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游牧、农耕两大生态区整合背景中的清代多民族治理（1）
原作者: 邹怡 |
发布时间：2016-8-29 1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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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邹怡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摘要：清是一个包容众多民族、地跨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的帝国。清代的多民族治理，需要置于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关系演变的大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游牧区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农耕区能提供稳定、丰富的物产。中国历史上，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从先秦、秦汉时期的“骚扰式合作”，到东汉末年转向“雇佣互惠合作”。魏晋以降，游 ...
来源：邹怡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清是一个包容众多民族、地跨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的帝国。清代的多民族治理，需要置于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关系演变的大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游牧区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农耕区能提供稳定、丰富的物产。中国历史上，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从先秦、秦汉时期的“骚扰式合作”，到东汉末年转向“雇佣互惠合作”。魏晋以降，游牧民族入主农耕区，又开始建立地跨两区的政区，随之发展出实现两大区域在资源和军事上功能互补的二元治理模式，并在两种政治体制的衔接调和中逐步向中央集权制迈进。清自部落发展为帝国，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就经历了漫长游牧—农耕互动史的浓缩版。清政府处理民族事务的对象和技巧，固然与满洲人出身内陆亚洲的地缘关系和政治传统有关，但其多民族治理的目标继承了前代对中央集权国家的追求。新清史研究强调，清帝国成功的多民族治理得益于其统治中枢满洲人所具有的内亚民族特性。国家是民族的工具，民族特质决定国家性格，新清史的这一思路实质上是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经验的一种比拟。而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民族是国家的工具，民族是国家推行管理的一种手段。清政府对满洲认同的强调，是为了维持集权帝国内游牧与农耕民族间的互补关系，而非强调帝国的满洲特质。清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有清一代，政府进行了广泛的边疆经营。从康熙至乾隆时代，通过与崛起于内陆亚洲的准噶尔帝国的持续作战，清王朝逐步对蒙古草原、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建立起有效的管理。自雍正朝开始推行的改土归流，令长期处于松散羁縻状态的西南民族地区亦纳入王朝体制的直接管辖。加上广阔的汉族农业区和皇族兴起的东北地区，在清帝国辽阔的疆域内，多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将清王朝放诸世界历史，其所处时代也正是欧洲现代国家取代封建体系、民族主义兴起并向外传播，两者合流，形成民族国家体系，开始用明确疆界划分国家主权的时代。尽管在近代与西方列强的接触中，清朝的领土曾饱受侵扰，但不得不说，正是清王朝在这一世界历史的重大变革之期，维持了对多民族疆土的有效管理，为当代中国广袤版图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近年来，学界对清代多民族治理的关注与“新清史”的兴起密切相关。“新清史”的“新”，乃相对于强调清朝汉化的传统清史研究思路而言。后者认为，清政府的统治得以成立，缘于其对汉族中原王朝正统的承袭。①而新清史将眼光更多投向清帝国内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尤其是皇族宗室所在的满族，重视满文等民族语文史料的解读，注重从非汉民族视角来解析清的政治格局，由此自然生发出对清代边疆治理、民族政策的热烈讨论。与传统清史的“汉化”观点相对，“新清史”一派认为，清在本质上是内陆亚洲满洲人的帝国，正因为如此，清方能跳出中原王朝华夷之辨的束缚，以开放的心态涵纳多种民族，建立起多民族的帝国。②换言之，清帝国成功的多民族治理，并不是因为他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正统，而是缘于他的内亚特质。若依中原王朝正统的治理理念，清不可能在民族治理上取得这样的成就。
因此，在这一课题上，新、旧清史的观点分歧可大致概括为：“新清史”在意“特性”，而“旧清史”强调“延续”。欲言“特性”抑或“延续”，便不能仅就满清一朝的片段历史而论，故本文拟拉长考察的时段，通过梳理清以前历代王朝的民族治理实践，在史实中观察、判断清代的多民族治理在大历史背景中，究竟是一种“特性”，还是一种“延续”。
