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4日晚，西北大学特聘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应我所之邀，以“唐代帝陵蕃酋像的发现与研究”为题，在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霍巍教授主持。我所熊文彬教授、吕红亮教授、张延清副教授、杨清凡博士等出席讲座并参与讨论。本次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珠峰名家讲坛”第十八讲，吸引了川大、西南民大的众多师生及其他社会人士前来聆听。

（讲座现场）

张建林教授主要分以下五个部分进行讲述：

一、唐代帝陵陵园蕃酋像的发现

张建林教授将唐代帝陵石刻制度的创立及演变分为4个阶段，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为初创期，高宗乾陵至睿宗桥陵石刻制度正式确立，玄宗泰陵至懿宗简陵延续并有少许改变，僖宗靖陵制度衰退。蕃酋像自昭陵创立，一直延续至晚唐。       

蕃酋像作为唐代帝陵陵园石刻中特殊的一类雕像，宋至明清，学人探访唐昭陵、乾陵时曾有记述。如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就有乾陵蕃酋像记录；清人林侗曾记载昭陵北司马门有蕃酋像“凡十四人，拱立于享殿之前。皆深目大鼻，弓刀杂佩。壮哉。诚异观也。”“诸石像高九尺，逾常形。座高三尺许。或兜鍪戎服，或冠裳绂冕，极为伟观。”

上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桑原胧i在踏查唐陵时均已经注意到乾陵石刻中特殊的一类石人——“蕃酋像”，提到昭陵玄武门（北司马门）原立有诸蕃酋十四人，调查时均已不存。乾陵“内城门内”（南司马门外）右侧见存24尊、左侧见存29尊。崇陵、端陵则未提及。

桑原胧i在《考史游记》中曾有如下描述：“蕃酋石像位于（乾陵）内城门的内侧，右侧仍站立的有21尊，躺倒的有3尊，合计24尊；左侧站立的16尊、躺倒的13尊，合计29尊。高均五尺徐。背后原有题铭，现多不清，难以识别。”

王子云1940年至1942年曾率西北艺术考察团调查关中西汉十一陵和唐十八陵，将乾陵的蕃酋像称之为“客使像”，并对其象征意义做了推测：“乾陵人像雕刻中的客使像，是武则天为显示唐帝国的强大，利用高宗安葬时各邻近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派来的致吊送葬使臣来长安的机会，特令雕工把他们一一雕出列置在陵前以助威仪的，有的在身后还刻出使者的姓名和国籍。十分可惜的是他们的头部被人凿去”。        

1950年代陕西省文管会对唐十八陵进行多次调查，80年代初贺梓城以调查记的形式简单做了介绍，注意到乾、泰、崇三陵南门外的小型石人：“值得注意的是，乾、泰、崇三陵南门外，东西陈列石刻立像多尊，计乾陵六十一尊，泰陵、崇陵各为八尊，均残缺无头，有的仅存残躯一节，身穿长袍窄袖大衣，足着长靴，腰勒宽带，系有小囊，其中乾陵一尊立像后脑部尚存几绺小辫，崇陵一残躯身披斗篷，这些服饰和汉族不同”。

刘庆柱、李毓芳曾在1980年代调查唐十八陵，所发表的《陕西唐陵调查报告》中提及有蕃酋像的唐陵有昭陵、乾陵、定陵、泰陵、崇陵、庄陵、简陵等7座，并对部分蕃酋像作了简略描述。对蕃酋像采用不同称谓，如昭陵蕃酋像称之为“蕃君长像”、乾陵称为“蕃臣曾侍轩禁者群像”、其余5陵皆称之为“蕃民像”。

泾阳县博物馆刘随群1984年调查崇陵时，将发现于陵园南门阙以南散见于地表的6件蕃酋像称之为“祭坛石人”，并对6件石人略作描述。

近十余年，随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唐代帝陵大遗址保护项目考古调查”的逐步展开，分别在唐中宗定陵、唐睿宗桥陵、唐肃宗建陵、唐代宗元陵、唐穆宗光陵、唐宣宗贞陵、唐敬宗庄陵、唐文宗章陵、唐武宗端陵、唐懿宗简陵、唐僖宗靖陵发现有蕃酋像石刻，原曾经发现蕃酋像的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乾陵、唐玄宗泰陵、唐德宗崇陵又新发现数量不等的蕃酋像石刻，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进一步丰富了对于蕃酋像的认识。如在唐玄宗泰陵南门阙以南发掘出蕃酋像底座1件、蕃酋像残躯4件，加上历年在附近发现的10件蕃酋像残躯，共计发现14件个体。2007年唐德宗崇陵考古发掘总计发现蕃酋像残躯18件，至少属于16个个体。2000年在唐宣宗贞陵发掘出5件蕃酋像、2件蕃酋像石座。

汇总迄今发现，统计共有蕃酋像超过160件。其中昭陵11件、乾陵62件、定陵4件、桥陵4件、泰陵14件、建陵4件、元陵1件、崇陵16件、贞陵5件、庄陵8件、章陵15件、端陵4件、简陵2件、靖陵1件。

