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1日下午在科华苑宾馆五楼会议室进行了主题为“汉藏交流：通道、物资与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组讨论。该组由李星星教授担任主持、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石硕教授任评议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萨的川籍餐饮业发展历程及意义

第一位发言人是西南民族大学的郭建勋教授，发言题目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萨的川籍餐饮业发展历程及意义”。

该文主要是对2006年以来拉萨街头繁盛的川籍餐饮现象调查基础上的整理与反思。与之前几位教授宏观历史视角不同，郭教授试图用微观案例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面对拉萨街头随处可见的四川餐馆，他提出此次的研究主题：川藏两地交往互动频繁的原因、表现、意义及评价。

首先，郭教授向我们展示了调研考察期间的照片，其中有雅鲁藏布江河谷最危险的路段、小昭寺附近的茶厂、拉萨八廓街内繁盛的四川商铺等。教授建议我们从微观案例视角来审视川藏线上以茶叶为首的物资贸易，并在此基础上理解跨区域民族团结与民族交融的流动现象。

（图为雅安附近的茶厂）

接着，教授开始介绍围绕大昭寺附近街区的四川籍人员分布及职业情况。2005年前后，八角街派出所给出的数据显示，四川籍汉族占当地人口70.7%，女性多于男性，金珠派出所给出的数据中，四川人占其所在区域人口的56%。职业变化表现为，1980年代初期，以维修匠、铁匠、木匠、鞋匠、维修手表收录机者、制作金饰品者、小照相馆业主、商贩等。1980年代后期，四川人所从事的行业主要包括建筑业、农业及服务业。以上这些行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仅西藏建筑业而言，最先吸纳的技术力量大多来自四川，四川建筑队承包的工程占市场份额不会低于80%。其中的原因有，四川劳动力严重过剩，工资水平低于西藏，历史上川藏两地的经贸往来比其他省市要多。

（八廓街景）

教授指出，80年代以来，藏区汉人逐渐从工业转到服务业，这是推动餐饮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在拉萨调查的统计数据中，四川餐馆在八廓街所占比例为15%；林廓东路北为66%；林廓东路中段为22%；北京东路为13.28%；娘热路为34%，由此可见四川餐馆的繁茂。他主要围绕“犀”字开头的四川餐馆做个案研究，该餐馆案例所有者反复选择经商地后，最后仍选择在拉萨开餐馆，侧面反映出川籍餐饮业在拉萨很有市场。

（拉萨市“犀”字开头的餐馆）

郭教授认为，除了历史上进藏的官、商道外，近年相应的国家政策提出，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动等，都对餐营业有很大影响。据记载20世纪30、40年代，西藏贵族宴请客人，尤其有汉族客人时，所用的厨师多数是在四川受过培训，并能烧出很地道的汉式菜色。四川与藏区地缘优势使四川人向西迁徙、为川籍餐饮在西藏的兴起提供可能。

郭教授用“粮食一碗面”这家从个体私营小餐馆到连锁加盟店的发展案例，引出川籍餐饮业发展三个方面的作用：1、丰富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一定程度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与藏餐的竞争合作中，共同发展。四川餐馆在这些当地餐馆中，寻求生存和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当地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勤劳精神，对当地人起了很好的带头示范效应，带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促进了西藏当地劳动力传统观念的变化。通过在餐馆打工，已经开始从传统思想向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商品经济观念和意识转变。2、对当地人的观念变化上起到一定作用。案例中的受访者从拉萨回老家后开餐馆，因为他一个人开了川菜馆，其他人会从观望到加入。3、提高了流出和流入地人的素质和能力。很多不会做菜的四川人因经济的作用力，习得烹饪技术。

