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考古界所称的莫角山遗址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东部，是一块巨大的长方形高地。 　　莫角山所在的区域原本大部分为大观山果园的地盘，只有小莫角山附近的少部分为当地村民的承包地。当年这里生产的水蜜桃特别有名，个大又甜，“大观山桃子”可以说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水果品牌。老104国道在其中段设有双向车站，就叫“大观山站”。其实真正的大观山是大雄山丘陵的次峰，海拔172米。1958年，杭州市民政局设立大观山安置农场，因为 ...

考古界所称的莫角山遗址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东部，是一块巨大的长方形高地。

　　莫角山所在的区域原本大部分为大观山果园的地盘，只有小莫角山附近的少部分为当地村民的承包地。当年这里生产的水蜜桃特别有名，个大又甜，“大观山桃子”可以说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水果品牌。老104国道在其中段设有双向车站，就叫“大观山站”。其实真正的大观山是大雄山丘陵的次峰，海拔172米。1958年，杭州市民政局设立大观山安置农场，因为主要种植水果，所以又称“大观山果园”。

　　那么，考古人为什么会把这个遗址叫作莫角山呢？这要从遗址的发现说起。

　　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一片乱坟岗，新中国成立初被改造成安置农场的果园。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曾毁掉过许多汉墓。1970年，一位杭七中下放到果园的杜老师，在劳动时翻出一些陶器和石器，马上报告了文物部门。第二年，当地一位农民在遗址西南部的桑树头建房挖地基，又掘出两块玉璧和一些石钺，也将东西上交给了文物部门。

　　1987年，公路部门打算改造和扩建104国道。为此，省考古所于10月至12月在莫角山遗址东南部的104国道北侧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25平方米。此次发掘由胡继根实际主持，我是队员之一。这也是我分配至省考古所之后的第一项野外工作。清理完沿线四个土墩的10多座汉墓之后，我们开始以5×5米的探方规格发掘，共布了13个。揭露了数十厘米的良渚文化层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大片的红烧土堆积。后来发现这些烧土呈斜坡状，而且分布范围遍布大多数探方。烧土块大小不一，有的红色，有的黑色，有的外红内黑，个别较规则的颇像砖坯。烧土堆积下面发现厚厚的青淤泥，这种淤泥并不纯净，里面含有机质，局部呈团块状，我们判断是人工堆起来的熟土。但解剖了二三米深还是这种土，接着再往下钻探直到杆子够不着仍是这种土。估计这种土的厚度超过10米，这让我们对是否为人工堆起来有点疑惑了。打隔梁时还在红烧土下发现一座随葬鼎、豆、罐的良渚墓葬。

　　后来，当时的考古二室主任牟永抗邀请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来现场考察指导，严先生就带着他的学生李水城来到现场。听取汇报和仔细观察后，他对烧土堆积十分重视，认为很可能是良渚时期大型建筑毁弃或祭祀活动之后的垃圾。于是省考古所向公路部门提出需要大面积揭露。但因发掘规模和经费过于庞大，公路部门最终放弃了道路改造计划。现在想来这是件好事，因为当时对遗址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如果实施道路改造计划，对莫角山遗址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

　　1992年6月，遗址上的长命印刷厂想在厂区西南部的空地上建造新厂房，省考古所派蒋卫东去挖探沟试掘了一下，发现有一层坚硬的沙土。这就奇怪了，在一个10来米高的台墩上怎么会有沙土，沙土通常是冲积形成的，莫非是人工搬运上去的？经了解，20世纪50年代，当地村民在大莫角山西侧和南侧挖水沟时，就发现有很厚的沙土，后来就有人挖沙卖钱。1979年有人在乌龟山北侧挖沙，也发现了厚约1米的黄沙层，据称有些地方一层沙、一层泥好像千层饼一样。看来莫角山上的沙土不仅厚而且面积还不小，似乎三座小台地之间都有分布。

　　为了揭示这片沙土的真实面目，1992年9月至1993年7月，省考古所在长命印刷厂扩建区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共计1400平方米。发掘领队是王明达，由杨楠实际主持，我参与了发掘。果然，发掘范围内全部发现有厚厚的沙土。经过仔细操作，判断沙土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为厚约30厘米的坚硬纯沙土，即当地村民曾挖取卖钱的沙土；下部为厚约50厘米的夯土，由一层沙一层泥间隔夯成，这部分因掺杂纯细的黏土，沙土质量不好所以无人采挖。我们认为，这种大范围明显有人工夯筑特征的沙土，一定是十分重要的建筑基址。

