ，Cong D. （丛德新），et al.，Adunqiaolu: new Evidence for the Andronovo in Xinjiang，China，Antiquity，Vol. 91，2017，pp. 621-639. 丛德新，贾伟明，艾莉森·贝茨等《阿敦乔鲁: 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新类型》，《西域研究》2017年第4 期，第15～27 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7页，脚注⑤。
[153] 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第9～23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7页，脚注⑥。
[154] 内容参见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50～59页; 陈戈《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考古》1990年第4期，第366～374页;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1993年第1卷，第447～490页：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39～275页；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98～105页;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李水城《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遗存分析》，《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3～202页；李水城《“过渡类型”遗存与西城驿文化》，《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9～21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7页，脚注⑦。
[155] 内容参见任萌《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西北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习通源《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东天山地区聚落遗址研究》，西北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马健、习通源、任萌等《新疆巴里坤红山口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文物》2014年第7期，第17～30页；马健《东天山早期聚落形态初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3日第5版；田多《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以石人子沟遗址群为中心》，西北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①。
[156] van Geel B.，Bokovenko N A.，Burova N D. ，et al.，Climate Chang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cythian Culture after 850 BC: a Hypothesi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31，2004，pp. 1735-1742。---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②。
[157] Davis-Kimball J.，Bashilov V A. ，Yablonsky L T.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Berkeley，Zinat Press，1995，pp. 1-252.--- 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③。
[158] 马健《公元前8～前3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 8辑，第38～84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④。
[159] Davis-Kimball J.，Bashilov V A. ，Yablonsky L T.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Berkeley，Zinat Press，1995，pp. 298-314.--- 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⑤。
[160] 内 容 参 见: Цыбиктаров А Д. ，Культура плиточных могил Монголии и Забайкалья，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урятского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98. Honeychurch W. ，Inner Asia and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Empire: Archaeology，Mobility，and Cultural Contact，New York，Springer，2015，pp. 109-131。---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⑥。
[161] 内容参见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第437～470 页；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16～457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⑦。
[162] 赵丰《丝路之绸: 起源、传播与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8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⑧。
[163] Rudenko Sergei I.，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Age Horsemen，Berkeley and Los A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pp. 175-178.--- 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⑨。
[164] 马健《公元前8～前3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 8辑，第38～84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10。
[165] 内容参见丛德新、陈戈《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第 684～703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 年，第272～276页；杨建华《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习俗比较》，《边疆考古研究》2002年第2 辑，第156～169页；包曙光《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吉林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罗丰《北方系青铜文化墓的殉牲习俗》，《考古学报》2018年第2期，第183～200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11。
[166] Frachetti M D. ，Evan Smith C. ，Truab C. ，et al.，Nomadic Ecology Shaped the Highland Geography of Asia’s Silk Roads，Nature，Vol. 543，2017，pp. 193-198。---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12。
[167] 内容参见常喜恩\周晓明《哈密——巴里坤公路改线考古调查》，《新疆文物》1994年第1期，第 5～ 12页；任萌《从黑沟梁墓地、东黑沟遗址看西汉前期东天山地区匈奴文化》，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磨占雄《黑沟梁墓地与东黑沟墓地的考古类型学比较研究》，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①。
[168] 王建新、张凤、任萌等《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2006～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1 期，第3～27 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②。
[169] 习通源、马健、王建新等《2009年新疆伊吾县托背梁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4 期，第24～36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③。
[170] 马健、程晓伟、王远之等《新疆哈密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第 15～31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④。
[171] 内容参见凌雪、陈曦、王建新等《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人类学学报》 2013年第2期，第219～225页；李悦、尤悦、刘一婷等《新疆石人子沟与西沟遗址出土马骨脊椎异常现象研究》，《考古》2016年第1期，第108～120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⑤。
[172] 内容参见马健《公元前8～前3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 学刊》第8辑，第38～84页。Ma Jian.，The Rise of Nomads on the Barkol Steppe and their Cultural Interflow with the Altai Region during the 1st Millennium BCE，Eurasian Studies，Vol. 2，2014，pp. 29-37;程晓伟《新疆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及出土金饰品研究》，西北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⑥。
[173] 内容参见任萌《从黑沟梁墓地、东黑沟遗址看西汉前期东天山地区匈奴文化》，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磨占雄《黑沟梁墓地与东黑沟墓地的考古类型学比较研究》，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⑦。
[174] 马健、王建新、赵汗青等《2009年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F2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 5期，第25～36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⑧。
[175] 内容参见: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第1～71 页; 韩康信《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第371～390页；崔静、王博《新疆哈密寒气沟墓地出土颅骨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99第1期，第75～77页；魏东《新疆焉不拉克文化古代居民人种学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09年第8辑，第317～326页; 魏东《新疆哈密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人种学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9～118页; 魏东、曾雯、托乎提·吐拉洪《新疆哈密拜其尔墓地出土古代人类体质特征初步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10年第9辑，第262～274页；魏东、赵永生、常喜恩等《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颅骨的测量性状》，《人类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395～406页; 陈靓、马健、景雅琴《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沟遗址人骨的种系研究》，《西部考古》2016年第12辑，第112～123页。---王尹辰、马鹏程、张帆、宁超、高诗珠、马健、崔银秋《早期铁器时代新疆东天山地区与欧亚草原的基因交流》，《西域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107页，脚注①。以下简称“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
[176] Mathieson I.，Lazaridis I.，Rohland N.，et al.，Genome-wide Patterns of Selection in 230 Ancient Eurasians，Nature，Vol. 528，2015，pp. 499-503; Shriner，D.，Re-analysis of Whole Genome Sequence Data From 279 Ancient Eurasians Reveals Substantial Ancestral Heterogeneity，Front Genet，Vol. 9，2018，pp. 268.--- 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10页，脚注1。
[177] Damgaard P. B.，Marchi N.，Rasmussen S.，et al.，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Nature，Vol. 557，2018，pp. 369-374。---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10页，脚注③。
[178] 高诗珠《中国西北地区三个古代人群的线粒体DNA研究》，吉林大学 2009 年博士论文。---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11页，脚注①。
[179] 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12-114。
来源：“南大元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