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组的发言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研究员朱映占主持，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熊文彬教授担任评议。

川滇陕湖印茶叶销藏的路线及运输——从清初至民国

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刘志扬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川滇陕湖印茶叶销藏的路线及运输—从清初至民国”。

教授谈到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曾在拉萨的茶馆做调查，就发现藏茶的来源地有五个地方，即川滇陕湖和印度。而这些地方的茶叶想要运往藏区，道路就成了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因此教授以清初至民国为时间线，谈了谈他对于茶叶销藏的路线及运输的思考。

首先教授提到，汉藏贸易通道是一种点线结合的方式。（1）道路的修建和延伸不仅仅是满足人们对经济的需要和物质的运输，也是国家权力在场的象征。当由内地通向青藏高原的道路通畅之时，不仅有利于汉藏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时也表现出这是藏汉关系处于良性发展的时期。（2）中央政权对西南藏区的控制主要在交通要道和交通要道上自然形成的商贸据点。呈现出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点线结合”的网络。历史上汉藏通道的开通，既有经济上的目的，也有政治和军事的作用。其中藏汉之间的茶马贸易是道路开通的主要目的之一。（3）宋代以来藏区人民对茶叶的喜爱和将其作为生活必需品，茶叶成为了连接祖国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纽带。由于藏人嗜茶，因此茶叶被历朝中央政府用来作为“驭番”的工具，即通过调节茶叶输藏的数量多寡来控制“不可一日无茶”之藏地。这就使得茶叶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商品属性，还包含重要的政治意义。（4）藏茶虽名为“藏”，但藏地并不产茶。藏区的茶叶主要来自祖国内地的四川雅安和灌县、云南的佛海、陕西秦岭以南、湖南益阳、湖北赵李桥等产茶区，其中四川雅安为最重要之藏茶产地。（5）连接西藏与内地产茶区的茶叶通道被称为“汉藏茶马贸易之路”。历史上销藏茶叶之路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网络系统，地跨川、滇、陕、甘、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6）因为青藏高原不能产茶，吐蕃消费的茶叶全部来自于汉地。唐宋时期内地与吐蕃之间的互市，主要是在西北地区，因此唐蕃古道也就成为了主要的贸易路线。今天的陕西因此成了当时重要的茶马贸易区域。（7）明清以后，输往藏区的茶叶从以西北为主转移到了西南的四川和云南。（8）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打破了中国对茶叶的垄断。英国觊觎喜马拉雅山脉另一端茶叶消费量巨大的中国西藏和内地市场。并以种种借口发动了两次对中国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和西藏地方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从此打开了中国西藏的大门。印茶开始大量向西藏倾销。辛亥鼎革后，由于川藏道路阻塞，印度茶叶进一步占领了西藏大部分的茶叶市场，并同时向其它藏区蔓延。于是，从清末到民国，川茶几乎只能在康区和安多藏区销售，仅有一部分滇茶通过海陆运往西藏销售。（9）围绕茶马贸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历代中央政府和藏族土司、头人等通过收取茶叶关税，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西藏地方政府、大小贵族、寺院和喇嘛通过垄断茶叶的运输和销售，维持他们在藏区的特权和政治、经济地位。

在充分了解汉藏茶马贸易通道背景的基础上，教授分别介绍了由这几个主要藏茶供应地所产的茶，分别是：南路边茶、西路边茶、销藏滇茶、印茶、湖茶。

（1）南路边茶。从明代开始，川西藏茶产地雅安通往康区和西藏的川藏茶道主要有“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一路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洪雅、峨嵋、清溪（汉源）所产之茶，经过打箭炉（康定），销往康区和西藏等地，称为“南路边茶”。由于这条路相对平坦好走，因此成为川康交通的主要干线。南路边茶的运输分为两个部分，泸定和打箭炉是最主要的边茶转运地和节点。辛亥鼎革后，南路边茶销往西藏茶叶的道路受阻，且受到印茶销藏的影响。南路边茶大多只能在康区和安多藏区销售。只有一小部分高档茶叶运至拉萨供寺院高僧和贵族享用。

