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0日，我所在的单位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受托组织举办《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文本专家评审会。张忠培先生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就圆明园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与建设做了长篇发言。与会专家还有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先生、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主任曹宇明、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贺艳、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负责人张中华等。我作为工作人员全程参加了此会，并受领导指派，记录了张先生的发言。

　　事实上，关于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与建设问题，张忠培先生此前就发表过诸多真知灼见。这次会议发言，既有对此前理念的阐扬，也有新的智慧火花，都渗透着先生的深刻思考。会后不久，我将初步整理的发言记录稿呈交张先生，请示他可否发表。老人家当时未置可否，但对于我的整理工作还是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对发言记录稿的意见，向我当面指出。后来又将我叫去，再次审看重新整理的记录稿，跟我说改完了再叫我过去——但我没能等到这一天。

　　如今张忠培先生驾鹤西游已近两年有半。每当回想起当年的场景，我都觉得往事历历在目。虽然张先生生前并未将他的这个发言稿修订完毕用以发表，但我总觉得这个场景应该有一篇文字与大家见面，至少可以将当时的场景予以定格。另外，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与发展，事关文物保护，事关文脉传承，事关人民福祉。张先生生前对此予以深切关注，并多次阐述他的观点，公开发表。因此，本人谨将张先生的发言要点整理如下，并参以自己的感悟，拟就本文，希望对于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的事业有所裨益，也能使大家对于张先生这位考古巨擘在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方面的事功有进一步的了解。　　

　　张先生首先指出，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与建设，必须要在考古（特别是考古勘探）的基础上开展。即使是圆明园这种已经在文献上有比较深入了解的遗址，也不例外。因为圆明园在成为遗址的一百五十多年里，其建筑布局、道路、山形水系等等，已经发生了诸多改变。他说：“如果说从考古学上，一个时期不能勘探明白，或者说，从文献上不完全了解，我们去做规划，我们这个道路的设计，哪个遗址在哪个地方，在一个遗址公园里面涉及哪些角角落落？这个基本东西明白不明白？”这个发问可谓相当犀利，深刻揭示了考古工作在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与建设事业当中的基础性意义。 

　　他又进一步以故宫为例说明：“我们知道，故宫博物院所有的参观路线，都是按照原来的道路系统、水系、管道以及给排水系统来管理的。我想，遗址公园也应该这么做。如果我们连道路、山形水系都搞不清楚，就来做遗址公园规划，是不是早了？因为你要做的话，你要开辟一条路，恰恰古代不是这条路，是另外一条路，而这条路又有些景点，你不就破坏遗址了吗？” 

　　按照我的理解，这一点，实际上涉及古遗址转化为考古遗址公园的前提——即我们对于遗址的理解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去做规划。张先生的阐释如下：“我认为做遗址公园规划，就要了解这些遗址。而且，作为圆明园这样的遗址，不但要了解这些遗址，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山形水系、给排水、道路系统。这一点，在大明宫规划的时候我也谈过。考古工作不能像过去那样，去抓某个基址，以发掘和展示基址为首要点，而首先要以山形水系、给排水、道路系统为纲，去摸清、逆推遗址位置和布局。这样才能去做规划。”张先生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清晰地阐述了单纯的考古工作与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所需的考古工作有何不同。这就要求考古文博系统在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过程中，不能仅仅考虑纯学术的目的，还要照顾考古遗址的展示、利用的问题。对于大遗址而言，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充分注意。 

　　张先生阐述的第二个想法，围绕考古遗址公园的功能及其建设的前提展开。他说：“这有两层意思：一是遗址公园是保护遗址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为了做公园来做遗址公园。这一点要准确定位。我们做文物工作，核心就是保护。因为任何文物都不可能再生，如果不以保护为前提，你去搞，就搞砸了。二是遗址公园怎么建设。我说过三句话： 

　　只有通过具体地表现遗址，才能表现出考古遗址公园景点的价值。不然，搞得遗址公园和公园都一样，那我们还搞什么考古遗址公园？这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前提。”我体会，这一段话强调的是考古工作在文物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圆明园成为遗址虽然并不久远，但与那些历史悠久的遗址一样，长期、细致的考古工作不仅有可能，而且很有必要。其工作成果不仅是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与建设的前提条件，也是圆明园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的绝佳亮点。至于考古遗址公园哪个景点如何设计，不可人为构思。景点不能单纯按照一般景区来设计、安排，要受到考古工作所揭示的内容的直接限定。否则就是闭门造车。 

