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永传 续写陕西考古事业新篇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60 周年纪念

陕西，周秦文明之中枢，汉唐盛世之核心，依托这一历史文化丰厚的沃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考古研究所）于1958年在西北大学历史系挂牌成立，从此拉开了陕西考古事业大发展的序幕。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的省级考古科研机构之一，60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学术研究体系逐步完善，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科研环境设施持续提升，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省级考古科研机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现有核定编制130人，在编职工120人，其中研究员20人，副研究员22人，内部设置史前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西藏）考古、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等18个科室。位于西安经济开发区泾河工业园区的泾渭基地是全国最早建成投入使用的集文物保藏、资料整理、文物保护等功能为一体的考古科研基地。此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凤翔、临潼、铜川、澄城、沣东、咸阳、岐山等地设有考古工作站。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是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依托单位、陕西省考古学会挂靠单位，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诸多学术科研平台。

考古所部分职工合影（1982年）

60年来，陕西考古同仁始终紧跟考古学科发展步伐，放眼全国，与时俱进，始终秉持“探索、保护、传承、弘扬”的宗旨，以保护文化遗产、挖掘文物价值、完善学科建设与揭示国家文明为己任，克勤攻坚，砥砺奋进，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依托陕西考古工作，秦兵马俑、汉阳陵、法门寺等已建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博物馆，成为让世界了解陕西乃至中国优秀古代文明成就的重要窗口。通过不断探索创新工作理念与方法，拓展研究领域，深入挖掘遗产价值，扩大国际合作，探索考古服务社会的新模式，取得了诸多优秀成果。

一、立足传统考古  强化学术意识

60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工作者的足迹踏遍了三秦大地，考古发现上迄旧石器，下至宋元明清。在过去的十年间，共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1000余项，其中发掘遗址近200处，各时期古墓葬万余座，并承担了全国文物普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长城资源调查等重大课题项目，层出不穷的重要考古发现，为陕西省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发扬和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

神木石峁皇城台遗址

在国家经济建设逐步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考古工作的重点内容和主要形式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主动性考古任务迅速增加已成为田野考古转型发展的重要趋势。为了顺应新变化，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省文物局的支持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抢抓机遇，结合陕西省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大遗址数量多、面积大、种类全、等级高的特点，主动谋划、精心组织、有计划地实施了一批大遗址考古和课题性考古项目。在课题的设计安排上，既考虑到项目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又兼顾到全省考古工作分布时空范围的均衡性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现实需求。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考察周原遗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组织开展了龙岗寺、杨官寨、石峁、周公庙、周原、丰镐、秦雍城、秦咸阳、西汉帝陵、统万城、唐代帝陵等11个大遗址项目的考古勘探、调查与发掘工作。在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的150项大遗址项目中数量位居各省前列，取得了学术收获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其中，杨官寨、周原、雍城、汉唐帝陵等大遗址考古项目，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保护文化遗产、复原中国古代社会、解析人类文化与发展过程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力促进了中华文明起源、古代都城制度、陵寝制度等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同时为遗址保护规划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启动于2011年的神木石峁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发现，城址规模宏大、保存良好，早期制度文明的重要文化因素初露端倪，成为复原中华文明形成前夜北方中国的社会形态和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材料。总体而言，陕西大遗址考古项目处在一个学术研究向保护利用的转型时期，新老项目交替，汉唐帝陵等项目趋于收尾，杨官寨、石峁等项目后来居上，丰镐、咸阳等项目工作依然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考察神木石峁遗址

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基本建设工程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任务日益繁重，且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基本建设考古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考古行业对社会职责的担当，也是考古学术研究的难得机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力求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考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坚守原则底线，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加强与地方政府及建设单位的沟通与协调，努力实现地下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同时，针对以往基本建设考古大多难以形成明确学术目标的现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适时提出了“基本建设考古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注重加强基本建设考古学术规划，强调了基本建设考古中的课题意识，利用不断发现的新材料，深化相关学术研究。

