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阿富汗珍宝展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很多人看完展览后心生迷惑，为何称作为“浴火重光”的展览？这些宝藏从发现至今经历多少波折磨难呢？

一直研究阿富汗宗教考古美术的邵学成博士将为您解读贝格拉姆城市考古和考古学家哈金的故事，确切一点说是解读战斗中的考古学。

贝格拉姆城市遗址在发现之前，法国需要给这个世界做一个了断，给一个解释：

从1922年开始，在欧化浪潮中的阿富汗向法国请求文化援助，法国加入了垄断阿富汗考古学30年发掘权利的条款协议，并为此成立专门的考古代表团，简称DAFA。DAFA汇集了研究亚洲领域的富歇（A.Foucher）、哈金（J.Hackin）等优秀学人，在阿富汗开始了未知的考古研究征途。

第一任负责人富歇雄心勃勃的制定了佛教考古计划，热衷于佛教美术的富歇布局整个国家形式——从巴尔赫（Balkh）到哈达（Hadda），富歇梦想着找到亚历山大东征后留下的希腊化遗产，建立起与犍陀罗地区的联系，以及按照中国文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找到更多创造佛像的新证据、新材料。

这似乎是一个志在必得的命题。

富歇在印度和犍陀罗佛教美术研究领域所向披靡，获得考古学家的赞赏。擅长史料和图像学研究的富歇自己主持田野发掘工作时，却没想到在阿富汗却屡屡遭受打击。1922-1926，富歇在巴尔赫寻找古代巴克特利亚的希腊城市和佛像起源的考古行动失败，被迫引咎辞职。

1928年在哈达，老百姓被当地宗教首领毛拉煽动发生排外运动，以亵渎圣教的理由将考古发掘出来的大量佛像、佛塔、考古工地和博物馆库房摧毁。

1930年代在巴米扬石窟，当地商队和土人势力控制着石窟，阻碍调查工作的进行。

在这个伊斯兰化千余年的国家进行佛教考古，难上加难，富歇刚开始预料困难明显不足。而在每当出现困难时，军人出身的考古学家哈金像个救火队长一样，在阿富汗境内到处支援着身陷囫囵的DAFA考古队员：

在巴尔赫，哈金支援富歇夫妇的发掘工作，平息民众工人的怨言，让富歇可以顺利脱身阿富汗。

在哈达，哈金千里走单骑，翻山越岭闯进叛乱部落敌营，被关押后绝食抗议，坚决同部落领袖谈判保存发掘文物，让一部分文物幸免于难。

在巴米扬，哈金在大雨后，冒着塌方的危险从石窟中和当地土人手中抢救出一批文献资料、出土文物，改写了阿富汗佛教遗址无出土文献的历史。

这种传奇色彩的考古故事还有很多，考古学的深入发展都是以这些传奇和牺牲作为铺垫。因为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也造成战斗中的考古学开端。

考古发掘面对纷扰的环境和地区动荡的局势，需要考古学家身兼多职，他们是一批扛着武器进行考古的学人。简单的说，哈金等人凭着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勇气和智慧，支撑着法国在阿富汗和中亚考古事业的部分颜面。

而除此之外，另外一种无形压力则越演越烈：

欧美学界紧盯着法国在阿富汗考古学的一举一动，质疑着、批判着，也焦急地等待着成果。法国考古到底行不行？为何已过十余年一座古代城址还未发现，古代繁荣的希腊城邦、贵霜王朝为何都没有任何考古学实证。（言下之意，法国不行就换人，其他国家都在等着呢！）

因为学人们常说，世界上有两个文明中心，一个是环地中海沿岸，另一个则是中亚阿富汗。欧亚大陆历史上的帝国，皆扩张到阿富汗为止，希腊的亚历山大、波斯萨珊、印度笈多、中国的唐帝国都是如此。阿富汗时常作为强大文明的边缘地带，也是欧亚帝国强盛与否的试金石，文明遗存必然丰富。

说说容易，实践很难，证明则更难。

1936年，临危受命的哈金开始就任第二任DAFA负责人，为了摆脱考古成果荒芜的窘境，证明法国考古的荣誉，必然要发掘一座城池，做一件考古学的大事。有着汉学背景的哈金在困顿中，将眼光投向了他数次旅行的中国，准确嗅到了一点“中国气息”——唐朝《大唐西域记》中的“异方奇货，多聚此国”的“迦毕试国”进入哈金的视野。中国僧人玄奘曾诚实记载着这一地区古代繁荣的景象，描述的奇珍异宝细节让哈金怦然心动，同样假设会有收获也会让全世界轰动。

