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寻找逝去文明 再现昔日辉煌——安家瑶先生访谈录
摘要: 作为姐妹，又是同行，自认为我对姐姐安家瑶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是有所了解的，但仔细一想，我对她的这些了解都是零散的，也不够系统。感谢《南方文物——心路历程薪火相传栏目》的邀约，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姐姐坐下来，详细聊聊她的考古人生。安家瑗：受父亲安志敏先生的影响，我们姐妹俩都选择了历史学和考古学专业，并成为一生的职业，但我们俩受 ...
作为姐妹，又是同行，自认为我对姐姐安家瑶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是有所了解的，但仔细一想，我对她的这些了解都是零散的，也不够系统。感谢《南方文物——心路历程薪火相传栏目》的邀约，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姐姐坐下来，详细聊聊她的考古人生。安家瑗：受父亲安志敏先生的影响，我们姐妹俩都选择了历史学和考古学专业，并成为一生的职业，但我们俩受父亲影响的方式又不尽相同。很想知道你最初是怎样接触到考古的？父亲又是如何引导你走向考古道路的？安家瑶：我们的父亲是考古学家，母亲张裕珠是医生。家里四个孩子，我排行老二，你最小，比我小10岁。老大安家琦，从小动手能力很强，后来成为食品业的工程师。老三安家璈从小对历史考古有兴趣，去内蒙古插队做了赤脚医生，后来学了医学（图一）。我懵懂的少年时期，只知道父亲是搞考古的，而且我把考古和下田野发掘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每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河南做田野发掘，回到家里他多数时间也是伏在案头整理考古发掘的资料，写考古研究的文章，很少有时间陪我们玩，那时我只是觉得考古很神秘。图一 1968年全家照
第一次实地接触考古，是在1961年我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父亲带我去大连看望祖母和你。名曰探亲，实则是父亲想对烈士山和小磨盘山中的贝丘遗址进行考察。他数天在周边的小山上踏查，甚至带着我进行了一次试掘。那天我和父亲带着铁锨、小镐头等工具上了山，在山上足足待了一整天。父亲一会儿挖，一会儿掏出小本子记笔记，忙得不亦乐乎。那天的太阳很足，没有一点儿风。我在旁边只是递递工具，也是汗流浃背，带来的一壶水早就喝光。那次田野考古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是口渴，那时年幼，还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在做什么。后来才知道父亲发表了《记旅大市的两处贝丘遗址》，为我国的贝丘考古奠定了基础。1962年夏天，中国科学院组织一批专家赴内蒙海拉尔休养。回来时父亲来信要我们去火车站接他。那时我国还是处于困难时期，我们兄妹几个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经常吃不饱，我们盼望父亲从海拉尔带回些好吃的。火车站上人很多，回来的专家们都带了不少大包小箱。拿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的大包小箱中也没装什么好东西，只是海拉尔的特产——土豆。可是在当时，土豆也是在北京难以买到的可以填饱肚子的好东西。父亲的纸箱格外沉，回家后一打开，却让我们失望。箱子里装的全是不能吃的石器（后来这些石器全部交到所资料室）。父亲利用那次休假，对内蒙海拉尔松山细石器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后来，父亲发表了《海拉尔的中石器——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这篇论文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还很愧疚。1966年夏，我高中毕业，那年我参加了清华大学的一个长征队，准备从北京走到延安。父亲知道我要走山西，便嘱咐我路上注意有没有石器和陶片。当时我们每天背着几十斤的行李和宣传品，迈开双脚走七八十里路，晚上到了村子里，还要开会，早就忘记了父亲的话。现在想起当时走的路，很多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刚刚沿山开辟的战备公路，路边的断崖上肯定能发现古人活动的遗迹和遗物。由于当年的幼稚，错过了那次考古发现的好机会。也许有人好奇，会问我们姐妹都从事考古，是不是跟父亲的有意培养有关，其实还真不是。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父亲从来都不多干预，更没有强迫，一切都凭我们自己的兴趣和志愿。但父亲热爱考古，孜孜不倦，身体力行，全力以赴地从事考古事业，对我来讲是有影响的，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父亲对我们能从事考古工作还是很高兴的（图二）。图二 1991年父女三人在考古所门口
