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展中国的缘起2017年3月17日，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历经十年的巡展之后，来到了其世界旅行的第十七站——故宫博物院。展览的名称“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揭示出这些文物不同寻常的经历。展览呈现的不仅是文物展示的考古学信息，还有文物本身所写就的文物史与文化遗产保护史。展览中的231件文物是20世纪阿富汗考古发掘中的重要收获，年代跨度从公元前2000年一直到公元1世纪。这些

2017年3月17日，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历经十年的巡展之后，来到了其世界旅行的第十七站——故宫博物院。展览的名称“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揭示出这些文物不同寻常的经历。展览呈现的不仅是文物展示的考古学信息，还有文物本身所写就的文物史与文化遗产保护史。展览中的231件文物是20世纪阿富汗考古发掘中的重要收获，年代跨度从公元前2000年一直到公元1世纪。这些文物自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陷入战乱后，一直处于辗转转移与下落不明的状态。它们在本世纪初得以重见天日，并从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开始了漫长的世界巡展。吉美博物馆的展览奠定了这批文物的展览方式，231件文物在从巴黎到北京的十七场展示中基本没有变化，唯有展览的名称有所变化，体现了策展人所要强调的展览意涵。巡展的第一站，在巴黎的展览叫作“被藏起来的珍宝”，强调了这批文物在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被精心藏匿，成功躲过了战乱与劫掠，终于在二十年后首次重见天日。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叫作“文明的十字路口”，强调阿富汗在历史上处于东西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位置。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展览叫作“阿富汗的黄金宝藏”，强调展品中出自蒂拉丘地的贵霜贵族墓葬中的黄金陪葬品。而巡展的第十七站在故宫博物院的展览，则用“浴火重光”四个字凸显了上世纪从阿富汗出土的这些文化遗产历经战乱的坎坷命运和其背后文化遗产保护者的重要付出。同时，故宫博物院这场展览的名称也契合了举办这场展览的缘起。

勇士图案钩扣

公元 25-50 年

黄金 蒂拉丘地 3 号墓

2016年10月，“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在故宫博物院举办。论坛提出了《太和宣言》，倡导“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框架内，文明古国可以率先合作起来，通过举办文物交流展览以及其他相关活动，迈出传承古国文明的坚定步伐，促成文明古国之间建立起通畅的交流渠道”。多个文明古国的代表出席了这一论坛，其中便有阿富汗驻华大使。他希望阿富汗文物能来到世界上最为辉煌的皇家宫殿建筑群——紫禁城中展出。由此，阿富汗的国宝展开了第十七站——在紫禁城的巡展。

不变的展品与多样的展览名称暗示了文物所蕴含的信息被从不同切入点进行挖掘和展示。这次展览题目中的“浴火重光”四个字也暗合了阿富汗国宝与故宫国宝在文物史上的共通之处。八十年前故宫国宝为躲避战火辗转转移各处，故宫文物背后是一部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文物史。这种背景下，阿富汗浴火重光的国宝来到故宫展示也更增加了一层深意。喀布尔国家博物馆的馆训是“国家与文化同存亡”，这条馆训见证了巡展的阿富汗国宝所要传递给世人的讯息，那就是阿富汗走出战乱的信心与其人民对于自身辉煌文化的骄傲。这些国宝向世界的展示也充分体现着文物以及博物馆展览在树立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陷于战乱的中国也同样将文物视作与国家存亡休戚相关的文化见证。1935年故宫文物首次出国展出的历史背景、策展人的各种考量，以及以西方学者为主导的展品选择，与半个多世纪后的阿富汗国宝巡展有着各种相似之处。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深陷战乱，为避免故宫的文物毁于战火，重要文物分批次开始装箱南迁。1935年前往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的中国文物，很多就是来自这些已经装箱南迁到上海秘密库房的文物。参加1935年艺展的有多个收藏中国文物的欧洲收藏机构，而展览中数量最多的是来自故宫的文物。中国政府将这次展览看作是通过文物来向世界展现中国辉煌文化的重要机会，因此十分重视。而选送战乱中辗转迁移的文物远赴英国参展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是充满争议的。质疑的声音主要围绕文物的安全、以西方学者为主导的展品选择，以及如何通过文物全方位地展示中华文化。

