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邵学成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中央美术学院文化遗产与美术考古博士远望巴米扬石窟巴米扬石窟历经浩劫，实际毁坏程度超乎想象，很多大像、石窟内部的装饰已经荡然无存，一些美术史的研究基本失去继续深入的可能。但结合巴米扬佛教遗址百年研究史，同时结合全球视角进行比较，也会在不同的观察和转述中，看到

原载于《文汇报》2017 年7 月21 日/第 W05 版，版权归属《文汇报》，在此分2次转载。

邵学成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中央美术学院文化遗产与美术考古博士

远望巴米扬石窟

巴米扬石窟历经浩劫，实际毁坏程度超乎想象，很多大像、石窟内部的装饰已经荡然无存，一些美术史的研究基本失去继续深入的可能。但结合巴米扬佛教遗址百年研究史，同时结合全球视角进行比较，也会在不同的观察和转述中，看到巴米扬作为一个叙述主体承载的太多遗憾和故事。

被破坏的巴米扬遗址

阿富汗的考古美术研究历来是欧美日各国的重点研究项目，各国学者呕心沥血经营百余年。尽管早期研究存在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但是在各国接力式研究的保障下，研究成果丰硕。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因为种种原因一直缺席邻国阿富汗的研究，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引发的地区动乱更是增加了对该地区研究的难度。据官方文献记载，唐朝曾经设置过写凤都督府辖制该区域，某些物质遗存显示与中国有关联；然而，尽管外国考古学研究史一直积极寻找来自中国的影响和证据，但没有真正让人信服的突破。巴米扬遗址受中国学界重视也是在“文革”之后的一段时间，但始终是口头重视、行动上忽视。因为早期研究时机的错过，所以国内学人没有掌握真正的一手资料。

巴米扬东西大佛在1998年3月、2001年5月被阿富汗塔利班恐怖组织炸毁，部分石窟也遭到破坏，这个物理性质的灭佛事件不仅让人类文明史蒙羞，也被某些人悲观地认为是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的终结，因为大佛消失了。加之阿富汗境内无数的考古遗址被盗掘破坏、博物馆馆藏文物也遭到洗劫倒卖，这些满目疮痍的景象，很难让人看到这个国家的未来，这是属于文明的黑暗时期。但过去的经验教训终究是为未来而存在的，人类历史一直热衷于反思自我伤害，物质和肉体都会消失，精神是永存的，毁灭中的信心重塑过程当然也会非常漫长。

未摧毁前的巴米扬东大佛

未摧毁前的巴米扬西大佛

灭佛事件震惊世界文化界，也间接导致美国 9·11 恐怖袭击和世界上其他恐怖事件发生，一个呼唤正义与和平的21世纪，竟是以恐怖和失望作为开端，多少让理想主义者感到意外。

此事过去数年间，美国政府将塔利班头目一一击毙，阿富汗似乎也短暂恢复了和平，但大佛被毁坏的事情逐渐被淡忘，各界的关注一年不如一年，只有少数专家和机构还在筹划着修复重建。德国考古队曾经重建西大佛的足部，但是受到修复专家的质疑和批评，遂停止工作。空空的佛龛继续吸引着很多学人的好奇心，也对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产生了种种幻想。

“东大佛”残窟，开凿于1世纪，高37米

“西大佛”残窟，开凿于5世纪，高53米

战乱后重建中的阿富汗百废待兴、危机四伏，但也充满着机遇，各国在联合国的领导下获得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研究环境。各国考古美术考察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进入巴米扬山谷及其周边地域进行专项调查，巴米扬石窟历经浩劫，实际毁坏程度超乎想象，很多大像、石窟内部的装饰已经荡然无存，一些美术史的研究基本失去继续深入的可能。

石窟内部

但结合巴米扬佛教遗址百年研究史，同时结合全球视角进行比较，也会在不同的观察和转述中，看到巴米扬作为一个叙述主体承载的太多遗憾和故事。

意外偶遇的巴米扬

现实中的阿富汗是已经伊斯兰化千余年、佛教信仰完全消失的国家。19世纪，西方探险者发现巴米扬佛教遗址后，并不了解石窟的意义，毕竟欧洲的文化传统中并不包含佛教内容。同时，当地原住民对于石窟的原貌和象征意义也一无所知，识字率低下和贫困温饱问题困扰着当地人的文化认知水平。

巴米扬 1843年

巴米扬大佛开始作为一个视觉冲击在西方社会受到关注，同时欧洲关于中亚的神秘印象开始被重建，尽管中国有同等数量的石窟寺庙，但因为身居内陆地区，所以当时还未被欧洲探险者记录转载。佛教起源的印度没有如此大的巨佛造像，犍陀罗地区也没有石窟和巨佛，这对于了解巴米扬佛教增添了难度。

大佛插图 1885年

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已经占据了印度，并且以此为跳板，窥视着东亚和中亚的广阔领域。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早期的探险家是在接触中国西藏地区之后，才把巴米扬地区看作是佛教遗址。