　　接下来，张先生着力阐述了以下几点： 

　　他说：“圆明园这三大园子，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实施整体保护。任何一处原来属于圆明园的土地，假如没有列入保护范围，都是错误的、不当的。不管你有多大困难，要做到。我们首先要以文献为出发点，要按照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的建筑来定位，制定遗址公园的保护范围和工作范围。如果再增加与那个时代无关的建筑，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了。”这段话，阐明了完整性、真实性对于遗产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圆明园的完整性、真实性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尽管经过重重努力，已经有很大改观。但不得不承认，完整性、真实性的恢复还面临着大难题。不过，尽力恢复这处重要遗址的完整性、真实性，总归是个应当追求的目标。只有秉持这样的理念，才能切实抵制圆明园可能遭受的破坏，落实好各项工作。 

　　他还说：“圆明园的建筑遗址，我觉得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是国保单位。之所以定为国保单位，就在于它是集合中西建筑的清代皇家建筑遗址。这是它本身的价值，即核心价值”。它既是中西建筑文化的汇聚地，也是中国文化和与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大碰撞的产物。他还再次强调了他所提出的关于文化杂交的论点。（张忠培：《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南风窗》2012年11期）圆明园的兴废，就是这一论点的又一例证。我闻听此言，深感圆明园具有深厚内涵，的确是中西交流史上一座难以企及的高标。而这座高标因为其惨痛的命运，格外引人深思。代价虽然惨痛，却不容我们回避，而必须予以正视。圆明园考古遗址公园，正是提供这种视角的无可替代的场所。 

　　张先生接着说：这处国耻纪念馆、国家纪念地“我认为不要搞那么多复建。譬如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一个方案，复建百分之十。我觉得，那个百分之十就不要提了。（谢老此处补充说道：“原来规划里头批的。不是那样，我要解释一下。百分之十，不是奋斗的目标，而是限制的标准。这个是根本。因为有时候有可能要恢复一些建筑，但什么情况下是非要恢复不可的，要作论证，且无论如何决不能超过百分之十。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弄错了，就是要恢复百分之十。这不对！”）我不同意圆明园搞复建。遗址上搞复建，就破坏了它的原真性和真实性，就损害了它的价值。”张先生此话可谓掷地有声。考古遗址公园说到底，其第一性是遗址。遗址是公园的载体和赋存形态，公园是遗址的表现与合理利用的方式。文物的复建，即便是有根据的复建，说到底也还是景观，而绝非文物本身。因此，考古遗址公园之内，除了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不应该再强化新的建筑。而且，经过论证的必要的新建筑，只能服从和服务于文物保护和公众游览感悟遗址遗迹的需要。 

　　发言的最后，张先生还明确指出：“圆明园这块地方，即使没什么效益，北京市一千几百万人需要这块绿地。现在国家提倡环保嘛！我觉得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着力建设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实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追求。” 　　

　　张先生讲这番话时，我就坐在他的背后，的确非常受感动。在整理、重温张先生这篇发言稿的各个环节，可以说百看不厌、常看常新。张先生当时只是口头即兴发言，并没有成文的东西，但条分缕析、深入浅出、体系严整。而且，他早已跳出了单纯的学术、考古，也不只是着眼于文物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而是对于民生福祉、社会发展倾注了满腔热忱，体现了真正的学人情怀。正可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他的真知灼见，启发我们加深了对考古遗址公园这一事业的认识，必将有益于文物保护及其合理利用。 

　　据我所知，张忠培先生的发言稿经过整理之后，已经有发表的安排。本文算是张先生这篇生前未刊稿的一个注解，也是就我的亲闻、亲历以及理解，为张先生的奋斗史、文物保护史和学术史提供一个小小的切片，同时也借以表达我对张忠培先生的深切缅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篇小文成型期间，一直得到张忠培先生哲嗣张晓悟兄的悉心帮助和指正，在此表示感谢！至于文中可能产生的瑕疵，自然要由本人负责。关于张先生文章的具体表述，大家不妨俟诸将来。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本文刊登于2020年1月3日《中国文物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