最后，教授从三个方面的总结本次报告：1、川籍餐饮业发展很好反应了人类学社会学家常讲到的“推拉”理论。2、传统的、历史形成的交通、地缘以及文化、商贸，以及国家政策等诸多因素。睦邻关系难道不是要求同伴之间既保持区别，又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相同吗?如果说相邻民族的习俗体现了对称关系，这些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努力全都瞄准同一个目标，即达到对人类社会最为有利的阈限，人类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此刚好得到平衡。这个阈限同样可以在沟通和无沟通之间居中不倚：沟通有助于相互启发，无沟通无益于生命。3、良性的双向人口流动有利于建立和谐、健康、良性互动的族群关系，促进两地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合族认姓”：汉藏交流中的双向互动与适应性选择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徐君教授，她发言的题目是：“合族认姓：汉藏交流中的双向互动与适应性选择”。

徐君教授提出，在汉藏交流中需要思考的两个问题是：1 、“汉化”或“土著化”；2、被动或主动性选择的问题。她指出，学界对于汉藏交流中少数民族汉化或者儒化问题研究和关注较多，更多海外学者从社会与空间力量的权利布局角度以驯化为题讨论汉藏交流中的互动与融合问题，而探讨汉藏交流中的汉族土著化问题较少。

教授结合为期十几年的调研，向大家介绍了她在不同时期对上述问题的反思。第一阶段，在1995-1996年间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开展岷江上游民族考察，在田野调查期间，她逐渐形成对汉化及土著化的问题意识。主要的考察有马尔康卓克基和松岗土司官寨考察、西素村卓克基官寨属民考察、马尔康附近的陶姓墓碑考察。陶姓墓碑引发教授对该地区汉族如何土著化的思考。在对理县大浦溪羌寨考察之后，引起她的反思，我们该如何解释该地何以成为“传统、典型羌寨”？同样在汶川县萝卜寨羌化的汉族，他们又该如何理解土著化？

（马尔康附近的陶姓墓碑，1996）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资料收集阶段，主要是针对1996至1999年清末川边档案等文献的解读。徐君教授列举三个例子，一是赵尔丰经边六事之一：“兴学易俗，开化固边”，以政治权力推行“汉化”、“儒化”，——地方的“对抗性涵化”这则案例。二是宣统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巴塘粮员详刊印发给宗祖牌案例；三是教授摘录的相关清末档案文献，包括有徐益棠《西康行记》、《西南边疆》，《懋功厅乡土志》光绪32年修（1950年抄本），《四川之边地与开发》《川边季刊》。上述文献都有叙述关于汉人姓氏及来源、经济生产生活等内容。徐君教授指出材料中，当地村民人是否迁居此地、何时迁徙、汉化及土著化等问题都值得思考。

（巴塘粮员详刊印发给宗祖牌，《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

第三阶段，从2000起至今，徐君教授在丹巴梭坡乡莫洛村与东风村的实地调查。其中莫洛村（蒙古语）包括明正土司24村，东风村为汉族村落，这两村隔江相望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认同。她提出在下次的调研中将要跨过江界，探究藏族村落中的汉人聚居之村。

（莫洛村）

（东风村）

第四阶段，在2005年金川考察之行。教授列举出调研期间收集到的汉人典型性族谱、光绪年间汉族石碑及具有汉人画风的城隍庙陈设。该庙屋檐属汉氏风格，房屋的装饰亦不属典型藏族风格，庙门前四大天王形象与汉人地区的形象也略有不同。

（图为寺院装饰画，2005）

第五阶段，2005至2011年川滇边藏区木里调查：木里藏族自治县，在凉山彝族自治州下，现有18个民族，历史上居住有藏族与彝族、苗族、蒙古族、汉族等。

第六阶段，在2005年徐君教授前去探望当时的台湾清华大学硕士刘碧，她在理县上孟屯水塘村做田野调查。引发了徐君教授对民族交界地带融合现象的思考，“合族”的实践直到目前仍然存在。徐君教授指出这是对资源有限的应对策略，并不是王明珂在书中谈到的“一截骂一截”现象。

图为“合族”家门（家户）待客席

徐君教授通过自身的实践调查经历，对于此次报告得出以下结论：1、汉藏交流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2、这种双向互动既是权力控制的结果，同时也是基于适应的主动性选择的结果。3、这种互动存在着基于权力控制到主动适应的历时性变化特点。