为何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会突兀地存在这种大体量的佛像呢?它的含义又是什么？阿富汗本身历史文献和文字资料的稀薄一直困扰着古代史研究，从周边邻国寻找文献资料成为理解过去最便捷的方法。这个时期解读巴米扬最重要的文献来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欧洲汉学家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尽管各国学者都在使用着汉语文献资料做研究，尽管这些学者与中国有着深刻交集，但吾国除了零星的翻译转述外，很难见到令人信服的深入研究。

当然，这一阶段决不能忽略其他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发端的影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都曾经与考古学研究搅浑在一起，乱挖乱掘和科学考古的混杂构成那个时代的特色。这些研究也如黑夜中点亮一盏烛火一般，微弱发出些许光芒，让人看到希望。

法国精英主义研究

1919年阿富汗建国，其初期的考古学研究中，学人从不同视角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探寻大佛和石窟寺院的建造动因及过程。从众多先生的关照中，我体会到，研究巴米扬是一种双重阐述模式，既是对其本身佛教艺术研究得失的总结，也包含对围绕巴米扬研究形成的学术史的梳理，因为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史同样为巴米扬自身历史的叙述提供讨论证据和史学价值。

因为宗教研究总是会涉及人类本性和文明的高贵，包含着美学的、浪漫的追求，是一种特殊的、不可预知的信仰现象遗存。对佛教遗址和美术遗存进行研究时，经不起科学探索，这与早期学科的建设和规范相关。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从一开始就出现“考古学家的忽略”，“语言学家的校订”，“佛教学者的隐喻”等研究现象。

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史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2年法国签订30年考古独占协议开始，大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停止；后两个阶段的划分均与阿富汗国内政局动荡相关，分别截止于1979年苏联入侵，以及开始于2002年阿富汗的战后重建。而且，这三个阶段也明显体现出考古学调查内容和方式的层次关系：第一阶段学界讨论的是前伊斯兰化时代内的巴米扬石窟建筑的状态和功能；第二阶段，有关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构建起巴米扬佛教艺术和周边地区的发展脉络，并尝试解决精确的年代学问题；第三阶段跨学科的交叉式研究扩展了有关巴米扬山谷文化景观的整体认识，同时致力于思考巴米扬地区的佛教部派及其义理。

班达拉米亚湖，毗邻巴米扬大佛峡谷，是兴都库什山上天然大坝形成的密集蓝色湖泊链

　　

巴米扬学术史中的第一个阶段集中解释巴米扬山谷佛教美术的起源与传播，在未知的中亚地区佛教整体面貌之下，早期法国学者由于受到汉学和伊朗学的强烈影响，对巴米扬年代学研究过分依赖于周边国家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由于在印度区域研究的惯性，倾向于从印度寻找美术图像的根源。例如，根据佛教美术自西向东传播的基本逻辑，由于《大唐西域记》明确记载629年左右巴米扬大佛已经存在，而且始建于460年的云冈石窟昙曜五窟风格与之相近，因此武断确定了巴米扬大佛建成的下限年代不晚于5世纪中叶。这一阶段，法国学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佛和石窟寺建筑艺术上，这也与早期研究学人的兴趣点相关，这些法国考古学中心(DAFA)的组织成员包含多个学科的专家，比如语言学家、地质学家、建筑师和画家等，这些学人丰富的兴趣爱好，也注定了阿富汗巴米扬初期研究的多样性和斑驳多彩。

DAFA 系列考古学著作主要对阿富汗境内的遗迹属性进行了甄别。最初，首任主任富歇 (A.Foucher)对巴克特里亚希腊式佛像起源学说进行了实地考察验证，但富歇在巴米扬山谷并没有花费太多研究精力。尽管他在巴尔赫(Balkh)地区的考古基本一无所获，但在其总结性质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中对巴米扬和犍陀罗之间的佛教美术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和梳理。富歇认为巴米扬巨佛像是犍陀罗时期的产物，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调。其后哈金(J.Hackin)从石窟建筑与装饰的组合及使用规律出发，对佛教美术样式风格的创举性分析奠定了此后较长时间内的研究基础。这一阶段对巴米扬山谷考古发掘很少，主要是做洞窟清理工作，但很关键的是为巴米扬 G 窟和附近的丰都斯坦(Foundkistan)山丘的出土材料，提供了重要的断代依据。

俯瞰阿富汗地貌

此时的很多研究是从风格学说和图像学出发，艺术史学家没有沉醉于佛像起源的假想。美国艺术史教授罗兰(B.Rowland)、日本的吉川逸治首次提出巨佛可能建于6世纪以后，而其他石窟建于这一时间节点前后。而且，日本美术史学者主要继承了法国学者的基本观点，关注的焦点也集中在对石窟壁画年代和佛教思想的研究上。巴米扬壁画样式的来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确切一点来说是巴米扬艺术的源头来自于哪里。考虑到阿富汗物质文化复杂的属性，艺术史学虽然按照风格学对石窟进行了年代分期，但是因为缺少具体的年代学信息，以至于每一期内的风格来源与传播流变都有继续讨论的价值。

石窟内部残存壁画

二战前后欧亚大陆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战争损失掉一批欧洲学人，周围地区的动荡也影响到了巴米扬的研究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