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0月20日上午，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帝陵诸侯王陵列侯墓”主题研讨顺利进行。本主题研讨由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白云翔、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教授在《秦始皇陵地宫“黄肠题凑”葬制略说》中指出，“黄肠题凑”葬制起源于秦国，与商周以来的竖穴式有很大区别，尤其是墓道直通墓底，且增加了甬道、墓门的设置。秦始皇陵地宫迄今尚未发掘，只是做了

10月20日上午，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帝陵诸侯王陵列侯墓”主题研讨顺利进行。本主题研讨由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白云翔、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主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教授在《秦始皇陵地宫“黄肠题凑”葬制略说》中指出，“黄肠题凑”葬制起源于秦国，与商周以来的竖穴式有很大区别，尤其是墓道直通墓底，且增加了甬道、墓门的设置。秦始皇陵地宫迄今尚未发掘，只是做了很多高科技勘探。但他认为，基于现有考古资料和文献，从专业角度对其葬制做出合理推论——应是“黄肠题凑”葬制。其一，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西汉皇帝及皇后、诸侯王及王后普遍使用“黄肠题凑”葬制，秦东陵四号陵园一号大墓亦使用此葬制。由此可推测，介于二者之间的秦始皇陵地宫使用“黄肠题凑”的可能性极大。其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记载地宫设置墓门，墓顶有绘画。在“黄肠题凑”葬制下，因有墓门、甬道、墓道设置可供出入，木椁及墓室顶盖板可提前封闭，顶部壁画绘制因而可完成。其三，近年来对地宫及封土的高科技探查和传统钻探表明，地宫是竖穴开挖，墓室长宽比例及墓道设置与西汉“黄肠题凑”墓一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马永嬴研究员作了题为《汉文帝霸陵考古新发现》的报告，指出连续两次勘探在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西安市东郊白鹿原北“凤凰嘴”处并无人工修建的遗迹，而在白鹿原西端的江村附近，勘探发现了一座“亜”字形大墓（江村大墓），地表无封土，长75米，深30米，周围有大量外藏坑。四面有阙门遗址，阙门内有一圈卵石铺道路，宽1.5米。其西北有一批陶窑遗址，时代偏早，推测为修建霸陵而服务。窦皇后陵和南陵均为“亜”字形，覆斗形封土；陵墓周围分布有少量外藏坑、建筑遗址等，其附近还发现有数十座外藏坑。2017年开始，对江村大墓及南陵外藏坑进行抢救性发掘，基本搞清了文物遗存的分布情况。新发现的“江村大墓”改变了霸陵的基本布局，出土文物使我们了解到外藏坑的内涵情况。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韩国河教授作了题为《东汉帝陵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帝陵布局研究问题分为两个方面，标准模式和简化模式，目前无定论。对7座做了详细钻探，与西汉帝陵布局明显不一致。目前钻探情况是，大汉冢封土东北部和南部发现建筑遗址，可见标准模式应有5组建筑。按文献记载，有寝殿，园省建筑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依据此对发现的5组建筑进行了性质对应。布局动态变化可能与陵的面积有关，“石殿”的出现原因现在还无定论。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史家珍研究员在《试论东汉帝陵的俭葬制度》中指出，从秦汉到曹魏，“帝王身后事”经历了从厚葬到俭葬（东汉）到薄葬的变化。俭葬主要是与秦、西汉的厚葬相对而言，无陵邑，最明显的变化是封土变小，也许与东汉帝陵多在邙山上，区域有限制有关。有趣的是，西汉平民墓葬都非常简单，而东汉平民墓则随葬丰富。总之，东汉的俭葬观念是一种从思想层面开始的全面的转变，并认为曹魏时期的薄葬是自曹丕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杨哲峰教授作了题为《从理想到现实——两汉帝陵布局设计之转变》的发言。据历史文献记载，两汉时期除特别情况（如废黜），皇帝驾崩后一般都会葬在都城附近专门修建的陵墓中，从而形成了后世看到的两汉帝陵分布格局。西汉时主要陵区在渭北（9座），尽管目前有关东汉帝陵的具体陵位判断尚无统一认识，但东汉帝陵的布局与西汉帝陵具有明显不同。目前认为东汉帝陵分为两大陵区，数量较均衡。应采用动态分析的方法，具体有三点：一，帝陵的政治属性决定其丧葬活动与皇位传承和宫廷政治斗争有紧密的关系；二，注意帝陵与都城的关系；三，注意计划与变化的问题，例如秦始皇并未实现其所期盼的”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崔圣宽研究员在《定陶王陵M2近年来的发现及思考》中指出，M2是黄肠题凑葬制，黄肠木上有题铭，对中央官署及宫廷少府的研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外围有一圈柱洞，墓道可能被沟打破。甬道到前门口地板之下发现一个空洞，放竹笥，内置衣物，推测为祭服。黄肠题凑下有四层枋木，积沙槽内有立柱，墓地有砖。整个墓室位于汉代地表之上，可视作一种礼制性建筑。排水槽内发现四个玉璋，带孔，可能作悬挂用。墓道两侧有版筑的夯土台，崔圣宽研究员将其称作阙台。

