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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北京日记》丨荐书

摘要: 广西师范大学 民族史 01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伯希和北京日记伯希和的义和团运动亲历记伯希和日记手稿原样录排再现1900年庚子事变惊心动魄的55天伯希和北京日记伯希和 著萧菁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1981年巴黎出版了伯希和在敦煌石窟考察期间所做的笔记,书名为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Paris:1981)。根据此书中的伯希和笔记和记录,我们得以重新钩勒八十年以前敦 ...

 广西师范大学 民族史


01

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伯希和北京日记

伯希和的义和团运动亲历记

伯希和日记手稿原样录排

再现1900年庚子事变惊心动魄的55天

伯希和北京日记


伯希和  著

萧菁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第1版

     1981年巴黎出版了伯希和在敦煌石窟考察期间所做的笔记,书名为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Paris:1981)。根据此书中的伯希和笔记和记录,我们得以重新钩勒八十年以前敦煌莫高窟的风貌,此书中译本于1993年在中国出版,2008年重版。

1. 伯希和的义和团运动亲历记;

2. 第一手史料,日记手稿原样录排,情节紧张刺激,如临历史现场;

3. 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周振鹤力荐,中文首译;

4. 学术大师青年时代的冒险,生动有趣,提供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


  作者简介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曾师从法国汉学家沙畹等人,致力于中国学研究。伯希和的汉学研究精湛渊博,涉及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方面。

内容简介

     《伯希和北京日记》是伯希和的义和团运动亲历记录。1899—1901年,伯希和在越南、中国各地游历,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他恰好在北京,亲历了使馆区被义和团围攻的全过程,随时局的发展,他抽零碎的时间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在小纸片上。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写出的日记是零散的、碎片化的,然而极具现场感。法兰西学院的编者将日记手稿详加辨认、整理,原样呈现出来,并且补充了伯希和第二次在远东地区生活时的日记,尽可能完整呈现这位学术大师青年时代充满冒险性的东方学术之旅。

目录


前言

1899年出访记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见证

书信往来

1901年的出访

译名对照表

参考书目

译后记


编辑推荐

1. 伯希和的义和团运动亲历记,提供第一手史料,记录的情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让读者如临历史现场;

2. 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国近代史、近代汉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

3. 完全遵照日记原样录排,首度披露伯希和北京之行的珍贵图片。

4. 伯希和是西方汉学界的巨擘,本书可谓其传奇生涯早期的记录。



媒体推荐

     

历史的研究不能不注意于搜集台前之外的幕后史料,主角之外的配角表演,政治军事外交以外的经济文化往来,正式使节会谈之外的私人交往与接触,典籍公文记载以外的私人信函日记,冠冕堂皇演说背后的流言蜚语,只要有助于历史真相的披露,就无一不是可用的史料,就无一不可以用来使历史显露其本来的真相。

  ——周振鹤


《伯希和北京日记》(Carnet de Pékin 1899-1901)是伯希和的学生韩百诗(Louis Hambis)和法兰西学院图书馆馆员Duverdier根据法兰西学院收藏的伯希和笔记整理出版的。这份笔记一直与他的其他著作手稿、札记放置一处,在他身后陆续刊出。日记起于1899年8月15日至1901年6月21日止,包括了前两次的行程。入华路线是从河内到海南,再转经香港到上海……又在法租界徐家汇结识了一些知名教士和三个环游世界的旅行者。随后,他经烟台、天津,3月29日抵达北京,4月24日转道天津返回。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伯希和及其同行者正在长辛店一带。此后伯希和的北京日记就成了义和团运动亲历记,记载了对峙各方的官私消息进展。

 ——王楠《伯希和的三次中国之行与早期汉学研究》,原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十期

《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序

 

 周振鹤

 

