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在伊朗（下）：最后一次探险，与“监察员”同行
1930年斯坦因的美国之行，使其获得了更多赞助人和媒体的关注，支持他继续在西亚地区展开探险；泰晤士报的记者更称其为“大英之子”，斯坦因成了全世界丝绸之路探险考古的旗帜人物。而自1932年开展的对伊朗的持续性考察，更让七十多岁的斯坦因陆续获得了很多欧美协会颁发的奖章和奖金。当然，对斯坦因来说，他更在意自己的考察行程，他还要继续在历山大东征 ...
1930年斯坦因的美国之行，使其获得了更多赞助人和媒体的关注，支持他继续在西亚地区展开探险；泰晤士报的记者更称其为“大英之子”，斯坦因成了全世界丝绸之路探险考古的旗帜人物。而自1932年开展的对伊朗的持续性考察，更让七十多岁的斯坦因陆续获得了很多欧美协会颁发的奖章和奖金。当然，对斯坦因来说，他更在意自己的考察行程，他还要继续在历山大东征的路线上继续走。
新的旅程和新的伙伴
1935～1936年，卡里米全程跟随斯坦因在伊朗西部进行考古学调查，两人的书信集最近也被学者研究公开。卡里米硕士毕业于德黑兰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英法语都很好，在考察中负责照会、协调与沿途各个省政府的对接工作，也随时向德黑兰当局报告斯坦因的考察情况。因为有高达尔的介绍信，斯坦因最初亲切称卡里米为“机警勤奋的波斯青年”（a very alert and obliging young man），但斯坦因也明白这是伊朗政府派来监视其考古调查的人员。
正是有这位伊朗向导，斯坦因的第四次伊朗调查留下了大量资料。这位年轻人在报告中记述了斯坦因的工作状态：
“斯坦因就像是一位和蔼的、不知疲倦八十岁老人，从来不生气不发脾气。在发掘文物时，就像母亲照顾孩子一样。”“斯坦因每天早晨6点起床，工作到深夜才睡。每天如此。”“除了考古发掘外，斯坦因每天写大量的信件给朋友们，一年几乎写了一百五十多封。”“斯坦因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会说普什图语、乌尔都语和克什米尔地区方言，他和仆人讲话都说方言。”斯坦因在考察中还经常向卡里米学习波斯语，而且卡里米认为斯坦因说这些方言都不会带有口音。
在卡里米的描述中，斯坦因在考察中固执地选择一些偏僻的羊肠小路，认为这样才会有更大机率获得新发现。在考察中曾有两次陷入了在山地中迷路两天、没有食物和水补给的困境。长时间在大雪山中宿营，斯坦因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患病后他折回胡齐斯坦省，被迫结束了第四次考察。斯坦因和卡里米相处愉快，但是斯坦因发现，相较于条件恶劣的田野帐篷生活，这位年轻人更喜欢优雅舒适的生活。
关于卡里米后来的情况，我们咨询了德黑兰大学研究近代史的Goodarz Rashtiani教授，伊朗学者能够确认的信息也不多。根据已有的研究推测，卡里米有可能是铠加王朝时的贵族王子，后来获得政府奖学金，在法国索邦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关于他的资料很少，从文字资料可知的是，卡里米在伊朗考古局工作了八年左右，1942年被派往波斯波利斯协助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队进行过3个月田野发掘监察工作。消失在历史中的卡里米，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位考古学家。现有的信息显示，卡里米经营过一所中学并担任校长，以后就再没留下什么记录。
1950年，卡里米在德黑兰国家考古博物馆馆长的帮助下，用波斯语出版著作，讲起他与斯坦因的这次考察。书中图版来源于斯坦因的书籍，一些考古发掘的细节也来自斯坦因，但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还增加了很多关于萨珊和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波斯语和阿拉伯文献注释，以及早期欧洲探险家对于苏萨的调查成果，这些是斯坦因著作中没有的。书中还有卡里米在波斯波利斯的工作记录，这应该算是他在伊朗考古局全部田野工作的总和。总体来说，在当时的波斯语考古调查书籍中，算是比较综合全面的一本书，而考虑到斯坦因于1943年去世，其第四次考古调查的英文报告已在1940年出版，卡里米这本书涉及的图文是否获得斯坦因的授权就无从得知了。
第四次伊朗探险考古
1935年11月7日，斯坦因在德黑兰办理完考古调查审批手续，开始正式第四次考察。他于11月17日到达波斯湾，再次从海港西拉夫出发，翻越扎格罗斯山脉，向着北部山区开进。斯坦因从上次调查的终点波斯波利斯出发，向着苏萨进发——这是阿契美尼德时期的两个都城，也是亚历山大东征的道路。
当时，芝加哥大学主导的波斯波利斯遗址考古队（1935～1939）正在团长施密特（E.Schmidt，1897～1964）的带领下，使用飞机对伊朗北部山区和其他主要古迹进行拍摄，寻找潜在的考古遗址。而斯坦因正在各种偏僻的、荒废的道路中穿行，以步行或是畜力进行“探险”。两支考古队，一支在天上、一支在地上，以不同的方式，一起寻找着尚未被发现的遗址。
