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耿昇|法国汉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经济、政治、人员、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条大动脉，曾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法国汉学界十分重视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成立法兰西远东学院，吸纳了一大批很有名望的学术英才，推出了一大批在国际上很有分量的丝路研究学术成果，造就了一大批丝路研究的汉学家，他们的成果始终居于欧美之首。
一、法国学者研究丝绸之路的背景
与机构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经济、政治、人员、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条大动脉。在海上丝绸之路大举开通之前,陆路丝路东起中国,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社会,一直通向希腊-罗马世界。丝路输送的并不仅仅是丝绸,而且从时空和交易额方面综观全局,丝路上的丝绸交易所占比例甚小。从狭义上讲,文化交流实际上与物质交流平分秋色,甚至还可能有过之;从广义上讲,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那样:“丝绸之路是对话之路”。由陆路丝绸之路又衍生出了诸如“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草原之路”、“皮货之路”、“茶叶之路”、“沙漠之路”和“骆驼队之路”等形形色色的名称。虽然这些耳熟能详的名称之科学性和历史真相,尚有商榷余地,但它们在中外关系史上的作用却不容置疑。
“丝绸之路”的提法,最早是外国人的发明,后来又被中国学者认同和采纳,现已成为一个国际通用学术名词,远远地超越了“路”的地理范畴和“丝绸”的物质范畴。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是普鲁士舆地学和地质学家、近代地貌学的创始人、旅行家和东方学家李希托分(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他于1860年曾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在他死后才陆续全部面世的5卷本巨著《中国亲程旅行记》(1877 —1912年)中,当他谈到中国经中亚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时,首次称之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名便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流传开了,而且使用得越来越广泛,其外延也越来越大。甚至成了中西乃至整个中外多领域交流的代名词。
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片交通路线网,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士兵与海员、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得胜之师和败北将军。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意义模糊的“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济各会会士) 以及西域的巫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术和印刷术、治国良策、伦理道德和自然科学的无数内容也是经由该路传出去的。
欧洲的汉学研究最早是由几个航海大国发起的,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国。但是法国人很快就成了执欧洲乃至整个国外汉学之牛耳者。法国于1814年12月11日在法兰西学院创设了国外的第一个汉学讲座。汉学从此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西方大学的圣殿,这就是“汉语与鞑靼- 满语和文学讲座”,由27岁的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年)执掌教席。雷慕沙于1825—1829年出版的4卷本《亚洲论丛》中,有关高地亚洲语言和历史的精辟论文占有很大分量。其遗作《法显传·佛国记》的译注本于1836年面世,书中几乎荟萃了当时国外有关西域史的全部知识。1906—1908年,伯希和从敦煌和西域劫回6000余卷5—11世纪的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吐火罗文、梵文写本与其他大量中世纪文物。它们成了法国研究西域和丝路的珍贵资料。1920 年3 月,由法国总统和中华民国总统共同赞助,利用“庚子赔款”在巴黎创建法国汉学研究所。该所在长期独立运行后,于1959年划属巴黎大学,1968年最终划归法兰西学院。