我最初的人生理想并非是要搞考古。我的中学是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的，高中分文理科时我选的是理科班。在班上我的化学成绩好，对学习化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的理想是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之所以选择理工科也是因为受到了姑姑安静娴的影响。姑姑曾是东北制药总厂的一名工程师，她终身致力于药学研究，后来成为唯一一名从制药厂走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图三）。我上高中时新中国百废待兴，科学事业刚刚起步，姑姑的奋斗历程让我意识到，国家要强盛，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这样的信念激励下，我当时的梦想是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然而，在1966年6月，当我高中毕业准备参加高考时，高考制度被取消了。在随后的十年间，我参与知识青年下乡，辗转于祖国的北大荒和大西北。待我再回到北京时，已经很难拾起阔别十年的理科。一系列的人生波折让我与理工科失之交臂，当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已经年过三十岁了，我决定直接报考考古研究生。当然也得益于家中的考古书籍，让我可以自学考古，补上大学本科考古的一些基础知识。在父亲及亲朋的支持和鼓励下，我考上了宿白先生的研究生，从此和考古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图三 姑姑安静娴在实验室
1982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专业毕业，随后便进入考古研究所的西安唐长安城考古队工作，这一干就是三十余年。走上考古之路，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安家瑗：你有幸成为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的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中，你跟宿白先生学到了哪些治学方法和理念？宿白先生在授业解惑中，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安家瑶：1979年秋，我有幸成为宿白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刚入学时，与79级新生听了苏秉琦先生的讲话，他说你们就像候鸟，春秋飞出去了，夏冬又飞回来了。我们都对考古实习充满喜悦和幻想。1980年初，我和同学陈英英随先生在武昌湖北省博物馆实习。当时宿先生的助教权奎山和湖北省博物馆的全锦云正在整理武昌郊区隋唐墓，为了寻找墓中出土瓷器的来源，宿先生带我们到湖南、江西考察窑址。我们最后一站是从九江乘轮船回武昌。我和陈英英央求先生给我们半天假，让我们上庐山看看。庐山不仅是近现代史上的很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而且当年《庐山恋》刚刚上演，这是刚改革开放拍的最有影响的电影。宿先生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通过这件事，我们明白考古不是游山玩水，再也不向先生提出这类无理要求。1981年暑假，我们跟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实习一个多月（图四），名胜地月牙湖就在附近，我们也没有去游览。后来我到考古所工作，才知道夏鼐先生对本所考古工作者的要求更为严格：直接去考古工地，中途不得下车。直到80年代，这项规定才稍稍松了一些，沿途可以下车进行业务考察。图四 1981年夏与宿白、王永兴先生在敦煌
做研究生时，我们跟宿先生出去考察，一般都是在单位食堂吃饭，有时就是简单地吃两个馒头。1981年夏，随先生考察炳灵寺。当时炳灵寺交通不便，早上不到六点就从兰州出发，到刘家峡后，乘小船抵达石窟。考察石窟爬上爬下，不到中午早已饥肠辘辘。当时的现场没有食堂，更没有饭馆，炳灵寺保管员给先生和我们每人下了碗白水挂面填饱肚子，我们继续工作。宿白先生对公款吃喝非常反感，有一次在湖南的小县城，地方官员为我们准备了一桌酒菜。拿现在的眼光，算不上奢侈，也就是有鱼有腊肉。因为有当地文物工作者陪同，宿先生不好拒绝，事后宿先生对我们严肃地说：“这样吃喝不好，这都是民脂民膏啊！”先生的话为我们后来走向工作岗位警惕乱用公款敲了警钟。宿先生反对用公款吃喝，但自己出钱请学生吃饭却十分大方。在武昌东湖实习时的一个周末，先生掏钱让我们买螃蟹，在全锦云家蒸熟，请我们吃，并一步一步教我们怎么吃螃蟹。跟随先生久了，才渐渐明白他的苦心：考古是一项极其严肃的事业，只有培养出自律、认真的工作态度，才有可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关于考古学的方法论思想，宿老师对我也有深远的影响。他曾反复向我们强调，做考古既要重视田野作业，也要重视文献研究，这两项是历史考古学研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只有在考古遗迹发掘的结果与文献记载相符时，研究成果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该如何学习、如何调研、如何进入工作状态，先生很少谈起，他对我们的教诲与熏陶，都凝结在日常的点滴中，这大概就是如春雨般润物于无声吧。宿白先生对田野考古的热爱和执着也使我难以忘怀。2013年北京房山区长沟镇发现一座大型唐代墓葬——刘济墓，先生到现场坚持下到墓室（图五）。那一年先生已经91岁高龄了。图五 2013年宿白先生在刘济墓