虽然史料不是史学,但无史料却成就不了史学。一切以论代史的著作自然遭人鄙弃,即使以论带史的思路也依然不是一条正确的治史途径。一切能推动历史学发展的著述无不以历史真正面貌的追索为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历史真面貌的呈现又无不以丰富真实的原始史料为基础,离开史实,历史无由存在。但通常,史实的追求是很不容易的。历史研究者容易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为歪曲了的史实所导引,进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但这种现象的产生有时并不都是历史研究者主观的错误,而可能是客观上的原因。就像看戏一样,我们只能看到台前的表演,看不到幕后的化装,我们只注意于主角的活动,而忽视配角甚至龙套的表现。即使我们很注意所有角色的表演,但我们总以为那就是历史的真实,而未意识到这原是他们在导演说戏之下的表演,说白了,他们是在做给摄影机拍摄的,而不是给观众表演的。即使戏剧是直接演给观众看的,但依然有两派表演理论的冲突,一派是本色的,一派是表演的。历史现象的发生有时也往往如此,我们只注意到各色历史人物的台前的表演,看不到他们在幕后的举止,不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真面目,而是舞台限制了我们。因此历史的研究不能不注意于搜集台前之外的幕后史料,主角之外的配角表演,政治军事外交以外的经济文化往来,正式使节会谈之外的私人交往与接触,典籍公文记载以外的私人信函日记,冠冕堂皇演说背后的流言蜚语,只要有助于历史真相的披露,就无一不是可用的史料,就无一不可以用来使历史显露其本来的真相。本丛书所要展示的正是这一目的,以稀见的,但又不失为关键的史料的披露为范围,不论文献的语种,但以外文为主要对象。这些文献或以手稿形式存在,或虽已出版而被查禁,或未被查禁但却流传不广,或在外部世界虽有流传,而国人却少有所闻,尽量为之网罗。然主编者与出版社囿于所闻,见识未广,亟希望史学界内外有同好者加以推荐或自荐,以使本丛书能够臻于充实,至于有用,则编者幸甚,读者幸甚。

 

晚清历史之重要中外于今已有共识,身在其中之人,已深感其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身在今天之人或曰没有晚清哪来五四,或曰晚清乃中国现代化的准备期。然虽晚清去今未远,而资料之丧失或未曾开发者仍为数甚多。或者因当事者有所忌讳,不欲公刊;或者因有关当局以利益关系,一开始就被列为禁书;或者当时未显其为要闻,而在后世今日看来乃是解决历史疑案之锁钥。所有这些都应该尽量发掘,刊布于世,既充实史料之大库,复使历史真相更趋于明晰,甚或改变原来的历史定论。本社前已出版两种相关的丛书,一是《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一是《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目的都是为了使历史的面貌更加丰满真实。本丛书则更为直接,采用的尽量是未曾加工或相对原始或基础的史料,其于历史研究的作用恐怕对比以上两种丛书有过之而无不及。首批推出的两种材料都是法文原版,一是加略利有关中法黄埔条约谈判的日记,一是伯希和进入敦煌藏经洞的笔记。加略利恐怕一般人不大晓得,但他却以译员的身份掌握了中法谈判的最机密的材料,所以他关于此次谈判的日记甫一出版就被禁行,为的是避免泄漏法国侵略外交的核心机密,所以此日记存世者不过十部而已。今天的读者自然会批判性地进行阅读,以为了解彼段历史的参考,复对其中的关键人物如耆英有中文资料以外的新认识。至于伯希和,虽然在中国是无人不识,但他的敦煌藏经洞笔记却在生前从来没有准备刊行。原因不言自明,他不愿被人看成是小偷强盗。而即使是在给自己备忘的笔记中,他也留了一手,始终不透露他付给王道士多少钱。一百年后的2008年,这本笔记的原版通过掌握不同语种的三位人士的努力才得以整理印行法文版,但如果不加以汉译,相信许多读者是难以一亲其芳泽的。另外,他于义和团运动时正在北京公干,也留下一本分量不大的日记,同样具有参考价值。这三种书是首批要给大家介绍的。类似的外文著述为数不少,我们希望能够一部一部推荐给大家,步子不会快,但希望能一直走下去。

是为序。

前  言

 