（2）西路边茶。西路边茶产地主要在以灌县为制作中心，销往松潘、理番、茂县等地，或者再从松潘转运到甘南、青海以及西康西北地区等安多藏区。这里教授提到了边茶的质量。认为边茶的种植、选拣、加工都非常粗糙，较之销往内地的腹茶，质地差了很多。

（西路边茶）

（3）销藏滇茶。产地分布于云南的佛海（今勐海县）、车里（今景洪市）、景谷、缅宁（今临沧县）一带。滇茶销藏开始于明清，繁盛于民国，一直延续至今。滇藏之间由于道路遥远，交通埂塞，因此滇茶销藏时间较之川陕线为晚，大约在清朝初年才开始运入藏区。明末清初，四川地区遭受长期战乱，对当地的茶叶生产破坏很大，导致销藏川茶的明显匮乏。滇茶趁机崛起。到了清末民初，滇茶销藏之路分为陆路和海路。1881年到大吉岭的铁路修通之后，滇商开始尝试取道上海、加尔各答、大吉岭和亚东赴拉萨，作为走成都经打箭炉和昌都漫长陆路的一种变通办法。

（销藏滇茶：紧茶）

（4）湖茶。产于湖南和湖北的茶叶销藏历史也比较早。明代，由于川陕边茶供应不足，高产的湖茶便开始偷偷进入边茶市场，湖茶销藏使得茶叶价格走低。于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御史李楠上书请禁湖茶入川陕。但是遭到其他大臣的反对，最后明政府决定在川陕边茶不足时可以用湖茶补充。

（湖茶）

（5）印茶。19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阿萨姆地区试种茶叶成功，然后迅速将茶叶种植地扩展到了大吉岭、印度南部等地，并且相继成立了五十多个茶叶公司，印度茶叶迅速崛起。以此为契机，英属印度还多方策划印茶销藏，取代四川边茶占领西藏市场。

由此教授得出结论：销藏茶叶的道路的变换，与不同时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各条藏茶之路的兴起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及南亚、东南亚等国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地缘格局的情形。 

帝国与帝国的相遇：流浪的喇嘛与砖茶在藏东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美国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李皓同（Scott Relyea）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帝国与帝国的相遇：流浪的喇嘛与砖茶在藏东”。

教授首先感谢了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请他来参加会议并发言，并说明他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汉藏关系。

教授说这两天的会议有很多关于茶的好文章，教授也是从茶这个角度来探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个帝国在这篇西藏高原上的冲突。即当时的大英帝国和大清帝国。甚至在1904年荣赫鹏探险队到达拉萨之前，印度卢比已经成为了高原上主要的商业贸易交换的货币。英国探险家们在西藏高原的活动搜集到大量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1）西藏东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2）汉藏边境茶叶贸易非常有利可图。而英国人之后在西藏采取的行动必然对汉藏关系、汉藏贸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造成了两个帝国在康区这个当时汉藏贸易边界的立体化的冲突。这种冲突，或者说交互同时也使得清朝政府在边境政策上采取了灵活的方式，这种政策拥有广泛的含义，包括了边境茶叶贸易，也包括了四川和康区经济的交叉。

尽管直接治理康区的四川官员和英国人在看待康区社会的看法上基本一致，但是他们同时也意识到了印度卢比和英国探险家在康区的肆意横行，与此同时英国人不成熟的铁路计划也在挑战着清帝国的权威。

随着1861年总理衙门的建立，拉近了清朝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交流的条件。交流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1）英国在北京的干政手段和外交手腕；（2）英国在康区的商业和政治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四川治理康区提供了一个模型，甚至后来发展到卫藏地区。

英国人提出的这种模型，在经济的实用性和政策颁布之间，有很大的张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清朝和西藏的关系。这种模型根据《万国公法》所提出来，改变了清朝对西藏拥有的主权和领土的绝对地位。结果导致在20世纪初，这种模型导致的转变后的政策被四川的官员实施，逐渐的破坏了拉萨当地清朝的一贯权威。