安家瑗：你研究生毕业论文是《中国古代玻璃器》，后来又做过相关研究，你为何选择这个论文来做？能介绍一下你对中国古代玻璃的研究成果吗？玻璃器在古代丝绸之路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安家瑶：考研究生之前，我曾在甘肃师范大学脱产学习了一年的英文。出于理工科所崇尚的科学精神，加上我对东西文化交流史的兴趣和有一定的英文基础，我选择了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作为主攻方向，因为这个历史时期不仅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还有众多文献可考，可以让我的研究在最大程度上“有据可依”。而在玻璃考古上，我的理工科背景也有用武之地。作为一种人工材料，玻璃的成分对于弄清玻璃来源及性质有重要的指示作用。对玻璃成分进行化验检测，会涉及大量的化学知识。如此一来，我的理工基础便和考古很好的结合了起来。在父亲的建议和宿白先生的鼓励下，我把《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作为我的研究生论文题目，在搜集中国古代玻璃器资料的同时，对世界古代玻璃器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研究。父亲的建议和他1950年在河南辉县发掘固围村战国墓出土玻璃蜻蜓眼、1951—1952年在长沙发掘战国两汉墓出土蜻蜓眼有关，后来他在国外看到相似的玻璃珠，就有研究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想法。宿白教授一直对中西交通有研究，1980年代初访问过伊朗，给我们开过中外交通考古的课程。我选玻璃器作论文题目，宿先生很赞成，还建议和我同级的研究生陈英英做金银器的题目。我国对古代玻璃研究的人不多，成果也有限。1984年我的这篇论文在《考古学报》发表，就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该文被大英博物馆M. Henderson翻译成英文，由伦敦东方陶瓷协会出版成书《Early Glassware》（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no. 12 c. 1987）。之后，我国陆续发现了不少新的古玻璃资料，特别是伊朗高原的萨珊玻璃的考古发现，和法门寺地宫20件伊斯兰玻璃的出土，我的研究也随之深入。世界上最早的玻璃诞生于公元前25—23世纪的两河流域，晚于铜器，早于铁器，这是学界已达成的共识。关于中国玻璃的起源，虽然学界目前尚无定论，但从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自战国到北宋，我国一直存在着两类不同系统的玻璃制品：进口玻璃和国产玻璃。从成分上来说，西亚的玻璃多用苏打做助熔剂，称之钠钙玻璃。而中国在历史上大概是缺少自然纯碱资源，所以国产玻璃多以氧化铅作为助熔剂，生产出来的是铅玻璃。“蜻蜓眼”是研究中国玻璃起源的一条关键线索，它是一种源自西亚的镶嵌玻璃珠。玻璃珠饰在西方曾经历过漫长的发展阶段，而中国的蜻蜓眼和其他玻璃制品都是在春秋末期同时出现的，目前没有考古证据表明我国玻璃在此前有过发展过程。我们在中国发掘出的最早的蜻蜓眼和其他玻璃器的主要成分是钠钙玻璃，这就暗示着它们应该是舶来品。战国中期，玻璃蜻蜓眼和其他玻璃器在中国大量涌现，在成分上多为铅钡玻璃，它们应该是我国匠人对于西亚玻璃器的仿制品，这意味着当时已经可以制造玻璃器。尽管中国玻璃的诞生很可能是受到了西亚的影响，但国产玻璃并不是对于西亚玻璃的单纯仿制，它具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印记，在同时期的陶瓷器或漆器中可以找到相似器型。比如出土于汉代刘胜墓的玻璃耳杯，就是典型的中国器形，与器形相同的漆耳杯一样，是汉代墓葬中最普遍的器物，而国外就没有这种器形的器物。西安郊区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蛋形器也是我国独有的器形，国外没有同类的出土物。北魏的玻璃葫芦瓶以及北宋大量出土的玻璃葫芦瓶都可以说是我国独有的创意，因为葫芦是我国最早驯化的作物之一，我国出土物中就有不少葫芦形的瓷器，但国外葫芦瓶的器形却很罕见。综合来看，我国古代的国产玻璃工艺自成体系，浓缩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审美，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抹亮色（图六）。图六 2015年与樊锦诗考察遵义杨价墓出土的玻璃杯