清的崛起可上溯至东北的女真部落。与诸多游牧民族的争霸故事类似，努尔哈赤所部建州女真在部落竞争中逐渐强大。对可在较大空间范围内移动的游牧部落而言，强大的标志不是占有广阔的土地，而是获得其他部落的支持，可动用他们的人力及畜力资源。残酷的竞争和松散易变的联盟，令部落在增加友盟、壮大实力时更多基于务实的考虑，而未在意族群的区别。更何况即便同属女真，各部落间也存在着风俗的差异，并因竞争关系而一度成为敌手。③在努尔哈赤成为后金大汗之前，听从其指挥的部落和村庄就已经包括女真、蒙古、朝鲜和汉人。④努尔哈赤还接受了明廷的封号和明朝辽东将领李成梁的暗中帮助，⑤游牧部落愿为争霸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尔哈赤被推举为后金汗时，创立了超越部落的军民整编组织——八旗，囊括女真、蒙古、朝鲜和汉等民族。⑥虽然该组织的整编方式超越了部落，但旗人是旗主的属民，原本旨在超越部落的八旗成为一种新的部落，八旗对努尔哈赤的效忠依然基于一种部落联盟式的关系。⑦这类似于公司入股，大汗是老板，加盟部落是股东。老板获得股东的忠诚需仰赖不断的分红，即部落联盟需要持续的经济利益加以维系。部落联盟性质的后金，最初并无占领大片农耕区的战略计划，他将兵锋指向农耕区，是因为联盟扩大，需要获取维持联盟所需的红利。⑧相比游牧区，农耕区能提供更为丰富而又稳定的经济资源。在进军农耕区的过程中，满洲人为免除来自侧翼的威胁，击败漠南蒙古，并与之结成联盟。在占领农耕区后，满洲人很快就遇上了亟待解决的复杂问题：如何在经济、政治等层面协调游牧和农耕两个区域和两种人群间的关系，⑨这正是清代多民族治理内在的本质问题。
这一问题由来已久，放长眼光就会发现，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的历代政权在双方长期的接触中，一直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来协调两者关系。
早在两周秦汉时期，农耕政权就与戎、狄和匈奴等游牧民族发生军事冲突。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表明，彼时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文明，业已形成兼杂血缘与地缘的部落联盟游牧集团，⑩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清人入关前的政权形态。限于游牧区的资源，部落联盟需要以贸易或战争的方式向外获取用于分发成员红利、维持联盟运作的资源。在游牧民族发动一系列骚扰掠夺战之后，农耕民族或以巨大代价远征反击，但更多情况下采用了和亲呈贡这一体面而又相对低成本的方式来应对游牧民族的需索。(11)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令农耕民族畏惧，但农耕民族很快觉察到，在满足游牧民族经济要求的同时，可采用雇佣兵的形式，利用其战斗力。汉末魏晋时期汉地割据力量援引游牧骑兵的事例就屡见不鲜。(12)但农耕区的战乱令游牧民族不便向汉地政权索取稳定的奉馈，进入农牧交错带的游牧民族也受到汉族王朝的压制。(13)于是，游牧民族尝试进入农耕区自立政权，此即五胡十六国及随后的北朝时期。最初由南匈奴人建立的前赵及其后继后赵，表面上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官制，但政权的内在骨架还是以单于与其子弟间血缘纽带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制。最终，皇权在部落诸王的争权中被粉碎。(14)继之而起的鲜卑慕容氏燕政权，大量接纳汉族流民，并根据游牧、农耕的各自所长，摸索出一套州郡、营户二元体制。州郡是中央集权制的典型表现，而控制主力部队的营户制虽然起初有中央直接控制军队的用意，但因为精锐的北族骑兵组织依托于部落制，营户最终为掌握军权的部落贵族分别占有，形成部落联盟制的形态。(15)燕政权最后同样亡于宗室部落的争权。鲜卑拓跋氏的北魏继承了燕的二元制，为加强中央集权，采用“子贵母死”等貌似离奇的方法离散部落联盟。(16)同时，因为负责农耕税收的集权制掌握了军队的后勤基础，对部落造成挤压，从而遭到部落贵族的强烈反对，北魏的汉化改革和反复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17)
隋唐在政治安排上虽然内化了不少北朝二元制积累的政治技巧，但对游牧区的控制基本上恢复到了雇佣兵的模式。突厥、回纥先后成为隋唐皇帝最为倚重的军事力量，他们当然亦据此获得大量作为回报的财富。(18)直至辽人占领幽云十六州，同一政权奄有游牧、农耕两区的情形方才再度出现。辽朝按经济区建立了名之为“南”、“北”枢密院的二元制，但王朝实权掌握在部落联盟制的北院手中，南院基本上只是面向农耕区的税收和民政管理机构。(19)最终，王朝内部部落贵族的权力争夺、王朝外部其他部落联盟的兴起挑战，内外形成夹击，导致了辽的覆灭。此种灭国方式，在游牧帝国中颇具典型性。继辽而起的金，因横跨游牧、农耕两区而同样采取了分地域二元制。鉴于辽的教训，金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支持弱小部落，抑制强大部落，特别注意防范其他游牧部落联盟的结成。(20)同时，在军事动员和农耕区管理中，金的政治安排也更多地从部落联盟制转向集权官僚制。(21)但是，在这一步上走得最远的完颜亮，最终被面临失权危险的部落贵族联合杀死。(22)
金注意防范周边强大部落的成长，但没有压制住成吉思汗的崛起，他没有依靠本部落氏族，也没有通过部落选举获取权力，而是依靠个人追随者和恐怖威权建立了自己的草原帝国。(23)蒙古人避免直接用集权官僚制冲击部落联盟制，而是刻意提升大汗直属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大汗宿卫军的怯薛。这支军队不同于以往部落联盟合股组建的军队，常设而忠于大汗，从而超越部落制，成为专制集权帝国的军队。(24)成吉思汗崛起时，依赖的主力是追随自己的伴当，在草原征服过程中，其他氏族部落或完整、或零散地被纳入成吉思汗麾下。随着战争的推进，成吉思汗用发端于军事整编的千户百户制对人口进行编组。(25)虽然黄金家族诸王及驸马，千户百户那颜下还可有私属人口，一部分千户百户的构成还直接依托旧有的氏族部落，但千户百户制度在总体上超越了部落联盟制和封建制，千户百户那颜已非封建领主或参与联盟的部落首领，而是帝国的军事一行政官员。成吉思汗虽然用千户百户制剥夺了旧氏族部落的权力，但出于家产制观念，他将大量土地和人口分给了黄金家族的成员，千户百户那颜也能拥有自己的私属人口。(26)并且，这些贵族的后代因名为“大根脚”的门荫关系，能轻易占据高官职务，在官僚制的形式下进行着部落式的权力竞争。(27)贵族群体的巨大开销，也被转嫁至其他族群，尤其是农耕区的汉族群体之上。而汉族，尤其是南方汉族，因相对缺乏根脚，并因科举制的萎缩，难以利用官僚制渠道与“部落首领”们相抗衡。(28)元朝在征战中创建的行省制度，盖出于集权指挥的动机，在战事结束后，被沿用为中央管理农耕区的地方行政机构，但因为在官员委任上带有明显的民族差别，行省成为游牧统治集团面向农耕区的财富征集机构。(29)然而汇集的财富仍未能满足游牧集团豪奢的需索，反倒激起部落贵族间的纷争。所以，在元末南方汉族的义军进攻华北时，元廷自身已因贵族开支巨大而频现财政危机，政权亦因内部争斗而动荡不堪。