该所除了从事教学、科研、图书工作之外,自1932年起陆续推出一套代表法国汉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法国汉学研究所文库》,现已出版名教授们的28部名著。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汉文三藏中的500个故事与寓言》(1932年),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7—1979年)的《吐蕃僧诤记》(1952年)和《王梵志诗辑注》(1982年) ,石泰安(R·A·Stein,1911—1999年)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1959年)和《汉藏走廊古部族》(1961年) ,哈密屯(J·R·Hamilton,1921—) 的《五代回鹘史》(1955年) ,韩百诗(Lonis Hambis,1906—1978年)的《明代蒙古史料集》(1969年) ,童丕( Eric Trombert,1947—) 的《敦煌借贷文书》(1995年) ,拉切聂夫斯基( Paul Ratchnevski)的《元典章》(1937—1985年,4卷本)等,它们均为法国研究西域史和丝路史的世界性名著。
1822年,法国亚细亚学会诞生。这是西方成立最早的亚洲研究学术团体,其会刊《亚细亚学报》已出版近300卷,其中中亚史与丝路史的文章分量最大。法国著名汉学家和西域史学家雷慕沙于1829 —1932年,伯希和于1935—1945年曾出任该学会会长,一大批汉学家曾出任副会长。至于领导过该学会的伊斯兰学家、阿拉伯-波斯学家、突厥学家和印度学家则更大有人在。开办于1889年的吉美博物馆则专门收藏阿富汗以东的西域艺术品和文物。法国《亚细亚丛刊》中,也发现过不少有名的有关丝路的论著。
1898年12月15日,根据法国印度支那总督杜梅的命令,创建了法国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并将这一机构的学术监督权委托给了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一年之后,又根据1900年1月20日的决议,该机构易名为法兰西远东学院。其宗旨是从事考古勘察、搜集稿本著作、保护古迹文物、研究从印度到日本的整个远东亚洲的语言文化遗产与历史文明。它虽然将重点放在南亚和东南亚,但也关注东北亚和中亚。三条丝路,特别是西南丝路与海上丝路,便成为其重点研究学科。
在考古学方面,从本世纪初叶起,法国远东学院便把在中国考古学的任务委托给沙畹,它也委托给该院第一位寄宿生伯希和率领另一个考察团,这些都成了划时代的事件。沙畹的考察团于1904年在华北活动。他们对汉代墓葬和中世纪佛教雕刻等重要文物进行了系统地勘察和研究(这是史无前例的)。1908年赴西域的伯希和考察团在敦煌得以搜集到6000余卷写本,其古老程度均被断代为公元6—11世纪,四分之三为汉文卷子,四分之一为藏文、突厥文、粟特文和于阗文写本。此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越南境内自汉至唐的所有古汉墓都由法兰西远东学院做了系统发掘,它们都是中国在该国移民地的遗迹。
在史学方面,法国汉学界在此领域中完成的大部分著作都应归于法国远东学院的老成员。
在宗教学和哲学方面,继伯希和于本世纪初有关中国的摩尼教和祆教的著作之后,便是马伯乐(佛教传入中国)、戴密微(中国禅宗)与谢和耐(神会禅师语录、寺院经济)等人对佛教的研究。
在语言和文学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伯希和以其奇迹般的学问而写成的语言学著作,主要是历史地理学和中文书目录。
在中国遗产的保存方面,法国远东学院积极地参与了由伯希和从敦煌携回并入藏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文书的整理编目和研究工作。法国远东学院的一名原成员苏远鸣(Michel Soymie),自1972 年以来最终推动了对这批文献中汉文文书进行编目的工作(今天已完成)和及其有关的研究。这是在国家科研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的范围内完成的,法国远东学院的成员从未停止过参加其工作,陈祚龙、饶宗颐、戴仁(Jean-Pierre Drege) (一部精辟论著《写本时代的中国图书》的作者,1991年) 、郭丽英夫人(一部有关《中国佛教忏悔文》著作的作者,1994年) 、杜丹王(Wang Toutain,她于1992年出版了一部有关地藏菩萨在中国事迹的颇为惹人瞩目的博士论文)。同样,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人员们(马克、劳格文和傅飞岚) 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由施丹人(Kristofer Schipper,他也是法国远东学院的原成员)主持的一项庞大的国际计划,即编写于15世纪中叶形成道藏中的15000部经文的目录。此外,饶宗颐完成并刊布了由莫里斯·古兰携回被断代为623—1119年的388通汉文碑碑铭的拓片,从而使它们得以于1981年问世(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