我们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了大量制造于战国时期的国产玻璃蜻蜓眼和管饰，它们尺寸较大，色彩艳丽，并且“眼”纹饰从同心圆变成了偏心圆，与不同的几何图案结合形成了更丰富、复杂的纹饰，这在外观上比西方同时期的蜻蜓眼更加美丽生动。从考古实物的出土地点及出土数量来研究古代东西交通的路线，是研究东西交流史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贸易品之一，传入我国的玻璃器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路线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玻璃器越来越多。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罗马玻璃繁荣发展，这时期正值我国两汉魏晋南北朝。这时，我国出土的外国玻璃器主要是罗马玻璃。汉代时期出土的进口玻璃集中在广东、广西、江苏等沿海地区，这与《汉书》中记载的汉武帝曾“使人入海市璧流离”相符。公元前1世纪的一位希腊人周航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写下《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书中记载了中国的位置和物产，也记载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东运的情况。众多出土实物与文献都说明两汉时期进口玻璃器多由海路输入中国。这也证明，最迟在汉代，东西两大文明间即存在着海路交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东西之间依靠陆路交流。西晋诗人潘尼在《琉璃碗赋》中写道：“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这清楚描写了玻璃碗通过丝绸之路进入我国，而新疆出土的罗马玻璃残片也印证了这一点。此外，北魏时期，出现了一批采用吹制成型的国产玻璃容器，与汉代流行的铸造成型的铅钡仿玉玻璃截然不同。这一新的玻璃成型工艺的采用，与东西文化技术交流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魏晋南北朝、隋代进口玻璃器除了罗马玻璃，还有萨珊玻璃。萨珊玻璃是指萨珊王朝（226—651年）时期伊朗高原生产的玻璃器。罗马帝国衰败后，罗马的玻璃业也衰败下去，很多技术没有保留下来。这时玻璃业的中心转到了伊朗高原的萨珊王朝。公元3—7世纪伊朗进入萨珊时代，继承了罗马玻璃技术，但有自己的特点，造型古朴，喜欢用连续的小圆形作装饰，冷加工雕塑和热塑都发展得比较好。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玻璃碗有突起的乳钉，还有用镊子捏出的小凸起。日本的奈良正仓院藏白琉璃碗，表面有成排的圆形磨饰，圆饰都是凹球面，这是萨珊玻璃通过中国又到了日本。新疆出土的萨珊玻璃残片及敦煌壁画上磨花玻璃的画面，都是萨珊玻璃经过丝绸之路输入我国的证据。我国唐代、宋代主要进口的是伊斯兰玻璃，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20件精美玻璃器，河北定县五号塔基出土了8件进口玻璃器，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墓出土7件玻璃器都是伊斯兰玻璃的精品。中国发现的伊斯兰玻璃器数量多，有可靠的年代和出土地点，中国已经成为产地之外的最重要的伊斯兰玻璃发现地之一。中国考古出土的伊斯兰玻璃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证据，而且对于伊斯兰玻璃的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出土的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等器物，以及国产玻璃制造技术的演进，不仅反映出玻璃器与玻璃技术是由西向东逐渐传入中国的，也验证了世界玻璃史的演进过程。玻璃虽小，却能折射出东西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交流碰撞的璀璨光芒，这正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安家瑗：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玻璃器似乎不及西方玻璃器的发展，西方最早将玻璃用于望眼镜和显微镜等科学实验的器械，中国却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安家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顾一下玻璃用途的演变史。在其诞生之初，玻璃仿造青金石、绿松石等宝石，多为不透明或半透明的，而且造价高昂。因此，在罗马帝国之前，玻璃器都是一种仅供贵族阶级享用的奢侈品。《旧约·伯约纪》第28章提到：“黄金和玻璃不能与智慧相比”，可以知道在圣经成书的年代，玻璃的价值是与黄金相提并论的，足以见其珍贵。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玻璃吹制法问世，大大简化了玻璃生产，降低了成本。从此，玻璃的用途开始分化，一部分依旧被用来制作成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它们造型精美，工艺繁缛，不计成本；另一部分则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为地中海地区常见的生活用品，比如香水瓶或餐桌上的器皿。同时，透明玻璃制品也日渐增多，这就为玻璃日后走入光学领域奠定了基础。