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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北大的丝绸之路研究团队采取多学科配合的方法，前往丝路沿线开展实地考察、调研和发掘，取得显著成就，新疆、蒙古，中亚、印度、伊朗……都留下了学人探索的足迹。值此疫情期间，我们设立“丝路现场”这一栏目，推出北大及相关学人在丝绸之路沿线所做考察的纪要、随感、实录，带领读者实地感受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厚重与博大。

　　受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委派，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蒙元史学者刘迎胜于1992年4月19日至6月18日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乘汽车经过原苏联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思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五个中亚共和国，行程13000公里。本期推送的《寻访东干人》，即刘迎胜教授参与考察时所写见闻，原文刊载于《寻根》，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期。东干人是清末迁入沙俄中亚的回族后裔，刘迎胜老师寻访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聚居村落，介绍了东干人的语言、文化与生活，使学界了解这些在异域落地生根的回族人后裔的情况。

　　刘迎胜教授为文研院第六期特邀访问教授。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需引用请参阅原刊。

寻访东干人

刘迎胜 | 文

我受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委派，于1992年4月19日至6月18日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乘汽车经过原苏联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思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五个中亚共和国，行程13000公里。

这次考察中最为值得留念的，便是与清末迁入沙俄中亚的回族后裔东干人的聚会。随同我们考察的新华社记者曾就那里的东干人的情况写过一些报导，但这些零碎的消息尚不足以使国内人民了解这些在异域落地生根的回族人后裔的情况，所以这里以考察记的形式写出途中所见所闻。

一、东干小史

“东干人”是回族的一部分，现专指清季回民起义失败后逃至当时俄属中亚地区的那部分回民。清代满族统治者把新的民族分别称为回子（包括緾回和甘回）、哈萨克、布鲁特等。满族人之所谓甘回，即指清代从甘陕两省或国内其他地方迁居新疆的回族人。“东干”（Dungan）是中亚操突厥语各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人甘回的称呼，这个称呼后来被俄国人所袭用。

清同治、光绪年间我国西北地区回民爆发了空前规模的起义。回民起义军与太平军、捻军残部相配合，席卷包括甘、陕、宁、青、新在内的整个西北地区。其经过大致如下：

同治元年（1962）阴历四月，陕西当局组建的防御太平军的回勇造反，与汉民发生纠纷，清政府地方当局以“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的民族歧视政策了断，回族团练武装也扬言“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民戮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疯狂华州秦家滩回民,激起了西北回民的愤怒反抗。回民起义很快扩及包括新疆在内的整个西北地区。

就在此时，西方列强侵略活动使我国西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沙俄迅速向中亚扩张，侵占浩罕，进而呑并大片疆土，受英、俄支持的浩罕军人阿古柏从喀什入侵，一时新疆地区清政府残条力量，汉族民团、回民起义军、阿古柏政权（安夷）和沙俄等几股势力并存，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

同治十二年（1874）甘肃回民领袖、回民“十八大营”统帅之一的“虎元帅”白彦虎率众经西宁进入新疆，与阿古柏势力结盟，但被清军击败，一直溃至喀什。清政府为斩草除根，严令：“务将白彦虎擒获正法。清政府又派左宗棠消灭白彦虎。光绪四年(1876)二月,清军攻至喀什,起义军伤亡惨重,奋力死战,仍不能抵敌,只得突围而出逃向沙俄控制下的布鲁特(吉尔吉斯)。白彦虎之兄白彦友被清军俘杀，白彦虎买通边境俄方官员，进入俄境。清军追至边境，俄军阻挠说：此属俄罗斯界，非先照知，不得便过。如要拿人，非头目自行捆送不可。”清朝将领向俄属塔什干(Тащкент)、阿拉木图（Алма-Aта）当局交涉，不得解决，后白彦虎部众被俄方从喀什界外的纳林河（Нapый）流域，迁到热海（伊塞克湖）西北的托克马克（Tокмак）。白彦虎本人死于1882年。

俄方收容甘陕回民起义军残部有三个目的:一是在中俄边界谈判中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二是在边界地区组建一支对清朝有深仇大恨的地方武装,以便一旦与中国关系有变时启用,三是增加俄方在中亚边远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和人口。据俄方统计，俄方收留的回民共有9136名。

白彦虎的部下在俄属中亚定居下来,成为那的东干族,他们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东干话”，即汉语甘陕方言，顽强地保持首自己原有的风俗习惯，一直信奉伊斯兰教。十月革命后，他们被承认为一个民族。