教授指出了这种变化后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银元模仿印度卢比的样式被制造出来；（2）提倡垄断性的茶叶公司，以英国茶叶公司和印度茶叶协会为模板。这两者都极大的削弱了清朝对康区的治理，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上的影响力。

这种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和清朝共同提出的管理四川康区的政策，揭示了一种欧美思维模式主导下的权威。不幸的是这种模式被分享到康区并且他们试图在全球力量的空隙中改变格局，即帝国和帝国相邻。他们甚至还指出，过去的几年里清朝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结构和预期对全球的影响。教授最后指出，这种在别的国家插入国际规范，以证明其国际权威的方式，对清朝末期治理藏区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同时对藏区的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茶叶、资本与阶序：普洱茶生产与贸易中的族际关系变迁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张振伟，他的发言题目是“茶叶、资本与阶序：普洱茶生产与贸易中的族际关系变迁”。

开头，教授给了我们一些关于西双版纳六大古茶山所产古树茶每公斤的价格其中最贵的达到将近25000元一公斤，最便宜的也有300元一公斤。而与此相对的台地茶则价格非常低廉，甚至卖到了1元一公斤的价格。这背后就牵扯到了族际变迁的问题。

（西双版纳六大古茶山古树茶价格） 

历史上，普洱茶的种植嵌入当地人的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林茶间作、粗放管理、自然生长、难以采摘是普洱茶种植与生产的主要特点。传统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坝区社会决定了居住再坝区的傣族成为当地的统治阶层，山地民族如哈尼族则成为被统治阶层。山地民族虽然掌握了茶叶生产资源，但是加工和贸易却由傣族及外地的汉族掌握。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决定了茶叶生产与贸易只能作为农业种植为主的经济生活结构的一环，无法挑战坝区与山地的二元秩序。

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改变了普洱茶的种植方式。20世纪50年代，采用工业化加工方式的茶厂取代了传统的傣族手工普洱茶加工作坊，并占领了绝大部分普洱茶的外销渠道。在利益驱动下，傣族地区的茶叶种植面积有了明显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绿茶消费热的兴起，在茶厂的引导下，大量傣族地区采用传统种植方式的老树龄茶树被新的茶树取代。新茶树具有整齐划一的种植形态，修剪至1米左右的高度以方便采摘，采用剪枝的方式增加新发的牙数来增加产量。在这种茶叶种植方式的变革中，山地民族处在被遗忘的角落。遗忘的原因既有空间因素也有资本介入有限、山地民族主观意愿不强等因素。最后形成了坝区傣族大量种植台地茶，山地民族大量遗留古树茶的茶叶种植格局。这其中，种植台地茶的傣族获得了较多的经济利益。

（古树茶）

（台地茶）

以台湾资本为代表的在成熟商业社会中已经锻炼出一系列成熟炒作技巧的外来资本在2000年后进入普洱茶领域。通过先期低价吸纳绝大部分货源、资本介入炒作、价格飙升、出货撤资的方式，外来资本获取了大量利益。在此影响下，普洱茶在2003-2007年上半年经历了第一轮过山车似的历程。在这轮资本喧嚣中，普洱茶的长久存储特点被转化为资本增值特点。普洱茶兼具茶叶类饮品的保健功能和资本自动曲线增值功能，由此吸引了更多外来资本的进入。在经历了第一轮茶叶价格崩盘之后，普洱茶价格和市场从2008年之后开始缓慢复苏。在复苏过程中，普洱茶还顺应社会需求增加了减肥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老树茶的绿色有机资源相对有限特性与资本制造稀缺的需求形成天作之合。老树茶集普洱茶市场万千宠爱于一身，成为带领普洱茶价格和市场复苏的中坚力量。老树茶在成为中坚力量的同时，价格也一路飙升。原本大量种植的台地茶成为普洱茶市场的底层和附庸。同时，在绿色有机概念的引导下，加上古树茶的示范效应，将之前的台地茶恢复自然生产，或新种植一批自然生长所谓的“生态茶”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由于一系列原因曾经被主流市场抛弃的山地民族的老树茶成为改变他们经济收入水平的核心力量。茶叶品质最好的几大茶山，多数是山地民族的传统居住地。老树茶、生态茶在于台地茶的价格比拼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凭借老树茶，部分的山地民族扭转了数百年来坝区傣族对他们的经济优势。虽然传统的坝区—山地民族的阶序未能颠倒，但事实上促进建立了更为平等团结的族际关系格局。

