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Jin Dang and Bu Yao——A Probe into the Women's Crown Decoration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作者简介】韦 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 金珰是一种冠帽装饰，两晋十六国墓葬中屡有出土。1960年，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在敦煌新店台附近发掘前凉张弘妻氾心容墓，氾心容头部出土蝉纹金饰一

Jin Dang and Bu Yao——A Probe into the Women's Crown Decoration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作者简介】韦 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

金珰是一种冠帽装饰，两晋十六国墓葬中屡有出土。1960年，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在敦煌新店台附近发掘前凉张弘妻氾心容墓，氾心容头部出土蝉纹金饰一件，这是金珰第一次出土，且墓主为女性，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65年，辽宁省在北票发掘北燕冯素弗墓，出土蝉纹金饰两件、压印人物纹金饰一件，简报作者指出这些金饰片应是秦汉以来侍中等人冠帽上的金珰。1972年，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蝉纹金饰一件，骑兽纹金珰形金饰两件，方形兽面纹金饰一件，该墓墓主被推测为东晋初期某一皇帝。由于冯素弗为男性，南大北园墓主被推测为男性，文献中关于金珰的使用者也多集中在如侍中、中常侍一类的男性高官，如《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戴金、貂之饰，执常伯之职者。”颜注：“常伯，侍中。”《后汉书》卷四十三《朱晖传附朱穆传》：“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李注：“珰以金为之，当冠前，附以金蝉也。”《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传序》：“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中……自明帝以后……中常侍至有十人， 小黄门亦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左思《三都赋》之《魏都赋》：“蔼蔼列侍，金蜩齐光。”《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的记载最明确：“侍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晋书》卷五十九《赵王伦传》的记载最有名：“（赵王伦篡位）其余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记。至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 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 狗尾续。’”因此之故，敦煌60M1出土金珰主人氾心容为女性的事实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金珰在汉晋时期也可为女性冠饰的事实被长期掩盖了。

大约从东汉中期开始，中原地区女性的头饰中出现一种主要由簪笄和小垂饰构成的步摇饰。文献中有随葬步摇之记载。《续汉书》卷九十六《礼仪志下》注引丁孚《汉仪》载：“孝灵帝葬马贵人，赠步摇、赤绂葬，青羽盖，驷马。”完整的步摇在考古中还没有发现，但文献中有一些记载可助想象。较为形象的文献是梁朝女诗人沈满愿的诗作《咏步摇花》：“珠华萦翡翠，宝叶间金琼。剪荷不似制，为花如自生；低枝拂绣领，微步动瑶瑛。但令云髻插，蛾眉本易成。”记实性的记载首推《续汉书·舆服志下》，其中记载皇后的庙服和蚕服为：“假结，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大丰特六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云。”《晋书·礼志上》记载说亲蚕之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摇”。综合上文可知皇后头戴假发， 假发之上是步摇，步摇的大致情况是：假发正中是一黄金饰件，以黄金饰件为中心，将成串的白珠像桂枝那样摆放好，从发簪或珠串上垂下许多鸟兽形的饰件，这些饰件镶嵌翡翠象征毛羽。皇后的头饰最复杂，发簪就有十二根之多，其他人物皆等而下之。

按照以往的认识，步摇与金珰使用者的性别不同，因此，学术界不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考古发现来看，金珰的使用者不仅可以为女性， 有些金珰还为女性步摇之构件，而且步摇的样式有一定的阶段性，其流行与以大月氏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东汉晚期的广为传播有直接关系。

一 考古发现的步摇

汉末曹魏两晋的不少墓葬中，在女性墓主头部附近经常出土一些金饰件，如天鹿、辟邪、羊、龟、圆壶形饰，桃形、花形、方胜形金片，还有一些料珠、动物形琥珀饰件等。这些饰件中的大部分都可以肯定是头饰， 而且上面有小孔，可以悬挂下来，符合步摇的“步则动摇”特点，因此，可以认为这些饰件代表了步摇冠的存在。下面将出土步摇构件的主要墓葬列为表一（图一~四）。

