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正:汉化佛教寺院布局浅述-专家观点 -

专家观点

韦正:汉化佛教寺院布局浅述

摘要: 2020年10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教室，带来了题为《汉化佛教寺院布局浅述》的讲座。讲座伊始，韦正老师首先简述了对于汉化佛教寺院布局的阶段划分，并指出了各阶段应该特别关注的突出现象。汉化佛教寺院布局可分为三个阶段：（1）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寺院布局研究的关键在于钟鼓楼。元代及之前，寺院钟楼、 ...

2020年10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教室，带来了题为《汉化佛教寺院布局浅述》的讲座。

讲座伊始，韦正老师首先简述了对于汉化佛教寺院布局的阶段划分，并指出了各阶段应该特别关注的突出现象。汉化佛教寺院布局可分为三个阶段：（1）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寺院布局研究的关键在于钟鼓楼。元代及之前，寺院钟楼、鼓楼并不对称分布，甚至没有鼓楼。（2）隋唐宋辽金元时期，结合地域差异，可分为唐宋辽金、南宋元两个小段，这一时期两层或多层的楼阁式建筑在佛教寺院布局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3）南北朝时期（及东汉魏晋），这一时期寺院的佛塔通常位于大殿之前。同时，韦正老师提醒不能在佛教寺院布局研究中僵化运用类型学，以辽代应县佛宫寺也位于大殿之前为例，说明晚期寺院中也可能保留一些早期特征。

韦正老师认为，研究佛寺布局演变的方法与城市考古一样，以逆时间顺序从后往前进行考察为宜。他由晚到早按阶段列举了典型案例：明清时期以北京智化寺、太原崇善寺、北京大觉寺、北京护国寺、南京天界寺和鸡鸣寺为例；隋唐宋辽金元时期以大同善化寺、正定隆兴寺、应县佛宫寺、蓟县独乐寺、义县奉国寺、五台山佛光寺、长安西明寺为例，还可参考韩国庆州皇龙寺、日本奈良大安寺；南北朝时期（含东汉魏晋）以永宁寺、云冈石窟顶寺院为例，还可参考韩国扶余定林寺等。根据以上多个寺院布局或古建筑案例，韦正老师详细阐述了汉化佛教寺院布局的阶段性现象和特点。

他首先引用白化文《近代汉化佛寺配置模式图》，重点介绍了近现代典型的三进寺院中路的情况：山门之后分布有对称的钟楼、鼓楼，之后是天王殿、正殿（金堂），正殿之后是法堂，最后是藏经阁。据此，韦正老师提示了几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1）佛塔在佛寺中从前到后，再到消失的位置变动问题。（2）阁的出现。（3）唐代廊院制及理想寺院的布局问题。（4）北宋、辽寺院布局对唐的继承问题。

　　一、明清时期佛寺布局

　　明清时期的寺院布局首先以北京智化寺为例。智化寺整体平面呈长条形，主要由山门、钟楼、鼓楼、智化门、智化殿、大智殿、轮藏殿、如来殿万佛阁、大悲堂、万法堂等建筑组成，钟楼、鼓楼对称分布，万佛阁则是最重要的建筑物。智化寺中某些现象保留了早期的特点，如：（1）如来殿供奉释迦牟尼佛，两侧胁侍菩萨分别为大梵天、帝释天，而非通常所见的文殊普贤或观世音大势至。大梵天、帝释天作为护法早在十六国石窟中已经出现，到北魏已经很少见到，在明代寺院中出现，说明早期佛教因素可以在寺院中延续很长时间。（2）智化殿带廊庑，与唐代寺院的情况非常相似。由此韦正老师指出了寺院放弃廊庑的两个原因：其一，廊庑与多院制的佛寺布局相适应，随着里坊制的崩溃，多院制的佛寺布局也迅速减少；其二，里坊制崩溃、城市经济发展和用地紧张，导致占地面积大的廊庑被改造为经济效益更高的廊房。（3）大智殿供奉观音，与轮藏殿相对，同样带有早期色彩，因为明清时期东西配殿一般变成伽蓝殿与祖师殿相对。此外，某些早期现象虽然有所保留，但却徒有其表，如万佛阁虽为二层建筑，但两层不贯通，佛像分层布置且体量不大，这与蓟县独乐寺、正定隆兴寺等多层楼阁中塑造贯通上下的大型造像很不相同。