途中，斯坦因对萨珊的石桥和拜火教神殿等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在胡齐斯坦省的伊泽（Izeh）地区，斯坦因调查埃兰时期的岩刻——其实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但斯坦因还是被此处数以百计的石雕所吸引。
1936年1月18日，斯坦因抵达沙迷（Shami）地区。根据当地行政官员介绍，在六个月前，当地政府为安置半游牧民族进行基建时，意外发现了青铜巨像文物残骸，最大的一座青铜像残高194厘米，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青铜小像，挖出后进行转移。斯坦因在州长家看到了已经发现的青铜巨像，获知出土地点的具体位置和相关信息后，立刻对发现青铜像的遗址进行发掘，在为期六天的考古发掘中，他终于发现一座帕蒂亚时期的神庙遗址，并基本探明这座神庙遗址的建筑布局。
根据报告记载，斯坦因在发现雕塑的地方布置一条探沟，发现了一个长方形围墙（约12.5 x 23.5米）的遗迹，中央有一个用烧砖建造的建筑。斯坦因认为可能是一座神殿，神殿四周有类似回廊的大厅，神殿中央区域为露天。斯坦因将考古过程和发掘出土物详细记录，同时根据雕塑风格推测其年代，他认为这些宗教神殿从希腊一直延续到帕提亚时代，并具有近东地区普遍存在的融合主义风格，将希腊对神灵的崇拜与对神职人员的崇拜结合在一起。但是关于该地区的纪年，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到帕提亚时期是谁统治这里，答案还不清楚，而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今天的学者。
斯坦因在这里的发掘收获很大，他发现了一批青铜雕像和大理石像。根据早期挖掘雕塑碎片推断，该遗址至少有七个大型青铜雕塑、六个较小的青铜和大理石雕像。新发现青铜人头像残片、特别是女性大理石雕刻明显有着希腊风格，有可能是美神阿弗洛狄忒，这些文物可能是希腊化时期在该地区的遗存。同行的卡里米在20日就写信向德黑兰报告了这一重要发现，而斯坦因则在24日结束了对这一遗址的发掘。
除了帕蒂亚时期的青铜像，斯坦因此次发掘出的两片面部的青铜残片特别值得关注。后来，这两块残片被带回大英博物馆，经过拼合确认是属于同一人像的面部，卷曲的头发、高鼻深目，可能是某位希腊化时期的皇帝。这位皇帝是帕提亚帝国在公元前141年占领该地区之前的某一位统治者，但是大英博物馆的修复研究人员也无法断定具体身份，后来，斯坦因又将残片还回了德黑兰博物馆。
尽管这些考古发现意义非凡，但沙迷遗址还是很快就被考古学家们遗忘了，没有人再去继续调查。2012年，伊朗-意大利联合考古队重新到胡兹斯坦省进行考古调查，他们根据斯坦因于1936年拍摄照片，确定了斯坦因发掘的大致位置，但现在该遗址已被覆盖耕种。斯坦因发掘的探沟位于一个土丘的外围，该土丘的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进行整体发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周边地区还有很多大型的石料散落在地表，在一些现代房屋的建筑墙壁中还可以辨识出一些古代石料，遗址风貌已经被破坏了。2015年德国考古局对遗址出土的希腊化面部残片和其他青铜残块进行了3D建模还原，得到一个大概的人像模型，几乎是和真人同一大小的青铜立像，这也是该遗址的最新研究。
我们一行人专门去观摩这些文物，看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现在的沙迷是一座小城镇，当年的遗迹已经完全回填。据同行的王樾老师介绍，沙迷地区可能是帕提亚帝国的一处重要根据地，该遗址地处山间平原，现在该地方传统服饰也和斯坦因发掘的帕提亚青铜人像的服饰类似。
在沙迷的发掘之后，斯坦因继续前往沙迷的西北地区，短暂停留后，又经马斯吉德伊苏莱曼，在2月17日到达苏萨。
苏萨遗址经过法国考古学者的几代发掘，已经探明从新石器时代之后的地层，并且修建了供考古学者使用的苏萨城堡（Chateau de Susa）。斯坦因在这里见到了法国考古代表团团长M. de Macqunhem，在其陪同下参观最新的考古工地。在这里，斯坦因动情地回忆起他在1887年前往印度工作的旅途中，途经卢浮宫第一次见到苏萨遗址的薛西斯宫殿出土文物时内心的震撼。
斯坦因在这里歇息了两天，借助苏萨营地的图书馆阅读了法国出版的报告。20日，他坐车继续北上，去古代希腊历史学家记载中的“波斯之门”。
21日，斯坦因到达卢利斯坦地区（Luristan），这里群山环绕，气候湿润。卢利斯坦山地文化有着典型地域特征，这里还保留很多传统山地部落的渔猎民俗，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一直很有特点, 当时黑市上也在流通“卢利斯坦青铜器”，在世界很多博物馆都有收藏，这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考古学热点。
