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涛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陕西周原所出的两件蚌雕人头像，因其面部及帽饰特征十分独特，明显有别于蒙古人种的体质类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原报道者尹盛平先生认为其种族当是西域的塞种[1]。近来，斯维至先生著文认为，这两件人头像即是塞种，更由此推论所谓的允姓之戎，昆夷或犬戎之类皆为塞种[2]。我们认为，斯文的论点与已有的考古发现颇多抵触，现以此文求教于各方。

从这两件蚌雕制品的年代来看，二者的面部表情虽略有差异，但其总的艺术风格、制作方法等都很一致，且出土于同样的地层堆积之中，基本可以判定为同时代的作品。据原报道者介绍，它们是出土于扶风县召陈西周宫室建筑群遗址乙区内一座西周晚期建筑废弃时形成的红烧土堆积中。也就是说，其绝对年代上限可定在西周晚期，下限或可定在此组西周晚期建筑被废弃的时期，或着说西周以后。另据有的学者介绍，此遗址内没有晚于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3]，所以，大体上可以将它们作为西周晚期的遗物进行讨论。

从这两件人头像的体质人类学特征来看，头像为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一望而知应为西方人种，（参见图一、1，2）。但究竟其为何种西方人种族类型，却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尹盛平先生依据《汉书》、《后汉书》等文献对西域各民族的一些记载和描述，认为原居祁连、敦煌间的大月氏人属于欧罗巴人种的可能性极小，原居敦煌一带的乌孙人也未必属于欧罗巴种。因而，周原所出蚌雕人头像不大可能是大月氏人或乌孙人的形象，而应该属于所谓的塞人。尹文进一步指明，这里所说的塞人是指居于中亚东北部，属于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部落。公元前八—七世纪，塞人广泛分布于咸海以东及巴尔喀什湖到帕米尔高原一带，天山以北的各游牧部落通常也包括在塞人的总称之下，在人种和语言上他们十分相近，但塞人的主要部分多在锡尔河以东地区。尹文又引述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对戴尖顶高帽的萨迦人（Sakas）的有关描述，说明戴尖帽的塞人分布于吉尔吉斯与南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带，即从帕米尔、阿赖岭以北，包括塔什干、天山以至巴尔喀什湖以南及西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中国史籍称之为“塞种”的部落包括在此范围内。

中亚地区历来是各种民族文化并存的大舞台，加之对早于汉代的古代民族的活动情况，中外历史文献的记载都很贫乏且含糊不清，所以，要完全弄清这一地区的各种民族文化的时空分布状况十分困难，如现仍有对于大月氏人种属等问题的争论。解决这些问题，显然要依靠在中亚各地及我国新疆境内的各种考古发现。目前已有的发现表明，在汉代以前，新疆地区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欧罗巴人种的文化遗存[4]，一支是活动于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由东进的地中海东支类型欧洲人所创造的文化遗存。这支人群是在距今约3000年前后（即西周早、中期），由中亚的南塔吉克斯坦和费尔干纳一带向东翻越帕米尔，进入新疆的南疆西部，最终分布到了南疆东部的焉耆盆地附近。另一支是活动于天山西北部的伊犁河谷地区，由帕米尔—费尔干类型的欧洲人所创立的文化遗存。他们的存在时间约在公元前一千纪的下半叶，主要来自于中部天山和七河地区广泛分布的同时代文化。他们向东的发展也只扩散到新疆中部的乌鲁木齐附近。这两种文化曾被一些前苏联学者称为塞克时代文化[5]。还有一支是活动于新疆的北疆、东疆地区，由所谓的原始欧洲人群体所创立的文化。他们是最早进入新疆地区的欧罗巴人族群，大约从距今3800年前后开始，他们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等地，南下进入阿尔泰山脉西侧，并由此继续东进直到哈密盆地和罗布淖尔地区。

在青海西部和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地区，目前尚未发现早于汉代的由欧罗巴人所创立的文化遗存，已经确知的几种青铜文化从人种类型上看都应归属于蒙古人种的不同支系。

一般研究者推断周原这两件人头像制品属于塞人，主要是依据其所戴的帽子很象是尖顶直筒的高帽，因而与对尖帽塞克的描述非常吻合。其实，从各种考古发现来看，中亚许多古代民族的服饰都很相近，戴有帽子的也并非仅尖帽塞克一支，如下文所列举的几件标本都有非常突出的帽饰。

图一、3，取自所谓的《阿姆河宝藏》，这是著名的Alexander Cunningham 藏品之一。雕像为银质，金色高帽，裸体，双手持物已失落。据研究，人像特点类似希腊风格，但高帽则与在波斯普里斯发现的同类雕像十分相象。此件人像制品大约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出自波斯的产品[6]。