北京智化寺

　　接下来，韦正老师引宿白先生研究，以宣化清远楼、镇朔楼为例，阐述了明清时期的钟鼓楼之制。镇朔楼俗称鼓楼，建于1440年，清远楼俗称钟楼，建于1482年，鼓楼常邻近衙门与市场，钟楼则位于鼓楼之北，四面通街。韦正老师指出寺院中东钟西鼓分布方式的起源目前还不完全清楚，从城市中钟鼓楼的分布情况来看，东钟西鼓的分布方式在元代城市中并不存在，因此其起源于明代以前的可能性较小。

　　太原崇善寺与智化寺情况相似，既保留了等级意义较高的廊庑等早期现象，也具有明清时期寺院布局的基本特征，如对称的钟楼鼓楼，置于西路的禅堂，以及东西相对的伽蓝殿和祖师殿（现在崇善寺祖师殿已经消失）。韦正老师指出，寺院布局在近现代还处于继续变化之中，以崇善寺为例，法堂不像理想寺院布局模式一样位于正殿正北，而是位于大悲殿一侧；用斋的五观堂被修建为二层建筑；伽蓝殿内供奉关羽。因此要以不断变化的眼光来看待佛教寺院，但其总体上仍属于禅宗影响下的寺院，其中仍有规律可循。

　　北京大觉寺则同样在保留有禅宗寺院色彩的同时，不仅有所变化，还夹杂有许多民间信仰成分。在山门、钟楼、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的布局基础上，变化发生在中轴线上设置有无量寿殿和大悲坛，二者有别于禅宗寺院的理想布局。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表现在钟楼、鼓楼之前设置功德池，寺院中路最后设置有一座与藏传佛教相关的白塔。

　　北京护国寺的平面形态与智化寺一样都呈长条形，主要由山门、金刚殿、天王殿、右鼓楼、延寿殿、左文殊殿、右秘密殿、崇寿殿、左伽蓝殿、右无量殿、千佛阁、左大慧殿、右地藏殿、垂花门、舍利塔、护法殿、功课殿等建筑组成，钟楼可能由于保存状况不好已经消失。韦正老师认为明清寺院之所以呈长条形，是因为占地面积大的寺院不便于跨街巷，宋元打破里坊限制后，为了尽可能保证道路畅通，封闭型的寺院设计为长条形是最适宜的。此前唐代实行里坊制，坊墙封闭，坊内本身又由十字形道路划分为很多院落空间，寺院从而成为方形多院制形式。

　　南京天界寺也是一处比较典型的寺院，主要由金刚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左观音殿、右轮藏殿、钟楼、三圣殿、僧录司、左伽蓝殿、右祖师殿、毗卢阁等建筑组成。鸡鸣寺则由天王殿、千佛阁、正佛殿、左观音殿、右轮藏殿、左钟楼、右鼓楼、五方殿、左伽蓝殿、右祖师殿等建筑组成。

　　以上所举案例，除了大觉寺最后的白塔，都不见佛塔，足证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的最核心建筑佛塔到明清时期已经消失了。

　　二、唐宋辽金元时期佛寺布局

　　因唐、北宋、辽、金时期佛寺遗存主要发现于北方，而南宋、元则主要以禅宗寺院为主流，所以韦正老师结合地域差异，将唐宋辽金元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并以唐北宋辽金阶段为主。韦正老师指出这一时期研究佛教寺院布局应重点关注安放大型佛像或菩萨像的楼阁。明清时期的佛寺中，大雄宝殿即金堂是最重要的建筑，而宋辽金元时期大雄宝殿虽然还重要，但就布局研究而言，阁最值得关注。大雄宝殿和阁的供奉对象一般不同，大雄宝殿通常供奉一尊或多尊佛，而阁则一般供奉观音，且塑成大像。这实际反映了中国佛教崇拜对象主体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崇拜的最主要对象是释迦或弥勒等佛，隋唐在崇佛的同时，菩萨地位提高，阁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到了明清时期，信仰对象又再一次发生转折，阁在寺院布局中就消失了。阁的位置在不同寺院中不完全固定，有在佛殿前或殿后的大型阁，大殿侧前方两侧立阁的案例更多。