渭南考古基地挂牌成立

“基本建设考古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的工作理念，不仅为各类项目的顺利开展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有效地保护了文化遗产并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如洛南孟洼旧石器地点首次从地层上证明了欧洲阿舍利类型石器工业的典型器物在洛南盆地出现的年代；蓝田新街遗址系迄今为止渭水流域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最为丰富的一次发现；杨官寨遗址发现大型史前聚落环壕及庙底沟时期大型成人墓地；神木木柱柱梁遗址首次发现了陕北地区的史前环壕聚落；黄陵寨头河墓地系西北地区首次全面揭露的战国时期戎人墓地；杨凌法禧西汉铸铁作坊系目前唯一经过系统发掘的西汉冶铁作坊。

大型壁画墓葬整体搬迁

在田野考古实践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开放合作的原则，积极吸纳其他技术行业参与考古工作，主动地探索田野考古的新理念与新方法，创新引用新技术，努力做到传统考古与学科发展、技术创新进步的同频共振，为考古学科进步提供了陕西经验。如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由“粗放”转向“精细”作业；将聚落考古理念逐步贯穿于主动性课题考古项目；围绕课题设计区别工作目标，因地制宜设计“聚落结构调查法”“开放式发掘法”等特定工作方法，已成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野考古工作的基本共识与惯例遵循；通过广泛推广使用无人机航拍、航测、RTK测绘、GIS系统、三维扫描、高清、近景及延时摄影测绘等技术手段，极大地丰富了田野遗迹信息提取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建立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可持续记录体系”，利用建设完成的云存储平台，实现了考古数字化资料的安全存储、快捷检索与规范管理目标。

为了进一步改善考古发掘现场工作条件，确保文物安全，提升行业形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全力推行考古发掘现场工地标准化建设，先后在杨官寨、石峁、刘家洼、芦山峁、周原、江村大墓等考古工地建设考古工作平台，实现了现场资料整理、文物修复、汇报展示、安全保卫等基本办公功能，有效提升了考古工地的硬件实施，改善了一线考古工作环境。另外，通过规范工作人员着装、现场围挡标示、配置发掘及文物保护专用工具、规范遗迹记录表格及记录要素等内容，进一步提升了考古发掘现场工作流程的科学性，提高了考古资料提取、记录、存储的质量。

基于“立足传统考古、强化现场保护、重视信息提取”的工作思路，有力地推动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的深入，得到了业内广泛肯定与好评。过去十年，杨官寨、周公庙、西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秦直道、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神木石峁遗址、石鼓山商周墓地、长安城渭桥、周原、雍山血池、高陵杨官寨遗址等十余个项目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新发现”和“田野考古奖”等重要荣誉，神木石峁遗址获得首届“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称号。

点滴成绩的获得，背后均凝聚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全体职工、技师们的辛勤汗水和努力付出。长年以来，由于人员不足，工作任务量大，科研人员长期南征北战，疲于应付各类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任务，科研规划、课题意识及学术旨趣的落实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业务人员或长期固守一处大遗址，注重于某一时段相关遗址点的研究，或长期流动，从事基本建设考古工作，难以明确研究方向，形成研究体系。纵览全省考古，“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明显，如关中东部和西部之间，陕北与陕南之间，无论是工作广度和深度都存在明显差距。为积极改变这一现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统筹考虑业务工作与科研人员专业特长，响应学界与国家文物局提出并倡导的“区域考古”模式，通过推进这一工作模式，鼓励支持青年学者及早明确学术方向，凝练项目，以多种方式参与重大课题研究，搭建大遗址考古项目人才梯队，实现以老带新、传帮带，形成了一批区域考古的新生中坚力量。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曾组织参与开展了“大周原考古”“早期秦文化探索”等区域考古项目，合作成效显著，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16年，在国家文物局和相关省区文物局的指导下，牵头联合晋、甘、宁、蒙四省区及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开展的“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课题，获国家文物局批准为“十三五”重点区域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点课题。区域考古以核心遗址发掘为基础，以田野考古工作支撑专题研究，旨在克服以往考古工作缺乏整体规划的局限性。目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正以重点课题为中心推广区域考古模式，布局科研工作，寻找学术新生增长点，创立“基地＋”田野考古工作基地，整合“考古发掘、保护科研、储藏展览、生活培训”等功能。在基地内配备不同专业背景科研人员，横向吸纳高校等科研机构人员参与，系统设计区域重大课题，统筹实施考古项目。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当地文博机构，依托周边两周秦汉遗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设立了“渭南考古基地”，统筹规划布局关中东部考古工作，目前已开展重点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充分展现了区域考古工作的后发优势；依托周原遗址，联合地方文博机构建设的周原国际考古基地也已举办多次考古技工培训、高校学生研习及学术会议等活动，有利地促进了周原考古研究及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展。