植根于农耕区的明朝并无悬念地采用了集权官僚制，行省制度在加以分权改造后被顺利继承，成为实施中央集权的利器，这与行省制度源出军事集权不无关系。但明朝未有兼容并包广大游牧区的计划，维持着与汉朝时近似的游牧—农耕关系，时战时和。(30)
①代表性观点可参见Ping-ti Ho,"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Feb.,1967):189-195.何炳棣：《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上)(下)，张勉励译，《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3期。②重要的新清史著作包括：Evelyn Sakakida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hilippe Foret,Mapping Chengde: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Mark C.Ellio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Ruth W.Dunnell,Mark C.Elliott,Philippe Foret,James A Millward,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Taylor & Francis，2004).较详细的综述，可参见党为：《美国新清史三十年；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4～200页。③王先谦在《东华录》中回顾努尔哈赤早期创业历史时写道：“时诸国纷乱，满洲国之苏克苏浒河部、浑河部、王甲一作完颜部、董一作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之讷殷部、鸭绿江部，东海之渥一作富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扈一作呼伦国之乌喇一作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争为雄长，互相攻战。”(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宣统三年(1911)存古斋排印本，第12页b)董鄂氏、完颜氏，后来均列居满洲核心“八大家”，参见三田村泰助：《明末清初の満洲氏族とその源流》，《東洋史研究》第19卷第2期，1960年。④参见滕绍箴：《满族发展史初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3～225页。⑤《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五，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条：“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挥奴儿哈赤为都督佥事。”(《明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第11册，第4028页。)李成梁与努尔哈赤的结交，可参见和田正広：《中国官僚制の腐敗構造に関すゐ为事例研究：明清交替期の軍閥李成梁をぐって》，北九州：九州国際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1995年。⑥八旗制度创立于努尔哈赤成为后金大汗之前还是之后，学界还有争议，但相差不过一二年，大体而言，八旗制度与努尔哈赤成为大汗基本同步。参见石橋崇雄：《八gūsaと八gūsa色别との成立時期につぃて—清朝八旗制度研究の一環として—》，《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卷，1983年。⑦参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4～262页。虽然自努尔哈赤后期至皇太极时期，一直致力提高大汗的权威，但相对康雍乾时期对诸旗贝勒的压制和对皇权的加强，此期的政治结构依然具有极为浓厚的部落联盟制色彩。⑧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9页。⑨后金攻取辽东后，汉人和女真人在经济和生活上的矛盾及努尔哈赤的对策，可参见魏斐德著，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64页。⑩谢剑：《匈奴社会组织的初步研究：氏族、婚姻和家庭的分析》，《民族学论文集》(下)，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4年，第858～859页。该文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本下，1969年，第669～719页。(11)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
