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光礁一号沉船瓷器堆积（千年前海外贸易盛况的见证）

西沙群岛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印度洋乃至欧美各国的海上交通要地。该海域岛礁林立，海况复杂，文献中称之为“千里长沙”或“万里石塘”，是古代航海事故多发地带。因而，该海域有着丰富的水下文化遗存。鉴于此，20世纪以来，围绕西沙群岛海域的考古工作得以持续开展，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水下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一

20世纪20年代，西沙群岛已有古铜钱的发现。1974、1975年，中国科考工作者对西沙群岛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文物调查，主要围绕岛礁在陆地上进行，发现了一批陶瓷器、铜钱等文物。渔民在北礁、珊瑚岛等海域作业时也时有瓷器、铜钱、石像的发现。1991年，中央民族大学王恒杰教授赴西沙群岛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一些陶瓷器等文物。遗憾的是，此时我国的水下考古刚刚蹒跚起步，尚无力开展远海调查。

随着我国水下考古学的发展，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对西沙群岛海域先后开展了多次水下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发现了多处沉船遗址，出水了一大批陶瓷器、铜钱、碇石、石雕像与建筑构件等文物。

1996年4~5月，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对西沙群岛开展文物普查工作，这是当时规划的中国南海诸岛考古项目的一部分。西沙群岛文物普查队对西沙群岛所属岛屿和沙洲、礁盘进行了陆上和水下文物普查，水下调查在浪花礁、华光礁、金银岛、羚羊礁等岛礁的礁盘附近开展，发现8处沉船和水下遗存地点。

1998年12月~1999年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对西沙群岛的北礁、石屿、银屿、华光礁等海域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发现了14处水下文化遗存，并对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遗址做了抢救性试掘。此次调查采集文物1500余件，以瓷器为大宗，还有少量铁器、象牙、船板等，为研究南海丝绸之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我国开展远海水下考古工作积累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二

由于经费、人力和远海作业等原因，西沙海域水下考古工作一度陷入停滞。直至200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海南省文物局得以重启水下考古工作，对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我国第一次开展的远海水下考古发掘工作，也是西沙海域水下考古工作进入持续开展阶段的转折点。

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西沙群岛华光礁礁盘内侧，1996年由渔民发现，1997年曾遭盗掘，沉船遗址破坏严重。2007年3~5月、2008年11~12月，水下考古队对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进行了两个阶段的发掘：第一阶段，主要是完成沉船遗址的全面揭露，逐层、按探方清理船内遗物，并完成了船体全面测绘；第二阶段，主要是船体发掘，对船体构件进行编号测绘，分解提取运回博物馆进行脱盐、脱水保护处理，并提取了船体及其保存环境等信息。

沉船船体水平残长18.4、残宽9、舷深3~4米，整个船体向西倾斜。残存10道隔舱板，船舱进深多在1.1~1.5米之间。发掘出水遗物近万件，有瓷器、铁器、铜镜、铜钱等，以瓷器为主。通过沉船器物群的综合比对，其年代应比“南海Ⅰ号”沉船要早。值得注意的是，华光礁一号沉船出水的一件来自闽清义窑的青灰釉碗，内壁刻有“壬午载潘三郎造”，考“壬午载”应为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为华光礁一号沉船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断代依据。西沙海域的华光礁一号沉船，因其地处南海贸易重要航线上，为研究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金银岛一号沉船石质建筑构件遗存（文化传播的实物证据）

三

为进一步了解西沙群岛海域水下文化遗存分布，更有效地保护水下遗址，自2009年始，水下考古队连续对该海域开展了水下文物普查和文物执法巡查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果。随着巡查保护工作的常态化，各类破坏活动减少，文物巡查效果显著。