1900年,西方列强与中国发生着一场荒谬的冲突。在困境中迂回的清王朝不愿面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仍然相信能够依赖庆亲王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总管。1900610日后与端郡王(被视为义和团的“首领”)共执此职。奕劻在围攻期间态度温和。他指挥的蓝旗军队驻守在前门一带,长时间按兵不动。战后他与李鸿章一起负责与他国议和。——原注(下同,除非另有说明。)、端郡王这些王爷及重臣(如刚毅、赵舒翘、李秉衡等)的力量,利用以排外为宗旨的义和团运动加之清朝的军队,并寄希望于俄国能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出友善的中立态度,将被称为“洋鬼子”的欧洲人驱逐回海上。

 

520日,北京的大街小巷贴出了农历五月初一将屠杀外国人的告示。同一天,各国的外交使臣开会商讨对策。但除了法国公使毕盛(Stephen Pichon)外,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派遣欧洲的军队来保护在京的外国人。另一方面,528日,总理衙门也向各国保证这种秘密组织的屠杀活动将会被镇压。

 

529日,北京火车站被焚烧,市区附近的铁路被破坏。在一份电报中,毕盛描述了这些事件的细节并通报说各国外交使团已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调遣欧洲或日本的军队到北京。

 

531日,联军到达北京。各国的外交使团尚不知清政府已与义和团达成(联合开战的)协议,以为从此无需再有任何担心。

 

然而事件发展得更加迅速:610日,端郡王被任命为总理衙门总管;611日,日本书记官被暗杀;613日,开始了针对中国基督教徒的大屠杀,宗教建筑也被烧毁。

 

由于发生了这一连串事件,616日,一支由海军将领西摩尔(Seymour)西摩尔爵士(E. HobartSeymour),海军中将,英国海军在远东的指挥官。他带领联军卫队于19006月向北京进发,但到达廊坊后被迫折返天津。指挥的联军从天津出发,但不久便被迫撤退并且遭受了重大损失。与此同时,停靠在大沽口的联军海军向驻守大沽口炮台的清军指挥官发出了最后通牒。交火中一艘军舰被炮火击中,(联军)海军登陆,第二天清晨攻占了炮台。

 

这些事件之后,总理衙门照会外国使团,称鉴于战争状态,外国人必须在24小时内(即619日)离开北京。此间德国公使克林德(vonKetteler)在前去抗议的途中被杀。(6月)20日下午四时,即24小时的期限届满后,(清政府)对使馆区开火。

 

之后的历史大家都有所了解。而伯希和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细节,并通过他的记录、通过他的所见所闻重现了使馆区被围攻期间的风风雨雨。

 

813日,首批联军攻入皇城。14日,使馆区解围。对使馆的围攻从620日开始直至814日,共计55天。

 

伯希和将这些事件记录在一些小纸片上,而纸片的大小刚好可以放进他制服上衣的口袋。笔记是用铅笔写的,并且通常是在艰难的环境下所写,常常只能抽零碎的时间随事件的发展逐步记录。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写出的笔记令人读起来有时会觉得有些粗暴甚至是赤裸裸的。但我们仍将这些笔记原样呈现出来,因为这才是它的独一无二之处。这些笔记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而且有助于我们评价这位当时年仅20岁的作者。

 

就在两年前,一位赞助者和他的朋友找到了这些笔记,以及一批伯希和批注过的书籍及其他一些文件和照片。这些资料现保存于法兰西学院。在此非常感谢他们不仅提供了这些笔记,而且对今后这些书籍的再版作出了贡献。伯希和对这些书籍做了批注,直至他1945年逝世。由于伯希和的这些批注,这些书籍将来再版时将会有非常全面的修改和补充。

 

法兰西学院图书馆的杜伟德(Duverdier)先生和我一起编辑这些笔记,辨认一些很潦草及很难读懂的文字,同时他还负责将笔记中所提到的人物进行鉴别。我们在此还加入了伯希和第二次在远东地区生活时的日记,这是对北京日记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只有几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杜伟德先生无法找到他们的出处。此外他还找来了一些文件、平面图、地图等,使我们能尽可能形象地了解围攻时的情形。

 

                                                                                             韩百诗(Louis Hambis

 19751022日于巴黎

 

见  证


伯希和前往大元帅府,1900717

 