1989年,由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52年)与荷兰汉学家薛力赫(Gustave Schlegel,1840—1930年)联袂创办了东方学刊物《通报》(现已更名国际汉学刊物)。它当时是欧洲惟一的研究东亚的国际刊物。因为《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创刊于1901年,《德国东方学报》创刊于1912年,法国《亚细亚学报》创刊于1922年。由于先后参与《通报》主编的考狄、薛力赫、沙畹、伯希和、戴密微、何四维(Hulsewe,1910—1993年)均是研究中亚史的名家,所以其中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章很多,尤其在伯希和主政期间更为如此。当然,该刊物也广泛地覆盖了历史、语言、宗教、文学、考古、艺术。但直到20世纪前半叶之前,其重点始终是研究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史。
法国从事汉学研究最早的机构还有高等实验学院、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巴黎第三大学的突厥学研究所、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国立科研中心与高等实验学院合办的敦煌学研究组(现更名为“中国写本、碑铭和肖像文献研究组”)、南特大学的蒙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心、国立科研中心与高等实验学院合作的藏学研究中心、国立科研中心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组、阿拉伯世界、伊朗世界、吉美博物馆、中国新疆考古研究组、卢浮宫学院、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等。它们都是从事中亚、南亚和丝路研究的机构,形成了法国研究丝路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社会基础。
二战后的长时期内,虽然法国涌现出一批驰名世界的大汉学家,但法国的丝路学研究的基本形势却不尽如人意:学生人数很少,毕业后就业困难,工具书短缺,特别是没有高学位文凭。60年代中法建交后,法国大学才为中国语言和文明专业设立与英语或德语同等地位的学位文凭,为培养新一代汉学家创造了有利条件。本世纪80年代初,长期对外封闭的丝路中国东段向外国游客打开了门户,而过去对外开放的西段(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却由于战乱又同时被封闭了。故原属西段的游客也大举涌入了东段。在此期间,以“丝绸之路”为名的著作大量涌现,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也不乏上乘的学术著作。
二、法国学者对陆路丝绸之路的研究
在二战后的法国汉学家中,首先从事陆路丝路研究的是著名汉学家格鲁塞(Rene Grousset ,1885—1952年)。格鲁塞终生未踏入过中国国门,仅有一次利用会议而短渡东瀛。但这位“超级编书匠”却出版了数十部有关中国以及中亚和东亚的巨著。其著作既通俗可读,又有严谨的科学性。他的《从希腊到中国》(1948年)、《蒙古帝国》(1941年)、《草原帝国》(1939年)、《1071年之前亚美尼亚》(1948)等,都广泛地涉及到了丝路问题。他在《中国史》(1942年)中专辟14页的篇幅来论述“丝绸之路”。他深入研究了中国艺术,又在长时间内主持巴黎多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故而对丝路问题既有浓厚兴趣又具有渊博知识。他的另一部名著《沿着佛陀的足迹》(1947年)于1991年再版时被列入到《丝绸之路》丛书中了。
在法国于20世纪下半叶从事丝路研究的学者中,布尔努瓦夫人最具代表性。布尔努瓦夫人(Lucette Boulnois ,1931 —)毕业于巴黎东方文明语言学院(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前身),1972年在巴黎大学通过博士论文《1950年后中国与尼泊尔的社会经济关系》。布尔努瓦夫人于1963年出版了一本综合论著《丝绸之路》。这是法国出版的第一本真正科学的、具有严格限定意义的丝路专著。书中既使用了丰富的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汉文-藏文及印度古代资料,又使用了近现代各国学者的成果,特别是对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重点研究的是丝路的历史概况和丝绸贸易史。此书在问世后的30 多年间,其法文本先后修订两次重版(1986年和1992年),又陆续被译成德文(1964 年)、西班牙文(1964年)、英文(1966年,第2版)、波兰文(1966年)、匈牙利文(1972年)、日文(1966年) 和中文(1983 和2001年出版的笔者的中译本) 等文本出版。全书文笔优美,通俗易懂,是一部终久不衰的国际畅销书。布尔努瓦夫人于1994 年在《第欧根尼》杂志发表的论文《天马与龙涎,12 世纪之前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化传播》,也颇受学术界重视。
