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7月15日

撒马尔罕的一名萨尔特人，也就是向曼吉出售了一幅位于圣母与圣保禄之间的受难基督的油画的那个人，邀请我赴其府上，参观那些出自发掘工程的钱币和陶土物品。我前往这位可敬的商人下榻的旅馆，也就是前往由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开设的“商号”（俄国旅馆）中。他首先向我出示了某些没有任何价值的所谓中国瓷器，然后又出示了某些（一打左右）的陶土头像，作工相当低劣，纯属于希腊化文化的类型。他还有几件铜器，用银丝镶了几行阿拉伯文字；他还有一面折叠木镜的两个遮板，这些遮板上绘制了某些身体很肥胖和梄落于树枝之上的飞鸟。所有这一切都很朴素，明显是波斯作工。最后是一小把金币和铜币、一面镜子，或者更应该是过去把它镶在其中的一些画板。它们值多少钱呢？12个卢布。由于我不为之所动，萨比尔（这是那个萨尔特人的名字）发现我并未准备好支付这样一笔款子。他于是又持一种很轻松的神情说：我只付过6个卢比，我以同样的价格转让给您，这是一种朋友的价格。这种好意仍没有使我痛快地下决心，我只是让它从头脑中一过而已。12卢布、一名当地的业余爱好者，突厥斯坦的首席工程师波拉夫斯基将军，曾主动出价所谓20卢布，但萨比尔不想少于25卢比而脱手。在这些小头像中，我选择了三躯最佳者，然后是几枚希腊钱币（五枚铜币，两枚银币）。对于所有这一切，我冷淡地只出价7个卢比。萨比尔因被激怒而一言不发，我们便告别了。在他出示给我们的一大堆破旧物品中，只有一种东西使我感兴趣。这其中有几躯埃及的小塑像，它们偶而会在撒马尔罕的废墟中出现。严格地说，这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此之多的数量，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不相信能再见到萨比尔。但在谈话期间，由于我们告诉他说，我们将于当晚出发赴撒马尔罕。所以在7时时，萨比尔从其房间的窗户中探出头来告诉我说，在那边，在撒马尔罕，有他一个兄弟，即撒马尔罕商人奥尔图克，我只要在达勒吉斯坦广场并向偶然遇到的人询问，他就会向我指出那座城市和那些发掘点，并把我带到古文物市场。

由于始终没有我们行李的消息，所以我们确实离开那里前往撒马尔罕去了。这在原则上是一次11小时的旅行，俄罗斯火车那习惯性的不准时性，却会常常延至12～13个小时。夏季的时刻表刚刚恢复，从而使我们可以在夜间来往。这样便可以几乎赢得两天的时间。在这个季节，一次12小时的旅行，对于欣赏风景来说，夜间实际上给白天留下了6个小时可供利用。

1906年7月16日

我们经过了泽拉夫善，在砖砌大拱形桥附近，其拱腹已经破裂，仅仅留下了所谓的瘸子“帖木儿桥”。因此，我们很快就要到达撒马尔罕了。

正如在俄罗斯人地区经常出现的那样，车站完全不在城内，以致于人们无法怀疑是到了一个即将参观的大型居民中心。在这里，也就是在撒马尔罕，从车站到市中心，只有不足6公里的距离，还要再往前走才到达土著民城。然而，这并不是为了绕过轮廓线，因为其轮廓线基本上是绕撒马尔罕城一周，至少是画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呈半圆的扇形。对此，占突出地位的解释，就如同在这里的大部分情况下一样，那就是该城市并不想以现钱而诱导工程师们相信，而是必须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使城市居民的交通方便起来。仅有的那些能够享受这种事态的人，便是俄罗斯人马车夫，或者是如同本处的人们所说的那样，是“四轮敞篷马车夫”。

我们下榻于瓦萨夫斯基旅馆。它由一名犹太男人开办，也是开办我们在塔什干下榻的“大旅馆”的那名犹太女人的兄弟。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尚丝毫看不到预示一座城市的任何迹象。但我却在打听勒吉斯坦广场了。我们也逐渐地到达城堡，然后是土著人城和三大清真寺。它们装饰以彩釉砖，或者是如同那些本地导游们所说的那样，是装饰以“马赛克”。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达勒吉斯坦广场被夹在清真寺之间，这里也就是市场。