温特赫德、伯希和和我从花园里走到毕盛的住处,确切地说那里已经不是毕盛的住处,而是在他住处的废墟上修建的工事。所有的中国人都站在他们的战壕上边,向我们示好。伯希和前去和他们交谈并和他们握手。最后他从工事上跳了过去,消失在中国人的阵营。温特赫德和我想把他叫回来却没有成功。伯希和后来和我们说他根本没听见我们叫他,这一点都不出奇,因为中国人都赶过来看他,他的身边当时非常嘈杂。中国人把他带走了。

 

等了一刻钟之后,我们忧心忡忡地回到了接待外国宾客的大厅。过了没多久有个中国人从对面的阵营来到我们这里,他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我们的扶手椅上。纳色恩先生很生气,夺走了他的椅子并质问他说:“曾几何时有官员站着的时候,苦力敢坐着?!”同时他高举着的手也颇具挑衅性。温特赫德和我急忙劝阻他,告诉他在伯希和回来之前,我们最好把这个苦力当作高官对待。我很礼貌地请这个中国人带一张字条给那个走去他们那边的欧洲人(指伯希和。——译注)。我在字条上简单地写了“命令你速回”。这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志愿者用这种语气,甚至对我的水兵我也没有这样说过话,但事实是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担心。

 

两个小时后,另一个中国士兵带来了伯希和的信,是用中文写的。他和荣禄在一起——享用着茶和水果——中国人对他很友善。他没有任何危险,会尽量争取一个钟头之后回来。

 

这时候中国人开始在他们的工事前面挖一条壕沟。我们协助他们完成了这项工作,毕竟保证未来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对我们来说,如果想阻止他们很容易,但我们担心的是如果我们杀了挖战壕的人,他们会杀了伯希和。

 

我让第二个士兵回去,让他带了一个和第一次差不多的书面的命令(给伯希和)。终于,在他离开四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我们认定他不会再回来的时候,伯希和从东交民巷回来了。有人从沙孟在其酒店门口修建的掩体那里看到伯希和,他正站在我们放弃了的旧工事旁边,和他的新朋友一一握手。

 

我们听到他回来的消息都无比高兴!伯希和是志愿者中最年轻的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很疼爱他,也可以原谅他后生无畏的冲动。不过,如果我们晚餐有甜品的话,我会不让他吃甜品,以示公平。我们没什么好东西,只能杀一头老骡子来庆祝这个孩子——一个“挥霍”勇气的、无所畏惧的孩子——的归来。

 

据伯希和讲述,他被带到荣禄将军那里(多少是他自己要求的)。荣禄仔细地询问了我们的防御措施、资源、食品、军需品,等等。随后荣禄给伯希和配备了一个护卫队,负责送他返回法国阵营并保护他不受义和团的伤害。

 


往来书信

 

北京,1900612

 

亲爱的妈妈:

 

我猜邮差已经经过您那里三次了,但都没有我的消息。我希望我发的电报能让您放心。我们这里来往天津的铁路两周前已经中断了;两天前清政府的电报线也被切断,而俄国人经过张家口的电报线昨天被切断,由此,我们被完全孤立了,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不过,我们的人身安全还基本没问题,鞑靼城里出奇的安静。只有在中国我们才能做到当暴乱就在眼前、军队被叛乱者所左右时,还能理所应当地保持完全平和的心态。但当下的局势能给我们什么教训,又能给未来什么启示?这些驻华公使们,要么出于小肚鸡肠的猜忌,要么不愿表现出听命于某些列强,于是将自己逼入了没有出路的绝境。当保定府最早发生问题的时候,公使们视而不见,抑或拒绝接受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不愿意增派联军到北京,原因是保定府的受害者是受法国庇护的,其他公使觉得不应该被法国公使牵着鼻子走。法国公使在几乎无人支持的情况下只能放弃调遣联军。特别是所谓“友好国家”,实际上是所有国家的敌人,它反对自己的军队前来,以便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时机。于是火灾此起彼伏,杀戮源源不断,直至1900528日的事件给了我们沉重的一击。柯莱耀尔将军和十五名军官之前刚刚到访北京,他们期待人们要求他们的水兵(来救援)。法国公使虽然与他们的想法一致,但却没有办法将他们留下,只能一言不发让他们离开了。他们的离开真是对中国人手下留情。总之这几位先生星期六晚上离开了北京,星期一早上九点他们又从天津出发了,原因是四个钟头之前义和团(欧洲人把这些叛乱者称为“拳手”,这称呼并不准确。)切断了保定府的铁路线,放火焚烧了车站并包围了长辛店——那里有二十五个欧洲人,几乎全是法国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女人和孩子。

