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库车友谊路墓群人工

变形颅的新发现[1]

魏东　张宇亮　田小红　吴勇

内容提要

新疆库车友谊路墓群2021～2022年度发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发现了54例人工变形颅。颅骨人工变形，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历史悠久的一种文化属性与生物属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特殊习俗。其出现原因和表现形式，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问题。本次发现的变形颅，是新疆地区迄今为止数量最大、形制最多样的新发现。经形态学研究，初步得到以下认识：该人群的颅骨变形模式可区分为枕型、额枕型、环型三种；变形个体与未变形个体的埋葬习俗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起源的审美意识，可能是多种变形模式共存的主要原因，“多型共存”是多来源人群共处交融的具象表现；枕型变和额枕型变的个体，其起源可能与中亚地区古代人群相关。环型变个体的出现，可能是受到了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人群的影响。

友谊路墓群，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友谊路南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于2007、2010、2021～2022年进行过3次发掘，共发掘墓葬500余座，墓葬年代为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元明四个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54例人工变形颅。

人工变形颅，指在发育过程中，因某些部位受到人为挤压，改变了正常形态的颅骨。[2]颅骨人工变形行为，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特殊文化现象，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某些地区至今仍在延续。对变形模式的界定和变形行为动因的探讨，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问题。中国所见年代最早的变形颅，是山顶洞人中的一例女性颅骨。[3]新石器时代的山东大汶口遗址[4]、河南西山遗址[5]等也有发现。新疆地区的变形颅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在空间分布上，以伊犁河谷最为集中。[6]塔里木盆地的营盘墓地、库车苏巴什古墓[7]等亦有发现。存在变形颅的人群生存年代，多在公元前后。本次友谊路墓群变形颅的新发现，个体数量多，与新疆地区已见报道的变形颅总量相当；变形模式丰富，几乎涵盖了目前学界共识的所有颅骨变形模式。对这批材料的深入研究，将为揭示汉晋时期库车地区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模式的研究，提供生物人类学视角的实证。

一　变形颅的基础信息

本次发现出土变形颅的墓葬年代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表1）。这一时期墓葬形制多样，根据营造方式可分为洞室墓、竖穴墓、偏室墓、砖室墓、土坯室墓等。[8]可供形态学研究的遗骸标本总计198例，其中变形颅54例，出现率为27.3％。洞室墓中发现的变形颅数量共32例，占发现总量的59.3%；竖穴墓中发现6例，偏室墓、砖室墓中各见7例，土坯室墓中仅发现2例。颅骨变形模式与墓葬形制之间，尚未发现规律性的对应关系。

表1　友谊路墓群变形颅基础信息

性别与死亡年龄信息统计结果显示：女性个体37例、男性个体11例、未成年个体5例、无法判断性别的成年个体1例。个体死亡年龄在20～30岁区间达到峰值（图1）。

变形颅个体死亡年龄分布

二　变形颅的特征与分类

受个体发育状况、生活状态和行为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所谓骨骼的自然生长状态并没有统一标准。人工变形的概念，是区别于非主观意识作用下的变形提出的，特指那些目的明确、结果存在一定规制的变形行为。本文中对变形颅的判断标准，综合参考了已发表研究中达成了广泛共识的界定方式。

颅骨变形的原因，是在个体生长发育过程中，通过某种方式对颅骨施加外力影响，改变了颅骨上某些部位的自然生长状态。不同的外力施加方式，导致了颅骨或前后扁平、或前后狭长、或向上高耸。关于变形颅的分型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期。欧美学者在报道和研究美洲、欧洲等地发现的变形颅时，进行了初步分类。随着发现的不断增加，分类体系也不断细化。[9]20世纪中叶，前苏联研究者通过比较变形后的颅骨形态，建立了更为完善的亚欧大陆变形颅分类体系。他们将亚欧大陆东部所见的变形颅，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包括：枕部变形（occipital）、额枕变形（coronal-occipital）、枕顶变形（occipital-parietal）、环形变形（circular）。[10]该分类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标准，同时也成为我国学者对于变形颅分型研究的重要参考。

国内学者最早对变形颅进行类型划分的实践，开始于20世纪中叶。1955年，颜訚在对大汶口遗址出土人骨进行研究时，将颅骨畸形分为枕型、额枕型、环形、混杂型四种类型。[11]1982年出版的《考古工作手册》中，采纳了这种分类方式。[12]1985年，张振标、尤玉柱参考了已有发现的研究结论，将变形颅分为环形、楔形、组合型三类。[13]1991年，邵兴周在对新源鱼塘出土变形颅进行研究时，在前人基础上增加了额型的分类。[14]总结上述的分类方式，在对颅骨施压模式的认识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主要分为单向施压、对向施压和多向施压三种。具体表现如下：