我在询问奥尔图克的地址，但我就如同出于偶然一样，便落入到了前来寻访我的导游们的其亲属之一手中。这是一个外表相当瘦弱的萨尔特人（伯希和所说的“萨尔特人”，在西域则是游牧民对定居民的称呼，也就是定居突厥民或突厥市民——译者）。其年龄表面上难以断定，事实上已经33岁了。但正如他稍后亲口告诉我们的那样，他自15岁之后，就因为吸食鸦片，而毁掉了其健康状况。

我们立即去考察了广场上的三个巨型建筑：兀鲁伯、提拉·卡里和希尔·达尔，然后在路上又看到了设真德的清真寺。设真德的这一套建筑在本处保存最好。我们返回了比比·哈诺姆。我对于在该古迹建筑中未找到人们向我讲到的那些中国式的细部，而多少感到有点失望。中国的影响在装饰中的出现，并不比在其他古迹更清楚多少。比比·哈诺姆的拱形门于八年之前，继一次地震之后而坍塌。在古尔·异密，清真寺的尖塔于两年前也以同样的方式倒塌了。所有这些古迹，特别是比比·哈诺姆，都注定很快就要成为废墟（中文文献不会不知道，瘸子帖木儿是中国皇帝的驸马。请参阅《汉西域图考》卷6，第5页背面，可能是引证了《明史》）。

瘸子帖木儿的墓碑是一块暗灰色的软玉，其纹理很漂亮。但非常不幸，它已经被断裂成两半。但它在体积方面，特别是在纹理方面，可以略显不谨慎地与北京圆城（团城）的大玉瓮（盘）相媲美。中校马尚过去曾想用火把它烧成一个巨大的潘趣酒酒缸（我们应该知道，在毕晓普近期有关玉的巨著中，对瘸子帖木儿的墓碑作了描述，这部稀见著作在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收藏有一册，在自然科学博物馆收藏有另一册）。

在再次前来的途中，我们讨论了某些无多大意义的钱币，以及带有银线的阿拉伯青铜器的价格问题。有人向我出示了一件，或者更应该说是两件，或一对很罕见的漂亮铜器，我觉得它几乎是全新的。我把它们退了回去，并且在底部发现了巴黎或伦敦古董商家的标记。携带沿途采购的古钱币。这是一名相貌粗犷的大个子乐天派人物，他与其兄弟在一幢萨尔特人房子的一层经营。房间中挤满了前来门诊的病人，包括一名怀抱孩子的年轻俄罗斯女子。奥尔图克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前来。那名阿富汗人的目光没有放过我们的任何活动，他将其钱币摆在了我们面前。我选择了几枚印度—粟特钱币：13枚青铜币、10枚银币及一枚品相极其漂亮的保存得极好的金币。剩下的问题便是价格了。医生感到非常尴尬，他必须要去“商量一下”。他与其兄弟商谈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返了回来，宣布铜币的价格，200卢比；银币的价格，200卢比；唯一的一枚金币，400卢布。懂几句法语的奥尔图克以一种懊恼的神情告诉我：“这太贵了。”“这确实有点贵。”我们立即退出并离开了。奥尔图克还让我看了几件相当残破的近代日本景泰蓝，是作为罕见物而被辗转到这里来的。他然后又将我带到了两名从事旧货生意的亚美尼亚人处，那里没有任何比较珍贵的东西。

清晨，我们租了一辆车去考察阿芙拉锡亚卜。我们用手杖扒拉着搜集了某些陶片，它们在辽阔的土质和碎片层中，自数世纪以来就沉睡于那里。难道这里就是古撒马尔罕城吗？人们在这里所发现的一切，更应该都是中世纪的。巴托尔德曾有过某些发现，我们也都考察了一番。这里似乎仅仅是指成吉思汗所了解的那个撒马尔罕。