图一、4，也取自《阿姆河宝藏》。两件金质雕像作风相似，衣着为长袍，戴尖顶高帽。帽子两侧有护翼，可包住嘴部和下颌。右手持物置于胸前，左手藏于身后。据研究，这两件雕像可能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波斯地区的产品，人像反映的应是波斯的魔术师或占卜者形象[7]。

图一、5，为1830年在克里米亚附近的斯基泰王陵中出土的一件金质盘口圆腹罐。腹部一周均为人物雕像，共四组七人。此件制品据研究是公元前四百年前后出自希腊的产品，但人物形象反映的题材却是斯基泰人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七人衣着均为束腰长袍、长裤、高筒靴，其中三人戴有式样相同的高帽。帽子的两侧护翼直达颈肩部，外边缘有一周明显的缝线，显示其质地应为皮革[8]。

图一、6，出自中国新疆伊犁的新源县。铜质人像为半蹲姿态，手中所持物件已遗失，头戴尖顶高帽，帽子有宽平的帽沿。此件铜像年代约为公元前五到三世纪[9]。

图一、7，出自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在众多的人物群像中，有一些是穿束腰长裙衣饰，戴尖顶高帽的人物。此组岩画据研究者分析，其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一千纪的前半叶，画面上的人物都是狭面、深目高鼻，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征[10]。

更加直观的例证来自于新疆地区已发现的若干具古代干尸标本，早年的发现是由斯坦因等人在罗布泊地区发现并加以报道，后来在哈密的焉布拉克、五堡，鄯善的洋海、苏贝希等地都有一些新的发现，如五堡水库墓地所见的干尸就是身穿皮衣、皮裤，头戴尖顶毡帽，其体质特征接近欧罗巴人种[11]。

以上列举的若干发现，人物所戴的高帽有的略有不同，或者可以再进行细分。但由于文献史料对尖帽塞克的描述仅寥寥数语，而且，发现于周原的这两件蚌雕人像的帽顶部分以及颈以下部分均被截去，已不能知其帽顶和衣饰的原始形状特点，仅从帽饰还不能确定他们的具体族属。在此，我们只好从这几支欧罗巴人所创立的文化与关中地区的周文化在空间分布上的相互关系来探讨一下几者之间可能的联系途径。

目前所知，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向西最远仅分布到了甘肃省的渭河流域。到西周中晚期时，周人的活动范围可远达甘肃的兰州附近，但实际上其中心区域已由原来的关中西部向东推移了许多。在周文化的西边，分布的是几支以畜牧经济为特点的青铜文化，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沙井文化等。这其中，除了分布于陇东地区的寺洼文化与周文化有较多的文化交流以外，其他几支文化与周文化的联系都很有限。只是到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来自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与周人的接触才变的频繁而且富有特色。

从甘青地区再往西看，甘青西部的青铜文化与新疆东部的青铜文化有较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接触过程开始的相当早，大约是在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的四坝文化时期或更早的马厂晚期。此时，在新疆东部，由北面来的原始欧洲人类型的欧罗巴人已进入了罗布泊和哈密一线，这两种不同种族的文化在哈密地区的融合发展，创造了以焉不拉克、五堡水库等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疆东部的这种青铜文化始终没有继续向东推进和扩展，也就是说，欧罗巴人向东方前进的脚步，停在了新疆东部到甘肃西部的敦煌盆地之间的地域。到了公元前一千纪的上半叶，由中亚地区向东推进的两支欧罗巴人族群，分别进入了塔里木盆地、伊犁河上游及天山中部山谷地区，他们也没有跨过罗布淖尔，没有与甘青地区的文化发生直接的交流和融合，因此，他们的影响只限于新疆境内而已。

在新疆的北面，叶尼塞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十分发达，并且在东西方都有广泛的影响。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从欧亚草原地区、南西伯利亚地区、外贝加尔地区直到中国安阳一带的广大的文化联系网络，可以肯定的说，在这一地区内活动的众多的古代部族文化，把西方和东方连在了一起。