　　史前时期夯土在北方已十分流行，但在南方还没听说哪里有发现过，莫角山上发现如此大面积的夯土实属罕见。这种夯土采用沙土和泥土间隔方式，使咬合面更加紧实，也使夯窝能在泥面完整地剥剔出来。记得当时我们用了很多方法掏挖夯窝，洋镐、起子、钢勺，最终阶梯状依次剥剔出6个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夯土层面。实际的夯土层可达13层，剖面能看出清晰的波浪形夯窝。夯窝直径3—6厘米，深约5厘米，大小均匀，估计是用圆头的木棍捶打。由于连续的夯打，加上夯打时角度、力度不同，泥层面上的很多夯窝受到挤压而变形，所以夯窝中大多数呈不规则的扁圆形。

　　因为从来没有发现过夯窝，牟永抗主任觉得心里没底，专门邀请严文明、张忠培等先生到现场考察，得到了权威专家的肯定之后，才认可了我们的工作。对此，严文明先生在《良渚随笔》中有一段详细的描述：“1992年12月26日，我曾专程赶到良渚看杨楠和赵晔挖的夯土。虽然冒着小雨，我却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的工作做得很仔细。我看到那些夯土是先铺一层泥，密密地夯筑，然后垫一层沙子，再铺一层泥，又密密地夯筑，如此反复达9—13层之多，总厚度为50厘米左右。这是在良渚文化以及整个龙山时代文化中所见加工最好的夯土，如此大面积地精心夯筑，说明它很可能是一个大型建筑的基址。”

　　其间，考古队在印刷厂西面的小莫角山南侧也做了100平方米的小规模发掘，发现有同样结构的沙质夯土。

　　另外考古队对沙土的范围也作了初步调查和钻探，确认三个小土台之间都有分布，总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由此推断，这片面积巨大、厚实又平整的沙土，绝不会仅仅是一两座建筑的基础，应该是一个大型的礼仪广场，周围特别是三个小土台上，都可能有建筑围绕着它而分布。

　　这次发掘让莫角山的庐山真面目开始显露，也奠定了莫角山特殊的重要地位。首先，它的体量巨大，是已知良渚文化最大的单体遗址；其次是形态规整，早期航片里能清楚地看出为长方形高台；然后它上面有施工考究、工程量浩大的沙土夯筑广场，广场上还有礼仪性建筑的大型柱坑。这种格局只有一种可能，即它是良渚文化最显赫的权力中心，就好比明清时期的紫禁城。当年严文明先生就已推断：“以莫角山城为代表的良渚遗址群既是良渚文化最大的中心，是不是就可以看成是整个良渚文化最大的中心呢？假定莫角山城是某个统治集团的权力机构所在地，是否就可以称为都城？”鉴于莫角山遗址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和发掘工作的认真细致，此项发掘荣膺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发掘时我们考虑了遗址的名称问题。叫“大观山”不行，因为真正的大观山在遗址区南侧的丘陵中。叫“大观山果园”也不妥。后来经过讨论，觉得它上面有大莫角山和小莫角山，整体索性叫“莫角山”。就这样，莫角山的名称就确定了。随着发掘讯息的公布、十大考古发现的入选、发掘报告的刊发，以及之后一系列与它相关的考古发现，莫角山的名字就越叫越响了。

　　1999年1月，刘军所长邀请山东考古所的张学海先生带领4名技工，对莫角山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钻探，得出的结论是莫角山为一座台城，四面有护墙，墙基宽30—40米。南墙东段和北墙西段各有一块夯土向外突出，可能是南门和北门所在。西墙中段也有夯土向外延伸，推测是西门外的夯筑干道。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个小土台不见有夯筑沙土伸入，估计是主要建筑的台基。台基上的建筑应有殿堂，也可能有“祖”“社”之类的相关建筑。

　　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张立和刘树人两位遥感专家发表文章，对瓶窑、良渚地区的遗址进行了遥感地学分析。其中对莫角山的判读也认为四边有墙体，墙基宽度约40—50米。2007年，两位学者再次对莫角山及其附近的地貌进行研判，提出了莫角山形状的许多细节。比如大莫角山的北侧中部向外鼓凸，整个台基周围有断续的护河，河宽约9米；乌龟山台基周围也有护河痕迹，台基上有三座东西向排列的小基座；莫角山近中心部位还有一座圆形的双层土坛。莫角山西侧有一个较矮的长方形“西城”，里面有若干台基和人工水池。莫角山南部的皇坟山顶上有东西向建筑台地，台地上从东到西排列着三个长方形小土台；它们的西面还有一个方形高墩。这些说法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在一定程度上能为考古工作提供参考，不过无论是钻探还是遥感分析，最终还需要考古发掘的验证。