民国时期抗战中的汉藏交流

第四位发言人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延湘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民国时期抗战中的汉藏交流”。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西南为抗战大后方。为了建设持久抗战的后方基地，国民政府从各方面促进西南地区的开发建设，这为加强汉藏交流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期，汉藏各界对加强汉藏交流和国内民族团结的愿望空前提高，成为汉藏交流强化的内在动力。这就为汉藏交流提供了重大的机遇。

汉藏交流强化的主要渠道之一是官方的推动。当时主要的官方活动有两件大事：一是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二是西康建省。教授主要分这两部分介绍了官方的活动。

一、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1940年2月22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主任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既坚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原则，又向西藏各界示以恩惠。他到拉萨，派人先后分赴三大寺、扎什伦布寺等各大寺庙礼佛和熬茶布施，普通喇嘛每人一份，藏银3两，连同特赏供养等费，总共约布施藏50-60万两。吴忠信此次入藏，携带大量礼品，分别赠送给达赖喇嘛以及热振、司伦、噶伦和六品以上僧俗官员。礼品中包括有林森、蒋介石、孔祥熙和吴忠信的照片，赤金纪念章、金表、银餐具、玉碗、景泰蓝瓶、漆瓶、缃绣、各种缎匹、地毯、茶叶等等。共计赠送礼品340余份，总共耗资10余万元。可以说，吴忠信进藏的活动，既坚持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原则，又向西藏各界广施恩惠。对于当时复杂的西藏地方形势是一针强心剂。

二、西康建省。1930年发生的第三次康藏之争事件，反复不得平息。1938年西藏找到13世达赖转世灵童，在抗战大背景下国民政府、青海当局与西藏为迎灵童入藏，找到共同点。12月藏、康签“安置大金良善寺僧详细办法”。1939年1月西康建省，国民政府正式核准该规约。汉藏、康藏关系正常化。西康建省解决了国民政府、川康地方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正常交往，扩大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交流。当时的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为了加速西康的建设，颁布采取了一系列方式方法。如实行“以教辅政，以政翼教”方针：（1）尊崇佛教著名活佛。建省委员会成立就委任四世格聪活佛为委员，后又任西康佛教整理委员，国民政府行宪国大代表。（2）各地建“五明学院”阐扬佛学，成立“西康佛教整理委员会”协调各教派争端，有时也采用武力平息争端。（3）成立“汉藏佛理学院”推动汉藏佛学者共同研究佛学。（4）布施拉萨等地佛寺，与西藏佛教上层建立友好关系。同时，发展文化教育，促进汉藏文化交融。他一手创办《边政》、《边政公论》、《康导月刊》等刊物传播现代文化。同时大办教育，尤其注重办师范教育，下令县政府的建筑如果比学校宏大，县长就地正法。创办省立师范学校2所，中、小学更多 。并于1928年将重创的“西康农业试验场”改造为“西康农业改进所”，传播现代农业技术。

当时另一个促进汉藏交流的重要渠道是民间组织的活动。1940年，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部成立，设川西服务区负责阿坝藏区服务；西康区服务区负责彝区服务。他们在西南的活动包括：（1）兴办新式教育。（2）自办小学。1940年至1945年共办小学12所，其中藏区6所，教师12人。其中理县佳山小学名气最大，不仅有12名学生考入汉区学校，抗战胜利前夕，该校还组织6名学生赴成都观光，出席各种大型活动，与各高校、中央日报社和盟军医院联欢，引起轰动。（3）开展地方病调查，写出《汶川理县一带常见病》论文，采取措施预防。其中《黑热病的发现及治疗经过》一文取得成绩最大。（4）开办医护人员培训班，每年暑期一班。

