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阿富汗展览在万众期待中继续展览着，大家去敦煌旅行可以又多了一份选择，可以静心来沉思欣赏来自邻邦阿富汗的文物。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再次考察阿富汗归来的邵学成博士会为你继续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盛夏后的10月，邵博士在东京参加UNESCO召开的巴米扬东大佛重建会议，会议后专程参观了东京艺术大学举办的丝绸之路壁画展览，会场中的观众摩肩接踵，巴米扬石窟和敦煌石窟的克隆复原作品一起展出，交相辉映着人类古文明和新智慧。

引子：在日本看敦煌与巴米扬的展览

素心伝心―クローン文化財 失われた刻の再生——这是代表日本最新保存修复和丝绸之路壁画研究最新成果展览，而此时敦煌也正在展览着阿富汗的珍宝文物，前后经历两个展览的生成，想像跨越时空的敦煌和巴米扬不止一次的交汇在一起，或许是千百年来既定的缘份。

但是缘份之外，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遗憾，而有些遗憾却已经有了60年之久。

（1）婉拒的中日考古学合作

60年前的1957年，京都大学的水野清一教授跟随日本考古代表团一行12人考察中国，有2位青年考古学家到达了敦煌，其中的两位是考古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樋口隆康（38岁）、冈崎敬（34岁），他们两位后来成了日本考古开拓中亚的最关键人物。

当时中日尚未建交、也没有交通路线往来，日本这批考古学家为促成此行，所有的考察团团员不顾政府压力，冒着风险，毅然决然的选择停薪留职，绕道香港抵达北京。

日本从1945年战败退回孤岛，国家经过美式民主改造已趋平稳。战前在中国成长起来的一批考古学家时隔12年再次回到中国，会见了一些考古学家和老朋友，分批去了一些地区，看了一些新出土的文物，在中日友好的大政治基调下，各地都表达了超乎寻常的接待热情。 12年是一个轮回的等待，对考古人来说也是理想青春的消磨，因为考古学是不能离开田野的研究。

水野清一先生深知实地考察机会宝贵，也知道中日两国关系未卜的前途。在该代表团成员中，水野先生特意带上了樋口隆康、冈崎敬两位最年轻助手，专程安排去考察战争中未能考察的西北石窟寺，因为这是从1905年大谷探险队之后，日本学者再未能进入的区域。

水野先生也希望战争的仇恨在他们在一代人结束，把机会留给年轻人。让新的一代考古学人不需要再承载太多的政治要挟，能真正安心学术研究。

樋口隆康和岡崎敬两人特意访问了敦煌石窟，在敦煌研究人的引领下，两人获得了很宝贵的学习机会，两位年轻人认真的、争分夺秒的观看记录着这些古代艺术，这是西域和中亚世界的最东端，往西就是最诱人的神秘中亚。

冈崎敬异常冷静的站在石窟前，观察着敦煌的一切，内心一直在思考计划着着什么。没有人知道冈崎已在1955年已经考察过阿富汗和巴米扬石窟，已经为京都大学考古队选择好了发掘地点和重点考察对象。

冈崎敬此刻在敦煌已经观察到中亚东西两端的两个最著名的石窟的联系和特性，思索着一系列的石窟寺考古问题和未来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风云变幻。

1957年的新中国的各项改造发展已有声色，当时的政治条件也已决定走自己的考古探索道路。对于日方提出的国际考古合作前景，经过慎重考虑后也被不轻易的拒绝，婉拒的真相永是个秘密。

有人说，1957年是中日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中国的拒绝也迫使那群对吾国抱有好感的日本东亚考古学者跑去中亚和西亚，改变自身专业研究，重新寻找新的研究点。

（1957年的敦煌莫高窟）

（1960年代的巴米扬山谷）

当时的京都大学考古学科带头人水野先生为寻找佛教美术的起源和传播路线，也只有决计去开辟欧美经营上百年的犍陀罗和阿富汗地区考古田野，奔进那些深不可测的内陆和彼岸，尽管深受其文化影响东亚人还未进入过该领域，困难风险重重中，在考古学世界里用日本人的方法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脱亚入欧。

