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年轻同事何岁利为纪念唐长安城建都1400周年写了《唐长安城考古笔记》一书，嘱我为其写序。何岁利是唐长安城考古的亲历者，这本书以通俗的语言记录了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的经历和思考，对大众理解考古、保护文化遗产有积极意义。

　　唐代是我国政治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际交往频繁的盛世。长安城作为唐代的都城，人口一度超过百万，是中世纪的世界名城，也是唐代丝绸之路的起点。

　　唐长安城的前身是隋大兴城。公元581年，杨坚建立了隋朝，仍以汉长安城为都。但汉长安城建于西汉初年，久经丧乱，破败不堪。公元582年，隋文帝诏令在汉长安城东南二十里的龙首原之南营建新都，命名为大兴城。唐取代隋之后，将该城改名为长安城，仍沿用为都，并有多次增修。这个城市自隋开皇二年（582年）兴建，经过了322年，到唐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挟唐昭宗移都洛阳，宫室、百司及民家被拆毁，以其木材扎成浮筏，由渭河转黄河至洛阳，唐长安城沦为废墟。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其规划设计承前启后。近年曹魏、东魏、北齐邺城和魏晋洛阳宫城阊阖门、太极殿的考古都给隋唐长安城中轴对称制度、宫城北置的布局、明确功能分区的设计理念，找到源头。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设计影响巨大，唐州城大多根据长安坊内十字街的设计而部署的。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设计直接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设计对宋、元、明、清城市布局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2008年美国规划师协会访问西安，我给他们讲隋唐长安城。当他们知道隋大兴城规划精严、规模空前，而且中国的史书明确记载了隋代规划师宇文恺的名字时，那吃惊、敬佩的表情让我至今难忘。

　　由于隋唐长安城的巨大影响，早在盛唐时期的韦述即著有《两京新记》，对长安城的规划和布局做了较详的记述。自五代、北宋以来一直有学者踏察、记录这座城址。北宋宋敏求所著《长安志》中，做了补充和研究。北宋吕大防又作图刻石以期使之永垂后世。此图仅残存一部分，是至今保存的隋大兴唐长安城的最古老地图。南宋程大昌所著《雍录》和赵彦卫所著《云麓漫钞》，对长安城也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元代李好文作《长安志图》。清代学者徐松对长安城做了大量考证研究，著有《唐两京城坊考》。20世纪初，日本人足立喜六曾对长安城进行了研究，著有《长安史迹考》。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是近代出现的一门崭新的科学学科。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年代范围极大地拓展了。除了继续开展史前考古工作外，还做了大量的历史时期遗存的调查和发掘，特别是历史上重要都城的勘察。1957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隋唐长安城址进行了初步探测; 同年，中国科学院（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以马得志先生为队长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又名陕西第一工作队），以隋大兴唐长安城为工作重点，进行了长期、全面的勘查和部分考古发掘。近年来，西安市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也投入到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的工作中，从而对城址的平面布局、坊市的形制、宫殿的分布及其建筑基部的结构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历史文献记载多有补缺纠正，也为遗址的展示和利用奠定了科学依据。我有幸于1982年开始参加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十年后主持了西明寺、大明宫含元殿和太液池、圜丘等遗址的发掘。现任唐城考古队队长龚国强博士于2005年起主持发掘大明宫丹凤门、宫署遗址等，目前正在发掘隋唐长安城东市遗址。

　　先生于2016年9月底离我们而去，临终前念念不忘的还是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可以告慰考古前辈的是，当下文化遗产越来越受世人重视，隋唐长安城的总体保护规划正在制订，考古发掘的队伍后继有人，考古数字平台正在建立。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大雁塔、小雁塔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西市部分遗址、含光门遗址和圜丘遗址等已建成遗址博物馆对外展出，明德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正在进行。隋唐长安城的遗址见证了那段灿烂的历史，传递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今人只有深入挖掘历史，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2018年6月

　　在《唐长安城考古笔记》这本书中，有着20年考古工作经验的何岁利带领我们涉过时光的千山万水，走进中国历史上璀璨耀眼的大唐盛世，遇见唐长安城的前世今生。从充满腥风血雨的玄武门到辉煌壮丽的大明宫，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的视角，呈现了真实生动的考古故事。你还将看到专业的考古学者如何工作，以及考古的魅力和价值。

作者简介

　　何岁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与研究。曾先后参加唐长安城圜丘、大明宫丹凤门、太液池遗址以及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全面考古工作等。2014年起，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明铁佩城址考古发掘。2017年至今，致力于雄安新区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