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扬州地处中国古代运河南北交通和长江东西交通的结合点，作为内河航运的重要港口，成为古代大运河上著名的商业城市；但扬州在古代还曾经作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海港，成为中国与世界联通的著名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公元1世纪扬州与海岸线的相对位置　　在公元7世纪以前，长江的入海口，如同今天的杭州湾大喇叭口，其顶点远在镇（江）扬（州）河段以西，扬州港 ...

　　扬州地处中国古代运河南北交通和长江东西交通的结合点，作为内河航运的重要港口，成为古代大运河上著名的商业城市；但扬州在古代还曾经作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海港，成为中国与世界联通的著名海上丝绸之路城市。

公元1世纪扬州与海岸线的相对位置

　　在公元7世纪以前，长江的入海口，如同今天的杭州湾大喇叭口，其顶点远在镇（江）扬（州）河段以西，扬州港如同今天的上海市的金山港，是一座海港。隋炀帝在605-610年动用上百万的民力，开凿大运河，这就是著名的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点，向北可以到达涿郡（北京），向南可以到达余杭（杭州）。在唐朝安史之乱（755年-763年）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仍然在中原地区，北方大量瓷器、丝绸等出口商品可以通过大运河到达扬州港，大运河的开通将扬州与经济发达的中原内陆地区连接起来，使得扬州港拥有了广阔的腹地。依靠海陆联运的巨大优势，扬州迅速崛起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所以在唐中期有“扬一益二”的谚语。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著名的《道里邦同志》中所记载的中国四大海港之一即扬州，扬州为当时的西亚阿拉伯商人所熟知。

隋唐大运河示意图

　　扬州作为发达的对外贸易港口，当时聚集了大量域外国家的人口，这些人，或者是从母国带来他们的宗教与文化，或者是万里迢迢来到中国求学问道，扬州成为当时仅次于都城长安的对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中。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宗教文化的传播。

　　一、仙鹤寺与普哈丁墓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交流的见证

　　8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当时大量阿拉伯商人从海上来到扬州，随之而来还有伊斯兰教传教士。相传普哈丁为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裔孙，于南宋咸淳年间到达中国，在扬州建立仙鹤寺。关于普哈丁，并没有太多的历史文献讲述他的事迹，先在唯一可见的是“普哈丁墓园”。1275年归真后，教徒根据其遗嘱，安葬扬州大运河畔。

园内“天方矩镬”的亭子

　　由于普哈丁的“圣裔”身份，普哈丁之后，先后有多位伊斯兰教大德选择长眠于此，包括宋景炎三年( 1278)西域先贤撒敢达、明成化元年(1465)西域先贤马哈谟德、明成化五年西域先贤展马陆丁、明弘治十一年( 1498)先贤法纳。普哈丁墓园经历元、明、清等历代的重建和修葺，今天已经是中阿建筑文化的融合体，青砖结构，平面方形，四座拱门，四角攒尖，板瓦为顶，内部呈拱球顶。墓园中有一株700多年树龄的银杏树，见证了墓园悠久的历史。

园内的大银杏树

　　普哈丁建立的仙鹤寺，几经重修，延续至今。清真寺兴建时，普哈丁尊重中国文化，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制，由于寺院整体布局宛若仙鹤，被称为“仙鹤寺”。扬州仙鹤寺与广州怀圣寺、泉州麒麟寺、杭州凤凰寺齐名，并称中国四大清真古寺。仙鹤寺是伊斯兰教制式与扬州地方建筑风格相融合的典型代表，呈现出“内雄外秀、内伊外中”的特点。

中式建筑风格的仙鹤寺

　　建筑整体布局形体似仙鹤，寺门为鹤头，南北两井为鹤眼，寺门至大殿的甬道为鹤颈，大殿为鹤身，南北两厅为鹤翅．院中两棵柏树为鹤腿。大殿后临河的一片竹林为鹤尾。普哈丁以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吉祥物“鹤”的身躯从嘴到尾来布局建筑物，仙鹤寺由此而得名。