　　2007年底，良渚古城宣告发现后，莫角山的位置和布局终于有了合理解释，即平均40—60米宽的土筑城墙围绕莫角山分布，整体呈现出一个精心规划、宏伟壮阔的都城格局。

　　2012年，刘斌让王宁远负责，采用机钻和铲钻结合的方法，对莫角山台地进行了系统勘探。机钻要移动井架，较麻烦但钻得深，用来了解土台的堆筑过程；铲钻即人工用洛阳铲钻洞，钻不太深却很灵活，适合了解土台表面的遗迹分布。钻探后得知，莫角山其实是以西面的自然黄土山——姜家山为基础，向东逐步扩大堆筑起来的，下部铺的果然都是淤泥，上部则用黄土覆盖。良渚人没有以姜家山为中心建构莫角山，很显然是因为已有城墙的规划，居中的莫角山只能利用姜家山的东坡堆起来，这其实增加了很多的工程量。另外大莫角山下部的青淤泥也随台面相应隆起，说明大莫角山实际上是和莫角山台地一体设计、同步完成的，这与1999年的钻探结果也相吻合。这样看来，莫角山上的三个小台子，很有可能全是整体设计、一次成型，而不是后来追加的。

　　几乎同时，考古队在莫角山东坡挖长探沟试掘，发现了南北向垄状的夯土边界，它用不同的土质夯筑而成，先在中间板筑梯形的堆芯，然后从两边堆放黄褐土或黄粉土逐层加高，再用人工夯实，形成垄状堆土。这垄夯土应该就是之前钻探所说的护墙，因为莫角山底部的青淤泥是湿软的，需要坚实的墙体来支撑。让人意外的是，垄状夯土外侧的生活垃圾堆里，出土了大量的碳化稻米，分布范围大约600多平方米，估算下来总量大概有2.6万斤。这些碳化米很可能与莫角山的粮仓失火有关，说明当时的莫角山上曾有相当数量的粮食储备。

　　探明了莫角山大台子的结构和堆筑过程之后，考古队开始了解台地顶部的遗迹情况，先后对三座小土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

　　2014年2月至2015年12月，在大莫角山上共发现7个面积约300至900平方米的土台式建筑基址，呈南北两排分布。

　　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上半年，小莫角山上也发现4座房屋建筑遗迹，其中1座年代较早，规模较大，有大型基槽和柱洞，可分为东西两个隔间。另外3座房址年代略晚，东西向成排分布，其中一处保存较好，发现有基槽和15个柱洞，也可分东西两个隔间。至于乌龟山，顶上、西坡和北坡曾被大量取土，受破坏的程度十分严重，遥感分析有三个房屋台基已无从验证。不过从大、小莫角山的房屋台基分布情况来看，乌龟山上有过三座房基是很有可能的。

　　除了三座凸起的土台，沙土夯筑面也被基本探明，总面积竟然有7万多平方米，只是南部有后期加筑扩展的情况。沙土边缘和外围，也发现了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和房屋遗迹、石头墙基等重要迹象。

　　2013年发掘了莫角山西南坡，清理出一处栈桥码头，由并列的木桩铺设竹编脚手片构成，这应该是莫角山宫殿区的一处专用水运码头。同时确认，一条南北向的河道将莫角山与西面的姜家山分割了开来。姜家山上近年也发现了良渚时期的贵族墓地和建筑遗迹，与遥感所称的西城大体吻合。

　　2014年底，码头区向东、向北扩展揭露，发现大量草裹泥堆积，北侧还清理出一个10多平方米的炭化米坑，此坑可能是一个中转仓库。2017年上半年，接着将扩展区向下发掘，揭示出纵横成排的木桩，木桩上还有榫卯相扣的横木。这片木构框架内，铺满了密实的草裹泥。经分析，栈桥码头废弃之后用草裹泥垒筑了新的河岸，部分叠压在原来的河道上，说明莫角山有一个向西扩展并对河道同步外移的过程。

　　至此，我们对莫角山的里里外外基本上都做了考古工作，对它的整体结构和一些细节都有了大致了解。当然，由于数千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地表的遗迹都只是零星的残迹，要还原它完整的全貌自然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包括现代的三维技术，大概的面貌应该可以逐步得到揭示。

　　回首翘望，1987年的发掘是莫角山考古工作的起点，也是我工作后参加的第一项考古发掘。1992—1993年沙土夯筑基址的发掘，我也是主要参与者。后来的考古工作，我也偶有参与，所以跟莫角山有着不解之缘。

　　如今30年过去了，莫角山的营建过程和布局结构总算有了眉目，不妨概括一下：莫角山是一个依托西部姜家山而构建的巨型人工台地，长方而高耸；顶面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各有一个同步规划和堆建的小土台；小土台上有成排的大型建筑基础；小土台之间及南侧，有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夯筑沙土广场；沙土广场有矗立大型柱子的礼仪性建筑；沙土广场外侧，也有大面积的房屋垫土和铺石基槽等建筑遗迹。这种特殊布局和高低错落、成群分布的建筑遗迹，无疑是良渚王国最高权力的象征。

　　时至今日，莫角山遗址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言。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和张忠培先生对莫角山和良渚古城一直高度关注。确实，莫角山代表着良渚文化真正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对认识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化、权力结构、王国格局至关重要。它是良渚王国的权力中心，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例证。因此，良渚申遗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莫角山当然是重中之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