戴仁(Jean-Pierre Drege,1946—)于1988年获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法国国立科研中心与高等实验学院联合组成的中国写本、碑铭和肖像学研究组主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同时又是高等实验学院的汉学教授。他与德国学者埃米尔·毕勒( Emile Bihrer)合作,于1986年出版了《丝绸之路,风景与传说》的著作。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力著,行文虽简练,资料却相当丰富。戴仁又于1988年推出了一本附有精美插图的《马可·波罗的丝绸之路》,我国大陆和台湾均出版了中译本。书中搜集了13 世纪以来西方有关中国图画、素描画和绘画,均为稀世珍品。
雅克·昂克蒂尔(J acques Anquetil,1932 —)纺织世家出身,曾主编过《手工艺》和《创造性的手工艺》等丛书。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下,于1992 年客串出版一本《丝绸之路》。雅克·昂克蒂尔于1995 年还推出了另一部姊妹篇著作《丝绸之路资料集》。他辑录了丝路上口碑与文字记述、丝路最遥远起源的传说、美索不达米亚织物的残余、丝路之前的中国、养蚕业秘密的泄露、阿契美尼德时代的波斯、柏斯波利斯的粗呢、草原游牧民与丝绸之路、东西方交流的先驱(亚历山大大帝、塞琉西朝人、中国汉代人、安息人和罗马人) 等方面的资料,它实际上是为撰写前一部论著而准备的资料集。
阿里·马扎海里(Aly Mazaheri,1914 —1991年) 是法国伊朗裔的中亚史和伊斯兰史专家。他在伊朗完成初级学业后,于1927 年赴法留学,此后一直在法国学习和工作,先后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供职。由于他具有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功底,又接受过希腊-罗马文化的培养,所以是最有资格研究丝路的专家之一。他于1983 年出版了一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此书后来由他亲自译成波斯文在伊朗出版,我国中华书局于1993 年出版笔者的中译本。
塞西尔·伯德莱(Cecile Beurdeley)于1985年出版了一本《丝绸之路,艺术品的大旅行》。此书主要是论述从希腊时代到15 世纪末,丝路上的艺术交流和某些艺术品(其中有许多收藏在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大旅行。
法国的印度裔学者、吉美博物馆的特派员克里斯娜·里布(krishna Riboud,1926—)夫人与法国古织物专家加布里埃尔·维亚尔( Gabriel Vial)合作,于1970年出版了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13 卷《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织物》。这是研究中世纪丝路上织物的一部专著,填补了法国在该领域中的空白。法国的蒙古、突厥和中亚史专家,卢浮宫学院教授让·保尔·鲁(Jean2Paul Roux) 的《中世纪探险家》(1985 年)详细介绍了1200—1500年间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西方探险家。书中占很长篇幅的一章就叫做《丝绸之路》。作者的这本书与另外两部专著《瘸子帖木儿传》(1994年)和《巴布尔传》(1986年)均为法国有关丝路研究的畅销书。
让·保尔·鲁的有关陆路丝绸之路的代表作,则是他1997 年于法雅尔出版社出版的《西域的历史和文明》。这部长达500多页的著作,共分29章,分别论述了西域的地区、人员、草原艺术和宗教、东西方的相会、中国中原人与北部胡人、贵霜人和佛教的胜利、游牧时代、突厥人的霸权、吐蕃王朝的诞生、绿洲文明、大食人的入侵、回鹘人与黠戛斯人、回鹘人的黄金时代、世界性宗教的发展、穆斯林突厥汗国的诞生、各汗国兴旺发达的历史事件、伊斯兰土地上的突厥人、西域的古典伊斯兰文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霸权、察合台汗国、瘸子帖木儿、16世纪的西域、帖木儿朝的复兴、1500年的大转折期、伊斯兰和佛教瓜分西域、“黄祸论”的兴起、俄国在中亚的殖民以及近代问题。总而言之,此书论述得虽不太深刻,侧重于宏观综述,但它可以使人们全面地了解丝路沿途诸民族的历史文明,也不失为一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畅销书。
研究丝路问题,古代回鹘和突厥民族史是其必不可缺的重要环节。法国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具有悠久传统而又成果丰硕,涌现了几代著名大家。我们仅举其中的三位当代代表人物为例。