藏汉族际交往视野下藏传与汉传佛教间的交流与互动：藏地素食潮流的兴起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嘎尓让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藏汉族际交往视野下藏传与汉传佛教间的交流与互动：藏地素食潮流的兴起。”

首先，嘎尔让副教授指出，我国80年代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此时宗教政策回归正常轨道，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在各自区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信教群体和教义阐释层面都出现了良性互动。教授以作为信仰/潮流及健康生活方式的素食潮流在藏地兴起作为案例，探讨素食主义在藏文化里的文化意义及信仰群众的实践模式。

报告伊始，教授介绍了素食的全球性和地方性潮流，例如，上海有400多家素食餐厅、成都至少有100多家素食餐厅，藏地食用素食的人数呈上升趋势。他最近调研了一个村子，终生食素者30人，在20年前仅有4人。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明，素食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它还与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同时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也是一种时尚和潮流。

接着嘎尓让教授介绍了他的三个关注点，1、藏传佛教的现代化/现代性，2、藏传与汉传佛教信众间的交流与交往，3、藏传、汉传佛教间的交流对藏汉民族之间的族际交流所起的作用，其中不可小觑的是是汉传佛教对藏地素食的影响。

第一，嘎尓让副教授提出人类学视角下的佛教现代化研究与主流宗教研究的差异。前者主要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它关注宗教视野下的各种社会维度，关注民间基层、社会变迁、社会关系、 权利配置、文化内涵，性别、跨区域文化交流、全球化等各维度和层面，与这种研究对应是正统的、主流的宗教研究，包括宗教文献研究、教义教规的阐释，宗教哲学思想的研究、宗教历史及宗教人物的历史等。

第二，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下，嘎尓让副教授列举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外佛教现代化研究的例子， 1、David  McMahan 他在西方研究背景下提出佛教现代理性及科学个人主义等与佛教理念碰撞出的混合体。2、南亚佛教研究，关于佛教领袖参加社会发展慈善项目，所提出的入世理念。

他还列举了3位汉传佛教的现代化的代表人物，1、太虚大师上世纪30年代提出“人生佛教”，主要内容为“完人、超人、超超人”的三级做人观，反对重‘鬼’重‘死’的佛教，提倡重‘人’、重‘生’的佛教。2、印顺、星云大师等主张用“人间佛教”代替“人生佛教”，提倡佛教彻底回归到现实的人间社会，佛教要为活人服务，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印顺反对重‘天’的、重‘神’的佛教。3、赵朴初等人对汉传佛教进行提升，在前人的基础上讲‘爱国爱教’也成为“人间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噶尔让副教授围绕藏传佛教的现代化或者现代性，同时提出三个问题，1、藏传佛教的“现代化”或者“现代性”是什么？ 2、藏传与汉传佛教之间良性互动对藏传佛教在中国国情下的现代化（中国化）有何启发和意义？3、藏传佛教的现代化是否等于藏传佛教的中国化？

第三，嘎尓让副教授通过列举推行素食主义的堪布、网上的流传汉藏高僧间关于素食问题互动的个案材料，来探讨汉传佛教素食传统在藏地民间的影响。

其中列举了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积极推动素食主义的堪布：索达吉和慈诚罗珠堪布。他们两位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高僧，精通藏汉双语，在藏地和汉地弘扬佛法非常活跃。在藏族高僧与汉地高僧之间的交流中，教授列举济群法师和索达吉堪布的19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藏僧吃肉的问题。济群法师讲道，在小乘佛教中，由于乞食的关系，允许吃三净肉。但《梵网经》、《楞严经》、《涅槃经》等大乘经典，都明确禁止吃众生肉，认为吃肉是断大慈悲种。汉传佛教依大乘经典而有素食的传统，并以此成为汉传佛教的一大特色。藏传佛教同属于大乘佛教，可我见到的藏地僧人多是不禁肉食的。而一些学习密宗的人，似乎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有素食者无法修气脉明点之说。堪布回应道，他敬佩汉传佛教不吃肉，但藏僧食肉的原因一方面是密宗修练的传统，一方面也是藏区地理环境对肉食的需要。