二、万里寻乡亲

东干集中在苏联中亚的东部。这次到中亚后，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与他们见面，沿途很留心，不断地打见他们的消息。

4月20日，我们宿于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卡拉卡勒帕克（Караклпак）自治共和国首府努库斯（Нукус）。当晚举起行学术时，一位研究东干文化的俄罗斯学者找到我，拿出一叠厚厚的照片，这是他在一次东干人的婚宴上拍摄下来的。

我第一次从照片上见到了这些中国回族后裔：长像与国内的回族没有什么两样，但妇女的日常打扮已经深受俄罗斯影响，衣服颜色很花，头上一般扎头巾。东干人结婚礼服很特别，新郎戴黑礼帽，身穿长袍马褂，身上扎着两条十字形的大红绸，胸前一朵大红化，一幅清末的新郎官打扮。新娘的嫁衣是绣了花的大襟衣袄和镶了花边的绸裤，像是戏剧中的清代女子。这就是我对东干人的第一印象。

两天后是“五一节”，我们考察队一行参观乌兹别克斯坦北部花剌子模州的著名的希瓦（Khiva）古城。正当我一个人在街上匆匆独行时，两位小伙子与我擦肩而过，其中一位叫住我，用俄语问：“能谈谈吗？是从中国来的吗？”我看他长得像中国人，猜他是1962年“伊塔事件”中跑到苏联来的新疆边民，谁知他竟是一个东干人！他得知我来自中国后，一下子变得非常兴奋,开始用“东干语”与我交谈。苏联人把“东干语”列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其实所谓“东干语”不过是一种很特别的甘陕口音。他告诉我，他们家是1964年迁到希瓦来的,他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但却不会乌兹别克语,日常交际都使用俄语。他还告诉我,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干人很多。这是我到中亚以后见到的第一东干人,短短几分钟的谈话使我对所谓“东干语”有了感性认识，更增加了我对这个远离故土，在异域定居的民族的好奇心。

5月21日考察队一行来到吉尔吉斯坦坦的奥什市(Ош),这里离我国新疆喀什地区的国境真线距离不足200公里,是清代安集延(Андижан)商人前行为表现中国的必经之地,也是新疆的回商进入浩罕(Коканд)领土的第一座重要城市。我利用自由活动时间，在城里参观了一个小型民俗博物馆，那里的收藏品中有不少东干人的日用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满族传统式样带大襟女服。

两天后我们来到距奥什不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所属费尔干那地区安集延，而在明代文献中称为俺的干。明初至明中期中国通的传统路线是取道喀什，经俺的干，至拔苗助长马尔罕。有清一代我国新疆喀什与安集延之间的贸易极为频繁，以至南疆人习惯上把中亚来的商人都称为安集延人，而浩罕的居民则习惯于把中国来的商人称为喀什噶尔（喀什）人。双方之间的这种密切的贸易往来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国民党史时代，南京政府从1929年开始在安集延设立领事馆,原领事馆 的建筑现在是维吾尔文化中心。当时市内曾有维吾尔商栈５万人，以及被称为“东干”的回族５千人。我云的时候，喀什与安集延之间贸易往来虽然尚未恢复，但当地人正计划修建喀什噶尔商栈，要体现出“东干”、乌兹别克、维吾尔和西藏的风格。

随着我们考察队离中国边境日近，东干人逐渐成为考察队中各国学者的共同话题。印度总理尼赤鲁的孙子、英迪拉·甘地总理的外甥、被刺杀的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的表兄弟尼赫鲁先生，是印度驻苏贸易代表，他夫妇两者均在考察队中。他告诉我，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部长叫Ma Dexian，是东干人（从读音上看，很可能应写作“马德贤”），与他有过交往。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的考古学家塔什巴耶娃（Taщбаева）教授一再对我许诺，当我们考察队到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后，一定安排我们访问当地的东干人。

三、哈萨克斯坦的一个东干村

5月31日，我们来到哈萨克斯坦的奇姆肯特(Чимкент)。奇姆肯特那唐代之白水城，元明两代称为赛兰。这里是从中国开山北路前往伏尔加河流域以至欧洲，或赴塔什干、西亚的岔路口。我在旅馆前的草地上散步时，一位俄罗斯青年前来与我攀谈。他说他的邻居是东干人，他还知道东干人把男孩子叫Wawa，即“娃娃”。