　　以大同善化寺为例，善化寺主要由山门、东配殿西配殿、三圣殿、东文殊阁、西普贤阁、大雄宝殿、廊庑等建筑组成。善化寺和大雄宝殿均被认为是辽代的，而三圣殿则被认为是金代建筑，曹汛先生提出三圣殿所在原来可能是阁，毁于金代，后被改建为三圣殿。韦正老师认为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如果推测成立，则善化寺布局原为前阁后殿，这与蓟县独乐寺、佛光寺相同。前殿后阁的案例也不少，敦煌壁画中可见外，北宋大相国寺又是一佳例。善化寺中本有文殊阁和普贤阁对峙，但文殊阁现已不存，普贤阁原定为辽代，后来发现了金代的题记，但韦正老师认为题记并不能代表建筑的始建年代，普贤阁可能仍应为辽代建筑。

大同善化寺平面图

　　正定隆兴寺与善化寺时代相近，布局具有很强的相似性。隆兴寺主要由山门、大悲六师殿、摩尼殿、戒坛、左慈氏阁、右转轮藏阁、大悲阁（现名佛香阁）等建筑组成。慈氏阁梁架主体部分保留早期特点，所奉观音像高达二十余米，反映出这一时期大像崇拜的特点。

　　更早期的佛寺布局可以应县佛宫寺为例。应县佛宫寺现在的布局主要为山门、左钟楼右鼓楼、释迦塔、左伽蓝殿、后大殿等建筑。钟楼鼓楼、伽蓝殿、大殿均为明清时期所新增，但有关资料都表明释迦塔后原有一座大殿，所以说应县佛宫寺属于早期特色的前塔后殿布局。

　　蓟县独乐寺也为前阁后殿的布局，殿现已不存，观音阁为寺院的最大建筑，建于辽代。义县奉国寺复原模型与独乐寺布局非常相似，由山门、伽蓝堂、西弥陀阁、东三圣阁、正观音阁、七佛殿、法堂等建筑组成，正观音阁为最重要的建筑，所供观音体量远大于七佛殿的造像。

蓟县独乐寺山门与观音阁

　　以上奉国寺、独乐寺、隆兴寺、善化寺中最重要的建筑均为供奉观音的阁，时代更早的寺院主要供奉对象则可能主要是弥勒。早期所供奉的弥勒既可以是佛装，也可以是菩萨装。弥勒崇拜的流行早于观音崇拜。以五台山佛光寺为例，佛光寺的主要建筑曾有弥勒阁，今已不存，原址疑在佛光寺大殿之前，形成前阁后殿的布局；现佛光寺中还存有大殿、文殊殿、唐代经幢等，唐代布局的痕迹依然可循。前殿后阁的布局则可以参考上文已提及的北宋东京大相国寺，资圣阁位于弥勒殿之后，弥勒殿将弥勒作为主尊，也显示出早期的因素。

义县奉国寺复原图（曹汛先生复原）

　　韦正老师认为阁与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关系。佛塔崇拜与中国传统思想不能密合，因此塔逐渐被移至寺院非核心位置，甚至被移出寺院。可能受到塔的启发，加上中国本来就有建造高层楼阁的传统，以及弥勒、观音信仰的盛行，安放大型造像的阁后来就流行起来了。

　　除了中国的案例之外，韩国、日本的一些寺院也可以作为参考。韩国庆州新罗时期的皇龙寺，山门之后为佛塔，塔之后主殿与两配殿呈三殿并列排布，被认为暗示了佛塔重要性的下降。在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案例留存下来（讲座结束后，韦正老师与查群老师交流，查群老师提示，三殿并列后期仍然存在，如智化寺就应该是三殿并列），但在考古中还能看到类似材料。北魏洛阳城发掘中发现，太极殿与太极东堂、太极西堂为三殿并列，均面朝南，与皇龙寺呈现相同的布局。