邗江甘泉山二号墓和定县43号墓都是东汉晚期墓，两墓出土文物相似，可能是迄今内地发现的最早的出土步摇构件的墓葬。邗江甘泉山二号墓出土有亚形饰、品形三联方胜饰、盾形饰、钟形饰、桃形金片等。定县43号墓主据考为中山穆王刘畅，他死于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墓中出土的桃形金片、方胜形金饰在两晋墓葬中也有出土。《续汉书·舆服志下》所载皇后谒庙时所戴步摇的装饰中有天鹿、辟邪等物， 定县43号墓中恰好也出土有“金辟邪”，而且有两件，一件双角，一件单角，正好与通常认为的天鹿、辟邪相符。“金辟邪”之外，还有金羊， 这两种物品在两晋墓葬中也有出土，但有所不同的是定县43号墓的金辟邪、金羊运用了掐丝工艺， 眼睛等部位还镶嵌了绿松石、红宝石、水晶等宝物，与两晋时期不加嵌饰的素朴形象有所差别。定县43号墓金龙残长4.2厘米，金辟邪的衬底金片长5、宽2厘米，尺寸较大，两晋的桃形金片、花瓣形金片等步摇饰件一般不超过2厘米。定县43号墓还出土一件钟形金饰，这种钟形金饰也见于南昌东吴高荣墓和嘉峪关魏晋墓等墓葬， 但以后没有再发现。看来，定县43号墓和几座东吴墓葬出土的步摇构件属于早期阶段，特点是步摇构件的形体较大，动物构件上多运用富有特色的镶嵌工艺，还有钟形金饰等古朴的构件。南京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似未被扰，仅出土一片桃形金叶，且与银钗、琥珀珠同出于墓主头部，大概三者构成一副简单的步摇。

西晋时期的步摇构件呈现出过渡性特点。临沂洗砚池M2出土的一种镂空桃形金片，完整的和残破的（M2∶23） 均有， 也见于定县M43、洛阳烧沟M1040之中（M1040∶5D），但在步摇构件发现甚多的东晋时期只见于南京仙鹤观M2（M2∶ 89）。这种金饰与其他金饰在烧沟汉墓M1040中都出土于头部，发掘报告推测为头部的冠饰。还有一种圆形金片，圆圈内为若干呈涡旋状的鸟首形象， 既见于烧沟汉墓M1040（M1040∶5A），在东晋墓葬中也经常发现。成为东晋步摇常见构件之一的花瓣形金片在东汉墓中没有发现， 临沂洗砚池M2有几件残破的金饰（M2∶23）， 与花瓣形金片较为相似，但不能完全肯定。

东晋步摇的构件显示出较强的一致性，桃形金片之外，花瓣形金片、对鸟形金片、方胜形金片、壶形金饰在多数墓葬中反复出现。南京仙鹤观M2（高崧夫妇墓）是一座未被扰乱的墓葬，出土的金饰有桃形、花瓣形、圆形、镂空桃形、对鸟形金片，羊形、圆壶形、方胜形金饰，南京仙鹤观M6也保存完好，出土的金饰有桃形、花瓣形、圆形、对鸟形、羊形金片，辟邪形、龟形、圆壶形、方胜形金饰。长沙黄泥塘M3似也保存完好，出土的金饰有花瓣形、对鸟形、鱼形金片，篮形、圆壶形、扁壶形金饰、金珠等。东晋时期各地墓葬中的这些金饰的形状、尺寸十分接近，这不应是相互模仿，而应是接受某种行政指导的结果，证明东晋女性命服的冠饰存在统一的样式，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还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墓葬中并没有发现金珰，说明女性命服还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等级。

二 金珰或为步摇之构件

虽然不少考古发现可确认为步摇构件，但迄今没有发现一具完整的步摇，需要利用文献材料补充对步摇的认识， 据有关文献可知，已经发现的多枚金珰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步摇的构件。

