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与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共同推出的第四本中国大运河年度发展报告。本年度报告共涉及五方面内容，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建设内容和路径探讨；大运河生态环境建设，尤以黄运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为重点；“大运河文旅融合”的机遇与发展；大运河地区的交通运输与城乡一体化进程；建设“世界运河城市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其他运河的运作状况与可资借鉴的建设经验。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本年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点。国家出台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在制度层面提供了公园建设的整体方案和基本原则。理论上，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建设经历了“从借鉴国家公园到首倡国家文化公园”的过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载体，兼具保护、传承、利用等多重功能和多元属性。更为重要的是，“千年运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也是中国精神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内容和目的上，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系统推进保护传承、研究挖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和数字再现五大重点基础工程，基于多元属性打造综合性的空间体系，以最终形成具有国家性、公益性、文化性特征的公共文化空间系统和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大运河生态环境状况在本年度有所改善，但面临的困境亦难在短时期内得到破解。环境建设方面，黄运地区始终是一体存在的，作为地球上较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黄运环境治理应坚持景观整合下的田野、湖泊、植被的综合管理，用系统管理和源头管理的思维理顺、协调上下游、干支流的统一发展，尤其需要从根本上改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状态。

大运河“文旅融合”在本年度呈现由表及里、不断深入的发展趋势，在“双效统一”基本要求之下，各地将文化保护作为基石，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进文化和旅游的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融合。针对文旅融合缺乏创意、技术手段较高但整体利用率低等问题，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需要在注重文化保护和发挥价值功能的同时，强调人文、生态和产业融合的协调发展，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化生产力转化。

本年度航运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船舶运力持续增长、生产运行稳中有升、整体效能日益显现，但管理方式、运营结构、融合协调度等方面短板明显，对区域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足。运河区域城乡协同发展和城镇建设，是大运河在新时代服务区域社会发展新的历史使命。挖掘、梳理大运河文化资源、建设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发展非遗产业、建立地区城乡协同发展机制等既是目前城乡建设存在的问题，也是大运河的资源价值之所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运河，如里多运河、苏伊士运河、克拉运河的历史发展、功能价值、利用措施亦为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作为连接中国和世界其他运河国家的桥梁，坐落于扬州的“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国内唯一的国际性运河组织，开展了多项创新性工作，对其组织形式、运作方式及工作内容的梳理和介绍，既是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总结，又是促进其建设的手段。

大运河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和符号，承载着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实现文化保护、协调区域发展的新使命。2019~2020年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展开的重要时间节点，虽因疫情原因而受到一定影响，部分建设项目遭遇了阶段性延缓，但相关部门和领域创新建设方式，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多维立体、多元融合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持续推进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精神，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2020年7月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水利部、生态环境部四部门规划、编制、印发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规划》《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大运河河道水系治理管护规划》《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专项规划》4个专项规划。同时，大运河沿线8省（市）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指导下，也分别结合地方实际编制了地方性规划。

大运河沿线8省（市）出台各类有关运河文件数量

大运河沿线8省（市）出台各类文件涉及范围

（二）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稳步进行

2020年9月~2021年9月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和监测力度加大。首先，各级各类文保部门的职能进一步明确。其次，进一步强化数字监测平台建设。最后，进一步加大运河考古工作的力度。

二是大运河文化遗产表现方式更加多样化。大运河沿线省市文博部门深入挖掘相关运河遗产，并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非遗曲艺周、中国非遗博览会等活动，开展了大量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影响广泛的运河非遗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三）大运河“文旅融合”水平不断提升

2020年9月~2021年9月，随着各级各地政府组织架构和管理职能的不断完善及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大运河文旅融合呈现由表及里、不断深入的发展趋势，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年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国家及各地开展的相关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双效统一”的基本要求，即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为基础，重建大运河文化的时代风貌和文化生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推进文化和旅游的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融合。

第二，在此规划指导下，大运河沿线省市分别开展了不同性质的文旅实践。主要包括通过大运河文化IP的开发和运营，持续推动大运河文化资源向文化生产力转化，进而构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体系，促使大运河沿线文化在多维度、多尺度“活起来”；多角度进行大运河文创产品的开发、文化服务功能升级、文化品牌价值提升；开展大运河文旅融合项目推介，打造文旅先行试验区。

（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2020年9月~2021年9月，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和试点建设阶段，各地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下，结合各区域运河文化遗产和自然区域环境的具体特点，编制可行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江苏省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第一梯队，首先编制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规划》。其他各省市也都积极制定相关规划。与国家的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规划不同，地方规划都将大运河与本区域元素进行了紧密结合。

（五）运河学研究百花齐放

在中国知网检索“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关键词，2019年9月~2020年9月一年，共收录文章1324篇，涉及47个学科，主要包括文化、考古、旅游、中国文学、地理、文化经济等。

运河研究涉及学科前20位

（一）多方式、多样化的协作机制尚未建立

首先，国家层面的统筹工作及顶层设计在不断完善之中，但由于大运河沿线省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遗产点类型各异，开发力度不同，尚未形成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格局，相关省市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缺乏全面认识与统筹规划，对本区域内运河文化资源的科学定位还有一定局限性，这成为制约当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协同发展的首要问题。

其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空间结构、管理体制还有改进空间，未有效形成跨区域共享共建的合作发展模式。当前国家规划注重宏观性、战略性，省级以及市县级规划注重地方性、实施性，在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术、跨区域协同方面，纵向上缺少自上而下的传导机制，横向上缺少协同配合通道。

