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建国以来，我国考古学的主流刊物和考古报告一直遵循一条原则，就是要求学者客观公布材料，避免做主观的解释。因此，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成果还是体现在原始材料的积累上。至于利用这些材料来重建历史，则因缺乏类似国际上流行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指导而乏善可陈，学者只能用原始材料的编年或附会历史文献来进行操作。结果，用器物类型和考古学文化建 ...

　　 建国以来，我国考古学的主流刊物和考古报告一直遵循一条原则，就是要求学者客观公布材料，避免做主观的解释。因此，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成果还是体现在原始材料的积累上。至于利用这些材料来重建历史，则因缺乏类似国际上流行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指导而乏善可陈，学者只能用原始材料的编年或附会历史文献来进行操作。结果，用器物类型和考古学文化建立的史前史充其量只是一种器物发展史，而非社会发展史和人类创造自身的文化史。

　　　　

　　　　中国考古学重材料轻阐释的传统，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建国初期考虑到出土材料较少，研究人员训练和学养不足， 夏鼐先生要求考古工作只发表第一手材料，尽量避免草率对材料进行解释和贸然下主观的结论。然而从当时的学术背景来看，这一原则也体现了20世纪初国际史学界潮流和建国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傅斯年的治学理念。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学界是传统史学的一统天下。科学历史学之父里奥波德·冯·兰克是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兰克的史学观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如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这一条路。兰克认为，收集基本材料和确立过去的事实是研究的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阐释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见解而已。这种客观主义是兰克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主张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材料自己说话，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意见夹杂其中。傅斯年留学英德七年，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傅斯年自称是中国的兰克学派，他确立了以史料学为中心的治学方针，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并视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为史学进步的重要条件。 夏鼐先生在英国留学期间，大体也在相同的学术背景中接受这种训练，而且他曾在史语所与傅斯年共事，应有相近的认识。他在建国后为中国考古学提出这样一个规则实际上也反映了和20世纪初国际学界一致的治学理念。

　　　　

　　　　1928年史语所成立后，傅斯年确立的治学方针就是努力收集和整理原始材料，从甲骨、金石、陶瓷、简牍、古建筑到历代典籍、档案、方志、笔记和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和制度，都在他们的收罗之列。史语所下属考古组的建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要“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于是，在傅斯年、李济、夏鼐等这些留学欧美学者的努力下，为中国传统国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和理念，引进了新的方法，开辟一片新的学术天地。然而，当兰克学派在欧美盛行之时，新的学术思想和观念也在萌发和涌动。虽然传统学术思想仍占据着主流地位，主导着学界的话语权。但是到20世纪初，兰克学派已经危机四伏，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预示着西方史学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结果，傅斯年和史语所在中国学界大力引进和推广的兰克学派治学方法，实际上采纳了西方即将过时和将被淘汰的范例，趋新反入旧，将中国的学术发展引入一条曲折的迷径。（陈峰：《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文史哲》2008年第3期）为何上世纪初，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趋新求变却导致舍新入旧呢？这是因为当时出国求学的学子，大多对西方学术发展的脉络认识不很清楚，而且学习的内容仍然是当时学界流行的思想、概念、规则和范例。他们一般并不了解当时学术的新旧之分，而且也不会去关注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因此，这些在国外的求学者只是接受了当下通行的知识结构，未必能捕捉到学术的最新动态和把握以后的发展趋势。一旦这些学者回国后，处于与国外学界相对隔离的情况下，中西学术的发展又会产生巨大的差距。

　　　　

　　　　考古学的情况与史学十分相似，虽然安特生等西方学者对中国考古学起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考古学的范例是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其中留学欧美的李济、夏鼐和梁思永等人是主要的奠基者和开创性人物。建国后，夏鼐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左右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20世纪初，中国从西方引入的考古学范例是当时欧洲流行的、由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所创立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其理论方法就是采用类型学方法，构建考古学文化的分析单位，然后从时空分布上来重建史前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相互关系。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经过中国本土化的改造，被傅斯年和史语所用来作为寻找地下之材的一个“不陈工具”。一方面，考古学因殷墟发掘证实了商代的史实而确立了其学术定位，成为为史学提供材料的附庸和工具。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反映了史语所及傅斯年对待史料的态度，这就是考古学者要凭材料说话，避免任何个人的主观阐发。只要材料收集客观、完整，它们自己就能提供历史信息，这一观念在建国后仍然一直主导着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在中国引入西方的科学考古学之后，西方考古学仍然处于持续发展之中，对于这些新进展中国学者一直了解甚少。欧洲考古学方法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田野方法和类型学操作上，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建国以后，学界对文化历史考古学创始人柴尔德的著作和思想都了解很少。我们在借鉴和引入欧洲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的过程中，其实缺失了许多重要内容，即使仍被我们一些学者奉为圭臬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和柴尔德的论著作一比较，也只是了解其概念，并没有意识到在操作中需要注意的种种问题。