 


午饭后消息传到了北京。同一天我们得知北京和天津间的铁路服务中断,一个车站被烧。一个欧洲人,法国驻华公使的表兄拉弗郎斯先生,刚刚乘坐最近一班邮轮从巴黎抵达中国,就在那个被烧毁的车站和他的两个同伴走散了,还被人掷了石头。他奇迹般地逃离了那里,坐着驴车到了北京。义和团还上了马家堡到北京的电车的车头,把电车上工作的人也都吓坏了。

 

一听到长辛店车站起火的消息,我就提议去营救被困在那里的我们的同胞。他们独自在那里应该也能撑得住,但有太多女人和孩子了。我们带了很好的卡宾枪,所以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危险。一开始公使还是支持我们去的,但受到周围诚惶诚恐的人们的影响,他又改变了主意。而且他怕担责任,于是不允许那些直接由他指挥的年轻的翻译学生和我们一起去。就这样,529日我们六名欧洲人和一名美籍女士出发了。这位女士是北京饭店的老板的太太。未经太多周折,我们当天晚上就把长辛店所有的人都带回来了。我们离开还不到半个小时,身后就燃起了滚滚浓烟。义和团已经放了火。虽然我们极想让义和团为他们的破坏行径付出代价,但是这帮人实在太分散了,我们连一个系红腰带的人都没能抓到。

 

那时人们都担心北京发生暴动。北京城还算平静,但我们并没有什么防御措施。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法国公使馆没有一件像科耳特自动手枪、毛瑟枪或勒贝尔步枪这样的像样的武器,只有一两支猎枪、没有弹药的俄国伯丹步枪、杜特伊(Dutreuil de Rhins)探险队杜特伊探险队是由法国人杜特伊(Dutreuil de Rhins)领导的探险队,1890年至1895年间对中国新疆、西藏等地进行了探险考察,发现了大量古迹。留下的残破武器及我们的左轮手枪。而且并不只是我们的装备不足。反之英国和俄国的装备比较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大概会以为外交团会一致同意派兵(保护北京),但远非如此。我们找总理衙门(求助),总理衙门表示事件确实很特别,不过他们什么忙也帮不了。最甚者是俄国,它坚持其支持慈禧太后和清朝现政府的政策,至今拒绝认清事实。毕盛先生竭尽所能终于令他的要求被采纳,他们给海军军官发了电报。公使们第二天就因为做出了让步而后悔,险些发出与之前相左的命令。我们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才能行动。

 

我们这些不知情者近日从哈瓦斯通讯社了解到俄国所采取的政策的内情,而这些情况随后也得到了证实。实情是俄国公使格尔斯私底下向慈禧太后提议由俄国军队来帮助中国政府平息暴乱。不过慈禧太后还是喜欢义和团胜过哥萨克。

 

并不只是长辛店的人受到暴徒的威胁。在保定府,三十多个在铁路工作的欧洲人已经被围攻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担心铁路被切断后事件会恶化,于是决定沿着水路撤退到天津。不幸的是,他们当中也有很多妇女和儿童,而且几乎没有武器。在三天的旅途中他们被袭击了十二次。在遭到第一次袭击后他们不得不下了船,沿着河走了两天。当他们到达天津的时候少了九个人。之后找到了三个人,都受了重伤。其他几人杳无音讯,不过有目击者证实其中四人已身亡。遇难者中有两位是我在“大洋洲人号”上的同伴:欧桑先生,铁路工程师(瑞士人),及他的妹妹阿斯特尔女士。