1957年后发生了很多事情，第二年，应日方邀请，常书鸿先生携敦煌临摹展品到日本举办敦煌艺术展巡展，大受欢迎，也是开辟利用佛教美术外交的时代。但是之后中日间的学术交流基本停滞，直到改革开放。

之后的各项政治运动、文革已经开始严重干涉到考古美术史研究，外国人基本上不可能再有机会来中国从事考古工作，这也是水野先生生前最后一次来中国。

（2）日本挺进阿富汗考古的探路者

冈崎敬（1923—1990）1973年出版了一本由20篇论文汇编而成的论文书《東西交渉の考古学》，在其研究生涯的也是一个节点。

冈崎敬此后收缩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范围，告别丝绸之路考古，奋力转向亚洲农业考古学。此书里面涉及到其研究生涯中的两次关键考察，一次是上文提到的敦煌之行，另外就是关于阿富汗的调查。

人是时代中的人，人生之中难免受到命运之浪冲击，冈崎敬从京都大学毕业翌年，日本战败降伏，一度兴盛的海外考古被终止。

1952年，旧金山国际会议解除对日外交封锁限制后，日本便积极拓展中亚地区。同时由于科技发展和新媒体影视传播的出现，世界掀起对神秘文明和未知地区的探险热潮，日本大学开展最早的国外探险也是选择阿富汗。

1955年京都大学首先向海外派遣调查队，但是以自然山岳探险为目的“京都大学喀喇昆仑（Karakorum）—兴都库什学术探险队”兴趣不在学术研究上，这支登山队不太关心考古历史学研究，对农学和地质学还有些兴趣，人类学班仅抽调部分年轻学员参加。 冈崎敬当时作为助手被选入，协助登山队做后勤保障工作。

在此次调查中，当时学习东亚考古学的冈崎敬接受到水野清一的秘密使命，让其在半年的随团考察时间里面，重点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地区的古代遗迹现状进行观察记录，围绕可以进行考古发掘和有考古学意义的地区进行综合调查，为以后的考古发掘地点做准备。

众所周知，印巴已于1947年独立、法国签订的30年（1922～1952）阿富汗考古独占协议也已失效。但在战后国际新秩序中，英法两国影响力依旧强势，战败国日本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翼翼。更何况在中亚和犍陀罗地区欧美经营上百年，日本想进入并非易事。

冈崎敬不辱使命，事无巨细的记录着中亚新发生和自己所看到的一切。登山队一行到达白沙瓦（peshawar）时发现，原担任斯坦因的助手已经升任馆长，从目不识丁到可流利使用英语研究调查、撰写报告，都是斯坦因留下的遗产。据说当斯坦因前往阿富汗调查时，所有当地人都悲㑃挽留，斯坦因自己也没想到会客死在阿富汗，壮志未酬，这样忧伤的故事还在当地流传着。

考察队到达喀布尔时，全体队员先去拜祭了斯坦因的公墓，无论外界风评怎样，日本人懂得其存在的意义。斯坦因这个独身主义者，怀抱理想，用自己的死亡宣告了探险时代理想主义的结束，以及一生追求亚历山大大帝和玄奘足迹的决心。

而日本人的拜祭，则表示日本调查队从尊重前辈先学的研究开始，也表达了日本人自己此行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虽然中亚地区局势仍然紧张，进行考古调查时仍然需要军队进行保护协助，但是民族矛盾和排外心理已相比英占期间安全很多。

同时，冈崎敬在考察中目睹了欧美各国的调查队在此地的竞争局面，意大利、美国、英国都陆续派出了考古调查队。既然同为战败国的意大利都可以做海外考古，那么日本进入中亚考古的机会也已经来临。