除了蕃酋像石人和石像座，还分别在昭陵、乾陵、定陵、桥陵、泰陵、崇陵、庄陵、端陵、贞陵、章陵发现当时安放蕃酋像的建筑遗址，暂将之称为“蕃酋殿”。其中昭陵蕃酋殿位于北司马门内，乾陵位于南门门址与南门双阙之间，桥陵、崇陵、庄陵、贞陵、端陵等均位于南门门阙之南。

（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出土蕃酋像）

（唐德宗崇陵蕃酋殿出土蕃酋像）

二、唐陵蕃酋像族属的辨识

迄今唐陵发现的百余件蕃酋像几乎都已身首分离，只有乾陵西侧一座雕像残存有头部下半截，泰陵、崇陵各发现残头一件。背后保存刻铭者仅有10余件，作为形象特征最为显著的面部缺失，已经使我们无法根据形象来判别人种族属，服装、饰品、佩戴物件和个别保留于肩背的长发或辫子成为我们可以分析和推测的仅有依据。

张建林教授依据服饰特征将唐陵蕃酋石像大体分为五类：北方游牧民族、西南民族、西域或中亚民族、南亚民族、朝鲜半岛民族。 昭陵、乾陵、崇陵的蕃酋像石人中有数例腰带悬挂短腰刀或背后有长辫垂下。这些蕃酋像的特征与北方草原石人中的突厥人石像极为相似。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现存 “吐蕃赞府”刻铭石座一件，石像残躯有一件身穿翻领袍服、胸前两侧有两条长辫垂下，这件蕃酋像的身份应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端陵神道出土蕃酋像背后有“吐蕃资正使尚屈立热”刻铭，同样有两条长辫垂下，也可作为佐证。布达拉宫藏金铜造像、四川石渠县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以及青海玉树贝纳沟大日如来殿摩崖造像上的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都有类似的两条辫子。从服饰分析，还有一些唐陵蕃酋像具有南亚、西南夷或是新罗人的特点。

（昭陵出土七辫蕃酋像）

（草原地区石人）

三、唐陵设置蕃酋像的意义

唐代帝陵将蕃酋像作为陵园石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究竟是何用意？学术界说法颇多，有参加已故皇帝葬仪说；“曾侍轩禁者”说；被征服的少数民族首领说；模仿突厥墓前石人说等。

张教授认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自古被尊奉，唐代帝陵的设计理念体现出仿照长安城或宫城的意识已成学界共识。唐代举凡朝廷大典、皇帝亲谒陵、泰山封禅，甚至郊外校猎均有蕃酋（或称蕃君长）随从左右。将蕃酋像列置陵园南门两侧，无疑是模仿皇帝生前之威仪。“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传统一直延续。南梁萧绎、唐阎立本《职贡图》与唐陵蕃酋像等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四、唐陵蕃酋像石刻对后世及周边的影响

唐陵石刻制度对后代的帝陵石刻制度有直接影响，蕃酋像石刻亦然。如北宋皇陵就普遍设置有蕃酋像。河南巩县的北宋皇陵现存所谓“客使像”多件，其中永昌陵现存2件、永熙陵现存6件、永定陵现存6件、永昭陵现存6件、永厚陵现存5件，永裕陵现存6件、永泰陵现存6件。皇后陵均未见“客使”像。由此可见，北宋皇帝陵石刻组合中固定的6尊“客使像”成为帝陵石刻制度的一种定制。我们特别注意到，其中也出现有腰悬鱼形腰刀的“客使”形象。

唐代帝陵陵园石刻制度对周边国家亦有影响，朝鲜半岛与唐代同时期的统一新罗王陵的陵园石刻即是一例。统一新罗时代的王陵中，圣德王、元圣王、宪德王、兴德王等陵前至今仍保存有石人。现存石人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文人像和“胡人像”。 兴德王陵、元圣王陵的石刻保存较好，现残存武人像一对、胡人像一对。庆州高等学校校园前还有一件属于宪德王陵的胡人像，虽仅保存胸部以上，但深目高鼻、卷发、络腮胡子仍表现的十分清楚，系头发的带子两端在肩头飘垂下来。这种做法，无疑是受到唐代帝陵设置蕃酋像的影响。

（韩国统一新罗时期王陵——兴德王陵“胡人像”）

五、蕃酋像所反映不同时期唐王朝对外关系

《新唐书·四夷传》：“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于南蛮，记唐所繇亡云。”张建林教授通过梳理各个时期唐陵蕃酋像的出土情况，认为唐陵蕃酋像的考古发现可以反映唐王朝不同阶段的战略重心，与《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文献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张建林教授总结认为，唐代陵园石刻的石柱、翼兽、鸵鸟（鸾鸟）、仗马、石人、石狮均成定制，从乾陵之后程式化，甚少变化。但蕃酋的数量、族别则多有增减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唐王朝不同时期的外交形势。

在互动环节，在场师生向张建林教授提出关于布达拉宫藏金铜造像的断代等问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张建林教授也一一作出解答。霍巍教授对本次讲座作出精彩点评，赞扬了张建林教授对唐陵研究的贡献，肯定了蕃酋像的研究对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唐代政治制度和唐代各时段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并还鼓励各位学子积极学习张建林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最后，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撰稿：祝　铭     摄影：徐　理     校稿：张建林     编辑：孙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