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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晋界”讲坛——“民族熔炉”系列讲座第四讲

山西博物院《民族熔炉》展厅中的很多文物都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夏大地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此次讲座我们主要以展厅中介绍的司马金龙墓为切入点，探讨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此次探讨既要着眼在当时的平城时代，同时也要在南北方文化对比，更希望能在国际视野下去解读司马金龙墓的重要价值。

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是考古发现的最重要画迹之一，其重要文物目前在山西博物院和大同市博物馆都有陈列。从汉代至北魏，原本拘泥于平面的塑造艺术开始走向立体，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石雕柱础在当时整个中国范围来看，其高超的艺术成就略显突兀。司马金龙墓中最精美的文物莫过于屏风漆画，自出土后就轰动一时，并且入选了首批64件不允许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

屏风上的画迹的重要性与顾恺之有直接关系，画史材料表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绘画发生质变的时期，这个质变首先是南方发生的，推动这个质变的主要人物正是东晋的顾恺之。顾恺之传世画作有好几种，但真实性如何以往一直不能恰当地解决 ，其原因主要在于同时期的画迹发现甚少。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出土后，被普遍认为更有助于推想顾恺之画迹原貌。司马金龙是东晋皇室成员后裔，其家族在东晋末年顾恺之活动的主要年代从南方逃亡到北方，这个特殊身份和经历使屏风漆画也蒙上了特殊性质。

漆屏风画的题材为列女孝子故事，其中部分题材和构图与传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相同。这两个原因，促使人们将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与顾恺之联系在一起，即便不认为屏风漆画与顾恺之有直接关系 ，也认定屏风漆画为南方画风，是受到南方影响的结果，甚至认为屏风为司马楚之北逃时携带而来的。这个认识的前提是北方地区不具备产生这种画作的条件。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北魏平城时代的墓葬壁画连续发现，其艺术水准超过以往的估计，并使对其他考古材料的重新检讨成为必要。

认真审视司马金龙漆画屏风，画面中的绘画技艺无论是整体还是细节，在当时的北中国地区都算不得十分高明。

这可能与屏风仅作为明器使用有关。另外，屏风边框主体为四神兽，周围饰忍冬纹，在汉晋传统题材的边缘用异域风格的忍冬纹为装饰早有先例，如大同沙岭七号墓漆皮画中汉晋特色的庖厨图的周边就是西域风格的植物纹样，这无疑是在平城制造的，难以想象屏风主体从南方带来，而边框在平城后配。

在此基础上，这里拟对屏风漆画的认知提出一种新思路：屏风漆画与顾恺之《女》《列》没有直接关系，与《女》《列》的相似性源于汉晋绘画传统，画面的主题内容中的孝子烈女精神为南北方共同推崇；屏风漆画是在北方地区自主完成的；漆画与传顾恺之《女史箴图》的相似性在于，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蓝本，并不表示漆画是对《女史箴图》的模仿。

二、北魏平城时代后期南北文化交流才趋于紧密

这样的论题依然是需要依靠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和解读，在山西大同地区发现了这种交流的证据。尉迟定州墓和大同仝家湾M7都是四隅券进式穹隆顶，这种顶式南方地区吴晋长期流行，大约在东晋中期偏后消失。

尉迟定州墓四隅券进穹隆顶

尉迟定州墓石椁封门石铭文

尉迟定州墓年代为北魏太安三年（457年），大同仝家湾M7时代也甚早，加强了这种顶式来源于南朝的可能性。不过，四隅券进式穹隆顶本是西方建筑的结顶样式，南方地区这一墓顶样式的源头应该就是中亚地区。平城时代与中亚关系密切，四隅券进式穹隆顶也有再次从中亚传播到平城的可能性。

判断这种建筑形制来源一定程度上在尉迟定州墓石椁封门石铭文得到了解决。铭文末段“时人张坚固、李定度知”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四隅券进顶式来源于南方的可能性。

宋绍祖墓石椁上的高士图绘制的极为生动，这种风格明显属于士大夫层面的文化。此外，云云冈石窟等石窟中的褒衣博带式佛装也应是南方文化对北方的影响产物。

北魏宋绍祖墓石椁壁画

三、北魏平城时代的南北文化的简单对比

北魏时期，南北方文化由于其族群属性、文化传统不一样，所表现出来的面貌当然也就大相径庭。以城市格局为例，文献记载说，建康城宫城建有墙垣，且可能为三重，但外郭城长期为开放式，只以竹篱为界，直到南齐时才周以城垣，但外郭城垣与宫城外垣墙壁之间的广阔范围内，没有像北方那样建成各自隔离的里坊，建康大城内的开放性继续得到保证。所以如此，通常认为与南方经济发达有关。从经济角度加以考虑是可取的，唐后期长安城坊墙的崩溃就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平城“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北魏政权由多民族多部族结合而成，平城为移民式大城市，社会矛盾尖锐，安全状况不佳，实行里坊制是保障安全的有效措施。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始没有建立里坊，后来迫于治安形势恶化而建造了坊墙，这对于理解平城的封闭性有直接帮助。平城经济状况与建康不可同日而语，商品经济在平城还没有起步，自然不可能像建康城那样视坊墙为障碍。

在北魏平城时代鲜卑人平民墓葬中依然保留着族坟墓色彩，这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大同七里村墓群中表现的很明显。这期间又能发现鲜卑入主中原后文化的改变，与鲜卑传统族坟墓地制度缓慢松弛相比，高等级墓葬体现出更多更迅速的变化，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观察，一是对汉文化因素的吸收，一是墓葬制度的建设。宋绍祖墓前部是镇墓兽和镇墓武士，然后是以墓主牛车为中心的各种陶俑，其中人物俑共113件，可分为七种，分别为甲骑具装俑26件、鸡冠帽武士俑32件、风帽仪仗男俑19件、披铠步兵俑18件、男侍俑8件、女侍俑6件、胡人伎乐俑4件。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北魏墓葬出土大型俑群。

司马金龙墓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陶俑，武士俑和仪仗俑是地下的“武装力量”，与侍奉墓主的侍从俑不同，具有“公共”性，表现的是权力和威严，是皇权对墓主身份的认可，因此，这种陶俑的制作和使用都会受到国家的监管。在五世纪后期突然出现大型陶俑群，而且面貌基本相似，说明墓葬开始被北魏政府用来作为体现等级制的手段了，这是平城北魏墓葬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而在此同时，南朝墓葬制度也发生着改变，刘宋政权建立后，抛弃“晋制”而另建一套墓葬制度，在最高等级的帝王墓葬中恢复陵墓地面石刻，新创拼镶竹林七贤壁画。

平城时代的南北方，不仅与汉晋之间相隔了东晋十六国，更重要的是南北方政权都有建设自我文化的欲望，南方的庶族政权要彰显与之前贵族政权的不同，北方拓跋鲜卑贵族在有意无意之中实现着自身政权的正统性。南北方的灵感主要还是来自于华夏传统文化，但并不是照搬，而是改造后加以利用，从而推动了南北方文化的共同进步。司马金龙墓中的南方文化因素并不多，但他的身份兼具南北，这提示我们对平城时代的南北方文化应给予更多的关照。

参考文献：

韦正.东晋墓葬制度的考古学分析

韦正，马铭悦.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散论

韦正.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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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考古发布（beichaokao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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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丨《山西博物院社教部》公众号201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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