最后，同质化竞争问题依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产品创意不切实际，盲目追求热点，对是否紧密围绕运河文化带产业链、是否围绕运河文化遗产集群构建缺乏科学论证，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消极同质化竞争。二是对文化带建设中的项目发展潜力认知缺乏深度，产品质量有待提升，模仿只求“形似”，难以挖掘运河文化的内涵与本质，在具体的建设方案中方法、手段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缺乏地域特色与拳头品牌。三是根据区域特点“量身定做”的意识有待增强。对此各地应依据各河段水系特点采用不同的手段开展治理修复工作。只有做到区域差异化的生态保护，才能实现区域的有效发展。

（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若干问题研究亟待展开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重大工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未来几年工作的重点，但相关理论和实践都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指导性文件、规划已相继出台，但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

关于如何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有学者从“价值研究”的视角出发，认为应该从价值实现、价值品牌、价值评估等维度分析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价值主导”原则。有学者则从文化旅游入手，认为探究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该要追求“超文化有机体”、“地方文化特性”以及“第三空间”的激活，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启发下，如何打造数字化的“第三空间”，实现“不在场的”文化旅游，对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这种跨区域、线性、活态性的文化景观型的旅游目的地建设尤其具有实践价值。

（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阶段瓶颈问题突出

落实机制仍不够完善。建设管理主体仍不够明确，各建设及管理主体缺乏密切的协调沟通，仍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情况。运河文化挖掘仍不够深入，对运河文化多元价值体系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展示不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生态环境保护短板仍较为突出。部分河段滨河、滨湖湿地淤积、退化严重；部分河段采用钢筋混凝土、块石护坡，导致原有的水生态、水景观受到影响；城乡建设挤占河湖生态空间，运河两岸部分文物古迹损毁严重，航运污染问题仍需密切关注，农村水源污染尚未得到全面治理，河流水质还未全面达标。

（四）数字技术发展迅速，但数字资源过于分散

目前国家级大运河文化资源管理信息共享交流平台和数字云平台尚未建立，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也没有制定出来，这一方面造成了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局部有序、整体无序的状态，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使用不便和共享困难的现实。

（五）基础理论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畛域分明

目前科研人员和决策者之间尚存在一定隔阂，运河理论研究尚未有效地服务于运河文化带建设决策。“权力与智力”之间的鸿沟没有被填平。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实践需求，推动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因此对科研人员而言，也需明确运河文化理论研究能够为文化带建设决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运河文化理论研究如何做才能为文化带建设提供咨询服务，运河文化理论研究可能通过哪些路径或方式为决策者提供服务等问题。

2020年9月~2021年9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点任务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这是党和国家基于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十三五”期间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之一。同时文物保护、文旅融合、环境治理、河道运输等也应进一步融合，逐渐形成协同发展的共识和事实。

（一）在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突出公园的功能与特色

1.处理好大运河文化带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关系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以大运河文化带的规划建设要求为基本指导。同时，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应对接国家战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地标性工程。

2.突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与“化育性”功能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强调以“国家文化”为引领，通过对大运河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挖掘和阐释，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为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注意挖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区域特色，建立虚拟传播空间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以运河本体为核心和重点，以园、带、点为标准进行划分和建设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依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区分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4.探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管理体制和模式

只有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制度，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话语”。综观世界遗产管理体系，遗产保护的基本保障是全方位的架构体系。自上而下的协调管理与监控为运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后勤保障”。

探索实践“举国体制”与社会参与的协商机制。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协同管理机制，搭建投融资平台和运营平台，形成文旅等相关产业的多元化投资与盈利方式，应是未来公园建设和管理的可持续模式。

构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监测评估体系。研究设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评价体系的分级指标体系，对公园进行定期的考核与评价，监测和评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等方面的成效与不足。

（二）在文旅融合和遗产保护方面，打造“千年运河”品牌，提高运河文化及旅游产业的“品质”

“文旅融合”需要将文化要素转化为旅游资源，合力塑造“千年运河”文化旅游品牌体系，重点培育运河城镇旅游、运河节庆旅游、运河旅游产品、运河旅游企业（服务）等品牌，突出不同运河区域的差异化特征，推出富有创意、民众参与度高、受市场欢迎的系列旅游产品。

针对数字技术手段较高但整体利用率低的现状，应进一步推动技术对“文保”和“文旅”的深度支撑。针对公众参与度低的问题，鼓励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遗产保护，为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建言献策并出资出力。

（三）在生态环境方面实现生态保护、污染防控、资源利用等全域“共治”与“共享”

大运河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使大运河生态环境得以修复，建成绿色生态廊道。应突出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的优势，形成责任明确、监管严格、协调有序的长效管理及保护机制；优化运河岸线开发利用与保护格局，统筹实现大运河防洪、供水、航运及文化旅游、景观设计等多种功能；实施国土绿化行动，加强生态空间管控，在通航河段沿岸城镇村居设立水质监测点，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着力打造和谐、清洁、健康、优美、安全的大运河绿色生态带，提升区域的生态功能。

《中国大运河发展报告（2021）》

吴欣 主编；裴一璞 郑民德 吴金甲 副主编

2021年9月出版 / 148.00元

ISBN：978-7-5201-8777-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吴欣，烟台大学教授，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裴一璞，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盐业史与运河交通史研究。

郑民德，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运河文化史、社会史研究。

吴金甲，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气候变化政策与环境管理研究。

策划：佟 譞

编辑：张 卓

审校：韩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