在经历过数次小心翼翼的探查之后，哈金和助手卡尔在阿富汗开始发掘贝格拉姆（Begram）遗址，尽管初期没有抱太大期望，只是忠于职守的服务于自己热爱的考古事业。几次试掘和小探沟挖掘后，新发现的贝格拉姆王城并没有城墙，是一个长约500米的遗址，包括新旧两个城池遗址，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迁徙。

193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在贝格拉姆新城标号10的房间遗址中发现著名的贵霜王朝玻璃器皿、罗马青铜器等。1939年在标号13的房间陆续发掘出土了印度的象牙、希腊风格的石膏浮雕板模型和青铜制品等，中国的漆器和丝绸也被发掘出来。

因为贝格拉姆出土文物与世界各个文明古国都有着联系，在当时都含有奢侈品的意味，贝格拉姆珍宝的名称被正式提出来了，世人皆大惊喜。

除去热闹和好看，请您冷静下来观察，这些珍宝出土品中并没有属于阿富汗境内制作的产品，这些器物是从四周国家交流过来的，在贝格拉姆形成了一个汇集中心；但是这些珍宝对阿富汗美术产生什么样影响，还不清楚。

这种奢侈物品交流存在的可能性是与贵霜帝国政治势力相关，也由此可以推断当时贵霜帝国的疆域和影响力可能会达到亚洲的大部分区域。

关于这批宝藏埋葬原因和时间有几种推论，让人信服的证据是和庞贝古城类似的象牙雕刻指明被掩藏的最后时间点，珍宝掩藏可能是与241年波斯伊朗的沙普尔一世入侵该地区的事件密切相关。

贝格拉姆珍宝的发现扭转了法国文化宣传上的颓势，但人文研究终究需要良好的大环境。

1937年欧亚大陆上空的纳粹军事威胁的阴云密布，邪恶势力威胁着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此时，阿富汗的右邻中国却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抗战行动，倾国之力在抵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袭击。热爱中国考古学、一直从中国文献资料汲取营养的哈金也陷入了焦虑——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欧洲也一直不太平，1940年，法国本土也终于沦陷于德国纳粹铁蹄蹂躏之下。

当法国败北的消息传到喀布尔时，哈金正在进行贝格拉姆的第5次发掘。哈金已经无法在阿富汗安心工作下去，爱国心和责任的趋使，在阿富汗的数次誓死保卫考古成果经历，使得他不能像其他考古学家一样变节至法国南希伪政权下面继续研究。

尽管贝格拉姆是法国在阿富汗第一个发掘的完整规模考古工地，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但这次人生抉择中，考古学家哈金选择了投笔从戎回到法国战斗。面对强大的纳粹黑暗势力，这次选择也许就是直面死亡。

哈金迅速和阿富汗国王签订共享文物协议，确保考古遗迹和出土文物的安全，贝格拉姆的出土文物被陆续暂时存放在喀布尔、白沙瓦的英国大使馆、法国的吉美博物馆里面，这批新挖掘的贝格拉姆宝藏的研究就这样暂时搁浅了。

还有这批考古学家们也好聚好散，各自选择新的政治阵营，重新工作。

哈金夫妇、卡尔等考古学家回到英国后，加入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积极宣传抗战，鼓舞法国人民士气。哈金夫妇在一次前往叙利亚执行任务时海途中，被德国潜艇击沉，壮烈殉国。

哈金死后，格瑞斯曼（R.Ghirshman）继任DAFA考古主任，1941年—1946年他继续在贝格拉姆发掘，正式引入了考古地层学研究方法，分期分类进行研究该城址，考古学意义重大。进行了年代学的分期，却也一直没有建立起明确的地区地层学和类型学。此外，如世人所关心的再也没有在贝格拉姆城市发掘中发现类似的奇珍宝藏。

关于这批埋葬宝藏的研究，哈金的第一手发掘资料非常重要。哈金死后的考古日记被后人顽强的整理出来，馈赠学界。但是一些关键问题仍然争迭不休，例如是否包含有佛教文物的讨论。