综合考虑区域考古布局及发展规划，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根据陕西古文化区系格局，依托重点遗址与重大考古项目，纵向联合市县相关单位，正在筹划在全省范围内均衡布局建设“考古基地”，优先建设“榆林考古基地”“秦咸阳考古基地”等区域考古中心，统筹规划域内的考古工作，承担当地文博干部培训、公众考古普及与社会教育等功能，共享考古成果，传承历史文化，助力地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服务当地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进一步深化相关考古课题研究，促成取得更多重要学术成果。

二、深化多学科合作  优化“四个结合”科研体系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创建初期，前辈先贤总持其事，擘画蓝图，按史前、商周、秦汉、隋唐四大研究方向，设置业务科研部门，统筹分配田野工作，构建科研梯队，为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过去十年来，我国考古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力量在世界考古领域稳步崛起，陕西考古也进入了重要转折阶段。伴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步伐，各专业领域科技发展迅猛，新技术、新材料不断涌现，现代考古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流也日益加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积极探索技术应用新路径，不断提高田野考古工作的科技含量，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愈加突出，考古研究的重点已产生了由偏重物质文化史研究向探索社会问题倾斜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保护利用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让文物活起来已成为文物工作的重要遵循，考古工作者的任务不再只是如何发掘解读先祖留下的物质遗存和文化遗迹，同时要更多地关注和解决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中的实际问题，科学制定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系统考虑发掘之后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使之发挥社会效益、公众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

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

在这样的背景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适时把握考古行业发展的新需求，结合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强化了融合多学科合作，形成合力、联合攻关的新理念，在考古学科建设、研究方向设定以及人才队伍建设上进行了优化布局。

打造科技考古专业团队。在强化提升原有动物考古专业的基础上，引进了体质人类学、环境考古及信息数字化专业人员，丰富人才专业类型，壮大科研团队，提升科研仪器设备水平，完善学科辐射范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古代动物遗存综合研究成绩卓著，率先建立了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属种最多的大型动物标本库房，搭建了动物标本数字化管理系统，形成了稳定的研究团队，取得了系列重要学术成果。通过购置航拍飞机、工作站、RTK等仪器设备，极大地提高了考古发掘现场信息数字化采集、GIS数据整合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通过培养具备考古专业背景的年轻学者，掌握航拍、测绘等数字化信息技术，有效改善了以往数字化技术服务人员与考古人员之间因专业背景差异，导致难以实现数字化测绘数据与考古学研究有效结合的困境，深化了技术融合与学术研究，努力实现了考古现场文物信息提取量的最大化。目前，通过培养构建考古工地信息数字化采集专业团队，以往仅在大遗址考古中应用的数据采集技术（RTK测量、虚拟布方、航拍影像、摄影测量、三维重建）已逐步在小型项目、基本建设考古项目中全面推行。目前，正在筹划建设全省考古GIS数据综合系统，将历史数据和新生数据纳入统一平台管理，为今后的科学管理与考古分析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融合传统考古与科技保护。考古发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研究与利用，考古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尤其是考古现场文物保护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业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恰如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力求实现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两个领域的有效融合，一直是我们过去十年的努力方向，为此也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韩城宋代壁画墓画面稳定处理