伊斯兰阿拉伯在公元7世纪兴起，很快占领了地中海东岸和伊朗高原上原属于罗马帝国与伊朗萨珊王朝的两个玻璃制造中心，并进一步改进与提升了玻璃制造技术。当中世纪的欧洲还在黑暗中苦苦摸索，伊斯兰阿拉伯的人们已经将玻璃器应用到光学实验和化学实验当中，在世界科技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公元13世纪，威尼斯玻璃兴起，继承并发展了伊斯兰玻璃的制造工艺，而我们使用的现代玻璃，就是从威尼斯玻璃发展而来的。回到中国的玻璃史，我国早期出现的玻璃，多是进口的玻璃。因其昂贵罕见，属于士族大户的斗富之宝。在进口玻璃的刺激下，中国工匠开始可以用当地的原料生产玻璃。总体来说，中国的玻璃是以铅玻璃为主，仿玉制品为多，没有发展玻璃实用品，以观赏品、宗教用品为主，颜色鲜艳、壁薄易碎。我们没有发展玻璃实用器，可能跟我们的瓷器产量很大、经久耐用有关系。通过对比玻璃在中外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玻璃在西方很早便进入实用领域，而且伊斯兰率先将其应用在光学、化学研究上，因此玻璃能够成为西方近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助力。而在古代中国，出于原料、工艺上的限制，玻璃始终没有发展成我国主要手工业之一，也没有在科学史上发挥作用。尽管如此，我认为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还是有其自身的特点，古代中国人出于对审美的追求，对玻璃艺术品的制作精益求精，比起西方同时期的玻璃艺术品，其造型设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安家瑗：你1982年进入考古研究所后，一直在考古所的西安唐长安城考古队工作，主持过多项隋唐遗址的发掘，你对隋唐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主要贡献都有哪些？请重点介绍一下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经过和难忘的经历。安家瑶：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留所成为西安唐长安城考古队的一员，并一直在考古队干到退休。我能坚持田野工作，与母亲张裕珠默默的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也和我先生曾祥龙的理解和宽容是分不开的（图七）。图七 2017年与曾祥龙去看望宿白先生
唐代是我国政治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际交往频繁的盛世。长安城作为唐代的都城，人口一度超过百万，是中世纪的世界名城。1957年以来，马得志、卢兆荫等老前辈带领唐城考古队对这座城址进行了全面勘察和多次发掘（图八）。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基本探明唐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及历史沿革。图八 1992年与马得志先生在西明寺发掘工地
我到唐城考古队后参加了大明宫东朝堂、翰林院、唐长安城西明寺等遗址的发掘。1989年我从马得志先生处接班任唐城队队长，主持了西明寺第二次发掘、麟游县隋仁寿宫唐九成宫37号殿址、唐大明宫含元殿第二次发掘、唐长安城圜丘、唐长安城西市、唐大明宫太液池、唐大明宫丹凤门、唐长安城西市遗址等的发掘。这些发掘有惊喜也有苦涩。隋仁寿宫唐九成宫37号殿址是1989年在基建中发现的。在省市县各部门支持协助下，考古队经过5年的艰苦工作，多次拆房扩大发掘面积，于1994年9月完成了整个殿址的揭露（图九）。37号殿址的揭露，给考古学界和古建筑界带来了惊喜。37号殿址位于离宫中心偏东部，殿址坐北朝南，高出隋唐地面1米，东西长42.62米，南北宽31.72米。黄土夯筑的殿阶基全部用石材包砌。东、西、北三面各有两条与回廊相接的踏道；南面设两条登殿的踏道，踏道中间有0.91米的石阶为“陛”，即皇帝专用的御道。殿址上现存64个一米见方的覆盆式青石柱础，雕刻得非常规整精细。由于绝大多数的柱础都在原位置没有移动过，因此该殿堂的平面布局相当清楚：东西面阔九间，南北进深六间；网柱分布独特，檐柱与内柱之间形成跨度达8.2米的围廊，如此之宽的围廊为国内首次发现。遗址中部为内殿，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南北跨度达9.4米。内殿的南北门还留下了汉白玉的门砧石（图一〇）。这样格局的建筑在文献中未见记载，现存古建中也无此类实例。37号殿址的考古发掘填补了中国建筑史上隋代宫殿建筑的空白。1994年9月初，麟游县召开了九成宫37号殿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九成宫前期考古发掘的主持人马得志先生及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宝鸡市广播电视文化局的领导等考察了考古现场（图一一）。专家们对保存这样好的隋代宫殿赞叹不已。宿白教授认为：这个遗址是中国考古史上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皇家离宫遗址。罗哲文先生背着相机兴奋地四处拍照，中午也不休息，不顾劝阻，登上37号殿址南侧邮电局新楼的楼顶拍遗址，以至于会后还没有到西安就发起高烧。我们都因照顾不周有所愧疚，但罗先生并不在意，一提起九成宫仍兴奋不已。图九 仁寿宫九成宫37号殿址鸟瞰