斯坦因到来之前，戈达尔、赫兹菲尔德等考古学家都对此做过发掘研究，当地文物盗掘严重。芝加哥大学的斯密特在斯坦因到达前的两个月曾带领考古队在这一地区进行大范围考察试掘，但少有收获。斯坦因认真踏查过以往考古队的工地，对法国早期考古队的粗放发掘提出批评，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发掘。在当地长老帮助下，斯坦因又在附近的几处山谷地区发掘几处没有被惊扰的墓葬，得到一批完整的墓葬材料，包括约在公元前1000年铁器时代的陶器、模范残片、首饰和青铜器。如今，这些出土文物陈列在伊朗国家博物馆。
斯坦因的这次考察从海岸线出发，经过高原地带进入平原地区，这几个地区间温差很大，还是游牧民族季节性迁移的路线。斯坦因一路上目击了很多游牧民族转场，也记录了所见所闻，是一份珍贵的人类学记录。
之后斯坦因继续沿着扎克罗斯山脉向北进发，进入现在的克尔曼沙阿省。再经过萨凯兹，到达了塔卡卜洞窟，这里希腊化时期的铭文也是斯坦因关注的对象，随后他到达了乌鲁米纳湖。
1936年9月6日斯坦因抵达此行最北端库尔德斯坦的哈桑卢丘地（Hsanlu Tepe），这是一个约有150户人家的小村子，当地村民经常去附近的山丘盗掘一些墓葬，获取陶器和青铜器等售卖。斯坦因获取这些现地信息后，在这里选择几处高台遗址进行发掘。除去地表上伊利汗国时期遗存外，这一地区出土青铜器和陶器是大概属于公元前1500千年铁器时代的墓葬，出土的陶器几何纹样和希尔亚克B类型的陶器类似，应该是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遗址。斯坦因对这里的发掘很满意，还想如果有时间会再来发掘，当时正值秋收季节，当地劳动力已经忙着秋收，发掘人员不足，斯坦因只好停止这里的发掘。
斯坦因在这里的发掘对他后来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之后从1956年到197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对这个发掘点及其附近遗址组织了14个季度的考古发掘，扩大调查面积，不仅发现了早期农业文明的遗址，也发现了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人类在该地区活动的遗址，这里为伊朗北部铁器时代建立了标准的地层，这些遗址直到现在还在进一步的整理。有一处被斯坦因认为是自然山丘而放弃发掘的遗址，后来被考古学家证明是一座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大墓。
斯坦因在伊朗仍然没有忘记新疆，1936年9月27日，他途经克尔曼沙阿省，发现这里的灌溉系统和新疆的坎儿井类似，这种地下水渠解决了这一地区蒸发量大的问题。随着秋天的到来，伊朗北部越来越冷，斯坦因在前往克尔曼沙阿省访问贝希斯顿铭文的路上感冒生病，到哈马丹时，病情进一步加重，不得已停止考察住在英国的办事机构里养病。
之后斯坦因返回胡齐斯坦省，在这里和卡里米告别后从霍拉姆沙赫尔港口坐船返回英国。斯坦因将这次发掘中一半的出土品留给了伊朗国家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由高达尔主持设计，1935年筹划，1937年正式开馆，斯坦因发掘的这批文物一直都在博物馆展厅陈列。
告别田野后的回忆时光
斯坦因的第四次考察参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军队绘制的地图和早期法国调查的遗址分布图，主要是沿着扎格罗斯山脉的线状路线为基础，将沿途所有的遗迹都进行调查，平均每天都要考察新的遗址，团队工作量是巨大的。特别是我们沿着这条路线考察，置身于山区复杂地形中，更能体会到要在崇山峻岭中辨识出古代土丘遗址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些无疑给考察增加了难度。
这次考察结束后，卡里米在1937年去法国出差，斯坦因邀请他到伦敦，与自己在家中共度一周，一起整理资料，回忆伊朗的考察细节，尤其是他们从设拉子前往乌鲁米湖的这段行程——这是古代埃兰文化的故地和波斯腹地连接的大动脉，也曾是亚历山大东征和古代商贸的主要路线，在古代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很多地区都没有文献记载。
再次分别时，斯坦因将伊朗考察的照片集送给了卡里米，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1939年11月末，斯坦因在克什米尔的帐篷中完成了第四次的伊朗考古报告，并于1940年出版，其中提到卡里米的帮助，之后，斯坦因再也没有去过伊朗。
卡里米在其书中回忆起与斯坦因最后的离别：斯坦因伤感地告诉卡里米，“我的生命已经结束，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你，但是我向上帝祈求你的成功。”
（伊朗考察受伊朗文化遗产旅游手工业部和伊朗国家博物馆邀请，得到德黑兰大学Prof.M. Esmaeili 、Prof.H.Fazeli、赵苑琪博士、陈彬彬博士和凤凰卫视李睿老师帮助照顾、考察旅程受到上海稻草人旅行社鼎力协助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