经常有人幻想假设哈金不死，持续的研究阿富汗考古美术，关于贝格拉姆的一些难题或许将会揭开，这并不是一厢情愿。哈金曾经研究藏学、巴米扬佛教美术和东亚考古学，都获得了充分的成就，哈金的早逝导致这些研究的中断，造成了很多至今难解的谜团。

1945年抗战胜利后，哈金的好友伯希和，这位在二战中“变节”的汉学家在美国做二战学术报告时，谈论在伪政府下的学术研究，在声泪俱下的追悼这位好友时情绪波动的不能自已，伯希和代表法国考古学家在美国讲述二战时的亚洲研究成就时非常羞愧，同样曾是军人的他，更明白古汉语“士可杀、不可辱”的含义。

哈金和伯希和这两位好友曾经一起在1930年代去北京旅行，一起参观故宫，同时也都是中法大学的聘任教授，工作中多有交集，两人经常就中国文献在阿富汗的研究使用交换意见。哈金还曾许愿要在故宫博物院策划一场阿富汗的文物展览，增进中阿两国的了解和友谊。这些学者之间的轶事有些被岁月遗忘，有些却随着时间流逝而变的更加清晰。

我在研究巴米扬佛教美术时，偶然知道了哈金的这个心愿和信息，也知道了这些尘封往事中战斗着的佛教考古美术学者的故事。尽管现在不需要战斗，但是将他们讲述出来却也同样不易。价值衡量、意义判断，都需要多方面的比较对照，但比起学界长期对于这一研究领域的缺失的现状，漠视邻国阿富汗的研究则更让人焦虑。

阿富汗的未来也在一些混沌中摸索着，但是负面的消息总是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个国家水深火热的一天不如一天。

21世纪新旧交替，当世界再次年轻的时候，当阿富汗需要再次重建自信的时候，当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重新关注阿富汗的时候，当人们充满希望的目光再次审视这片古老土地的时候，当人们再次怀抱英雄情节观看这批珍宝的时候：

有谁知道这个法国考古学家也曾保护了这批贝格拉姆宝藏？

又有谁知道这个法国考古学家没有苟且偷生、以卵击石的去抗击纳粹黑暗势力？

又有谁知道一个中国年轻人一直悉心的收集着这些快被堙灭的档案信息？

这些问答的形式如果结果一样，一切都在等待。

这个故事是否应该再次在中国讲述出来的时候，这个巡回世界的展览的筹备也在经历一波三折后开幕了。尽管没人提到这段往事，但是哈金的心愿在经历了70多年后似乎终于实现了。

人生亦是如此，前行路上也说不定会有一天再次跌倒，只要身边还有伴我前行的人，那困难和苦痛将会化为荒诞，这是这些年研究的心得。生活总会教给我们很多，这些年研究阿富汗宗教考古美术经历中我唯一学会的就是等待。尽管我们的目光也总会被时代局限，但面对阿富汗苦难的现实，从等待转为行动，也更需要时机和勇气。

看不见未来的阿富汗，战争产生的文明交融与毁灭是同步的。烽火连天中文物浴火重生的故事，也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接力传颂，传到了中国故宫展厅。

我们参观展览、思绪顺流逆流到达崎岖不平的阿富汗山地的时候，去努力感受这些贝格拉姆的文物风采，也许会明白哈金当年的抉择。那位一直战斗着的考古学家，他殊死发掘的物品，让后来的阿富汗人继续誓死保卫，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今天安静的陈列在他曾经梦想着展览的中国故宫。

一切都在等待，一切又都在等待观看。

本文由“135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哈金（JosephHackin，1886-1941）：出生于卢森堡，藏学家、考古学家。1907年开始在吉美（Guimet）博物馆工作，后升至主任；1912年加入法国国籍，参加一战获得两次嘉奖。1916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卢浮宫，1929年升任教授。1923年从研究调查巴米扬石窟开始，将阿富汗境内主要考古学遗址都进行调查。数次考察中国、朝鲜等地区，参与东亚考古学会部分发掘工作，担任原中法大学客座教授。二战中支持戴高乐流亡政府，1941年死于轮船遇难。

邵学成：中央美术学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特聘研究员，UCLA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长期关注研究阿富汗和丝绸之路宗教考古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