我本来想今天晚上就离开。奥尔图克却劝我留下来，打算在一名从事古玩交易的老阿富汗人的帮助下，说服那名作为旧古董商的医生，让他相信其钱币永远不可能卖出类似的价格。我准备付出的最后价格不是800卢布，而是250卢布。所有人都同意，这已经是很好的价格了，唯有那名主要关系人例外。此外，我还应该指出，一名萨尔特人始终都在寻求让您成交，诱导向出售人让步。

1906年7月18日

那名阿富汗人的答复尚未传来。我们前往一位俄罗斯徽记的画家，他收藏有许多古董。为了不至于在那里停留很久，而又不肯采购任何东西，我买走了他的两件物品，一件真实的中国瓷瓶，不算很出色；一件是仿中国瓷的彩釉土著盘子，其价值是值得人带走；同时还有一方所谓的中国印，上面有一条很短的突厥镌刻文。

他们还为我带来了带有两大块兀鲁伯人体像的彩釉瓷方。他们想索求10卢布，我只付4卢布，最终也成交了。至于那名阿富汗人，他断然不想作任何让步。因此，我们在未曾得任何成功的情况下离开了。我对此深为遗憾。巴尔赫肯定是希腊—印度考古的福地。任何俄罗斯人都不能前往那里，而是英国人（也可能是诸如斯坦因那样的为英国服务的他国人）才拥有首先在巴克特拉进行发掘的权力。

晚上10点钟，我在登上火车时，却在火车站月台上发现了那名阿富汗医生。他是否前来向我们出售其物件呢？不是！他甚至不屑于瞥我们一眼。他到那里是为了迎接阿富汗的前异密（埃米尔），此人现已被推翻并避难于此，正准备带领其家庭前往切尔奈依沃。他每年从俄国政府手中接受2万卢布。一名俄罗斯人——撒马尔罕的商人，正在与他们结伴旅行。其儿子之一是一名20几岁的标致青年，懂俄语。商人与他以“你”相称：“马合木，你想与我喝一杯啤酒吗？”完全就如同本处的普通土著人那样。我自己也开始与那名叫马哈木的人对话。尽管他无那样的权利，却穿了一套俄罗斯官员那相当古怪的衣服。正在此时，有人用法文招呼我：“您好吗？”此人正是赶到这里的马达汉。他坐在我们的隔壁车厢。他为我带来了帕里津将军的一封友好的书信。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而瓦阳和努埃特已经睡了。

1906年7月19日

我把马达汉介绍给了我的同事们。我们的首次接触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好极了。这是主要的。努埃特对于我们新的同路旅伴，感到非常高兴。

在到达塔什干时，我们获悉那里发生了一次叛乱。六名在七个月之前因骚乱而被判刑的士兵，又于民事监狱中策划了动乱。典狱长获准了对他们的转移。但他在晚上前往乡下后，又令人在光天化日下押解他们，并于塔什干火车站本地交接。由此而出现了骚乱，工兵们在距火车站有某些距离的地方，拆除了铁轨，然后又成群地前去请求释放囚犯。最后，有人下令用机枪向他们扫射。有关方面正式报告说有一人死亡，七人受伤，事实上，似乎还有许多受害人。

1906年7月20日

我将前往纳德贾。当我们在撒马尔罕时，我们的行李已经到达了浩罕。因此，现在是处理我们于此尚待办理事情的时机了，我们然后将出发。我尚有不少东西待阅读，还要与奥斯特鲁莫夫、撇托勒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卡勒玛科夫交谈，而且还要在出发之前完成。

1906年7月22日

我获悉了杜马（俄国议会）的解散。我们需要尽快离开。后天（24日）是我们原则上确定的出发时间。

1906年7月24日

传来的消息都相当平静。杜马的解散似乎不会挑起一场即刻的大罢工。为了更方便一些，我们又将出发的时间推迟到明天晚上。

1906年7月25日

晚上11时，我们在火车站告别了米勒和曼吉，尽管其中之一是瑞士人，另一个是比利时人，但他们在这里却是我们的真正同胞。曼吉曾为我们做出过多项服务。马达汉即将去撒马尔罕寻找那五名哥萨克人。我们将亲自前去浩罕海关提出我们的行李。