路易·巴赞(Louis Bazin,1920—)是研究丝路上的重要民族回鹘族和突厥族历史的专家。他于1974年通过的国家级博士论文《突厥历法研究》于1991年正式出版。1992年,路易·巴赞的学生们通力协作出了一本《路易·巴赞纪念文集》(此书本应于1990年在巴赞70寿诞时出版,但因故延期) ,共收入西方突厥学界名流们的40篇高质量论文。巴赞先生自己的论文集《突厥民族,文字与人》于1994年出版,共收入作者48篇突厥语言和历史论文。哈密屯(James Hamilton ,1921—)是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导师,曾任巴黎第三大学突厥学研究所所长。他的突厥、回鹘史专著有《五代回鹘史》(1955 年) , 《敦煌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1971年) 、《9 —10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1986年) 和《9 —10 世纪突厥- 粟特文献汇编》(1990年) 。他的20 多篇有关回鹘史的论文正在汇辑出版。萨宾·特雷班札(Sabine Trebinjac ,1963—) 是国家科研中心里昂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是研究丝路上维吾尔古今音乐的专家,尤为重视对多浪木卡姆音乐的研究。她1993年于巴黎第十大学通过博士论文《新疆维吾尔多浪木卡姆音乐研究概论》。特雷班札1990年出版了两卷本的专著《中国新疆》,其第1 卷为《木卡姆科学音乐》,第2卷为《维吾尔的民间传统》。她还于1993 年出版过《巴达赫尚的塔吉克族音乐》,自1990年以来共发表了10多篇有关丝路上维吾尔族音乐的论文。
对于丝绸之路南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线的古代史研究,法国学者主要是依靠由伯希和西域探险团于1908 年携归的一批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和吐火罗文写本。它们成了法国汉学界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丝路文明的重要宝库。这批资料培养了几代法国丝路研究专家。在丝路考古研究方面,法国的当代代表人物是国家科研中心315 研究组的冯赫伯( Henri -Paul Francfort) 、彼埃·让代尔(Pierre Gentelle) 和让·克洛德·加尔丹(Jean Claude Gardin) 等人。他们目前正与我国新疆考古文物研究所合作,在克里雅河(和阗河) 一带从事考古发掘,已发表了不少成果。
在对丝路上伊斯兰教的研究中,法国的代表人物是鄂法兰( Francois Aubin ,1932 —) ,她现任法国国立科研中心政治学国家基金会的研究导师。鄂法兰是韩百诗的弟子,也是法国的蒙古史研究专家。她曾领导过一个“文献中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小组,其主攻方向是中国的苏菲教派和纳合昔班底教团。她曾发表过有关西域伊斯兰教的论文数十篇。
法国为了协调、促进和沟通丝路与中亚史的研究,中亚研究信息协会委托人文科学会馆,自 1994 年起开始出版每年两期的《中亚通讯》,由艾莉莎(Elisabeth Alles)等人负责,现已刊行10余期。其中信息量很大,着重报导法国及世界各国的西域、丝路研究机构、著作、人员和基本动向。
对西域丝路上佛教艺术的研究,法国当代的代表人物是莫尼克·玛雅尔(Monique Maillard,1939—) 女士及其丈夫热拉-贝扎尔(Robert Jera-Bezard,1927—) 以及吉美博物馆的雅克·吉埃斯(Jacque Gies,1954—)。热拉-贝扎尔夫妇出版了伯希和的西域考古档案,特别是《敦煌的幡与画》(1974年) 。玛雅尔女士的博士论文《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1973年) 是法国少见的一部研究吐鲁番的综合著作。她的《西域的石窟与古建筑》(1983年) 是研究丝路建筑与装饰艺术的代表作。她于1976年参加韩百诗主编的研究西域和丝路史的重要著作《西域的历史和文明》的写作。雅克·吉埃斯先生发表过多篇有关吉美博物馆所藏出自丝路的佛教(特别是密宗) 画的文章。1994年,他与其法国和日本同事们共同编辑出版了巨部豪华本著作《敦煌画》。
约翰·曼德维尔(Jehan de Mandeville) 自称于1356年赴中亚及中国西部旅行,比马可波罗游记(1289年) 稍晚一些。其游记《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共有230份抄件,远远超过了马可波罗游记的150份。它首次于1475年在瑞士的巴塞尔用德文出版,1840年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后又被译成西方的各种文字。
曼德维尔游记共分85章,从欧洲出发,经希腊、塞浦路斯、推罗、埃及、巴比伦、麦加、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迦勒底、波斯、印度、占婆、鞑靼地区、“蛮子”地区、契丹、库曼、突厥斯坦、约翰长老国等地区,对每个地区都有详细记载。不过,对于曼德维尔所记述的一切,究竟是个人的亲历记,还是利用了第二手资料,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不过学术界似乎更多地采用后一种说法。但无论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资料,其书中所记载广泛而繁杂的内容,都是研究陆路丝绸之路的宝贵资料。
法国学者让-诺埃尔·罗伯尔(Jean-Noel Robert) 是一名研究罗马史的拉丁学家。他于1993年在法国美文学出版社推出一部《从罗马到中国———恺撒时代的丝绸之路》。全书共分9 章,分别以历史的偶然性、寻找黄金国、统治世界的未完美梦、罗马的所有道路都通向东方、远东的陆路、大海以远的旅行、丝路上的人员与交易、思想传播之路等章节,论述了早期的陆路丝绸之路。它通过公元2 世纪罗马派往中国的使节,研究了公元2—3世纪罗马帝国对待波斯、印度、远东和特别是中国的基本政策。这是法国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贝尔纳·于格(Francois - Bernard Huyghe) 和埃迪特·于格( Edith Huyghe)于1993 年在拉封出版社出版了《蜃景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和神话》。它主要是论述丝路沿途的人员的流动和神祇的传播,同时也介绍了那些湮没的帝国。基本上涵盖了从亚历山大大帝到1440年之间的漫长时期。
