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增城朱村街新屋岭唐墓发掘简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载《广州文博》2023年）一、地理位置和发掘经过2017年11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受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的国有土地出让，对增城区朱村街朱村村凤岗村543.508亩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该地块占地面积浔362338.0978平方米，位于增城区花都朱村街北部，地块北部山岗名为新屋岭，勘探时候 ...

增城朱村街新屋岭唐墓发掘简报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原载《广州文博》2023年）

一、地理位置和发掘经过

2017年11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受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的国有土地出让，对增城区朱村街朱村村凤岗村543.508亩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该地块占地面积浔362338.0978平方米，位于增城区花都朱村街北部，地块北部山岗名为新屋岭，勘探时候发现了清墓3座、唐墓1座，并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其中唐墓M1的形制结构较清晰，出土随葬器物6件，包括釉陶器5件、青铜器1件、棺钉7枚。现将该墓清理情况介绍如下。

二、墓葬形制

M1位于新屋岭东南坡山顶处，该山坡曾经过大规模梯地改造活动，原山坡坡度已不明，现地表坡度约20°，较为平缓。因该墓的表土上部有荔枝树等植被，清表后探明墓葬分布及范围。

该墓开口于①层下，墓口距现地表0.58米，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方向225°，墓坑平面呈长方形，墓坑长3.26、宽1.3、深0.4~0.74米。墓底距离地表1.32米。其券顶大部分已毁，仅后壁有部分残存；后壁西北部亦被清墓打，内填黄褐色和灰褐色沙质土，夹含少量的散砖。

墓道位于墓坑南端，斜坡式，填黄褐土和红褐土。墓道坡度10°，墓道底距墓底0.1米。封门上部已毁，残高0.42、宽0.66、厚0.15米，单隅错缝横铺。墓室内长2.6、宽0.66、高0.68米。墙砖砌于铺地砖之上。墓壁单隅，顺放平铺错缝叠砌，至距墓底0.45米处起券。后壁、东壁和西壁的中部砌有壁，长方形，壁龛底部距墓底0.3米。后壁壁龛底宽15、进深11、高8厘米，东壁壁龛底宽16、进深12、高8厘米，西壁壁龛底宽14、进深11、高8厘米。

墓底铺一层砖，贴封门处横放平铺一行长方形砖，再铺一行立砖，其后为平砖斜铺成“人”字形（图二）。

墓砖火候不高，呈青灰色，素面，有长方形平砖和刀砖，长方形平砖规格为30×15×3.7厘米，刀砖规格为30×15×2~4厘米。

三、出土器物

该墓共出土随葬器物6件（套），包括釉陶、铜等质地。

（一）青釉四耳罐，1件，M1:1，泥质灰黄胎，质硬。侈口，平沿，圆唇外突，短束颈，溜肩，肩部堆贴两两对称共四个桥形横耳，肩部一有“T”形刻划符号，鼓圆腹，器身最大径在中部，下腹近底处有一组细凹弦纹，内底略凹，外底平。器身内外施青黄釉，内壁满釉，外壁釉不及底，靠近底部有流釉现象，釉面有细密的裂纹饰，因釉层厚薄不均而显示出竖状纹理，口沿处釉层多已脱落。口径13、腹径17、底径12.3、高16.5、壁厚0.7~1厘米（图三，1；图版二，1）。

（二）青釉瓷碗，1件，M1:2，敞口，圆唇外突，弧腹，饼足。内壁上有四个泥团叠烧痕，浅灰胎，较致密。施行青黄釉，外壁下部及碗底露胎，釉面有细密的裂纹饰。口径15.5、底径5.3、高5.5、壁厚0.5~0.6厘米（图三，2；图版二，2）。

（三）青釉盏，3件，M1:4，敞口，圆唇外突，腹，足，底平。内上有四个泥团叠烧痕，浅灰胎，较致密。施行青黄袖，外壁下部及碗底露胎，釉面有细密的裂纹饰。口径11.5、底径4、高4、壁厚0.4-0.6厘米（图三，3；图版二，4）。

（四）葡萄蔓枝纹铜镜，1件，M1:3，圆形，圆纽，八花瓣形纽座。内区环绕五串葡萄实加葡萄枝，外区一周连续的缠枝纹。葡萄枝外有一凸棱，镜缘凸起。镜面微凸起。直径9.7厘米（图四；图版二，3）。