6月1日，考察队赴江布尔(Джамвул)郊外踏勘遣址。怛罗斯河(Талас)河位于遗址之西，距此仅数百米。这里就是公元751唐将高仙芝与大食(阿拉伯)军队会战的战场。苏方把我们的午餐安排在一个称为扎勒帕克·特帕(Джалик-тебе)的东干(回族)村子。这里的民居已经基本是俄式中亚的房子，平面是长方形，干打垒的墙，瓦楞形水泥瓦房的顶，但院子还保持中国西北农村的风格，搭起一个凉棚，人们挤在凉棚下的桌边吃饭，活像现在一些不讲究的“路边店”。

我一眼就望见东干人为我们准备的饭：桌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碾子，有凉粉、炒粉条（他们叫“粉条子”）、拉面、辣椒炒豆角、牛肉，如同走进了西北老乡的家里，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胃口大开，吃了个肚儿圆。东干家乡饭菜的口味与如今西北地区城里的饭菜有一定区别，没有味精，也没有什么“色、香、味”之说，朴朴实实，很像僻远乡下富裕农民的宴客饭。

东干人祖先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其中的头面人物也不过是当时乡下的回民土财主。从中国逃出来后，与家乡隔绝100多年，就像桃花源泉的居民不知道魏晋一样，不了解中国近百年来烹调术的进步。所以直到如今，他们仍按前清末年富裕人家的菜式宴客。这真是一顿正宗的清代西北味味的馆，今天在国内已经不容易吃到了。

这个村子有5000东干人，均操甘肃方言，同汉语普通话大致能通。这是我到中亚以来第一次与东干人长谈。东干老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听说中国来了人，纷纷过来围首桌子与我七嘴八舌地闲聊。这直是一场有趣的对话。有趣之处在于，我能较为经易地听懂他们的话，可是他们听我的话有一些困难，只能勉强听懂，似懂非懂。这主要是我们生活在国内，无形中接触了中国的各种方言，知道同一个词的各种同义词和近义词，和它在各种方言中的对应词，所以听他们的话不十分难。

一位中年妇女身边依着一个女孩子，眼睛盯着听我们谈话。我问：“这是你的女儿吗？”她听不懂，回答说：“知不道。”我笑起来，只得指首女孩子再问：“她是谁？”她才明白，也笑首回答：“她嘛，我的丫头子。”我才知道，东干人听不懂“女儿”这个词，要用“丫头子”才行。不光女儿，一般称呼姑娘都用“丫头子”，男孩子则叫“娃娃”。

我分析双方沟通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汉语方面。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白话已经掺进了许多近百年来新引进和新产生的词汇。换句话说就是满口新名词。这一些我们平时不易觉察，与东干人一交谈就显出来了。东干人与中国长期隔绝，不知道汉语中的这新新名词，只知道自己的土话，只要不是自己方言中的词，就很难理解。他们的话虽然基本上仍属于甘陕方言，但属于甘陕方言中与现工中国社会完全没有接触的一种次方言。我与他们初次交谈时，一句简单的话常要换不同的方式说好几遍，有时还有解释，比划一下，他们才能明白。上面提到的“女儿”与“丫头子”就是一例。第二个原因是东干话本身也在变。东干人迁入俄境以后，在100多年里创造了不少新名词。招待我们的桌上放着当地生产的饼干，味道不算好。我随便说了一句：“这饼干不好。”他们听不懂“饼干”这个词，忙问“啥不好？”我只好指着饼干再问一句：“这个叫啥？”他们回答：“这个嘛，甜馍馍。”我才明白，谈论饼干，必须用东干话“甜馍馍”这个词。东干人把烤饼称为“馍馍”，“甜馍馍”就是他们迁尼中亚以后创造的新词。另外“东干语”中与现代生活有关的词，有许多来自俄语。

这里的东干人告诉我，他们是白彦虎领着逃到这里来的。刚来时有7000余人（比文献上少2000人），全苏东干人共10万人口，集中在中亚东部。其中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6万余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有3 万余人。扎勒帕克·特帕(Джалик-тебе)这个村子中的东干人是1886年迁来的，定居在此至今已100年出头了。据我观察，东干人的体质外貌仍基本与一般中国老百姓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普遍比中国人胖。且不说中年男女，就是他们的男孩子（娃娃）和姑娘（丫头子），也都是胖呼呼的。这大概与苏联人食品中奶多、肉多、蛋多有关吧。