法国于1977年出版过一本图文并茂的巨著《西域的历史和文明》,由当时的法兰西学院教授韩百诗(Louis Hambis) 主编,由莫尼克·玛雅尔(Monique Maillard)、里布夫人(Krishna Riboud) 和高利埃(Simone Gaulier) 夫人等一班女将以及热拉- 贝扎尔先生共同分章撰写。这是一部全面介绍陆路丝绸之路西域段之文明史的著作。全书共分6章:西域的历史和地理、交流与影响、宗教观念、社会、美学的表现手法、考古遗址。此书主要是利用了西方探险团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所获得的文献、文物及图片资料。
三、法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法国学者本来并不多用“海上丝绸之路”一词,以致于在诸如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1904年) 那样重要的海交史著作中,也未见如此提法。
法国战后研究海上丝路、南洋史、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史的专家之一是龙巴尔(Denys Lombard,1938 —1998年)教授。龙巴尔年轻时曾先后投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李嘉乐(Alexis Rygaloff,1922—,巴黎大学北京汉学所的创始人之一,汉语语言学家)、巴黎大学文学系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法国的中国文化史专家)、伊斯兰学家戴需丹(Michel Mollat de Jourdin)等汉学家和东方学家门下,出色地完成了语言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学业,通晓马来- 印尼语、柬埔寨语、暹罗语。中法建交后,立即携其夫人先到中国留学,成为60年代首批来华的留学生之一。他后赴印尼深造,学成后任教于法国年鉴派的发源地和大本营———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主持“东南亚的地中海史”讲座。他后来又出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他的代表作是1991年出版的3卷本《十字路口的爪哇》,此书实际上是他1990年在巴黎第四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作者深受年鉴派巨擘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的影响,指出了爪哇在东西扮演了一种类似地中海在欧亚大陆交界处所扮演的那种重要角色。他认为印度、中国、伊斯兰教和欧洲列强的势力与影响,都曾聚汇于该地区,从而使爪哇地区成为一个贸易大都会和文化大熔炉。该书的第2卷,重点论述了中国与南洋地区的联系纽带———海上丝绸之路问题。
此外,龙巴尔于1974年与拉封(P·E·Lafont)合作出版了《东南亚的比较文学》一书,它是第29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的论文集之一。他于1980 年又与其夫人苏尔梦(C·Salmon) 教授合作出版了《雅加达的华人、庙宇与社团生活》,于1988 年与让·奥班(Jean Aubin) 共同主编了《13 —20 世纪印度洋与中国海上的亚洲商人》。他于1993 年与尚贝尔-卢瓦尔(Chambert - Loir)、尚比雍(L·Champion) 联袂主编了《梦想亚洲,英国-印度、印度支那和印尼-荷兰的殖民地文学研究》,1994年与普塔克(Roderich Ptak)主编《海洋亚洲的形象与现实,1200—1800年的华南与海洋亚洲》等一系列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著作。此外,龙巴尔夫人苏尔梦教授也与人合作,主编出版了一套有关印尼、马来等地汉文碑铭的多卷本巨部资料集。她主编的《群岛》杂志,则是研究南洋历史与现实的一份高水平的专业刊物。龙巴尔与中国学者陈达生合作,于1988年,在由他主编的上引《13—20世纪印度洋与中国海上的亚洲商人》中发表了《外国人在泉洲海上贸易中的作用》一文。他与其夫人合作,于1969年在《通报》中发表了《望加锡的华人社团》一文。但是,龙巴尔教授于1998年的英年早逝,对这一学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郑和下西洋,始终是西方汉学界关注的重点课题之一。曾三次随郑和下西洋的通译马欢之传世名著《瀛涯胜览》(1416—1451年) 曾先后被英国米尔斯(J·V·G·Mills)、法国伯希和、荷兰戴闻达(Duyvendak)和美国柔克义(Rockhill)等一代名流全文或部分翻译。