为实现这一目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积极申报获批“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依托这一平台，在国内外同行专家的指导与支持下，围绕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基地的研究方向和工作目标，已开展了诸多研究工作。通过明晰实验室文物保护与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的工作范围与技术类型区别，在考古现场“时空”范围内开展了现场综合调查、现场稳定性保护、现场文物保护信息记录工作，开展了发掘现场文物劣化机理、临时性保护材料开发与应用等研究。

目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基本实现了考古发掘项目中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全覆盖。通过跟踪考古发掘项目，加强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统筹协作，提高现场文物保护应急处理能力，基本实现了文物保护第一时间介入的目标，解决了以往文物保护相对于考古工作的滞后性问题。采用的文物保护前置并强力植入考古发掘现场的联动方式，有效提高了对文物出土状况与出土环境的现场把握与评估，及时有效地保护文物本体，濒危文物重要信息的获取能力不断提高，信息获取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依托科研基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凤栖原西汉张安世家族墓地的考古发掘中，首次开展了考古发掘和现场保护同步并举、有机融合的重要实践，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对现场文物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和发掘小环境的控制，对糟朽、易损文物及时采取临时性加固措施，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大量珍贵信息和更多实物资料。在之后多项重大考古发掘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又多次成功地进行了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实践。如2017年发掘的澄城刘家洼周代墓葬，首次在现场建立了临时文物保护实验室，文保业务人员全程参与考古发掘，现场以高清摄影、显微照相等手段在文物出土的第一时间进行原始信息全面记录，同时对各类文物遗迹的保存状况进行评估，对迹象复杂的脆弱文物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临时稳定性处理、提取或运回实验室进行室内微观发掘以及系统保护修复与研究工作。

提升“实验室考古”能力。得益于对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视，多年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脆弱材质、结构复杂的文物进行了整体提取，运回实验室开展实验室考古工作，有效解决了因考古现场工作条件所限而无法开展文物提取和信息保全的难题。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应用，在室内开展发掘清理和保护，对各类遗存进行观察分析，开展埋藏环境、脆弱质文物保护等综合研究，有效摆脱了考古发掘中文物清理的粗放模式，实现“精耕细作”的微观发掘，提升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质量。通过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戎人墓葬、米脂汉代玉敷面及周原贺家铜轮牙马车等室内发掘和保护项目的实施，获取了大量考古现场不能提取的重要信息，总结出科学合理的实验室考古工作流程，实现了现场考古发掘工作的延续，助力文物综合信息系统提取记录，促进了相关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对于不能独立完成的诸如DNA检测、稳定同位素、红外、蛋白质组学方法和切片年轮法等一系科技分析，则在强调考古遗存背景的前提下通过对外合作的方式开展，为解决考古学的相关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周原贺家铜轮牙车马室内发掘

服务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考古是做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和前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积极探索如何在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中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智力和行动上支持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用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考古发掘工作中，我们要求业务人员面对考古发现的重要遗迹现象要不要保、怎么保的问题要做到心中有数，要充分考虑到遗址后续保护和展示利用的需求，不光管挖，不能盲目扩大发掘面积，也要管“保”和“用”。目前，有些经过考古发掘、具备条件的遗址，如石峁、杨官寨、统万城等遗址，地方政府正积极统筹考虑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其保护与展示利用问题均已提上日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还积极践行“文物惠民”号召，向陕西历史博物馆、汉风水务博物馆、秦公一号大墓博物馆、高陵县博物馆、靖边县博物馆等具备展示利用条件的文物机构提供展品，支持利用地方博物馆平台开展文物展示，发挥文物教育功能，做好保护展示利用工作。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将自2004年以来考古发掘的韩城梁代村春秋墓地出土文物1300余件组向当地文物部门移交，建成“芮国博物馆”并于年初向公众开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李倕冠饰保护修复后