图一〇 内殿的门砧石和柱础
图一一 专家们考察37号殿址
37号殿址的发掘被《中国文物报》评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6年，这一考古工作又被《中国文物报》评为“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期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同年，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掘的成果令人兴奋，但是回忆起发掘的五年过程还是痛苦的。我们在1993年秋已经完成扩方，准备来年揭露出整个殿址时，县邮电局1993年冬趁我们不在现场，在距离遗址仅两三米的地方盖起一座四层的楼房。1994年我们到现场时，看到的场景真让我们欲哭无泪。这座楼影响了37号殿址的保护展示，遗址至今还只能掩埋地下。唐长安城西明寺遗址发掘也是很重要的发掘。西明寺是唐长安城的四大佛教寺院之一，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到长安后，将佛经藏于大慈恩寺，也就是大雁塔，而他译经和讲经多在西明寺。可以说，西明寺是唐代佛教的中心。到20世纪80年代，西明寺遗址范围内只剩下一小部分是农田，还没有被现代建筑占据。1985年西安市供电局买下遗址上农田的一部分，准备修建白庙变电站，我队根据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力争到在基建动工前进行考古发掘的机会（图一二）。1985年配合白庙变电站基建第一次发掘西明寺遗址，发掘面积7500平方米。1992年夏季西安市房地产公司将西明寺遗址范围内的最后一块空地征购下来，准备盖居民楼以改善西安市民的居住条件。我队在基建动工前对西明寺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近7500平方米。通过这两次发掘，特别是大量佛教遗物的出土和刻有“西明寺石茶碾”铭文的石碾的出土，充分证明西明寺遗址的存在（图一三）。我们只发掘了西明寺遗址的八分之一，但也发现了寺东部的三进院落、三座主要建筑和回廊等。遗憾的是考古发掘后，这个重要遗址没能保存下来。图一二 西明寺遗址第一次发掘鸟瞰
图一三 西明寺石茶碾
日本奈良佛教与唐长安西明寺的关系密切直接。留学僧道慈于日本大宝二年（702年）入唐，养老三年（719年）归国，在华十八载，主要在长安学习生活。他回到日本时将西明寺的图纸带到日本，并按照图纸建造了奈良的国家大寺——大安寺，至今还保留了大安寺一部分（图一四）。很多日本友人来西安寻找西明寺遗址，但遗址已淹没在现代建筑下，没有保留下痕迹。古迹遗址是历史的载体，一旦破坏，不可再生。作为西明寺遗址的发掘者，没有能够将遗址保存下来，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图一四 日本奈良大安寺
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是影响比较大的考古工作。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确立了合作保护含元殿遗址的项目，我主持含元殿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图一五）。发掘中有争议的问题是龙尾道的位置。图一五 含元殿考古发掘
龙尾道指的是坡度陡而长的一种坡道。元人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解释说：“筑建坡坨以上的城，其道下附于此，若龙垂尾然，故曰龙尾。”文献中龙尾道一般与城墙相关，与正殿相联系的龙尾道只有唐大明宫含元殿。在含元殿第二次发掘之前，受故宫太和殿形制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龙尾道应该有三条，包括左右供百官登殿的台阶，和中间专供皇帝走上高台大殿的御道。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唐代的皇帝也是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恭迎中，通过大殿前正中间的御道，徐徐登上大殿。然而，大明宫含元殿的考古发掘却颠覆了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找到了未曾破坏的唐代地面和一层大台南壁的包砖和散水，包砖与散水基本连成一线，未发现从南面正中通往大台的痕迹，因此，龙尾道设在殿南正中已不可能。我们在栖凤阁阁下墩台的东侧，发现一段坡道，叠压在第3层堆积之下，不晚于北宋。与这条坡道相对称的第一层大台东部的南伸部分被国民党时期的战壕破坏殆尽。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结合唐代、北宋文献中关于“左右龙尾道”的记载，我们认为含元殿的龙尾道起自殿前广场的平地，沿两阁内侧的坡道，经三层大台，迂回登到殿上。宿白教授等专家都到现场检查（图一六），最终学术界认可了我们的推断，即唐大明宫含元殿前的龙尾道只有两条。之前我们一直以为的位于中间位置、供皇帝行走的御道，在唐代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个结论也更新了我们对于唐代皇帝上朝礼制的认识。唐代皇帝的寝宫在含元殿的北面，所以皇帝上朝是从含元殿的北门进殿，而且仪仗中有“索扇”制度，即由宫人举仪仗扇遮挡住皇帝，目的是不让文武百官看见皇帝。待皇帝在龙椅上坐端正后，扇子才会被收起来，称为索扇。这种设计的目的是营造出皇帝的神秘感，凸显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图一六 宿白教授等专家在大台南壁现场检查
