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信息
十大考古参评项目 |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原作者: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 |
发布时间：2024-2-1 16:29 |
查看: 188 | 发布者: coolcool |
摘要: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项目负责人陶洋项目概况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该遗址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杨湾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先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该遗址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杨湾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先后于1955、1956-1957、1989年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2015年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建考古队，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近期取得重要收获。
图一 屈家岭遗址位置图
新近考古工作表明，屈家岭遗址历经油子岭、屈家岭和石家河等史前文化时期，绝对年代为距今5900-4200年。油子岭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屈家岭，面积约38万平方米。至油子岭文化中晚期，发展形成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和冢子坝共四处地点为一体的大型遗址，分布范围约105万平方米，为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面积最大的聚落，并确认水利系统、墓葬区、居住区和陶器生产区等。这一时期，屈家岭、冢子坝分别有其独立且与之对应的居址和墓地，意味着两处地点既是其各自特定人群的生活场所，又是他们死后的葬身之地。以屈家岭为例，自北向南依次为油子岭文化的成人墓地、婴幼儿墓地（瓮棺葬群）、居住区和陶器生产区。在冢子坝，中部台地被规划为居住区，西部坡地则分布有油子岭文化成人墓地。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规模扩展至284万平方米，环壕围合面积（含环壕）约90万平方米，发现大型水利系统、高等级建筑区、墓葬和铜矿石等遗存，探索到史前稻田的分布范围，出土已知最早的高温黑釉陶。石家河文化时期，尽管出土铜矿石等重要遗存，但聚落规模明显缩小，分布范围仅为18万平方米。
近年来，屈家岭遗址考古队会同航测、水利学、环境考古领域的专家，对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综合分析，对于若干疑似水利设施进行重点勘探。经过系统勘探和多地点解剖，新发现多组水利系统。其中，对熊家岭、郑畈两处呈东北至西南向对角线分布的水利系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工作。熊家岭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要素，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其西北部、南部紧邻殷家岭和钟家岭。熊家岭水坝坐落于青木垱河东—西向支流的河道上，土筑而成，连接南北两端山体，以拦蓄水体。现存坝顶高约2米、宽约13米，坝底宽约27米，南北长约180米。水坝东侧为蓄水区，与自然岗地合拢面积约19万平方米；西侧为灌溉区，约8.5万平方米，植物考古的研究工作显示该区域存在史前稻田。溢洪道位于蓄水区的北部缺口处，入口宽约26米，出口北抵青木垱河中上游，呈南高北低的走势，将呈南高北低走势且自然分布的基岩面用作溢洪道，展示出“因地制宜”的科学建设理念。解剖性发掘显示，熊家岭水坝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坝的宽度为10.2米，晚期坝的宽度为26.6米，晚期坝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成。在早期坝的使用过程中，坝体东侧迎水面上沉积出淤沙层，其上存在包含细小烧土颗粒的灰烬层，晚期坝体即叠压在灰烬层上。灰烬层中的炭化荒草种子表明，增筑行为当发生于秋冬季的枯水期。出土遗物、测年数据显示，晚期坝的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绝对年代约4900-4800 cal BP。早期坝的年代不早于油子岭文化晚期，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范围为5100-4900 cal BP，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
早晚两期坝体堆积明显经过人工拍打、夯实或加固，局部位置揭露出因拍打、夯实而形成的“痕迹面”。两期坝体的各层堆积中，绝大多数都掺有禾本科植物根茎，应属原始的“夹筋工艺”。此外，在早晚两期坝体堆积中发现“草裹泥”的痕迹。对熊家岭水利系统的溢洪道入口进行了整体揭露，发现大范围自然分布的泥质页岩基岩面，整体呈南高北低的走势，基岩面中部位置存在南北向沟状下切迹象，推测人为对基岩面进行了平整和加工，以便宣泄洪水。同时在溢洪道入口的基岩面上发现一些明显往出口方向（南向北）倾斜的页岩岩板，应为宣泄洪水时水流冲击所致，是溢洪道使用的直接证据。郑畈水利系统位于遗址的西南角，其北部、东北部为杨湾和冢子坝，目前已确认水坝、蓄水区和溢洪道。郑畈水坝亦属土坝，为连接南北两端山体而营建的人工设施，现存坝顶高约2.3米、宽约5.2米，坝底宽约10米，长约580米。水坝以东，南北山体间的低洼区域为蓄水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溢洪道入口宽约58米，位于蓄水区的西北部缺口处，出口西抵青木垱河下游。解剖性发掘表明，坝体堆积仅一期，其建造工艺、构筑方式、堆积特征与熊家岭水坝早期坝高度一致，年代与熊家岭早期坝相当。图十五 熊家岭晚期坝体堆积所见“夹筋工艺”平面（局部）
