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世界遗产标志

　　2017年9月17日，应浙江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浙江）及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邀请，吕舟教授开讲 浙江杭州的“留下讲堂”，为浙江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领域的一线从业人士进行了一场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发展历程的讲座。

　　吕舟教授首先借由鼓浪屿申遗成功为例肯定社会、群众对于世界遗产的热情与关注，同时又阐明了讲座的主题是着眼于今时今日备受关注的“世界遗产”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这一宏观命题，即讲座的题目：世界遗产的成长之路。

　　一、世界遗产的缘起

　　世界遗产是人类社会对于文明成果、自然环境保护意识觉醒的产物。从1972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遗产公约》之后，经历了45年的发展，人们对世界遗产的价值、对保护世界遗产的意义的认识都在不断发展。今天世界遗产的保护已不仅体现专业的保护理念，更反映了社会对世界遗产的理解，这种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遗产的发展方向。

　　20世纪50年代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展开了多个保护人类重要历史遗存的国际援助项目，包括埃及努比亚遗产拯救行动、1966年拯救威尼斯国际行动、70年代巴基斯坦曼加罗什考古遗址保护行动以及印尼婆罗浮屠保护国际行动等。这些保护项目促进了世界各国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促进了人类共同遗产概念的形成。

图/埃及努比埃遗产拯救行动中阿布辛巴神庙的迁移

图/威尼斯至今仍然面临海水淹没的威胁

　　二、世界遗产保护公约的诞生与当时世界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凸显，20世纪60、70年代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强烈，IUCN等国际组织不断推动环境保护观念的觉醒，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形成环境保护运动。

图/石油危机

　　在这种大环境下，美国基于“国家公园”的保护实践，在1965年提出了建立“世界遗产信托”的建议，并在1967年的斯德哥尔摩“自然和人类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建立“世界遗产信托”的概念。此时这个“世界遗产”包含了文化和自然遗产两个方面。到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发展会议更是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教科文组织等有关联合国机构支持联合国成员国政府通过有关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公约，并明确提出“世界遗产”的概念。同年11月教科文组织在成员国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世界遗产公约》。回顾《公约》诞生的大环境，自然、文化遗产在那个时代受到各种破坏的威胁，《公约》立场鲜明地强调了对那些具有突出世界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威尼斯宪章》成为了保护工作的基本原则。

图/世界遗产标志

　　三、公约发展问题与《华盛顿宪章》的诞生

　　随着世界遗产名录的公布，一些保持着当代生活的历史古城被列入到名录中，它们的保护与已失去原有功能的历史纪念物或古代建筑、考古遗址不同，要考虑在保护的同时改善城市中居民的生活条件。这种新的要求，直接导致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1987年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的《华盛顿宪章》。《华盛顿宪章》（还有针对历史园林的《佛罗伦萨宪章》）在《威尼斯宪章》的基础上提出居民参与是历史古城保护的重要部分，强调了对历史古城的保护要适应现代生活以及相关建筑的改造升级，界定了新建建筑与原有环境的关系标准。《华盛顿宪章》体现了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的保护思想。70年代，ICOMOS澳大利亚委员会通过了一个针对澳大利亚文化遗产基本状况的《巴拉宪章》，宪章提出了保护对象是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场所，这种文化重要性涵盖了历史、审美、情感等相关价值。这一宪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反映了人们对以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为框架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反思。

图/首批列入名录的厄瓜多尔基多古城

　　四、80、90年代世界遗产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世界发生了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等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末的主流，也对文化多样性产生巨大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这种状况在1988年发起了“文化十年”的项目，其中就包括后来直接导致丝路申遗的“再次发现丝路”活动。这一项目旨在强调文化与发展紧密联系不可分离，促进文化间的对话，促进对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从教科文组织的角度开始形成了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的对文化遗产的整体认识，开始形成对文化多样性进行保护的理念。