上引《续汉书·舆服志下》云：皇后“步摇以黄金为山题”。“山题”为何形象？《晋书·舆服志下》载西晋时“其（天子）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颜……”东晋之制为“通天冠，本秦制……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也”。“金博山颜”或“金博山述”与“黄金为山题”恰相应。《晋书·五行志上》载：“桓玄篡立，殿上施绛帐，镂黄金为颜，四角金龙衔五色羽葆流苏。”此黄金颜在帷帐的正中靠上部， 所以金博山颜、山述或山题都是一种黄金质的呈山形的饰品。传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描绘的帝王冠正面皆有一五边形的金珰（图五∶ 2），或许是较晚的形式，或者黄金山题、金博山、金珰的具体形状可能有一定差异，但皆为同一种物品。明确记载女性可佩带金珰的文献为《晋书·礼志上》载，皇后亲蚕时“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如同侍中、散骑常侍、中常侍等存在不同级别一样，女尚书应只是能够配戴蝉纹金珰的女性宫廷官员之一。此处之“蝉”即为金珰。传顾恺之《洛神赋图》中有好几位女性的冠帽与男性一样，额前都有一近长方形装饰，只是没有画出蝉纹（图五∶ 3）。整合以上文献和图像材料可知，一些金珰应为步摇之构件，考古发现则为金珰系步摇之构件提供了实物证据。

在表一列举的部分墓葬中已涉及金珰，但出土金珰的部分墓葬中， 却没有出土步摇构件，为完整分析起见，将出土金珰的墓葬列为表二。

对于金珰、步摇和墓主性别的关系，表二反映如下三点：

1.金珰通常一墓之中出土1件，墓主既可是男性也可是女性。冯素弗墓的发现是金珰可以用于男性的直接证据。用于女性的墓例较多，如敦煌60M1有镇墓罐两枚，上有基本相同的墨书文字，内容为“升平十三年」润（闰）月甲子」朔廿一（日）壬寅」张弘妻」氾心容」（盛）五谷瓶”（括号中为另一件文字不同者），简报没有发表详细的遗物平面图，但断定该墓为氾心容的单身墓。金珰主人可确定为女性的还有南京仙鹤观M6、温式之墓等，已知金珰主人为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

2.部分墓葬出土的步摇中包含金珰，墓主为女性。南京仙鹤观M6保存完好，东棺范围内出土玉具装的铁剑、玉佩等物，死者为男性无疑；西侧棺木范围内出土许多女性饰品，死者为女性。女性饰品很丰富，在蝉形金珰附近的有桃形金片、花瓣形金片，还有金钗、金辟邪等。南京温式之墓被盗，在墓室西侧发现蝉纹和骑兽纹金珰各一件。温式之墓志位于墓室的东半部， 可知该墓与仙鹤观M6（以及仙鹤观M2高崧夫妇墓）一样，墓主在墓室内的位置都是男东女西， 劫余的蝉纹金珰和桃形金片、羊形金饰都属于温式之夫人。类似的墓葬还有高台地埂坡M4，另出土金花和龙形簪，不排除与金珰同属女性用品。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鄂城M2112都被扰乱，同出桃形、花瓣形金花等女性装饰用品，所以也不排除金珰主人为女性的可能。

3.步摇之中不一定包含金珰。南京仙鹤观M2为东晋高崧与其夫人谢氏墓， 墓葬未被盗扰，棺木虽有漂移，但尚部分保留原始状态，墓室西侧前部有谢氏墓志， 后部有许多金饰品；墓室中间部分有棺板痕，系东侧棺木漂动至此，上面分布了许多玉佩件，可知墓室的东西两半分别为高崧、谢氏棺木所在。文献记载高崧曾任东晋侍中，高崧墓志也明确称其为“晋故侍中”，高崧本身以朝服为葬无疑，但不仅高崧夫人随葬的步摇中没有金珰，高崧本人也未随葬标志其身份的金珰，这其中的缘故目前尚不得其详。或许如《续汉书·礼仪志下》说：“宜自佐史以上达，大敛皆以朝服。”东晋时期也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吧。

文献记载女性使用金珰的只有皇后和女尚书，上文所列墓葬的女性墓主无一为宫廷女官，那么，这些墓葬中为何会出现金珰呢？这应是文献记载的不完备造成的，金珰不限于宫廷女官，还应该为朝廷命妇所服用。上引《晋书·礼志上》后续记载道：“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太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又《续汉书·舆服志下》载：“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步摇为高等级官员妻属、公主至皇后通服的朝服之冠饰，这是以上墓葬中部分金珰为步摇构件的原因所在。