嘎尓让副教授讲到在基层调研时，他常常能听见藏民在谈到汉传佛教僧人的素食戒律，表示非常认可并钦佩。他也经常地听见议论并开始质疑藏族僧人吃肉的传统。同时嘎尓让副教授也观察到寺院场所里素食已经很普及，而且食素的僧人也越来越多。

最后，嘎尓让副教授讲到英、汉、藏语语境下，关于‘素食’术语称谓的差异，以及藏族民间素食践行的文化特征，英语里素食术语与藏文基本是对接的。藏文对素食有其独特的理解，在践行素食的方式上很特别。比如在具体时间点上的戒肉，每个月的一些时间点戒肉，其他时间可以食肉。对肉的种类也有所区分，自然死亡的肉是可食的，而宰杀、猎杀的肉是罪孽的不可食的，也就是吃肉本身没有问题，而肉的来源是需要从佛教中进行考据的。

七世达赖喇嘛驻锡地惠远寺：与康区的土司和清廷的互动

第四位发言的人是来自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玉珠措姆副教授，她的题目是“七世达赖喇嘛驻锡地惠远寺：与康区的土司和清廷的互动”。

（1850年的康区政体）

 玉珠措姆副教授指出，学界大多数专家主要探讨有关七世达赖喇嘛在卫藏地区的活动，并没有详细讨论他在惠远寺居住期间与康区各土司之间的互动，忽视了他对康区的影响。她的论文是以英文著述，但是相关的英文历史文献匮乏，特别是有关该寺的修建与多次维修、达赖喇嘛驻寺期间该寺的翔实情况等。

首先，玉珠措姆副教授围绕惠远寺提出6个问题，1、为什么清廷在18世纪30年代决定让七世达赖喇嘛移驻惠远寺。2、为什么清廷选择惠远寺作为七世达赖喇嘛的驻地。3、惠远寺是如何修建的。4、七世达赖喇嘛在驻寺期间与当地土司之间的互动关系。5、大小金川战役结束后清廷对建惠远寺的回应。6、 在1735年以后（七世达赖返回卫藏地区后），惠远寺在康区的作用。

她指出本次研究的两个目的，1、更好的理解雍正年代清廷对蒙藏地区和康区的政策，有可能与乾隆有些区别。2、西藏地区政府如何通过惠远寺来对康区施加影响。

接下来，玉珠措姆副教授简述文中所使用的汉藏文献。其中有：章嘉·若必多吉的《七世达赖喇嘛传》、土观·曲吉尼玛所著《章嘉若必多吉》等藏文一手材料。《清实录·藏族史料》、《西藏通志》及果亲王允礼所著的《西藏往返日记》等汉文材料。

她认为清廷对藏区政策是通过笼络藏传佛教来控制藏区，并在1728年后驻军、设立驻藏大臣，以此试图削弱地方权利。清廷选择惠远寺作为七世达赖喇嘛的驻锡地有四个原因，1、远离准噶尔军事威胁。2、 清廷驻军所在地，对藏区有很好的策应。3、离成都近，易于调兵。4、拥有半农半牧的地理环境，为供养寺院提供物质条件。

在建造惠远寺的问题上，玉珠措姆副教授强调惠远寺是汉藏式合璧的典型，该寺院由清廷出资建设。有建筑学者指出，惠远寺是按照皇家园林的规格设计，从寺院九龙九狮的雕刻图案里有所体现，九龙代表中央皇帝、九狮代表达赖喇嘛。根据历史文献中对前来朝觐七世达赖喇嘛事宜的撰述，说明七世达赖喇嘛与当地土司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学界很少注意到七世喇嘛两代人（妹妹与侄女）与德格家族（Derge Family）的关系。