与此同时，每年暑期，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大、燕京大学、华西神学院都组织暑期服务团赴藏彝地区参加当地教师培训、宣传抗战事迹。

同时还有科学考察团在藏区的活动密切了汉藏关系。当时有多支科考团入西康考察人文、社会、农林、地理、矿产资源等。1939年6月中央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赴西康考察。金陵大学电影部派孙明经与加入该团赴西康拍摄当地的风俗、物产、交通、建设等。拍摄制作了《雅安边茶》、《西康见闻》、《西康一瞥》、《省会康定》、《康人生活》、《西康跳神》和《喇嘛生活》等8部纪录片。在成都放映引起极大轰动，进一步激发了汉族地区文化人考察藏区的热情。同一年，电影人徐苏灵随国民政府蒙藏委员长吴忠信去藏地参访，拍摄制作了《西藏巡礼》、《吴忠信委员长到西藏》等纪录片。马思聪还为这些纪录片创作了系列主题曲。

不得不提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藏区。如任乃强先生，李安宅先生等等。李安宅先生于1941年出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42年华大与燕京大学合办“边疆研究所”，为两个负责人之一，先聘请了任乃强先生，后又经任乃强先生推荐，聘请了精通藏文的谢国安（甘孜人）和精通佛学的刘立千等藏学专家到所工作。形成了一个以西南边疆民族，尤其是康藏地区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机构，汇集了康藏研究的庞大人才队伍。做出了大量重要研究成果（任乃强《西康通志》）。同时，李安宅先生于1944年还组织了一批专门力量进行为期半年藏族社会历史的田野调查。他本人也与任乃强先生等人一同到西康省北路考察，亲自撰写了《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喇嘛教萨迦派》等文章，填补了当时人类学调研的空白。

综上所述，教授认为抗战时期，政府各界和民间团体的上述举措，加强了汉藏政治、经贸、文化、学术的交流，一定程度上密切了汉藏关系，是汉藏交流史上一个有突出意义的时期。

四位发言人发言完毕，熊文彬教授对发言进行了点评。对刘志扬教授的“川滇陕湖印茶叶销藏的路线及运输—从清初至民国”，他认为从宋以来，茶马贸易主要是汉藏交流的一种方式，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在目前为止，我们过多的讨论贸易通道，过分的强调线，而忽略了点，而刘志扬教授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点线结合的茶马贸易网络。李皓同教授的“帝国与帝国的相遇：流浪的喇嘛与砖茶在藏东”是一个很有创意的题目，在清末时期，英属印度和清朝这两个帝国交流之下，以银元和茶叶在康区的发展角度展开来构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张振伟教授的“茶叶、资本与阶序：普洱茶生产与贸易中的族际关系变迁”讲到了茶叶源头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道理。同时也就故事本身提出了问题：勤劳能致富吗？山地的布朗族哈尼族由于懒惰等等原因没有砍去古茶树，而住在坝子的傣族由于勤劳等原因砍去古茶树种上台地茶，最后结果却出乎意料。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也值得探讨。最后陈延湘教授的“民国时期抗战中的汉藏交流”，熊教授认为听完这个报告很受启发，尤其对清末以后汉藏关系的继续，从官方到民间的一系列措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同时谈到了汉藏关系的矛盾症结：权力。到底该如何分配权力？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回顾历史上发生在康区的种种冲突，如大小金川事件、瞻对事件等，其实深层次都是有权力的分配不均问题。之后几位教授分别就刚才提到的问题做了回应，在场的各位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上午的会议在热闹的氛围中结束。

至此，本次 “汉藏交流：通道、物资与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五组发言圆满结束。

（供稿：郭顺，校对：周亚玲；

注：文中引用参见发言作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