　　仙鹤寺在平面布置以及建筑手法的处理上，除按照伊斯兰教仪规外，更灵活地吸收了扬州当地的民族建筑风格。庭园、大殿及外殿设置灵活紧密，使用小天井而非传统四合院式，富于园林风趣。主体建筑礼拜堂穹隆式的内部结构具有浓郁的伊斯兰教宗教色彩，它和具有当地民族建筑宫殿风格的外部建筑相融合，既体现了扬州地方建筑文化对外来建筑文化的包容和吸纳，又见证了大运河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传播、交流和融合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时至当代，普哈丁仍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精神使者，阿拉伯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人士经常性的来此扫墓敬贤，例如沙特、科威特、巴林、阿联酋、阿曼、约旦、也门等国使领馆官员都曾到访。

　　二、大明寺和鉴真纪念堂：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佛教交流

　　日本群岛很早就通过海路与大陆产生联系。大陆居民可以从最窄处的对马海峡跨海进入日本九州岛。公元前3世纪，日本突然从石器的绳纹时代进入青铜器和铁器并用的弥生时代，并出现了水稻种植业，学者推论冶铁技术和农业生产技术都是中国传入的，大致是秦统一六国战争中，六国部分遗民流亡海外。

　　中日文化交流真正进入快车道是从历史本历史上著名的“圣德太子改革”开始的。公元604年，圣德太子为了完成中央集权，开始向中国学习，一中国儒家思想指导政治改革，以佛教思想作为国教教化民众。这开启了日本大规模的遣唐使历史。自630年至894年的约260年间，日本共任命过20次遣唐使，其中4次因故停止，实际成行16次。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在遣唐使团中都设有“学问僧”，这些学问僧在中国学习佛法及其他中国文化。

日本遣唐使海路图

　　到8世纪中叶，佛教已在日本广泛流传，但戒律仍不完备，日本派了两个年轻僧徒荣睿和普照，随第9次遣唐使来到中国，一面修习佛学，一面物色传戒高僧。公元742年归国时，准备在扬州港出发。当时扬州作为商业发达的国际大都市，优越的经济条件可以供养大量佛教寺院，当时扬州集聚了净土宗、天台宗、密宗、禅宗、律宗等多个宗教流派，是一个佛教繁盛的中心城市。

　　大明寺在扬州是著名的律宗传习的寺院，寺院住持鉴真律学精深，荣睿和普照慕名而来，再三恳请鉴真赴日传法。鉴真被两人的诚意所感，遂决意东渡弘法。鉴真一行六次东渡的事迹已经家喻户晓，鉴真把当时最为成熟的盛唐文明全面地介绍到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日本佛教的贡献做出巨大，在日本建立了严密的“三师七证” （即三位高师授戒，七名高师在场作证）僧徒入寺制度，从中国带去了大量佛教经卷，订正了日本原有的佛教经典。关于医药，又将大唐的医疗体制与医疗成就逐步介绍到日本，将日本东大寺正仓院所藏药物一一加以辨正，并说明其用途。同时建筑、雕塑、书法诸方面也多有贡献。

　　大明寺坐落在江苏省扬州市城西的蜀冈上，始建于南朝宋大明元年(457)，寺以年号名，隋朝更名为栖灵寺，唐末重建，改名秤平寺，宋代，复名大明寺．后寺毁。明万历(1573―1620)、崇祯(1628―1644)，清顺治(1644―1661)、康熙(1622―1722)、乾隆(1736―1795)、同治(1862―1874)年间均曾重修。康熙时，复名栖灵寺。乾隆三十年(1765)，更名为法净寺。

今天的大明寺

　　二战后日本反华立场，中日官方关系几张，但日本民间社会的和平运动和蓬勃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了“以民促官”为主线的对日政策。1957年第三次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邀请日本佛教界访问中国，中国佛教协会与日本使团经充分讨论，签订了《中国佛教协会、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团关于禁止原子弹、氢弹和裁军的共同声明》。

日本招提寺风格的鉴真纪念堂

　　1962年是著名的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日本政府将该年的5月定为“鉴真月”，开战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中国政府邀请日本联合举行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的活动，得到了积极回应。于是中国国务院聘请建筑学家梁思成仿照日本奈良招提寺在扬州大明寺修建了鉴真纪念堂，日本成立以金刚秀一为首佛教界代表和以历史研究专家安藤更生为首的文化界代表团先后在扬州大明寺、广东肇庆庆云寺举办纪念活动，双方在扬州共同发表了《中国日本佛教徒共同声明》，“继承和尚的行愿，为中日两国永不相犯、世代友好而努力。”从古至今大明寺和鉴真纪念堂成为中日佛教友好交流的见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