　　韦正老师另引长安西明寺、奈良大安寺遗址的考古材料，结合宿白先生对西明寺的分析，讨论了这一时期的廊院制问题。西明寺的一号殿与二号殿中间以中廊连接，宽6米，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工字殿。二号殿前方有两处台阁，分别为钟楼和经楼。这些殿阁均用廊子连接，东廊与南廊都为单边起墙的廊道形式，东廊宽6-12.5米，南廊宽6米，西廊为复廊，宽9.7米。西明寺只发掘了东部的院落，但已可见廊院之貌。奈良大安寺模仿其布局形制，绕主院东、西、北三面的僧房外侧设有诸多别院，与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的记录相符，很好地反映了唐代多院制的寺院布局。韦正老师认为，从唐宋到明清的寺院布局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多院制到后期寺院的核心部分往往仅余中路，其余别院都变成规模很小的附属部分，钟楼和鼓楼问题只是这个大变化下的一个更小的变化而已。

　　韦正老师进一步比较具体地分析了从唐到明清，寺院规模由大变小的原因。他认为，唐代寺院大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寺院官造，其次唐代寺院承担了很多除宗教外的社会功能。中国社会由唐到宋发生了巨大变化，唐代社会生活的宗族性特别强，宗族以及宗教寺院承担了很多如教育、救助等社会功能。但宋代大量寺院非官府所置，寺院用地、寺院经济来源都得不到官府保障，因此规模不得不随之缩小，有时自顾尚有不暇，何况救助社会。（宋代编户齐民社会导致小家庭势单力薄，这迫使政府出面组织社会救助，这在一定呈上弥补了新社会条件下寺院社会救助功能丧失之缺。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寺院的职能。）

　　以上隋唐、北宋、辽、金时期的寺院以北方地区为多，到了南宋和元时期，禅宗寺院变得特别流行。禅宗寺院一般建筑布局由山门、左钟楼、右经藏、佛殿、左厨库、右僧堂、法堂、方丈组成，如南宋末年杭州灵隐寺、宁波天童寺、天台万年寺等。

　　三、南北朝时期（及东汉魏晋）佛寺布局

　　南北朝时期佛寺布局首先以永宁寺为例。永宁寺遗址由南门、东门、西门、木塔、佛殿基址组成，典型的以塔为中心、前塔后殿布局。这种前塔后殿布局不仅应该注重空间关系，更应注重塔与殿体量的比例关系。永宁寺塔基下层边长近100米，佛殿形如太极殿，面阔54米、进深25米，虽然规模宏大，但与佛塔相比仍相形见绌。

敦煌壁画所示廊院式佛寺

　　韦正老师引用《洛阳伽蓝记》中“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之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阁道，去地二十丈，行制似今端门”的记载，进一步说明永宁寺所体现的中国早期佛教寺院廊院制以及塔与阁的替代问题。他认为南北朝时期的大型佛寺，应该与唐代一样，也是多院型的别院制。永宁寺院墙施短椽、覆瓦的做法是廊院的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代采用廊院制也与建筑技术有关，这一时期的墙均为夯土墙，需要遮盖才能避免雨淋，建成房屋廊庑的形状是最合适的；至宋以后，墙已经使用石头或砖垒砌，不再需要廊院的形式，再加上其他原因，廊院制在宋以后的寺院布局中变得少见了。

　　韦正老师还指出，永宁寺南门楼高三重，这种高大的门楼对寺院流行高阁等多层建筑也有影响。另一方面，从永宁寺出土的佛像来看，尺寸普遍较小，说明虽然永宁寺本身规模很大，但其塔刹中心柱的建筑技术决定了寺内无法供奉大型佛像，这种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布局，既与中国人忌讳遗骸的心理相抵触，也无法满足中国人的大像崇拜心理。这些因素导致了汉化佛寺中塔的地位降低，逐渐被阁所替代。

河南洛阳北魏永宁寺遗址平面图

　　类似前塔后殿布局的还有韩国忠清南道定林寺、大同方山思远灵图等。

　　此外，云冈石窟顶寺院也是这一时期佛寺的重要发现。遗址布局呈方形，以塔为中心，周围是僧房，是目前最接近印度寺院布局的佛寺考古发现。将其与巴基斯坦塔赫特巴西遗址布局相比较，后者是佛龛围绕中心塔，二者非常相似，这说明在北魏时期印度的寺院形式就已经传入中国。韦正老师引用《释老志》中“白马寺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的记载，认为更早期的两晋至东汉，或许还存在更原始的印度四方式佛寺，即平面方形中心布置佛塔，周围设佛龛。四方式佛寺差可用新疆尼雅等地的考古发现来拟测，并对理解大同云冈窟顶寺院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