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银德研究员的发言题为《西汉陵墓随葬官印的发现与研究》。西汉时期创立了以明器官印随葬的制度。目前陕西发现的随葬官印官印约有320方，包含爵印（侯、王的印）及官印；楚国约220方；南越国13方；湖南出土34方；其它重要墓葬11方。西汉随葬明器官印印文有铸造、凿刻和书写之别，材质和钮式复杂多样。青岛土山屯刘赐墓出土的两方墨书玉印，证实过去很多墓葬出土的无字玉印原应有朱书或墨书印文。边陲归顺的诸侯王以实用金印随葬，中原诸侯王未使用明器官印随葬；列侯多以明器官印随葬，使用的龟钮金印符合记载中的规定；西汉帝陵丛葬坑和楚王墓使用印制规格二分之一甚至更小的官印随葬(另有特赐和常赐)；长吏基本都以明器官印随葬，玉印无文字。

南越王宫博物馆刘业沣副研究员代表全洪研究员作了题为《广州地区秦——西汉陶器类型学分析》的报告。以《广州汉墓》发表的“西汉墓葬”为主，结合近年发表的新材料，选取公元前1、2世纪广州地区的典型墓葬，以类型学方法重新梳理出土陶器，进行横线分类和纵向分式，将这批墓葬细分为7段，发现其年代次序从第1段延续到第7段。其中，第1段、第2～4段、第5～7段的器类各有异同，同类器型又属同一谱系，归纳为前、中、后三期。前期可能早至战国，下限不过秦并岭南；中期可能包括秦南海郡至南越国时期；后期可能系武帝灭南越至两汉之交或东汉早期。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尊志教授在《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地非祠堂类祭祀设施与遗存》中提到，两汉时期墓葬获得了较大发展，墓地祭祀设施和遗存是较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两汉帝王陵墓的此类设施较为全面，为研究汉代帝陵陵寝制度提供了主要参考。列侯与中小型墓葬中，祠堂为墓地的祭祀设施，还有其他一些祭祀性设施和遗存，如特殊性祭祀建筑（海昏侯墓）、祭祀坑（黑庙墓地、西杨庄墓地等）、祭台或供台（均县“双冢”M2、新乡王门M30等）、祠堂石祭案等，后两者多发现在等级不高的墓葬中。这些设施的具体内容、数量、分布区域、时代延续性等较之祠堂有明显差异，一些还具有较突出的特殊性，但能够与祠堂相互补充，综合反映出汉代墓地祭祀设施的多样性，体现出汉代墓祭的发展、影响及其内容、内涵等。

整理：赵海晨 朱晨露

摄影：赵汗青 是江柳

编辑：王 沛 杨 淼

审核：种建荣 曹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