巴克特里亚的阿佛洛狄特

黄金和绿松石

蒂拉丘地6号墓

“浴火重光”所展示的阿富汗国宝同样是战乱中辗转避难的文物面向世人的集体亮相，其背后的展品选择、策展思路，乃至文物被发现的考古发掘都是由西方社会主导的。通过回顾“浴火重光”展览中的阿富汗展品，我们可以发现，展览的核心是上世纪70年代末蒂拉丘地出土的贵霜墓葬中的陪葬金器。这些金器也是阿富汗战乱期间被重点转移和保护的对象，曾经被秘藏在阿富汗中央银行的地库中长达近二十年。这些金器本身灿烂辉煌的视觉效果和黄金的固有价值更为文物本身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披上了世俗的外衣，成为劫掠者所觊觎的对象。这些金器的幸存和重见天日使得这次巡展成为一场庆祝劫后余生的盛宴。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展出用了“阿富汗的黄金宝藏”这一名称，即点明了蒂拉丘地的金器在展览中的核心地位。展览中其他几个部分的展品则从时间线上将蒂拉丘地的金器串联在了贵霜帝国兴起的历史之中。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众多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在银行地库中沉睡多年后，被重新发现和证实其真实性的关键，也在于蒂拉丘地出土金器的真实性得到了权威辨识。考古学家维克托 · 萨瑞阿尼迪（Viktor Sarianidi）是20世纪70年代蒂拉丘地贵霜墓葬的考古领队，他专程于2004年赴阿富汗国家银行的地库辨认这些阔别二十年的文物的真伪。在仔细端详一对头饰后，他激动地指出他曾经亲手在其上进行修复所留下的痕迹。这也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这批久藏地库的文物绝非复制品。这一事例也鲜明地展示了文物本身的履历像人的一生一样，不断地被改写并留下时代的印记。考古学家克里斯·高思登（Chris Gosden）曾提出：和人一样，文物也有着自己的一生；如果人的一生可以写就一部传记，那么关于文物的一生同样可以写就一部物质文化史。这种考古学理论源自人类学中关于物的文化传记理论，由伊戈尔·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最早提出，也是受到了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关于模糊物与人之间界线的人类学思潮的影响。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理论被引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中，以研究人的方法来研究文物。如果像看待人的一生一样审视文物的一生，那么通过文物一生当中不同的阶段，我们可以发现伴随着不同阶段转换的是价值观的转换，人与物之间的互动，以及物的生命周期对于社会变迁的隐喻。

从文物的生命周期视角审视巡展的阿富汗国宝，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物写就的是从公元前2000年至今的阿富汗历史。这些文物见证了丝绸之路上阿富汗历经的辉煌，20世纪殖民主义留下的残局，21世纪初战后重建的艰辛，以及阿富汗唤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努力。曾经往复于丝绸之路的文物在两千年后再次在更为广阔的世界中旅行，巡展的国宝由此成为了历史的缩影和国家命运的隐喻。

西勒诺斯面具

公元 1 世纪 青铜

高 9.5 厘米，宽 8 厘米，直径 2.5 厘米

在向世人宣扬阿富汗历史文化的同时，阿富汗国宝的巡展也复苏了这些沉睡多年的文物的学术生命。每巡展到一地，展览都配合了多场与文物相关的学术讲座，展览中的文物也开始作为例证在学术文章中被引用。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便开始注意到蒂拉丘地贵霜墓葬出土器物的研究价值，只是由于信息和资料获取渠道有限，无法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而真正结合蒂拉丘地出土材料深入探讨贵霜与汉代中国的关系则要见于90年代初林梅村的研究。而随着本世纪这批20世纪阿富汗考古出土的重要材料在全球的巡展，也有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开始重视这批材料对于研究古代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价值。倪克鲁（Lukas Nickel）在研究秦俑造型的希腊化艺术特点时，曾指出与中国接壤的希腊化的中亚地区是古代中国直接与希腊艺术接触的重要文化区。他在文章中直接援引了阿富汗国宝在巡展中所展出的阿伊哈努姆城址中出土的希腊化雕塑作为例证。