同样曾3 次随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所撰《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戴闻达、伯希和及福嘉第(Focard)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 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之《西洋番国志》(1434年) ,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Gaillard)和布尔斯坦(Boorstin)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使用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之《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的泰斗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等著名论文。这是法国学术界最早对海上丝路的研究。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evre),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代的远航》,这是最新的一部有关郑和航海的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著名。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
法国汉学家谭霞客(Jacques Dars)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曾以翻译《水浒传》而享誉学术界。他于1992年在法国经济学出版社推出了其博士论文《10—14世纪的中国航海业》,收入到法国很著名的一套《航海史》丛书。作者指出,传统的观念认为,中国人遵照儒家道德而摒弃了海洋。但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教授却强调中国在10—14世纪之间,便以其商船与战船船队而成为历史上的航海强国。
法国学者路易·德尔米尼(Louis Dermigny)于196年推出了一套令人震惊的博士论文《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年)》,收入了《港口·道路·贸易丛书》。全书共有5大卷,洋洋洒洒的400余万字,创下了由惟一一名学者独自撰写的博士论文之最(多人合著者除外) 。其第一卷是《东印度公司时代》,第2卷是《茶叶时代与中国的债物》,第3卷是《广州与鸦片的时代》,第4卷是有关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的地图、图表和照片,第5卷是《夏尔·德·康斯坦中国贸易回忆录》。全书最后是《结论》,讲到了自由贸易、帝国与海洋、贸易结构与背景。
总之,由于德尔米尼的这部巨著,内容繁杂而卷帙浩繁,使学者们很难通读一遍,故而尚未充分引起学界的重视。但它的价值与意义,却是难以有人超越的,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对外贸易史的集大成之作。
四、法国汉学界参与组织的
以丝路为主题的其他科研活动及成果
法国近年来还举办过一系列有关丝绸之路的大型展览。1979年,利用伯希和百年诞辰的机会,巴黎国立图书馆组织了“中国和高地亚洲的宝藏,伯希和百周年诞辰”的展览。1983年,在巴黎植物园举办了由我国敦煌研究院组织的“戈壁沙漠中的中国壁画,植物园中的丝绸之路”的展览。1994年,在航海博物馆举办了有关辛伯达航海东游的展览。1995年10月,吉美博物馆、卢浮宫学院、敦煌研究组联合举办“西域- 佛陀之地”的展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87 年起(其具体工作持续到1997年) 组织了大规模的“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对话的道路”科学考察和研究活动。这项国际性的庞大计划的口号是“于此时和此地,在人类思想中筑起和平的保障”。它以一系列有关丝路陆路和海路的科学考察、学术讨论会、讲演、展览和出版物所组成。许多国家的多学科专家,都为这项计划做出贡献,历史、艺术和考古在这些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法国的丝路专家们广泛地参与了这项计划。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任命法国汉学家叶利世夫(Vadim Elisseeff)为丝路综合研究国际委员会主席,此人曾长期担任吉美博物馆馆长,后又任该馆名誉总监,积极从事巴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工作、远东考古和历史的研究。吉美博物馆的雅克·吉埃斯于1990年参与了“中国沙漠之路”的考察,后来又筹备举办了有关这次考察的展览和学术讨论会。