1906年7月26日

我们到达了浩罕，所有的箱包行李都在海关。相反，对于我们打上带有亚历山德罗夫铅封的那些行李，却没有任何告示。在同一幢房子中，两位关长，其一由于以其钱柜中的钱在俱乐部中赌钱，而正处在接受调查中，所以已被暂停其职务；另一个人是过分无经验和犹豫不决的新手，却充满善意。请参阅我致阿利（伯希和的妹妹——译者）的第二封信，有关解读这一切问题之方式的具体情节。

1906年7月27日

我们为了返回安集延，便将从利博交来的67件行包留在了浩罕，还将六件带铅封的行李留到了亚历山德罗夫。连同已经在安集延等待的17件行李，使我们自己已经掌握了90件行李，重约200普特（俄国重量单位，每普特约合16.38公斤——译者）。我们还应从中加入我们在安集延和奥什采购的那些物品，其次是马达汉的行李。我们的行李之多似乎使所有人都会感叹不已。

我刚刚进入安集延的旅馆“莫斯科旅馆”，便结识了塔什干的一名萨尔特人——巨富赛义德·汗尼，他是赛义德·喀里木的兄弟和阿里夫·霍加的堂兄弟。一旦当他获悉，在我们之中有一名医生，就要求必须给他做一次诊断。因为如同我们于此见过的所有萨尔特人一样，他对俄罗斯医生没有任何信任感。我们约定第二天给他诊疗。他本人便率其正在这里的手下为我们服务，也就是为我采购和为我们的考察做准备工作。

1906年7月28日

我们随赛义德·汗尼前往土著人城，以采购长外衣（一种宽大长袍）和干果等。其价比人们至今向我们指出的价格都要高许多。

晚上，我们于6点半时在火车站看到了马达汉。那些哥萨克人都乘前一趟车赶来，同样也在车站等候。现在，所有人都在这里了，行李也到齐了。我们明天将离开安集延前往奥什（乌奇）。再见了！铁路，直到20多个月之后在陕西再见。

1906年7月29日

我们派遣那些哥萨克人带领满载的八辆双轮马车的行李出发。他们要用两天的时间走完这段路（46俄里）。丁氏和刘氏这两个人以及萨尔特人厨师米尔·哈仪特占用了第九辆双轮马车。我们自己也于今天下午4～5点钟登程，乘坐一辆邮政小型四轮敞篷马车。厨师在我们今天早上与马车夫的小争执中，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我怀疑我们是否能长时期地留用他。活见鬼的是，我在从塔什干出发之前，就已经身不由己地提前支付了他50卢比佣金。那些哥萨克人相当流利地讲本地的萨尔特语。其中的两个人表现得很好。其中第三名可能很有善意和心计，但也可能是很聪明；我对第四名哥萨克人无话可讲；第五名是一个矮子，他使我讲不出什么重要的结论。但我勉强能看清，我们这支队伍，尚不足以对他作出判断。

无论如何，这些哥萨克人都是心情愉快地前来的。过去曾有40多名志愿者参加了一军团，有一名军官也曾希望加入他们之中，甚至是自费参加。他们整个一支军官队伍，于音乐开路下，而带到火车站。这就是说一个军团对我们的事业表现出了比突厥斯坦总督府更大的兴趣。因为它在此问题上被认为太显眼了，以至于使人觉得这一次未经磋商便脱离了探险团，但它却直接获得了圣彼得堡总参谋部的支持。

马达汉、瓦阳、努埃特和我，我们乘坐一辆由四匹马拉的“敞篷四轮马车”，大约于五个小时后到达奥什。当接近晚上9时许，我们才感到夜晚的清爽空气，迫使人穿上一件西服上装。自我们离开塔什干赴撒马尔罕的那天起，我们在一个多月期间，尚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在距土著城3俄里的地方，有一个骑马的人向我们喊话：这里是赛义德·汗尼的“心腹之人”，他获得了其先生的通知，我们已为你们准备好了食宿。在我们出发时，赛义德·汗尼还通知我们说，昨天晚上，奥什的县长处，收到了总督副官的一封电报，要求为我们提供一切方便。他是怎样知道这一切的呢？这都是一些土著人的信息手段。我们在路途中遇到了县长。