四、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村――米粮川

6月4日我们在吉尔吉斯斯坦，这是我们考察中令人激动的一天。苏方人员把我们带去踏勘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诞生地碎叶（Suyab）和裴罗将军城（Balasaghun）等碎叶川古遣址。早晨考察队一行乘车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别什（Beshkek）东行60公里至白彦虎的部下定居下来的托克马克，再行18公里至布拉纳（Бурана），这里就是唐代的裴罗将军城。

裴罗将军城是从碎叶通各中国内地的驿路的第一站。宋、元时代称为虎思斡耳朵（Quz Ordu）、骨则讹鲁朵或谷则斡儿朵。12世纪30年代，辽为金所灭。辽太祖耶律阿机八世孙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此定都，建立西辽王朝。《金史·粘割韩奴传》称西辽“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我们看到的城墙较汉文史料所记虎思斡耳朵的规模小了很多。按《皇华四达记》的记载，从裴罗将军城到碎叶共20里。据现代测量，从布拉纳遗址到碎叶遗址的城墙距离为６公里。天气好时，从布拉纳遗址的哈剌汗朝时代宣礼塔顶部，可以遥遥望见碎叶城遗址。据此我判断，《金史》中的虎思斡耳朵城，是包括了碎叶城在内的。中午由布拉纳遗址西行数公里，来到故碎叶城。

午饭安排在附年的一家小镇，当地接待考察队的人中有几位东干族干部。其中一位姓马，他很自豪地告诉我其兄在吉尔吉斯斯坦任文化部长，他们觉得整个民族都有荣耀。我忽然忆起，他哥哥就是尼赫鲁总理的孙子曾经告诉我的那位马德贤。我问这位干部，来接待我们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告诉我，有他们“掌柜的”，即集体农庄主席，而他本人则在农庄中担任“帮办”，大约是秘书，助手或副主席一类的职务。当我听到东干人用“掌柜的”、“帮办”一类词汇来称呼他们的干部时，禁不住要笑出声来。这位干部告诉我，下午的活动结束后，晚饭将安排在附近的一个东干人村子里。

碎叶古城遗址

下午考察队去“新城”遗址。按唐代丞相贾耽的记载，新城西距碎叶40里。这里曾出土唐代“大历通宝”一枚及一些突骑施钱币。陪同我们的是一位在当地新闻部门任职的东干记载。他刚开始还与我们说几句俄语，后来就干脆用东干语与我们海阔开空地聊了起来。他最近云过新疆和陕西老家，共待了两个多月。他不认识汉字，我很奇他怎么能独自在中国旅行。他很不服气地反问我：“眼认不得，嘴还不会说么？”我问他还想不想去中国，他说想，但中物价太贵。他说中国东西多，什么都可以买得到，而这边什么都没有。但中国钱难挣，找个工作不容易。的确，像他这样一个不识汉字的小伙子，就是想打工，活也难找。

他这一趟去中国来回花了5千卢布。当时27卢布兑1美元，这笔钱相当于近200美元，按边境地区人民与美元的比价折算，大约5卢布兑人民币1元。5千卢布相当于人民币1000元左右。这笔钱对当时平均月工资只有200卢布的苏联公民来说，的确是一个大数目。他花了大笔的钱，总算看到了自己的老家，见到了自己的远亲，了却了自己祖先不曾了却的寻亲梦。东干人的祖当年被清政府追剿，死伤惨重，但他们的后裔却不远千里，追寻自己五世祖先所出自的陕西故土。这个普通故事，反映出一个民族思念故土之情，不是世代的更替可以磨灭的。

东干人至今记得白彦虎，把他当作英雄。可是因为没有史籍，他们白彦虎的事迹已经不十分清楚了。我曾经几次遇到东干人要我讲讲白彦虎的事。东干人对自己是甘肃人还是陕西人分得很清楚。但多数东干　百姓已经记不得自己老家的村名、乡名，甚至县名。我曾问过一位东干乡亲是哪里人，他说：“我嘛，伊犁陕西人。”他连伊犁、陕西的关系都分不清。许多东干人得知我来自中国以后，不断问我的家乡离陕西（甘肃）有多远。他们自豪地把中国称为自己的舅家，说自己是中国的外甥，中国人是东干的舅舅。这句话我在中亚从东干人嘴里听到过好几次。