含元殿龙尾道的形制不仅影响了我国边疆地区民族政权，也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建于公元698年的渤海国曾深受唐朝文化影响，它的都城上京龙泉府就承袭了唐长安城的形制与布局。龙泉府宫城的第一座大殿相当于含元殿，坐落在火山石砌成的大台上，上殿的通道也是砌在大台的左右两边，彼此相隔很远。作为与大唐帝国交流频繁的国家之一，日本的一些古建筑中也能找到龙尾道的痕迹。平城宫第一次大极殿建在院北高地“龙尾坛”上，院子南部三分之二的宽阔地方为殿前广场。“龙尾坛”高出南部地面2.2米，砖砌拥壁，与含元殿大台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广场北部也呈凸字形，左右两侧设坡道迂回上殿，与含元殿龙尾道十分相仿。在发掘含元殿时，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町田章先生到现场回忆他在发掘平城宫第一次大极殿时，发现了殿前大台左右两侧迂回上殿的坡道。这一发现受到了日本建筑学界的质疑：皇帝该如何上殿？当时日本学界甚至有人提出了皇帝从木质御道上殿的假设。含元殿龙尾道的研究结果公布后，町田章先生十分高兴，因为这就解释了平城宫第一次大极殿的龙尾坛形制是仿唐含元殿建造的（图一七）。图一七 1994年町田章（站立左二）带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考察含元殿遗址
安家瑗：大明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通过你的考古发掘你对盛唐时期的这些建筑有怎样的感受和想象？安家瑶：考古工作的严肃性要求我们对于古建筑的所有推断都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支撑，不可以任意发挥想象力。但是，站在发掘现场，还是能够感受到大唐盛世的气象万千。盛唐文化的特点是包容开放，这种心态反映在建筑上，就是雄伟与开阔，大明宫面积相当于故宫的4.5倍。作为大明宫的前朝第一正殿，含元殿是当时唐长安城内最宏伟的建筑，它坐落在10.5米高的大台上，这比故宫三大殿的台基都要高（图一八）。如果在唐代，站在含元殿前南望，不仅能将丹凤门与广场尽收眼底，还可以看到城南的大雁塔。含元殿的东西两侧分别是翔鸾、栖凤二阁，阁下长长的龙尾道蜿蜒而上，直到三层台基之上。史料中曾记载，因为含元殿龙尾道坡长阶高，八十一岁的柳公权在走过龙尾道后精疲力竭，听错了皇帝的尊号，被罚去一个季度的俸禄，龙尾道之长可想而知。含元殿是大唐皇帝举行重要的典礼仪式、接待外国使臣的场所，所谓“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是描写含元殿大朝会的盛况。可以想象一下，每逢大朝会，文武百官列队穿过长长的龙尾道，最终登上含元殿，这个过程仿佛是通往天上宫阙。如今我们站在含元殿高高的大台上向下俯瞰，还是能够感受到唐代辉煌的气势。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宫绝不像文艺作品中描绘的那么花哨。我们虽然发掘出部分琉璃瓦，但是这类瓦片数量很少，大部分出土的瓦都是黑色的青掍瓦，少量琉璃瓦用于镶边。这就说明，不同于金碧辉煌的故宫，大明宫展现出的应该是一种古朴雄浑的气质。此外，发掘结果显示，大明宫内应该比较空旷，不像故宫内的建筑这么密集，这也印证了唐朝纵横捭阖、磅礴豪放的“大美”气象。图一八 含元殿保护工程结束
安家瑗：含元殿发掘后你们唐城考古队在大明宫内还有哪些重要发掘？安家瑶：2000—2004年，我们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大明宫太液池进行了六次考古发掘，收获了许多重要发现。清理出来的池边干栏式水榭和廊道建筑遗存，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唐代皇家园林建筑形式的认识。出土的透雕龙纹石栏板和带莲花座的蹲狮石望柱是最高等级的建筑构件，为唐代考古所首见，展现出唐代辉煌的建筑风采。值得一提的是，池底淤泥中首次大范围清理出荷叶莲蓬的遗痕，还有许多保存完整的大小螺壳。站在昔日的太液池边，记起白居易的“太液芙蓉未央柳”，当年那个荷叶接天、鱼螺潜底的一汪碧水似乎又在眼前荡漾。2005年我们发掘了大明宫最重要的南门——丹凤门。丹凤门五门道的格局是发掘前没有想到的。我60岁后，唐城考古队交到龚国强博士手中（图一九）。他带领考古队在大明宫内发掘了中书省等官署遗址。在唐代，长安城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它设计周详，布局井然。以坐落在城北的宫城为核心，宫城、皇城、郭城渐次展开。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当时郭城内的东市和西市。东市由于距离大明宫较近，以售卖马具、官服配饰为主。西市更加平民化，胡商众多，因此也更为热闹。不少文人骚客留下墨宝，描述了当年东、西两市商贾云集、人声鼎沸、商品琳琅满目的繁盛景象，比如李白的“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和杜甫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我们队2005年发掘了西市的一部分，前些年龚国强队长又带领考古队发掘了东市遗址，另外，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4号殿址也有惊人的发现。图一九 考古队三代人（由左向右：李春林、龚国强、马得志、安家瑶、何岁利）