对于关中西部的周人来说，他们既然没有机会与远在伊犁河流域和塔里木盆地的塞人建立直接的联系，也就不会保留以塞克人形象作标志的艺术品。他们眼中见到过的或可能听说过的欧罗巴人，应该是来自于北方戈壁或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或者是活动于新疆东部的欧罗巴人族群。从更大的空间来看，约当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晚期之时，塞克人是在中亚七河一带及帕米尔高原两侧活动。在他们的西边有所谓的斯基泰（Scythians），北面有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后两者主要是些骑马或驾着马车的游牧部落，来往于广阔的欧亚草原地带，甚至到达了蒙古高原和鄂尔多斯地区。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在体质类型上属于欧罗巴人的文化遗存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塞种，以示其和华夏族的区别，这是可以说的通的。但是，如果按照斯文的观点，称所谓“原来居住在伊犁楚河的塞种，在殷商之际逐渐向敦煌、酒泉一带迁徙，以至甘肃、陕西，逼近河套、泾水、渭水流域”，这样一种塞人东进的过程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斯文进一步引用文献论证到：“《采薇》诗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严允之难’。昆夷即犬戎，它与严允为同种同族，分作西、北两路侵入 周境。严允即允姓之戎，也即塞种”[12]。如果按时间推算，文王在位之时，保守的算法也在公元前两千纪的末期（按武王克殷之年为公元前1018或1025年往前推）。而这时，以塞克为代表的所谓塞种，尚远在中亚的七河一带，没有进入新疆的腹地。自然，他们不可能成为威胁周王朝的祸患。从考古发现来说 ，自先周时期直到西周早、中期，周人的西边分布的是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为代表的羌人系统的文化。他们没有实力与周人对抗，所以，周王朝的敌人只能是来自于北方而不是西方。西周晚期以后，北方地区游牧部落的大举南进，也波及到了甘肃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局面变得复杂化了。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此时正值一次世界性的民族大迁徙的浪潮[13]，周人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由此也得到了更多的直接交流的机会。

初步梳理一下这些早期的欧罗巴人的文化遗存在中国境内的发现状况，有助于我们认识周原所出这两件人像作品所包涵的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显然，这两件作品最初不会是周人创造的艺术形象，而应出自中亚的欧罗巴人部落中的某一支人群之中，他们或许就是广泛意义上的斯基泰或塞种部落。我们可以从上文所列举的许多人像艺术品中发现他们的相同之处，即是对于细部表现的绝对真实和写实风格，少有夸张或象征意义。反映的题材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物，而不是神话或传说中的角色。这一点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方面来判断这两件作品的创作年代。因为，到了再晚一阶段时期，约公元前三世纪开始，草原地区的艺术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等地发现的大量艺术品中，多是表现各种夸张或变形的神话中的题材，很少有写实人物形象[14]。

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推断，这两个人物或许表现的应是占卜者或魔术师形象。我们可以在波斯地区发现的早期艺术品中见到他们的形象。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这两件艺术品传到周人手中，周人对其作了改造，截去了原本具有特殊含义的帽饰和衣饰，仅保留了表现异族形象特点的头面部，变成一种插骨笄用的装饰物。为了记住这些异族人的原始身份，则在其头顶的截面上用汉字刻上一个巫字（有的学者或者以为此字不是巫字）。因为就巫字来讲，所代表的可能是会施巫术的人，而在古代社会中，巫术的施展在大量的形体语言之外，还需要施术者通过语言或声音来表现他的与众不同的技能和感受。显然，我们很难想象周人生活中这种身份独特而又倍受人敬仰的角色会由一个异族人来充当。所以，结论只能是否定的，即这个巫师不是周人自己的巫师。西方早期的占卜者同时也是魔术师，表演魔术一般不存在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所以可以在不同语言背景的人群中表演同样的魔术（或称幻术），而引起人们普遍的兴趣和注意。中亚地区在很早的史前时期就已出现了这种特殊职业者，直到汉唐时期，来自西域的魔术师仍然是西方文化最富表现力的代表，深受中土各种职业阶层人士的喜爱和欢迎。

总的来看，仅凭这两件人像作品的发现，还不能证明早在西周晚期，关中地区的周王朝就与西域的尖帽塞克发生了直接的文化接触。然而，由于自殷商以来，中亚草原地区的早期游牧部落文化就与远在安阳的商王朝发生了大量的文化交流，关中地区的周人也在与草原文化的接触中间接了解了西方人—也即塞人的生活和习俗，而活动于周人西北方的犬戎、严允等部族，或许正是把周人与塞种联系在一起的中介，西周晚期以来北方游牧部落的大举南进，则是促成中西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一个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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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1期。

[2]斯维至：《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谈严允文化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96年1期。

[3]据韩伟先生介绍。

[4]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国学研究》第一卷，1993年。

[5]（苏）A.H.伯恩施坦：《谢米列契和天山历史文化的几个主要阶段》，陈世良译，《新疆文物》1992年译文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