巡展的阿富汗国宝的策展人弗雷德里克·希伯特（Fredrik Hiebert）指出贯穿这场展览的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文物写就的阿富汗丝路文化史，另一条是阿富汗当代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保护史。这两条主线的成立既有着偶然性，又有着必然性。这场展览的策划和全球巡展本身就是阿富汗当代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展品的选择又是同时考虑到20世纪阿富汗的重要考古发现和阿富汗辉煌文明的叙述。从某种程度上，展览的叙事主线是围绕着蒂拉丘地的贵霜贵族陪葬品设计的。从阿伊哈努姆的兴衰，到贵霜帝国的兴起以及贵霜帝国所掌控的繁盛的丝路贸易通道，展现的实际上是阿富汗历史上辉煌的贵霜帝国时期，而20世纪阿富汗的重要考古发现又为展现这一时期提供了充足的文物实证。

审视展览所展示的阿富汗丝路文化史这条主线，我们发现这一主线可以进一步分为两条主线进行解读。第一条主线是藏品所出土的三个特点分明的环境，展览中的主要展品分别来自古代阿富汗的城市、墓葬和存放丝绸之路上贸易物品的仓库。第二条主线是藏品的不同主人，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1世纪的四百年间，阿富汗所处的文化十字路口历经变迁，其主要统治者和居民由古希腊的征服者、古希腊文化的归顺者变为了来自欧亚草原的游牧征服者；另外，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在政权和文化历经巨变时仍然忙于东西贸易往来的丝路商人。归拢两条主线来解读展品，我们首先看到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古希腊化城市的辉煌。这一时期的文物主要出土于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随后我们看到公元1世纪左右兴盛起来的贵霜王朝的贵族墓葬遗址，贵霜王朝是来自欧亚草原的游牧征服者，我们从蒂拉丘地的墓葬遗址看到截然不同于古希腊文化的游牧民族文化风貌。最后，我们来到公元1世纪的装满了丝路商人贸易品的仓库。贝格拉姆出土的两间仓库中堆满了来自遥远东方和西方的带有不同文化风貌的货物。这些仓库中有来自古罗马的雕塑和玻璃器，有来自印度文化的象牙雕刻，还有来自中国的漆器和铜镜，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完美诠释了古代阿富汗所处的文明十字路口地位。

彩绘高脚杯

公元1世纪，玻璃

直径8cm，高12.8cm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些来自阿富汗的国宝引起文化上的共鸣，主要是通过历史教科书中他们耳熟能详的大月氏这一概念。《史记》和《汉书》中对于大月氏都有重要记载。他们是大夏帝国的统治者，是张骞出使西域所要笼络联合抗击匈奴的重要对象，也是不断迁移、飘忽不定的神秘族群。日本学者小谷仲男在《大月氏——寻找中亚谜一样的民族》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塞人、斯基泰、大月氏以及贵霜等古代文献中记载模糊的西域游牧民族之间的族群之辨。他认为塞人的存在没有确凿证据。“塞”这个在《汉书·西域传》和《汉书·张骞传》中和大月氏以及乌孙一起登场的民族其实就是希腊、罗马史料中的斯基泰人。而如果认为大月氏和斯基泰人实际上属于同一人群的话，那么阿伊哈努姆这座希腊化城市在公元前145年的灭亡，从出土材料和古代中西方文献的记载中都能得到一致印证。展览中所呈现的阿伊哈努姆城的辉煌遗迹，其实是《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大月氏征服大夏的记载的物质化呈现。

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往往以文明破坏者的形象出现，但这种看法使我们很容易轻视历史上游牧民族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游牧民族在条件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以畜牧为主的独特的衣食住行文化，并向文明社会发起挑战。他们的流动性和侵略性在东西方文明世界中，成为了人、物、知识、技术以及思想之间交流的重要推动力量。此外，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汉和匈奴之间存在着横向的东西联系，而居住在西域的大月氏则手握解开这一东西联系之谜的钥匙。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循着阿伊哈努姆的城市遗迹、蒂拉丘地的墓葬，以及贝格拉姆的仓库，一路追寻着大月氏的足迹。他们是凶悍的侵略者、具有艺术品位与国际视野的奢华享乐者，同时还是精明的商人。

本文及图片选自《丝路艺术·阿富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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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轩

牛津大学博士，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汉代物质文化、美术考古。

刊名：丝路艺术

英文刊名：SERINDIA

出版方：漓江出版社

总第3期

字数：150千字；图幅数：142

定价：45.0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 45-1403/J

国际标准刊号：ISSN 2096-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