　　　　

　　　　目前在中国，学者们恪守客观公布材料的原则，尽量避免对材料进行解释。但是，我们从柴尔德的著作里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告诫和规劝。相反，柴尔德始终强调考古材料阐释的重要性，呼吁考古学家应该努力根据材料从经济、技术和社会各个层面来重建历史。他指出，这是考古学提升自己地位的必由之路，考古学的价值在于考古遗存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历史问题，以及了解其制造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和思想，否则它就和集邮和文物收藏没有什么区别。

　　　　

　　　　柴尔德认为，分类和确立“考古学文化”是考古研究的初步工作，考古学家们不能仅将他们的工作局限于分类。而应该用分类来建立发展序列，然后最终阐明历史的进程。一旦文化序列确立，接下来的首要任务是厘清该文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了解它们代表什么样的社会？它们何以为生？生态环境如何？土地是如何被利用的？考古遗存应该是用来支撑有机结构模式的框架，以了解人类的日常活动、祭祀典礼、科学实践以及他们的思想与理念。这就是柴尔德所说的应该将文化与有机体加以比较，将其看作是运转的复合体。他说要给文化穿上人的装束，考古学家应该揭示文化的发展和变迁，而这种文化变迁应该显示人口的迁徙、扩张、殖民或征服。柴尔德也在考古学的历史重建上身体力行，居然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势不两立的时代，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来解释和重建近东和两河流域的史前史，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的著名论断，实在是让我们言必称马列的中国学者值得深思和学习的地方。

　　　　

　　　　柴尔德是一个终生在不断思考、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在20世纪初建立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例之后的几十年学术生涯里，柴尔德不断在思考考古学方法的不足，并努力来完善它。在他的晚年，许多思路和想法已经非常接近20世纪60乃至80年代的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从柴尔德思想的这一发展轨迹来看，文化历史考古学和20世纪60年代的新考古学并非一种革命性的突变，而是一种承前启后、顺理成章的发展。

　　　　

　　　　然而，中国考古学在引入文化历史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和考古学文化概念之后，既没有不断推陈出新，也没有持续吸收国际考古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反而更多受到了传统国学或文献学的影响和左右，制约了自身的深入发展和进一步提高。而我们师承于柴尔德、自以为是学术正统和被奉为圭臬的那套东西，在柴尔德身前就已经被他自己所质疑和否定。

　　　　

　　　　当今的世界早已不是视收集事实和材料为第一要务的兰克时代，也不是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概念为主导的柴尔德时代。考古学研究最终的目的是要自下而上重建历史的各个方面，并对社会变迁作出合理的阐释。如果考古学家不是努力去透物见人，那么这门学科将一事无成。

　　　　

　　　　面对国际学术进展和中西学术水平之间的差距，我们总可以听到这样的反应：西方那套东西并不适用于中国，不能照搬，我们需要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虽然这种将中西学术两分的言论貌似有理，似乎坚持中国特色要比照搬国际成功经验更符合国情，但我们不要忘记中国考古学乃至近代整个学术体系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且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独立发展之后，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前学术全球化的趋势，人文科学必须有超越国家的普遍性原理，离开这些原理，就无所谓科学。全球化要求我们打破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进行综合的思考。它既不是简单的同质化，也不是简单的碎裂化。实际上，它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既是普遍化，又是特殊化；既是世界化，又是民族化。全球化是一种真正的“对立统一”。在全球化的时代，学术理论的创新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创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动力。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不能再闭关自守，否则就是自取灭亡（俞可平：《全球化与中国学术》。《文汇报》2008年7月6日）。

　　　　

　　　　今天对考古材料的解释和历史重建已非闭门造车就能做到，一定要了解国际学术的前沿问题，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21世纪的学术发展不可能再固守传统模式，更无法单凭个人想像力和创造性发挥就能做到，而是需要有一种国际学界共同遵循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路径，运用共同的概念和术语，探讨和解决共同的历史问题。没有问题和理论指导的研究和解释，只能被视为个人观点的陈述，这种阐述和陈述往往基于学者本人的兴趣、常识和经验，其认识往往处于较低的层面，而且缺乏普遍的科学价值。而科学探索是对因果逻辑关系的求证，是对真理的反省和追求。以求达到厘清现象、分析因果、设计对策、解决问题的目的。这两种历史重建途径差异十分明显，前者表现为凌乱无序、众说纷纭、难有普遍的共识。而后者表现利用集体智慧来攻克重大问题，研究和认识可以做到持续的深化和提高。当前的学术全球化要求我们放眼世界，充分了解国际的学术进展和发展趋势，使自己的研究水平能与世界同行平等对话。否则，我们将永远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永远是时代的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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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丨《中国文物报》200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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