冈崎敬此次考察中对巴米扬山谷进行踏查，观察了山谷内所有的遗存；之后又访问法国在阿富汗北部大夏地区的考古遗址，判断出法国考古重心已经从佛教研究转移到希腊化考古上的现象。

1955年11月冈崎敬一行走海路坐轮渡归国，从波斯湾的古港口出发，经阿拉伯海，走印度洋西海岸，依照南十字星的指引，中途关掉马达，按季风漂流到达印度西海岸地区。这也再次重复了斯坦因在伊朗考古时乘坐独木船试航、验证古代罗马时期航海技术可能对印度大陆的物质文明的传播影响，这就可以解释贝格拉姆出土的玻璃制品、埃及石料器皿的来源问题。

冈崎在最初的日本中亚考古学开拓时代努力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的专业考古学踏查记录成了日本考古队进入中亚地区的第一手资料。

在冈崎敬的探索之后，日本的海外考古美术考察队几年内便呈现井喷状态，1959年考古学正式派出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考古队，考古活动一直持续到今日。那群前赴后继将身体铺在古代道路上的日本人，碾落成泥堆成塔，指明后辈的前进方向。

日本学者背负着战败国的命运，在欧美的冷眼嘲讽中一步步踏进中亚，从没有丝毫的中亚学背景开始垦荒，考古铲代替了枪炮，勤勉坎坷，在看不见硝烟的研究战场上，努力树立起日语的旗帜。

后来，冈崎敬因为和樋口隆康年龄相近、在京都大学的作用有些重合，便经名古屋大学转任九州大学，努力开创考古学领域新局面，渐渐远离了中亚考古和原来研究的丝绸之路汉唐考古领域。

尽管后来冈崎敬没有参加日本的后续中亚考古调查，冈崎也没有忘记中国佛教考古美术熏染给他的美好经历。冈崎在观望别人的时间里，也慢慢整理了一些材料，从钱币学、丝织品纹样整理方面，努力探察中西交流的证据，构架了那个时代贯通中西的研究特色。

樋口和冈崎这两位当初的年轻人，一直在各种条件下他们都在努力研究佛教考古和丝绸之路文化史。尽管他们下一次到中国要等很多年——近30年后，他们也已经功成名就。中日合作（平凡社和文物出版社）再次有机会出版包括敦煌石窟的石窟寺全集时，冈崎又积极协调各种事物，介绍在中亚的考古往昔，纪念青春中感动自己的人与物。那是他青年时的情怀，心愿终有一日完成，这些成果也足以告慰老一辈学者的亡灵。

（3）意外造就的丝绸之路考古学家

樋口隆康（1919～2015）最初在国内进行考古研究，研究青铜器和其他国内考古学文化史。但由于在大分县内古坟考古发掘、因考古报告发表时受到前辈梅原末治的强制冠名丑闻的负面影响，在日本国内受到质疑，失去了在国内研究的机会，逐渐将海外丝绸之路考古学作为其毕生发展重点。

另一方面，日本考古队最初在阿富汗工作并不理想，由于法国势力在阿富汗还很强势，水野清一教授所带领的日本考古队，并未对法国队之前做的考古工作进行检讨，遇到研究问题，多选择绕行避让。

水野殁后，樋口隆康接过研究的接力棒，作为京都大学第二代中亚考古领队，研究重点范围直指阿富汗的巴米扬和贝格拉姆，因为日本人已经了解到法国在这一地区的研究弱点：

在巴米扬，法国队只对有壁画的石窟进行了整理研究，并未覆盖全部的石窟，很多石窟的建筑性质都与周边地面建筑有着深刻关联。

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照相技术的更新，让壁画更多细节开始呈现，以往忽略的图像学细节内容被整理出来，可以看出不同的佛教思想文化。

巴米扬山谷还曾存在着玄奘记述的寺院伽蓝，地下资料的出土将会改变地面石窟研究内容，让年代学问题变得更接近答案。

（贝格拉姆出土文物的房间遗址）

在贝格拉姆，40年代的法国考古队也是到处试掘，在贝格拉姆的城市考古发掘也是随机性很大，谈不上什么科学性。但是由于贝格拉姆宝藏的发现轰动效应，而掩盖了其真正考古工作的短板。