 

保定府的铁路是法国和比利时共同经营的,其他国家的公使可能会无动于衷,但遇难者却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于是(公使们)命令已经登陆的联军从天津前来北京,并建议调遣更多军队在天津登陆。北京除了(扬言要杀外国人的)大字报,还算平静,不过我们的活动圈子在缩小。两个英国传教士被杀害;来往天津的铁路终于再次被切断;其他的车站被烧毁;跑马场被火烧了,一个保安被扔到火里。教民的村落不时地一个接一个遭到破坏。刽子手有清朝高官辅佐,专门迫害中国教民。樊国梁主教的教区的四分之一现在已经被完全破坏了。看起来中国政府当初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将中国教徒斩尽杀绝,而且只杀中国教徒以免遭到(外国人)报复。之后由于局势失控,中国政府任凭暴乱越演越烈,才有了将所有在中国的欧洲人赶走的企图。

 

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清政府的军队是否和叛乱分子目标一致。如果是的话,我们在北京的两百欧洲人加上前来的五百人无法长期抵抗数量这样庞大的进攻者。不过应该考虑到欧洲的步枪是令中国人望而却步、胆战心惊的。我们在使馆区还无需有任何担心。几天前我们几个人又去了长辛店照了些照片,我给您寄上几张。一路上没有人骚扰我们。

 

不过政治局势却是越来越紧张。两天前中国人将我们与天津联系的最后一条电报线切断。昨天俄国人在张家口的电报线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我们现在完全被孤立了。我们收到的最后一封公函通知我们联军士兵已乘坐两列火车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在他们前面应该有修复铁路的队伍。(天津到北京的)路程是三个小时,他们已经用了两天:铁路应该被破坏得很厉害。在这期间,中国人享受着他们剩余的时间。昨天他们还将他们的攻击升级了,不过没什么威慑力。这就是最近所发生的事。

 

中国军队里有一支队伍被称为“甘军”或董福祥的军队。两年前欧洲列强已经调遣过联军来对付这帮土匪。现在中国政府就将保护我们的任务交给这支军队。同时他们将义和团主要首领中的四人任命为总理衙门官员,其中包括端郡王,即皇位预定继承人的父亲。这就是中国如何精心地保护外交团这些先生们的安危。不过这还没完!有一天他们(指外交团和清朝官员。——译注)会相处得很好而且那几个清朝大员再也不会把嘲笑我们的话挂在嘴上。于是昨天日本公使馆书记官就坐着轿子出去看他们的军队到了没有。到了外城城门(永定门)的时候,董福祥的士兵对他发起了攻击,剥了他的皮,还开了膛。由于尸体还没有交还,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如何用尽了残忍的手段,但如果有什么事情能令那些坐视不理的人采取行动,这次(对日本书记官的)残害实在令人忍无可忍,血债要用血来还。

 

至于我们,我们几个人现在的生活很平静,也没有什么令人担心的。日前我们从长辛店将同伴们带回来,使得语言学校的学生们都聚集在了一起。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会长时间地分开。我们在一起聊天,也学习,有时打桥牌,晚上打打网球,一切都很好,我们只是担心你们得不到我们的消息,更糟糕的是,天津和上海的媒体可能会发布一些关于我们的情况的言论令您担心。

 

我无时无刻都想着您。联军海军的到来可能使目前事件的第一阶段(即在北京的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们身处险境)告一段落。剩下的事情可能会进行很长时间,因为这关乎用什么样的体制来约束中国,以免这只黄龙再不合时宜地乱跳。

 

再见,我亲爱的妈妈,致以我热烈的亲吻。目前对我而言最糟糕的事情是我得不到您的消息。不过我相信过两天情况就会改变。我亲吻所有的人,更想对你们说:不要害怕,当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切早都已经好起来了。

 

再一次亲吻您

 

你的伯希和

 

又及:我忘记写了,我所在的教区的神父一个半月前对我们说慈禧太后两周后就会改信基督教!!看来消息是不准确的。

 

                                                                    pp.(伯希和的法文缩写。——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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