枕型和额型（单向施压）：枕型，主要受力部位在枕骨及顶骨后部，造成枕部变形。额型与枕型成因一致，皆为单向施压，区别为主要受力部位在额骨。额枕型（双向施压）：从额部和枕部两个方向施以压力，受压区变平，往往形成两侧膨隆或顶部隆起的倾斜性短头。环型（多向施压）：用质地坚韧的布或皮革绷带，自额部经两侧翼区与后枕部绕紧缚牢，使头变成圆柱形或近似圆锥形。混杂型：以上三种之外的变形方式都被归入此类。如用绷带从矢状方向缚扎，使头顶分成两瓣或三瓣的脊状隆起，形成所谓的“二叶头”或“三叶头”。

友谊路墓群新发现的变形颅中，枕型、额枕型与环型三种类型都有出现（图2、图3）。具体情况如下：

图2　变形颅分型统计

图3　变形颅类型对比

环型，共13例。据变形区域是否累及顶骨膨隆部分又可分两式。I式为额骨曲度平直且向后倾斜，两侧颞骨、枕骨的枕外隆突附近可见条带状凹痕，顶骨未出现明显形变。II式的变形区域均匀分布于颅骨的上半部，颅顶向上隆起。

枕型，共17例。即前苏联学者提出的枕顶变形。变形区域集中在枕骨上部及两侧顶骨的后侧。面部形态没有明显改变。顶骨由于受到压力，向左右膨出，导致颅宽明显增大。枕骨上部及顶骨后部膨隆扁平且前倾。

额枕型，共24例。变形累及部位包括额骨、枕骨和顶骨。据额骨和枕骨的倾斜程度不同，可分为两式。I式，额骨后倾程度较大，枕骨近竖直。II式，额骨近竖直，枕骨前倾程度较大。两种变形情况下，额骨、枕骨膨隆减弱，呈扁平状。变形导致颅长变短，颅宽、颅高增加。

本次发现的变形颅中，包括5例未成年个体。该5例标本的形变方式全部为枕型，最小的死亡年龄为5岁。

三　结论与讨论

库车友谊路墓群2021～2022年度发掘中所见的变形颅，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考古工作中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年龄跨度最大的新发现。该发现为研究亚欧大陆颅骨变形习俗的源流、散播路线、形制以及人群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动态过程等科学问题，提供了全新实证。

通过前文对基础信息的统计分析及形态学研究结果，初步得到以下结论：

1.颅骨变形现象，是一种社会“风俗”的具象表现。作为一种群体“行动的习惯方式与信仰或思想的习惯方式”，这种“习惯”，作为文化属性中的“特质”，是区分不同人群的重要参考。[15]是“文化属性”与“生物属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的结果。

2.本次友谊路墓群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变形颅共54例，与新疆地区的同类发现对比，数量最多。变形个体在可供观察的魏晋人群标本中所占比例为27.3％。可见，颅骨变形在当地魏晋人群中，虽有一定出现率，但在该人群中还不是普遍行为。在新疆地区的同类发现中，这种情况也屡屡出现。

3.变形颅个体的男女比例为1∶3.36。该墓群魏晋时期人群的性别比为0.97∶1，未出现异常情况。以此为前提，变形颅个体的性别比可能表明变形行为在性别选择上具有倾向性，更偏重于女性个体。M239中发现的变形个体死亡年龄只有5岁，是目前新疆地区考古发掘所见死亡年龄最小的变形颅。该个体的颅骨形变特征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说明变形行为开始的时间远早于5岁。有研究表明，人为改变颅型的开始时间通常为婴儿出生后的一年之内。[16]这一时期，骨骼内含有大量有机质，颅骨未完全发育成型，可塑性更强。友谊路魏晋人群中未成年个体变形颅的发现，为颅骨变形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实证。

4.将墓葬在墓地布局中的位置作为参数进行对比分析后，并未发现出土变形颅的墓葬有明显的集中分布区域，其与未出土变形颅的墓葬交错分布。以随葬品多寡和墓葬规模作为对比参数的研究，也未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可见，在埋葬习俗层面，变形颅个体在该人群中，不具特殊性。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变形行为在该人群中仅是一种个体选择行为，与社会地位、阶层等因素没有必然关联。二是变形个体与未变形个体的差异性，与埋葬行为无关，而是体现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层面。

5.参考已有分类标准，友谊路墓群的颅骨变形模式可分为枕型、额枕型和环型三种。其中，额枕型数量最多。这种在同一墓地中，“多型并存”的现象并不多见。以往研究中，两种以上形制并存的现象，多为存在形制不明确的“混合型”导致。本次发现中的“额枕型”和“环型”，是可以明确区分的、成因不同的变形模式。变形结果在外貌表现上差异非常明显。明确为“额枕型”的变形颅此前在新疆地区仅见一例，出土于库车苏巴什大寺塔基，年代为汉晋时期。[17]“环型”个体发现较多，汉晋时期的尉犁营盘墓地所见变形颅，变形方式全部为“环型”。友谊路墓群变形颅“多型并存”的现象，在M391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不同变形模式的人群，与未变形的人群，埋葬在同一墓葬中，是代表着人群内部的分化，还是不同来源人群的时空共存，将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6.已有研究者对颅骨人工变形的动因提出过多种解释，包括育婴行为（摇篮或摇床）、族属的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的区分、审美[18]等。由于缺乏其他几种动因的实证，本研究暂趋向将“审美意识”作为友谊路魏晋人群颅骨人工变形的主要动因。审美感受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是人们主动进行的心理活动，有如人们主动进行的逻辑判断一样。审美意识具有选择性、流行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19]这与本次发现的现象具有非常高的契合度。

