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吐蕃时代以来，汉、藏民族及汉、藏两地之间发生广泛密切的联系，形成全方位的双向互动交流传统。交通网络、物资流通与经济贸易的发展演变是汉藏交流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近年来学界加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10月21—22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主办的“汉藏交流：通道、物资与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举行。

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有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西藏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浙江大学出版社、《思想战线》编辑部、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法国研究实践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宗教历史系、芝加哥大学宗教历史系、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余位，围绕“7-20世纪汉、藏之间的交通网络”、“物资流通、经济贸易与藏区的政治、社会和宗教”、“藏区的商业网络与商人群体”、“族际通商与藏区社会文化变迁”、“茶马互市与边茶贸易”等议题展开研讨。

会议开幕式由长江学者、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主持。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长江学者、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先后致辞。姚乐野教授代表学校对学者与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四川大学藏学的学科发展、团队建设和学术成就。霍巍教授介绍了会议的宗旨和主题，希望通过此次研讨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

分享新材料  交流新思考

此次会议是一次规模适当、主题集中的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分享新材料，交流近年的新研究新思考。在问答阶段，与会学者论辩往复，各抒己见，推进问题研究深入。现场学术氛围浓厚，使与会学者受益匪浅。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近年关于高原丝绸之路的新研究新成果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他在此次会议上介绍了对高原丝绸之路的总体思考。他认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揭示出青藏高原并非是一个文化的封闭孤岛，从史前时代开始，便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和联系，汉晋时代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之一联系起西域与藏西，吐蕃时代更有唐初新道的开通，初步形成高原丝路网络，并对宋元时代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霍巍认为，第一，它构成了体现和代表中外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网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它成为输送中原文明进藏的“主动脉血管”。第三，它承担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的作用。第四，它对于吐蕃社会和吐蕃文明的形成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第五，它成为青藏高原文明最终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联系纽带。

藏文史料中的汉藏通道史料是此次会议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巴桑旺堆研究员对此作了分析梳理。他表示，藏文文献，尤其是一些高僧传记中有不少涉及汉藏通道的珍贵史料。这批高僧曾前往中原地区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为汉藏文化交流做出过重大贡献。在他们的传记中对他们前往中原地区所经过的路线有或多或少记载，为研究历史上汉藏通道留下了宝贵的线索。遗憾的是以往研究中对此类史料重视不足，发掘史料远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他希望通过对高僧传记中涉及汉藏通道史料的初步梳理，为研究者提供一些藏文文献的线索，提出一些基本的研究视角和观点。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研究员以若干例子介绍了从藏语中的汉语借词看内地与西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也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他希望能引发学界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探索。这既是他多年前研究的继续，也是近年推进的新思考。在张云看来，语言是文化交流的载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文化交流的内容，汉语和藏语不仅存在同源问题，也在内地与西藏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流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藏语中有不少汉语借词，其中一部分借词包含着物质文化交流的历史印迹，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若干词汇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教授分析了清朝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他认为，在清朝建立对西藏直接统治的过程中，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探索与开拓具有关键意义。准噶尔入侵西藏同时也对康区形成了威胁，清朝决定出兵西藏。在北路进兵受挫的情形下，清朝积极展开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探索与开拓。清朝通过沿途招抚、筹措粮草、探查通道等举措开拓由打箭炉入藏道路，并由打箭炉进兵西藏，完成“驱准保藏”行动。

石硕表示，在道路开拓的同时，清朝加强了对康区广大区域的控制，不仅打箭炉入藏道路成为清朝联系与治理西藏的命脉，而且康区也成为治理西藏的前沿与依托，这在清朝加强对西藏的直接与全面统治上具有重要意义。

聚焦汉藏茶业贸易和交通网络

研究汉藏交流的通道或者交通网络，茶业贸易具有重要地位，相关研究是此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在讨论阶段，与会学者围绕茶业传入西藏的时间、通道路线和考古新材料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研究主管马修·凯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集中分析了十二世纪康区茶贸易的增长与寺院的发展，他认为，西藏茶的引用是宋代茶业的商业化的副产品，而且康巴僧人与卫藏地区的上师们之间的关系在藏族中推行茶的引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整个康区不断增长的茶业贸易为康区本身建立寺院中心创造了经济条件。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刘志扬教授认为，唐代，藏族文献已经有了关于茶叶的记载，但是藏区茶叶的普及始于宋代，明清以降茶叶已经成为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连接西藏与内地产茶区的茶叶通道被称为“汉藏茶马贸易之路”。历史上销藏茶叶之路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网络系统，地跨川、滇、陕、甘、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他重点分析了清初至民国时期川滇陕印茶叶销藏的路线及运输。

一批青年学者的茶业贸易和通道研究引起注意，如云南大学副教授张振伟、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田茂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刘立云博士、四川大学副教授邹立波等青年学者，分别分析了普洱茶生产与贸易的族际关系变迁，探析清代早期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原因，研究明清时期陕川藏茶业贸易，讨论抗战时期的西南边茶贸易。这些青年学者的研究反映出一系列专题研究的深化，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研究、藏学研究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供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曾江；通讯员：赵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