四、结语

关于墓葬年代。新屋岭唐墓M1因破坏严重，清理时虽未发现墓志或带纪年的器物，但从墓葬形制以及出土器物可推断墓葬年代。

从墓葬形制分析，新屋岭唐墓M1为长方形单室券顶墓，地面贴近封门前铺纵横砖各一行，后为“人”字形平铺，这些特征与执信中学M123接近[1]。壁龛在唐时期的砖室墓中较为常见，但不同时期的墓葬的壁龛的位置和数量都有明显区别。该墓的后壁、东壁、西壁各砌有一壁龛，其位置和数量与太和岗唐墓M1、M2有明显区别，与太和岗M3、M4[2]类似，与广东始兴1974年发掘的唐墓M3[3]也比较接近。总体上，新屋岭唐墓M1的墓葬结构比较符合中唐——晚唐的葬特征。

从随葬器物分析，四耳罐是长期流行于南方广大地区的随葬品，新屋岭唐墓M1出土的青釉四耳罐腹壁斜直，口沿外撇，明显不同于广州黄花岗唐墓M16[4]出土的束腰形态，与执信中学M20出土的卷沿的四耳罐也有明显区别，与番禺曾边窑出土的四耳罐器形接近。饼足碗的器形、尺寸与执信中学M93[5]相似。从出土器物来看，该墓的器物与晚唐时期的特征比较接近。

另外，虽然新屋岭唐墓M1出土器物较少，但出土的葡萄蔓枝纹铜镜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该类铜镜在广州地区极为少见，在全国也并不多见。该铜镜的形制与广州市永福路唐墓M1[6]类似，但葡萄枝蔓纹和外镜缘都少了一圈锯齿纹。另外有两座出土葡萄蔓枝镜的墓葬出有墓志，纪年明确，分别是广东韶关张九皋为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7]和河南偃师杏园李珣墓为玄宗开元六年（718年）[8]，前者为圆钮，内圈葡萄叶、葡萄实这些特征与M1铜镜都非常类似，但其外圈为忍冬纹，与M1的外圈的葡萄枝蔓纹有一定的区别；而后者李珣墓出土的铜镜与新屋岭唐墓M1的无论是大小、形态和纹饰特征都基本一致。

虽然葡萄远在西汉时期已逐渐传人中原，但专辟葡萄园，使葡萄不但成为宫廷珍果，甚至还以葡萄为原料酿造葡萄酒“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9]，可能是太宗破高昌国之后。镜外区的葡萄枝又是此前北朝佛教石窟寺艺术中的常见题材。该镜类把葡萄和枝蔓融于镜背之中，给人一种全新的印象。根据葡萄蔓枝镜的形态特征，其与武则天长寿三年（694年）杏园李守一墓出土的葡萄瑞兽镜有一定的相似性，纹饰都分为内外两圈，中间以凸棱隔开，内区饰以葡萄实和葡萄叶，外区饰以葡萄蔓枝，区别有两，一是铜镜的纽部，李守一墓为瑞兽状钮，而新屋岭唐墓M1的为圆钮；二是葡萄实的数量，前者为十二串，后者为五串。根据《中国古代铜镜》（孔祥星、刘一曼），葡萄蔓枝镜属于瑞兽葡萄镜的一类，“圆形，圆钮，圆钮座。内区为花叶纹，外区为葡萄蔓枝叶实”[10]。因此该类铜镜可能源于瑞兽葡萄镜，减省了瑞兽，出现年代应比瑞兽葡萄镜要晚，大约为玄宗开元前后，主要流行于中唐及晚唐[11]，而新屋岭唐墓M1出土的葡萄蔓枝镜因图案较张九皋幕、李珣墓和李守一墓的铜镜图案都更为简单，因此该铜镜的年代可能是其流行年代偏晚的阶段，笔者认为其年代应属于晚唐。

综上分析，M1形制结构比较符合中晚唐的特征，出土的四耳罐、碗、盏等器物与晚唐时期的器物特征接近，结合其出土的葡萄蔓枝纹铜镜的流行年代和相关特征，我们将M1的年代推定为晚唐。

附记：参与本次田野考古工作的有张百祥、宋中雷、黄昌云。器物绘图由武保林、雷雨晴负责，器物修复由白云海、司颖负责，田野摄影由张百祥负责，器物摄影由杨鹏鹏负责。执笔：张百祥。

[1]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执信中学路隋唐墓发掘简报》，冯永驱主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47-160页。

[2）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太和岗唐墓发掘简报》，冯永驱主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61-170页。

[3]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辑《考古学集刊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6-135页。

[4]朱海仁《广州黄花岗汉唐墓葬发据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5]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执信中学隋唐墓发掘简报），玛永驱主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47-160页。

[6]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永福路汉唐墓葬发掘简报》，冯永驱主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76-83页。

[7]徐恒彬《广东韶关罗源洞唐墓》，《考古》1964年第7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杏园唐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3-87页。

[9]《唐会要》（下册）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799页。

[10]孔祥呈、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45页。

[11]徐殿魁《唐镜分类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