图/柏林墙倒塌

　　随着世界遗产名录的不断扩大，至90年代上半期，由于原有世界遗产评价标准而产生的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不平衡、遗产在地区分布的不平衡、遗产类型的不平衡、保护能力的不平衡等问题开始凸显出来。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会议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针对世界遗产不平衡问题的讨论，促成 了世界遗产4C全球战略的提出（4C即指：可信、保护、能力建设、交流）。

图/94年世界遗产数量洲际对比图

　　1994年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也是这种讨论和对世界遗产所存在的问题反思的结果。《奈良文件》把真实性放到了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来考虑，提出了一种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奈良会议对真实性进行了重新定义，相对于之前的《威尼斯宪章》和《操作指南》，讨论背景从绝对的物质真实性转化为文化多样性，并且讨论范围同时涵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两方面，使真实性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颇具争议。直到2005年《文件》才被应用于《操作指南》，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基本内容。

图/92版操作指南与《奈良文件》关于真实性标准的对比

　　文化景观是这一关于世界遗产认知讨论的重要成果，1994年《创作指南 》把文化景观类型列入世界遗产范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对于不发达国家辨识自己的遗产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对原有世界遗产架构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改进和调整。

图/历经三十年最终以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英国湖区

　　五、新千年世界遗产与多样性

　　在进入新千年之际联合国提出了作为人类发展目标的《新千年宣言》，将世界遗产视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有力工具。提出用15年的时间，将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宏大目标。而进入新千年之后，世界范围内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发生，例如塔利班无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炸毁了阿富汗巴米扬的巨大佛像；911的恐怖袭击，不仅在世界上又一次引发了关于文明间冲突的讨论，而且直接引发了延续至今的阿富汗战争。这些冲突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坚持通过文化间的对话，促进文明间的相互尊重，建设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念和加强对这一观念的实践。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框架下，2003和2005年分别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表达方式的公约》，这两个公约的意义在于与之前的《世界遗产公约》一起，形成了一个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并把遗产的保护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的保护系统。

图/阿富汗巴米扬达佛被塔利班炸毁前后

　　从1977年的第一次《指南》发布到2005年的近30年间，《指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就包括对通过文化交流和价值观的交流而促进文化发展这一新的价值标准的形成。世界遗产委员会和教科文组织也更为鼓励跨国申遗项目，促进国家之间在保护领域的对话和合作。

　　六、世界遗产发展与展望

　　今天，“人”在世界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从90年代中期的4C战略在2007年增加了“社区”的内容发展成为5C战略，到2011年的新版操作指南中，特别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必须包括社区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图/厦门鼓浪屿申遗中的社区参与

　　2012年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通过了《京都愿景》，再次强调社区参与与可持续发展，并将重视社区参与的菲律宾维甘古城的保护选为世界遗产保护的最佳案例。这使得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进一步向社会倾斜。对于专业机构，针对这一趋势的应对策略值得思考。

图/1977版与2005版操作指南的对比

　　七、总结世界遗产之路

　　在世界遗产45年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价值认知还是保护方法都处于持续的发展变化当中，从对艺术品、伟大事件的见证到文化多样性，再到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一路走来，世界遗产的保护才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性的影响力。

　　而世界遗产发展的变化反映在对遗产的价值认识上，包括从艺术历史价值向文化价值扩展，从强调遗产的物质性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世界遗产的评估也展现了从强调专业标准到社会共识的转变。而这些变化本身也是世界遗产的成长，构成了世界遗产自身的活力和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

　　讲座开始前，浙江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吴志强理事长（原省文化厅副巡视员、文物局副局长）先对于吕舟教授的出席表示欢迎和感谢，也强调浙江是文化遗产的大省，十分重视文化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工作。在讲座结束后，吴志强理事长进行了简短的感言，表示世界遗产就在身边，举例了杭州大运河和西湖申遗工作中社区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情况，提出要把世界遗产保护工作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中去，不能仅有专家参与。随后举例了良渚申遗的一些实际情况，提出在保护的原则之下，遗产保护工作要惠及民众。

图/浙江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吴志强理事长致言 钟乐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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