图二十一 溢洪道入口受水流冲击而倾斜的页岩岩板
2021至2023年度考古发掘，揭露一座面积约510平方米的屈家岭文化大型宫殿式建筑F38。平面呈东北至西南向“曲尺”状，自北向南分为四间，南端向西折出一间。F38主体面积约340平方米，外围设施（或为廊道）现存面积约170平方米。发现有黄土台基和数量众多、规模庞大、建造工艺考究的“磉墩”，是迄今发现“磉墩”的最早形态，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奠定了史前基础，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位于建筑中部两分间拐角处的“磉墩”体量巨大，最大者长约3.3米，宽约1.7米，深约1.5米。“磉墩”的营建流程为：首先挖走预置“磉墩”区域的原有软基层（油子岭文化层），在高低不平的起建面上堆筑纯净的黄土台基，锚定“磉墩”布设点位后在台基上挖深坑，再烧烤坑壁形成硬结面，后用红烧土混合黏土及少量焚烧过的猪骨填满深坑形成“磉墩”。大型建筑F15和F18、仓储类建筑F17和红烧土广场，皆位于F38的北部，都分布在屈家岭南部台地，处于同一地层单位，年代均为屈家岭文化时期，证明该区域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建筑区。屈家岭遗址考古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深度合作，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在植物考古、考古年代学、残留物分析、冶金考古、制陶技术、土壤微形态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明确了屈家岭遗址自油子岭文化延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是以水稻种植为主，兼以粟作为辅的农业经济模式。虽然屈家岭先民还保持着采集栎属、枣属、柿属、芡实和菱属等野生植物的习惯，但成熟的稻作农业已然成为支撑人群生活的主要物质基础。稻作农业在屈家岭遗址各史前阶段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粟和黍所占权重极小。史前水稻遗存主要属于粳稻类型，且驯化程度在油子岭文化早期即已达到现代栽培稻水平。对浮选获取的大量炭化植物种子进行系统测年，获取多组测年数据，结合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证据，为屈家岭遗址油子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的演变建立了明确的年代学标尺。在各史前阶段，屈家岭遗址先民的农作物种类始终包含稻和粟，他们对莲藕类水生块茎植物的食用较为频繁。对屈家岭遗址出土陶杯和壶形器进行淀粉粒残留物分析，推测此类器物的使用和先民的饮酒行为具有直接联系。集中出土的油子岭至石家河文化铜矿石，应为特意收集。检测发现含铜量在94%以上，其表面和内部存在黑色氧化铜，可能是冶炼焙烧所致，为探索史前矿冶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现国内已知最早的高温黑釉陶，将我国高温黑釉技术提早了将近一千年。淤沙层与叠压其上的灰烬层：熊家岭早晚两期坝之间存在的淤沙层，是有机质含量低、以粒径小于35微米的粉砂和粒径小于2微米的黏土矿物构成的沉积物，为早期坝使用过程中原位形成。微形态薄片可见该粉砂层顶部的黏粒胶膜、非晶质细致有机物近水平层分布，黏粒胶膜的澄澈度呈韵律交替，可知其作为地面较长时间出露。灰烬层中含有植物燃烧产生的大量碳酸钙，均为未经明显扰动的原位堆积，结合灰烬层中检测出的大量炭化杂草种子，推测屈家岭先民对淤沙层进行了烧荒处理，随即展开了水坝的增筑活动。搅拌、调配而成的坝土：熊家岭水坝的营建并非简单的取土后堆筑，而是对不同性状的土料进行了搅拌和混合调配。土壤微形态研究显示，晚期坝的灰黑土堆积是由高有机质的细腻沉积物和本地黄土混合调配而成，可见营建者已经认识到高有机质、粒径较细的沉积物不适合单独作为筑坝材料来使用，需加入本地黄土以改善其工程特性。
距今5300年前后，勃兴于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开启了强势扩张，北上随枣，南下洞庭，西进峡江，一路高歌猛进、摧枯拉朽，首次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纳入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屈家岭遗址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油子岭文化聚落，本年度考古揭示的熊家岭水利工程即发轫于这一时期，可以认定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大型水管理设施，加上最早的快轮制陶工艺和磨光黑陶生产技术、聚“族”而葬的墓地形态，为我们生动展示了油子岭文化的社会结构及发展高度，也进一步阐释了油子岭文化强势扩张的动因。距今5100年左右，屈家岭遗址所在的汉东地区率先从油子岭文化嬗变为屈家岭文化。在屈家岭遗址，油子岭文化规划、营建的水利系统被屈家岭文化所继承，并经过改造升级，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促使聚落规模从105万平方米扩展至284万平方米。这一时期，庞大的聚落规模、缜密的水利系统、规整的环壕设施、高超的建筑工艺，反映出屈家岭遗址作为“壕堰式”聚落的典型特征，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与大型城址同级的新型中心聚落形态。屈家岭遗址发现最早的水利系统，集抗旱与防洪、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屈家岭遗址的治水范式，勾勒出江汉平原早期治水文明的壮美图景，不仅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而且也是研究早期人地关系、社会组织等问题的重要考古依据。大型中心聚落、高等级建筑和水利工程设施的集中出现，年代明确，结构清晰，工艺高超，是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关键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