7.库车地区汉晋时期为“龟兹”故地。在《汉书》《魏书》《晋书》关于“龟兹”的记载中，均未提及颅骨变形习俗。《唐书》中始见龟兹“产子以木压首”[20]，《大唐西域记》中见“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也”[21]的记载。匾，意为薄也，与本次发现的“额枕型”变形颅形制契合。这说明在唐代，额枕型的颅骨变形已经是当地普遍的风俗。

8.“额枕型”和“枕型”的变形颅中，枕骨及顶骨均有明显前倾的趋势，与法兰克福平面的夹角为锐角。这与大汶口文化人群中颅骨“枕型”形变所呈现的“枕骨扁平程度高，枕部几乎与法兰克福平面相垂直”[22]，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次发现，更接近于公元前7～前6世纪，中亚地区南塔吉斯肯墓地出土的变形颅。[23]二者虽形制接近，在时空维度显然不具有直接关联的可能。目前，用人群流动导致的习俗传承和散播来解释这种相似更为合理。

9.“环型”的颅骨形变，在亚欧大陆分布广泛。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欧洲的匈牙利、德国等地均有发现。[24]新疆地区发现的变形颅多为这一类型，年代集中于汉晋时期，多数研究者认为该风俗与匈奴人群相关。[25]汉晋时期，龟兹地区处于汉与匈奴的双重影响之下。《汉书》中记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26]。魏晋时期，深受匈奴人群影响的狯胡与焉耆共同击破龟兹，而后吕光进军龟兹时，“龟兹王帛纯窘急，重赂狯胡以求救。”[27]这些记载，或可为环型变形颅的出现，提供史料层面符合逻辑的解释。

10.作为一种特征明显的文化具象性表现，友谊路墓群新出土变形颅的形制、存续时间等信息，为研究库车地区汉晋时期的社会结构、文化源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后续进行的形态学、基因组学和同位素分析研究，将对揭示这一现象的动因与文化内涵提供更多视角的科学实证。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塔里木盆地周缘古代人群体质特征的格局与演进研究”（项目编号:18BKG038）阶段性成果。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手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19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手册》，第320页。

[4]颜訚：《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91～134页。

[5]魏东，张桦，朱泓：《郑州西山遗址出土人类遗骸研究》，《中原文物》2015年第2期，第111～119页。

[6]张弛：《疾病医疗考古初探：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33页。

[7]陈靓：《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古人骨的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02年，第323～341页；王博，傅明方：《库车县苏巴什古墓改形女颅的研究》，《龟兹学研究》（第三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7～247页。

[8]田小红，吴勇，王馨华等：《新疆库车友谊路墓群2021年发掘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4期，第81～86页。

[9] SC.Anton，“Intentional Cranial Vault Deformation and Induced Changes of the Cranial Base and F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1989，pp.253-267.

[10] C.Torres-Rouff，“Cranial Vault Modification as a Cultural Artifact: a Comparison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and the Andes”，HOMO-Journal of Comparative Human Biology，2005，pp.51-16.

[11]颜訚：《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91～134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手册》，第320页。

[13]张振标，尤玉柱：《中国史前人类的一风俗——有意识的改形颅骨》，《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第81～86页。

[14]邵兴周，王博，孟丽珍：《新源县渔塘古墓三具改形女颅的研究》，《新疆医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81～89页。

[15] G·邓肯·米切尔著；蔡振扬，谈谷铮，雪原译：《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1～83页。

[16] Kohn LAP，“Effects of Annular Cranial Vault Modification on the Cranial Base and Face”，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1993，pp.147-168.

[17]新疆博物馆，库车县文管所：《新疆库车昭怙厘西大寺塔墓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87年第1期，第10～12页。

[18]张弛：《疾病医疗考古初探：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第137～140页。

[19]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476页。

[20]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0页。

[21] 〔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卷第一《屈支国》，中华书局，2000年，第54页。

[22]赵永生，曾雯，魏成敏等：《大汶口文化居民枕部变形研究》，《东南文化》2017年第3期，第64～72页。

[23] C.Torres-Rouff，“Cranial Vault Modification as a Cultural Artifact: a Comparison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and the Andes”，HOMO-Journal of Comparative Human Biology，2005，pp.51-16.

[24] P.Mayall，“A Review of the Practice of Intentional Cranial Modification in Eurasia During the Migration Period (4th-7th c AD)”，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9，pp.19-30.

[25]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种族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2～477页。

[26]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2页。

[27]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晋纪》，中华书局，1956年，第3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