傍晚至别具匠心别什开克20公里的东干村子“米粮川”。村子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考察队的到来。村中心的广场上搭了个大舞台，身着民族盛装的东干姑娘在台上表演带有东干风情的民族歌舞，会场周围挤满了东干老乡。村子里有一个小展览馆，里面陈列着这个村子十月革命以来发生的变化，与为苏联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的事迹和肖像，相当于村史室的村荣誉榜。

应考察队科学领队巴基斯坦达尼（Ahmad Dani）教授的邀请，我赴上舞台，在麦克风前对聚集在方块上的东干人和其他民族的苏联公民发表了讲话，为了让东干老乡能直接听懂我的话，我用汉语说。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回族研究所苏三洛教授汉语不错，为了让在场的其他苏联人也能听懂，主动来当翻译，把我的话译为俄语。

因为东干人自称为“老回”，我于是在讲话中用“回族”这个词称呼他们。我说，在这里能看到回族乡亲感到很高兴，希望这里的回族人能够成为他们过去的祖中国和他们的新祖苏联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桥梁，祝米粮川的回族人民幸福。广场上的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外，绝大多数东干人已不认识汉字。他们称自己的语言为“老回话”。妇女们把她们刺绣的工艺品拿出来展示。我看见一个绣花枕套上绣着歪歪倒倒的汉字“欢迎”，便问：“这是啥？”一位东干人告诉我：“汉字。”我问他这汉字说的是啥，他很干脆地回答：“知不道（不知道）。”看来是一位妇女请人描好后，依样画葫芦绣出来的。

我注意到舞台上方挂着欢迎的横幅，有四行字，前三行分别是俄文、英文和用俄文字母拼写的吉尔吉斯文。我虽然未学过吉尔吉斯文，但在德国学过突厥语，所以能理解大致意思，其内容都是欢迎“丝绸之路”考察团。最后一行也是用俄文字母拼写的，我下地念了一下，发现这就是所谓“东干文”。十月革命后，苏联当局为东干人创制了新文字，这种新文字完全甩开汉语官话，使用俄文字母按东干人的土话拼写。东干族的孩子们在学样里念的都是这种“东干文”。苏联还用这种“东干文”出版了不少著作。

我把眼前这幅东干文标语抄了下来，并逐字注上汉语对应字，其内容是这样：

“Ба　ченжа　《вида　чуцы　лудо》　зкспедиция　жынмуна　жзщин　вындон！”

把　 参加　　伟大　绸子　路道　　考察　　　　人们哪　　热心　　问当！

整条标语注上汉字之后，一般中国人都能看懂。东干人不知道“丝绸”这个汉语书面语词，只好用土话“绸子”。他们也没有文言虚词“之”字结构，所以“丝绸之路”这个词在他们口中成了“绸子路道”。因为他们脱离了中国母新，不读汉籍，而他们土话中词汇又不够，当遇到俄语зкспедиция（相当于英语expedition）这个词时，不知道相对的词应当是“考察”、“探险”、“远征”，只好照抄俄语。我对最后一个词，即вын（“问”）后面的那个的дон的意思拿不准，遂当场请教苏三洛教授，问他这个“дон”怎么讲。他不假思索地说：“дон嘛，就是把你дон人看的дон。”翻成普通话就是“‘当’嘛，就是把你当人看的‘当’字。”

米粮川这个集体农庄种的主要是蔬菜，他们种黄瓜、茄子、大白菜、元白菜、芜荽、胡萝、萝卜、葱、洋葱、茴香等。果树有杏、还有核桃。现在这里生产的蔬菜能满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别什开克城多部分需要，所以当地的东干人比其他民族要富。苏联汽车工业相当发达，人格也不贵，一些村民家里甚至有两辆轿车。

村中有一所中国式样的大屋项的茶馆，我们应邀在里面用晚餐。饭菜与在哈萨克斯坦的那顿东干饭很相似，凉粉、炒粉条、拉面、牛肉等。吃饭用筷子。在前苏联的100多个民族中，大概只有东干人和朝鲜人保持传统习惯用筷子吃饭。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有一个东干研究所，所里的工作人员也来陪我们吃饭。他们听汉语普通话的能力比一般东干老百姓强得多，基本上不需要作什么解释。但他们中有些人只会说，不认识汉字。当时新疆的维吾尔族老乡越过边境来做生意的已经很多，回族人自古善贾贩，于是我问他们有无东干人去中国做生意。他们告诉我，这里中集体制度，这样干还不允许。