贝莱克和于格夫妇参加了1990—1991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委员会和法国辛格- 波利尼亚克基金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丝绸之路,科学和文化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贝莱克、戴仁、叶利世夫、冯赫伯、彼埃·让代尔、雅克·吉埃斯、迪儒丹(Michel Mollat du Jourdin)、尼古拉·勒维尔(Nicole Revel)、克莉斯娜·里布等一代名流与会,会议论文集由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4 年出版:《丝绸之路,共同遗产和多种个性》。法国专家们还参与了三项重大的国际协调计划:尼古拉·勒维尔参加了“丝绸之路上的史诗”研究规划,彼埃·勒毕格尔(Pierre Le Bigre)参与了“沙漠客栈研究和保护”规划,冯赫伯参与了西域石油勘探法规的研究与制订规划。这些活动都进一步促进了法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
自从中、法于60年代初建交以来,特别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法国的科研人员、汉学家和其他专家们都写了不少研究中国西域史的论著。伯希和有关库车、苏巴什、吐木库拉、克孜尔、克孜尔尕哈、图木疏克的考古报告,有关西安府景教碑的遗作、有关吐鲁番交通道路的遗作以及有关西域基督教的著作,沙畹和马伯乐有关斯坦因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的著作,韩伯诗有关蒙古和西域史的论著,让·多维耶(Jean Dauiller,1908—1983)有关古代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论著、戴密微有关西域佛教的论著、让·里夏尔(Jean Richard)有关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的论著,这些都是有关丝路的权威著作。
历代西人经西域陆路和海路来华旅游的游记都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宝贵资料,但这类著作卷帙浩繁。在所有西方学者心目中,再没有比马可·波罗能更好地象征丝绸之路了。改头换面的编译本、注释本、通俗本、电视剧、电影铺天盖地而来。这场风暴的起源是由于1954年在意大利举行了所谓马可·波罗诞辰7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由意大利罗马大学中东和远东研究所主持,许多国家的学者济济一堂。法国学者中有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1864—1920年) 的弟子和卡尔·马克思的信徒(曾被定为“托派分子”)、中国中世纪经济史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年) ,法国20世纪的汉学大师戴密微,伯希和的弟子和事业的继承人韩百诗等名流到会,会议论文集《极东》于1957 年刊行,1955 年,韩百诗出版了现代法文全译本的《马可·波罗的〈寰宇记〉》。伯希和对马可·波罗著作的注释,已做为其遗作而韩百诗分别于1959年、1963年和1973年分3大卷出版。经在法国最大的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检索,1936—1959年间共出版了有关马可·波罗的著作21部,1960—1979年为17部,1980—1993年间却达到33部。这也间接说明了法国学术界对丝路研究兴趣的增加。上文提到的戴仁的专著《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1989年),由雅克·海尔(Jecques Heer)编写的《马可·波罗传》(1983年)等,它们也都是研究马可·波罗与丝路的必读著作。
法国自7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重版、辑录和译注了一大批丝路古代游记。如米歇尔·莫拉·迪儒丹和让·德尚热(Jean Dessanges) 合著的《千年古道》(1988年) 。迪儒丹于其书中叙述了元代前后的丝路游记,德尚热则介绍了此前更早时代的西人游记。迪儒丹还出版了一部《13—15世纪的探险家》(1984年)。卡普勒夫妇于1985年出版了《鲁布鲁克蒙古行记》的新译注本。鲁布鲁克是佛兰德人,于1253年由法国路易九世(即后来的圣·路易) 派遣出使蒙古。他于1255年8月回到北非的黎波里后,写了一部《东方行记》。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生于佩鲁贾,于1245年根据里昂主教会议的决议,奉英诺森四世教皇的教谕出使蒙古。他于该年4月16日从里昂登程,访问了蒙古大汗幕帐,于1247年11月才返回里昂。他用拉丁文写了一本出使报告《蒙古史》。韩百诗与贝凯于1965年出版了《柏朗嘉宾蒙古行记》的最新译注本。这两部书是西人有关中国(特别是中国民族学) 的最早记述,对丝路研究颇有价值。当然,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巴黎罗伯尔·拉封出版社于1992年推出的《西域和西藏游记》以及《中国游记》这两部游记集了。
综上所述,法国学者对丝路研究的成果甚丰,始终居欧美之首位。其成果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也颇有裨益。
原文载于：《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