安家瑗：你在大明宫等遗址保护上做过哪些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安家瑶：大明宫遗址在西安火车站的北边，这个地方被西安人称为道北，原是西安的棚户区，居民收入低，治安问题多，环境脏乱差。我记得当年的发掘现场遍布居民的生活垃圾，臭气熏天，而且当时的道北人还将大明宫遗址当作当地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想方设法在遗址上挣钱。大明宫遗址在这种环境中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当时的文物保护干部和考古工作者都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我们意识到要保住这个遗址必须依靠政府和全社会的力量，所以2004年初我写了一份提案，呼吁抢救大明宫遗址，得到了许多政协委员的支持。2007年10月，西安市政府确定了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和改造的工程项目，全面搬迁和安置大明宫遗址内的居民，并拆除占压遗址的城中村建筑。到了2010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终于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想法，如何兼顾与平衡各方的需求与利益，是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关键。丹凤门遗址现在是大明宫遗址公园内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在规划遗址公园时，我们讨论过丹凤门的数个保护方案。我们文物考古人员想按照国际上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建立保护罩或者保护厅，尽量保留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城市规划部门则看重公园的城市功能，希望公园的景观漂亮，投资融资方关心周围建设的容积率和地价的升值空间，城市管理部门则更多考虑的是公园管理的便利性和其自身的造血能力。经过多次讨论，最后我们达成一致，采用建筑大师张锦秋院士的设计方案，将遗址保护大厅的外观建成仿唐城门楼。张院士巧妙地将保护大厅设计为土黄色，从而与真正的古建筑区别开来。在丹凤门遗址保护大厅的上面，我们还设计了会议厅，增加了这个保护大厅的功能。大明宫遗址公园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福利。在当地政府的安置下，曾经住在遗址区的简陋棚户里的老百姓不仅搬入窗明几净的新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遗址公园工作，解决了就业问题。随着公园内景观的不断完善，周围地价也实现了升值。公园内的太液池遗址已经恢复水体，成为城市的绿肺，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从而形成良性的发展趋势。当年我在含元殿发掘时接待过加拿大的学者，跟他谈到大明宫保护的愿景时，他说这将是考古学改变人民生活的例子。真让他说对了。2014年6月“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大明宫作为其中的项目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2013年9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Lynn到现场检查，对大明宫的考古和居民的安置表示满意（图二〇）。图二〇 2013年ICOMOS申遗专家Lynn检查含元殿
遗址一直在受到时间的侵蚀，它不可能永远存在。我们保护遗址就是要延续它的生命，将其受到的人为或自然破坏降至最低。此外，我们希望借助遗址公园这个模式，在保护遗址的同时，还能尽量展示出遗址当年的风貌，给参观者带来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众多古迹遗址都闪烁着中国古代人民智慧与勤劳的光芒，做好遗址保护工作，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作者：安家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家瑗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文刊于：《南方文物》 2023年 第6期，节选自《寻找逝去文明 再现昔日辉煌——安家瑶先生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