三 步摇出现的历史背景

东汉以后流行的爵兽式步摇对中国传统的垂珠式步摇有所继承， 也有很大的不同，学术界普遍接受孙机先生所提出的受到大月氏文化影响的观点。东汉时期，大月氏文化直接传播到中国内地， 这是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很值得关注，马雍、林梅村二位先生曾从更广阔的背景探讨了大月氏文化东传，相关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对大月氏步摇何以会在东汉时期对中国传统的垂珠步摇产生影响。

马雍先生著有《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一文，对安息人、月氏人、康居人、天竺人在华史迹以及佉卢文史料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后，指出：“综合上述《高僧传》、《后汉书》、《三国志》等汉文文献以及新疆出土的佉卢文字材料，我们得出一个相当明确的印象，那就是：在东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在灵帝时期，中亚地区的居民，包括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中国境内，成为一股移民的热潮。他们来华的路线分为海、陆两道。取海道者经印度航海来到交阯，一些人留居在交阯，一些人继续北上，到达洛阳。取陆路者越过葱岭来到敦煌，一些人留居敦煌，一些人继续东进，到达洛阳。当灵帝末年黄巾起义后，中原发生混战，洛阳的中亚侨民也与汉族人民一样分投各地避难，大多逃往江南。所有这些定居在汉朝各郡的中亚人， 因与汉族接触频繁，很快就汉化了，他们的姓氏大多按其原来的国名而分别改为支、康、安、竺等汉化的姓氏。他们几乎全都是佛教徒，他们不仅带来佛教文明还带来了许多中亚的风俗习惯和服用器物，对洛阳贵族阶级的生活具有很大的影响，乃至在灵帝时掀起一股‘胡化’热潮。如《续汉书·五行志》所云：‘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显然与当时洛阳城中居住着大批中亚来的胡人有关。”

林梅村先生著有《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一文，指出：“公元2世纪以降，称雄中亚和南亚次大陆的贵霜帝国频频发生内乱……数以千计的大月氏人不甘臣服印度化的贵霜南朝，纷纷亡命东方。或涌入塔里木盆地诸国，或归籍原始故乡敦煌，最后抵达东汉京都洛阳的大月氏人仍有数百之众……对这个东方古都的文化、艺术、宗教及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林梅村先生列举的大月氏人在华活动的最早资料为东汉桓帝在位时期（147~167年），如敦煌早年出土汉简中第17号简有“元嘉二年”（152年）纪年，第15号简有“……人支诚”，可复原为“月氏人支诚”。《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谦传》说：“初，桓、灵世，支谶（原文误作‘谦’）译出法典，有支亮，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根据以上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上文列举的定县、洛阳、邗江等地出土步摇构件的墓葬年代都属于东汉晚期，绝不是出于偶然。特别是定县43号墓，出土有玉衣，它的主人基本可以确定为中山王刘畅。刘畅死于灵帝熹平三年，即公元174年，刘畅夫人的死亡年代不详，但与公元174年大概相去应该不远。这样，金步摇构件就应该是中山王夫人的物品。邗江广陵王墓的情况与定县43号墓相似。参照上引《后汉书·舆服志》等有关皇后及其他贵族妇女盛服的记载，可以认为，这些步摇构件就是中山王刘畅夫人和广陵王夫人的命服之饰，东汉晚期受到大月氏影响的爵兽式步摇已经代替华夏传统的垂珠式步摇成为命妇之服， 上引《续汉书·五行志》中“灵帝好胡服……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的记载诚为可信。洛阳烧沟M1040也较特别，为单棺土洞墓，长2.74、宽1.06、高1米，这是一座规模很小的墓葬，墓主的身份通常很低，但竟然随葬了步摇构件，如果墓主不是朝廷的命妇，是否有可能是大月氏人呢？笔者检得的东汉步摇墓例虽只有以上数则， 相信原来随葬步摇构件的墓葬肯定超过这几座， 这些墓葬的规模和墓主身份都值得期待。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文物》2013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秦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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