我们狼吞虎咽地吞食了一顿丰盛的土著餐。首先是甜点，其后是杂烩饭（即手抓饭）。尽管我们的东道主曾两次赴麦加朝觐，却毫不节制地饮伏特加酒和啤酒。他许诺将为我们做一切可能的事，但其价格在近几年中却特别猛涨。

1906年7月30日

清晨，我们与自己的东道主交谈。他于清晨6时许，已经前去马队队长那里去了。队长向他提出的从奥什到喀什之间的马匹租价，是每匹马高达12～13卢布。这也是县长向我们指出的价格，它于此就如同被确定的价目表一般。但官府的这些价目要比土著人通行的价目高得多。我们试图以最佳价格解决这一切。当时我想到了，格鲁姆—格尔日迈洛和斯文·赫定，他们从奥什到喀什，只为每匹马支付8卢布租金。

在清晨更早一些的时间，马队头的翻译赶来向我们推荐其主人的服务。他以价目表的价格为出发点，声称其主人已经通过县长衙门而获知了我们的到来，我对此完全不相信。我们的主人向我提议，后天将赴乌兹根市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不仅仅在那里采购我们的鞍马，而且还会获得我们的驮马。乌兹根市在40俄里之外，我们后天清晨便出发，将于次日天亮时的8时左右才可以到达。我们向马队队长的代表讲到了这一切，我们将根据需要而放弃他的服务，转而去购买我们需要的马匹。他当时就向我们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于12天之内到达，那么租赁马匹可能更便宜一些。因为一切都取决了所驮运的商品和马匹的充裕程度。当有许多马匹和很少商品时，人们可以用7～8卢布的租价来驮运。但今天的商品很多。最后，他便离开以去转告其主人，他对于在途中多走几天路并不在乎，但我们只希望为每匹马付8卢布。

2时许，有人向我们宣布马队到了。我们的主人向我们指定了一家（伯希和原笔记中于此划掉了“挤满了”几个字——译者）沙漠客栈。那里因向所有人开放，而使我们感到高兴。其后面有一个花园—庭院，很符合我们的业务需求。我们以每天1卢布的价格租下了该花园—庭院，然后便将我们的箱子卸在那里。这样就可以安排我们的宿营了：床、蚊帐、脸盆、桌子和椅子。我们的行李确实很多，但一切都物有其用。我只遗憾携带了一架特别巨大的相机。

1906年7月31日

6时，我在我们的乡间宿营地中醒来，马达汉已经到了其箱子存放处。努埃特与瓦阳还在酣睡，太阳已经透过我们的树林而升起。我们在旷野中度过的这一夜，仅由自己蚊帐的薄纱而与外界隔离，我们却过得很惬意。

我刚刚看到了我昨天雇佣的马夫之一，他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们每月都挣20个卢布，我还要负责供养其马匹，但却要由他们自己采购其马匹。我们今天将签订合同。

9点半时，马达汉与我，刚刚为哥萨克人抽签编组，只是我已经提前安排了波科夫与他喜欢的大金发男子编在了一起。落到我身边的另外两个人丝毫不会使我感兴趣。特别是某一位伊利亚佐夫，他是穆斯林，曾给我留下很坏的印象，马达汉昨天因我发现他躺在我的床上而使我感到震惊。希望我今后不再与这个年轻人有更多的纠缠了。

晚8时，我刚刚与马夫雅古伯签订了合同。另一个人向其妻子的哭泣让了步，放弃了出发。

1906年8月1日

宿营地逐渐地建立起来了。那些绳索沿树林而伸展，我们在那里铺开了许多桌布和抹布，手和白铁壶等都被挂在钉子上。但愿上天不要下雨。

我为赴乌兹根而租赁了一匹马，用两天共付4卢布，还由我承担食物。这很昂贵。我们与马达汉、两名哥萨克人和一名马夫于3点钟出发。赛义德·汗尼的“心腹人”陪同我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