(12)例如，袁绍对乌丸势力的利用，“会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袁绍与公孙瓒连战不决，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助绍击瓒，破之。绍矫制赐蹋顿、(难)峭王、汗鲁王印绶，皆以为单于。”(陈寿：《三国志·魏书》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831、834页。)更多例证，可参见陈振江：《魏蜀吴三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发微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47～563页。(13)(14)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30、40页。 (15)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8～159页。(16)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59页。 (17)松岡弘：《北魏漢化政策の—考察—皇太子恂の反乱—》，《駿台史学》第98号，1998年。 (18)林幹：《突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4～91页；林幹：《试论回纥史中的若干问题》，《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05～611页。 (19)岛田正郎著，何天明译：《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43、150～165、170页；崔瑞德、克劳斯—彼得·蒂兹：《辽》，傅海波、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6～79页。 (20)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33～234页。 (21)例如，在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上，金代突破了辽代北枢密院部族系统和南枢密院道路州县两套系统并行的安排，全国统一实行路制，虽然细究起来，游牧区和农耕区的路从发生开始即有本质的区别(详见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97～517页)，但区划在形式上的统一体现了金廷对中央集权的追求。另外，金代最富特色的制度猛安谋克制，早期为女真部落兵民组织，随着金政权的强大，金廷对该制度改造的主趋势是排除其中部落贵族的势力，加强中央对猛安谋克的直接控制，即加强中央集权，参见三上次男著，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3～256页。 (22)海陵王完颜亮激进的中央集权制改革，参见陶晋生：《女真史论》，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年，第44～47页。(23)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37～249页。巴菲尔德认为成吉思汗的这种崛起路径与其他草原政权均不相同。这对元朝的政治体制，尤其是专制集权的强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在下文还将提及。(24)参见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2～166页。 (25)成吉思汗的千户百户制，与金的猛安谋克制颇多相似之处，但对于金的制度对蒙古制度的影响，不能作太高的估计，更大程度上是在征战过程中自发形成。参见姚大力：《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第8～10页。(26)参见姚大力：《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第39～40、56页。 (27)蒙古部落贵族在官僚制外衣下的争权，集中表现在元代异常频繁的皇位更替上，此两者关系的精彩论述，参见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对一种旧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蜕变过程的考察》，《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1983年，第22～39页。(28)参见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第219～278页；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第150～154页。(29)元代占领南宋旧域后，将行省作为资源征集机构，这突出表现在对分别名为“括勘”和“抄数”的土地和户口调查的重视，参见植松正：《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第68～97页。(30)此段历史的梗概，可参见莫里斯·罗萨比：《明朝与亚洲腹地》，崔瑞德、牟复礼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94～215页。在明代保守的边疆政策影响下，嘉峪关成为汉人士大夫心目中华夏与异域分界的象征，参见James A.Millward,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1759-186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6-38.《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3-22页。邹 怡 ，男，1980年出生，浙江海宁人。研究兴趣集中于明、清、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是农村社会和城市工商发展研究。 1998年9月～2001年8月 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 学士； 2001年9月～2004年1月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硕士； 2004年1月～2007年3月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博士；2007年3月～2013年11月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讲师； 2013年12月～至今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副教授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史与人文遗产研究创新团队”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