最后，玉珠措姆副教授用几个例子来说明1735年后惠远寺寺主对惠远寺的影响。包括以下几方面，1、历史中有记载清廷顾虑惠远寺堪布的自治权力，可见惠远寺在康区的影响之大。2、太宁事件。3、在民国历史档案中记载1928年间，寺院依旧拥有200多僧侣算是多数，民国档案中惠远寺堪布作为西康国大代表。4、惠远寺至今仍是当地格鲁派的一座大寺院。从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惠远寺的重要性及其深远影响。

评议及互动环节

四位发言人发言完毕，石硕教授对发言进行了点评。石硕教授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萨的川籍餐饮业发展历程及意义”文中，郭教授的视角非常独特，把拉萨商店餐馆的名称和数量进行统计，这种做法对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是一个重要的启发，根据名称可以大致判断出生活层面的民族交融交错的程度。石教授引用歌德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以此来总结民族关系是蕴含在生活中长期相互的结果。徐君教授的“合族认姓”：汉藏交流中的双向互动与适应性选择”一文，运用大量的野调查材料说明当地汉人祖辈进藏后逐渐成为本地人。此问题在整个阿坝地区很普遍，康区的特点就是汉藏发生了非常深的交融与融合。石教授也民族交融永远都是双向性的，谈交融可能会更加恰当。嘎尔让副教授的“藏汉族际交往视野下藏传与汉传佛教间的交流与互动：藏地素食潮流的兴起”一文，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吃素食的角度来审视宗教现代化问题。饮食是受多方面的影响的，尤其是地理环境，藏区是一个海拔高寒地带，饮食的摄取也离不开肉类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因此这不完全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生物学方面的问题。玉珠措姆副教授的“七世达赖喇嘛驻锡地惠远寺：与康区的土司和清廷的互动”一文，探讨惠远寺的重要性。该寺不仅是七世达赖喇嘛的故居，地理位置亦很重要。

石硕教授点评完毕后，在互动环节又对题目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萨的川籍餐饮业发展历程及意义“的郭建勋教授提出疑问，石教授认为2006年通车以后，拉萨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西北人大量进入拉萨。2006年之后由于大量的其他地域的人进藏，是否对餐饮业产生其他影响。郭建勋教授回应道，在通车后的一年，他去做了调研，可能是因为通车时间较短的原因，在蔬菜贸易的货运物流上并没有充分的体现出来，其主要影响还是以四川为主，当然在交通和其他技术层面也有部分山东籍、甘肃籍。

玉珠措姆副教授回应李锦教授的提问关于惠远寺的建立与灵雀寺的关系。她表示在她所做研究和整理资料中，并没有详实的、具有说服力的史料能肯定二者的直接关系。惠远寺的地位一直是相较高的，1810年以后灵雀寺的影响逐渐变大。

熊文彬教授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萨的川籍餐饮业发展历程及意义”这个题目向郭建勋教授进行提问，他认为汉藏交流的条件很多，有地缘因素、干部任免等，但如果单从餐饮业而言，有没有关于川籍餐饮在藏区出现更早的研究，比如50年代以前大跨度的跟踪调查。郭建勋教授回应到，文章追述时间是相对而言的，也可能有不同视角的相似文章，但是餐饮业的影响受制于物流和生态环境的种植条件，因此在郭教授看来清朝以后人口的流动和农作物的传入，是给藏区带来重大变化的开始。

杨明洪教授对徐君教授“合族认姓：汉藏交流中的双向互动与适应性选择”发表观点，他认为站在什么角度来思考“汉化和土著化“的问题，在哪个角度使用这些词很重要。并且案例材料来源是来自深藏区还是浅藏区要明确，因为浅藏区有搬迁的新域，就不存在历史交融问题。在讨论少数民族汉姓上，我们也不能忽视地方官员给民族地区的姓氏，比如在喜德县的彝族就有这样的例证。

至此，本次“汉藏交流：通道、物资与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组发言圆满结束。

（殷敏供稿；杨天雪供图；张磊校对；

注：文中引用参见作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