贝格拉姆考古工地经历哈金和格瑞斯曼两任考古领队，目标和研究目的完全不同，发掘方法也不相同，1942年，格瑞斯曼在后期才将考古地层学概念引入实际工作中，得到的研究结果也与地层学不符合。

这一切，日本学人已经掌握在心，因为从水野清一在调查之前，就已经精心准备各种学习班，将以往的各国考古研究资料进行精读。在经历初期的实际考察沉淀之后，日本队决心直面法国，在考古学研究上挑战先学。

尽管这些工作的一部分由于苏联入侵引起的战乱没有被完成，给日本和阿富汗考古学的发展留下了遗憾，但今天我们再次检视日本队当初的动机和工作内容，仍然具有很多可取性，也将是我们下一步开拓中亚阿富汗的着重发力点。

2014年的愚人节后一天，1957日本访中考古代表团的最后一位健在人员樋口隆康也逝世了，那也是我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第二天，尽管当时我还有很多问题没来得及请教追索，我知道已经没有机会了，这个遗憾已经无可避免的形成了。

面对遗憾我也只能默默的将一些问题藏于心底深处，兴致来时也会微笑着看看过去的旧资料、听听过去的旧音乐，看看那些老书，阿富汗一些研究疑团将会一直存在。

这就是这位二战后时最早进入敦煌的两位日本年轻学人，在最初的研究情热被拒绝后，经历阿富汗考古学和丝绸之路研究的洗礼、学有所成时，再次回望敦煌、回报敦煌的故事。

温故知新的话，我们这一代人与敦煌、与阿富汗还会有这样的故事吗？还会有这样“不幸”中的“万幸”吗？

我那天在展览看到最后，站在展厅外的街头，看着秋天的夜幕降临，那些展览的海报慢慢消失在夜色中。安安静静的去想，一些故人的陆续离去宣告一个时代落幕，而一个新的时代因为研究力不足而尚未开启，这是暂时的研究断层问题。

（1970年世界各国学者在喀布尔召开的贵霜王朝研讨会）

（2002年国际研究学者在东京召开的阿富汗研讨会）

也许很多人直到临死时也还在相信，没有注定的人生和命运，所有的事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巧合。然而，梳理这些年阿富汗和敦煌的研究史时，就有这样的结论：在生命中的某一段时期，当我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纯属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国度、距离和祖先的语言并非一切的一切，现实中政治隔膜、意识形态、研究困难都是暂时的，世界上还有超出这些人世间冷漠东西的东西，那就是人性的真诚和热烈。这些学人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有一种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敦煌遇见阿富汗、遇见巴米扬，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另外一个精神故乡，并对那些极其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为之追求、付出等待，是命运、也是传奇、也是相互的守望，永不彷徨。

（东京会议期间特别感谢陈建中、井上隆史、长冈正哲、大竹卓民四位先生的指教）

作者简介：邵学成，中央美术学院文化遗产与美术考古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曾任UCLA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14-2015）。博士论文是中文世界中第一篇关于阿富汗考古学艺术史和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史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李军教授），其也是首次实地考察阿富汗和巴米扬遗址的研究人员、中方学者代表团之一（2017）。长期关注研究阿富汗和丝绸之路宗教考古美术,调查大部分收藏阿富汗文物的博物馆。近期将会在敦煌阿富汗展览期间为大家介绍撰写相关的基础研究文章，举办一些公益讲座和其他宣传活动，同时关于其他的展览介绍也在慢慢撰写，以期抛砖引玉。

文章图文主要来源于（株式会社）黄山美术社、敦煌研究院、DAFA，Kabul National Museum，何平、刘拓、蒋瑞霞、杨婕等机构个人

特别感谢：中国驻阿富汗喀布尔大使馆、阿富汗驻华北京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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