2009年5月、2010年4~5月，结合全国文物普查中水下文物普查工作，先后开展了西沙群岛海域的文物普查工作。2009年度的调查主要在东侧的宣德群岛海域进行，发现11处水下文化遗存。2010年度的调查，主要围绕永乐群岛和赵述岛、浪花礁进行，新发现遗址32处，出水了一批瓷器、碇石、石建筑构件、铜钱等各类遗物标本。

2011~2014年，为保护西沙海域水下文化遗产，海南省文物局组织了西沙群岛水下文化遗产执法巡查工作队，开展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巡查和文物执法督查工作。通过几个年度的巡查，水下考古队足迹遍布西沙群岛各个岛礁及附近海域，先后对90余处水下文化遗存进行了现场调查和巡查，发现大部分遗址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值得注意的是，从水下堆积情况来看，2012年以来并无新的破坏现象，也未见近期盗捞痕迹，基本保留了前几年破坏后的状况，而且部分珊瑚开始重新生长，生态趋于好转。

2015年，水下考古队则对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进行了发掘，出水一批石像、石建筑构件、瓷器等遗物，并对甘泉岛等岛屿做了系统的考古调查。

通过历年西沙海域水下考古调查、发掘与水下文物执法巡查工作，先后发现了106处水下文化遗存，其中不乏一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遗址，不仅对西沙海域水下文化遗产有了新的认识，大大丰富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资料，也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和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遏制了破坏活动的恶化，较好地发挥了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这也是文物部门克服远离大陆等困难连续开展巡查的成效之一。

四

西沙群岛位于南海丝绸之路中段，北连海南岛、广东、福建沿海港口，南通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等东南亚各地，是南海贸易航线的重要节点。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记载了由广州发舶经南海至东南亚，出马六甲海峡而入印度洋，再抵西亚和东非的海上航线，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繁荣阶段的南海航线，沉没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黑石号”沉船便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见证。宋代以来，海上贸易更为发达。广东川岛海域的“南海Ⅰ号”、汕头海域的“南澳Ⅰ号”、西沙海域的华光礁一号沉船以及东南亚海域发现的“爪哇海”“圣迭戈号”“吉特摩森号”“泰兴号”等大量沉船即是明证。此外，海南文昌铜鼓岭沉船遗址、中沙黄岩岛海域明清时期青花瓷器遗存，以及南沙永暑礁、五方礁、太平岛等海域的陶瓷器、铜钱等遗物，也是西沙海域作为沟通南海丝绸之路贸易航线的历史见证。

从目前西沙海域水下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水下文化遗存是五代时期，主要是当时海外贸易中最为常见的越窑青瓷和北方白瓷，这是南海丝绸之路航线经由西沙海域的最早实物证据。宋代以来的水下文化遗存更为丰富，遗物以陶瓷器为主，系统反映了当时外销瓷的主要品种和产地，包括宋元时期景德镇窑、龙泉窑、德化窑及南方地区其他窑口的青白瓷、青瓷、白瓷、青花等，明清时期则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的青花瓷和德化窑白瓷为主，此外尚有一些铁器、铜钱等。这些水下遗存以北宋晚期、南宋、元代、明代晚期、清代中晚期几个阶段数量最多，其所呈现出来的这种阶段性特征，显然与当时的海外贸易政策息息相关。宋元时期尤其是南宋和元朝政府鼓励和发展海外贸易；明初以后则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至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海，加之西方殖民者东来和新航线的开辟，海外贸易遂在明代晚期得以蓬勃发展；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再开海禁，海外贸易格局为之一变；鸦片战争后，出现五口通商变局，海外贸易体系为之再变。西沙海域发现的这些水下沉船和遗址，正是这种海外贸易政策不同时期变化的反映。

西沙海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贸易网的关键点，南往北来，沟通中西。该海域发现的这些沉睡海底千年的水下遗存，是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的重要遗址和实物见证，它们不仅见证了西沙群岛海上贸易航线的发展与繁华，也反映了古人沿着这条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乘风破浪开展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努力与艰辛。这正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活力的源泉。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23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