1962年伊犁、塔城事件时，有不少新疆的回族人跑到这里，被吸收到东干社会群体中去。这些人会似懂非懂地用一些汉语的新词汇，与家乡尚有联系。我在米粮川这个村里遇到一位男子，就是“伊塔事件”后在这里定居的，现在算是东干人。我问他过来以后的生活如何，他说过去还好，但现在不行了，“大跃进哩，东西都贵了哩！”我乍一听尚不懂他为什么提到“大跃进”这个词。想了一下才明白。1958年“大跃进”以后，物价飞涨，他们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并不懂得“大跃进”中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的实际含义，只看到“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所以才会在这种场合下用“大跃进”这个词。

1962后“伊塔事件”发生时，伊犁的中苏边境曾一度失去控制。这位回族边民越境出逃时，因为舍不得那些破烂家当，家人没有带来，还留在伊宁。他曾经往返国境两边好多次，把在苏联境内搞到的面包、粮食带回伊宁喂养家人。可突然间边界被关闭，他只好一个人在苏联，一家老小都留在中国。他从家信中听说中国变好了，很想回去，把我当大人物，求我给中国政府捎话，希望重新开放伊犁边境。

　　尾声

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前苏联的各级有关当局在展示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项目时，都把东干人作为主要重点。我们曾经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别什开克体育场参观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览。巨大运动场上临时搭起了许多帐房，摆开了许多地摊。东干人的文化是展示会上的一个内容。用餐时，考察队员被带入各个民族的帐房品尝民族风味食品。我们中、日、韩的学者被理所当然地安排到东干人的帐房中去。接待我们的东干人像是一位干　部，受过良好的俄式教育，但他的“东干语”不如其他与我接触过的东干人。他的“东干话”中俄语词汇特别多，把“飞机”叫самоёт，把“电话”叫телефон，把“部长”叫министер，把“开始”叫вначале等。

我回想起在国内听一些回族人说话时的情景：他们说的基本上是汉语，只是许多汉族人习用的词汇他们用波斯语词或阿拉伯语词代替。当初宋元时代回族人的祖迁入中国时，在他们各自的社团内也是分别讲阿拉伯语、波斯语或突厥语。后来他们受财团汉民的影响，在自己的母语中汉语词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使用汉语，与一般汉民的汉语的区别只在于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定居中亚的东干人也正在经历这个相同的过程。如果东干人继续与中国隔绝，再过几代大概他们的母语会变成俄语、吉尔吉斯语或哈萨克语，而只会在讲这些语言时夹杂一些东干语/汉语词汇。

6月10日，我们的车队驶近哈萨克斯坦伊犁边区，在伊犁河的一条支流察林河的界桥上，州领导人带着一位身着旗袍的东干少女向我们献花。这里离中国边境已经很近。州里的居民很为他们州里有从中国迁来的民族――东干人而自豪，所以把向考察队献花的任务交给了这位东干少女。我利用接受献花的机会用“甘陕方言”问这位姑娘老家是哪里，她为我会说“东干语”而惊喜，赶紧简短地回答：“甘肃。”我接着问：“甘肃哪里？”她像许多东干人在回每件事难以答复的问题时那样干干脆脆地说：“知不道（不知道）。”一下子把我逗笑了。

东干人在中亚定居后，把中国西北的生活方式带到这里。当地的哈萨克、吉尔吉斯人像西北地区的回族一样，喜欢上了拉面。许多吉尔吉斯、哈萨克妇女、姑娘爱自豪地介绍自己做拉面的手艺。东干人爱吃的凉粉、“粉条子”（炒粉条）也传遍了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6月16日前我在临回国前，哈萨克斯坦的女考古学家古尔班诺（Гурбано）在阿拉木图她自己的家中请我和其他几位外国学者吃饭，席上的珍肴中就有凉粉和“粉条子”。这些食品在阿拉木图副食商场中能买到，而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中这两种食品的名称就是用汉语。

回国以后，我一直关心着东干人，留心他们的近况。去年从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我认识的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通讯院士、东干研究所所长苏三洛率代表团一行四人，于1992年6月底至7月下旬到兰州西北民族学院访问，并去宁夏参观。西北民族学院与东干研究所还签定了合作协议书。还听说，在东干人聚居的地方，准备开设汉语课。我相信，将来东干人一定会像其他外籍华裔一样，努力维持与他们的“舅家”中国之间的往来。中国有关部门也一定会通过中亚的这支中国移民后裔，为中国商品开拓市场，增进与有关国家的边贸与经济合作，促进中国与他们所定居国家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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