目前，我们在多学科融合领域的探索尚处于初创阶段，发展还不够完善，力度和深度仍然不足。一是断代考古的观念根深蒂固，专项考古成果寥寥；二是科技考古未成体系；三是文物保护偏重于实践探索，缺乏总结，基础理论和技术规范的理论研究不够；四是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广度与深度有待加强，尚未全面建立考古成果与保护利用之间的互动联系。传统考古与科技考古尚各自为战，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的“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考古研究与遗产管理衔接尚有罅隙。

为此，我们正在探索“断代考古与专题考古相结合”“传统考古与科技考古相结合”“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相结合”“考古研究与遗产活化利用相结合”的“四个结合”核心工作理念，逐步构建起“传统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遗产阐释”四位一体科研工作新体系，融合传统考古、文物保护及遗产利用，推动传统考古研究的升级。通过不断丰富和完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考古实验室，拓展科技考古分支领域，进一步提升冶金考古、动物考古等领域的科研能力，加强对文化遗产的科学阐释研究，推动遗产有效保护、管理与展示利用，为建设中国考古学科新体系贡献陕西经验。

三、强化成果导向  坚持科研兴院

60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始终秉承“科研兴院”的指导原则，提倡潜心学术研究，鼓励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通过科研奖励激励制度建设，多措并举，助力科研人员主动承担课题项目，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

近十年来，出版考古文物保护报告及专著近百部，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考古简报130余篇，研究论文500余篇。多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级或省级的优秀成果奖，如《陕西金文集成》《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考古陕西》获得第二十八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古文字通假字典》《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宝鸡关桃园》《梁带村芮国墓地——二〇〇七年度发掘报告》《唐懿德太子墓》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留住文明》获评“2013年全省优秀外宣出版物”。文物保护研究方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参与研发的“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研发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参与的“中国古代车舆价值发掘挖掘及复原研究”获得国家文物局（十二五期间）文物保护科学与技术创新二等奖。

通过鼓励专业人员积极申报和承担科研课题，十年间共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其中《陕西金文集成》《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报告》和《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分别为2009年度、2012年度和2017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目前《陕西金文集成》项目已顺利结项，最终成果通过鉴定并已正式出版，是迄今为止对陕西出土金文资料最全面的著录，获得了中国政府出版奖图书奖。

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办、创刊于1980年的《考古与文物》已出版229期，始终在国内同类期刊评比中名列前茅，多次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多次被评为海内外最具影响力专业期刊，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博考古类学术期刊之一，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声誉并不断扩大学术影响力，成为公布和发表新发现、新成果的重要阵地。

科研是兴院之本。未来五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将进一步强调核心工作的“成果导向”， 继续优化科研队伍，加强措施保障，加大激励力度，全面提高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进一步加快田野考古报告的整理，推动雍城、周原等积压考古资料的抢救性整理出版，大力加强综合研究，有计划地出版专题研究、博士论文和知名老专家论文集，以课题研究带动人才发展，以人才发展催化成果产出。

四、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开创交流合作新局面

60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始终以合作开放的姿态，积极开展对内对外合作，秉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原则，取得系列合作成果。吴新智、伊恩·霍德、罗泰、刘莉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受聘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为业务人员定期举办学术讲座，介绍国外最新发掘和研究成果，拓展学术视野。通过人员互访交流与项目合作，增进彼此了解，为陕西乃至中国考古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哈萨克斯坦考古合作

在国内合作方面，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长安大学等高校开展跨学科合作，接纳文博专业学生实习交流，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建立了长期友好的考古发掘合作关系，共同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近年来，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岐山周公庙遗址、长安城渭桥遗址、周原遗址、血池遗址等，是与合作单位通力合作的典范。国际合作方面，先后与美、英、法、德、俄、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特别是与德国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开展的文物保护科技合作，持续时间长达20年，双方合作建设了国际一流的金属、壁画、丝绸等文物修复实验室，保护修复各材质文物上千件。

自1984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持续开展文物考古援藏工作，已经成为陕西援藏工作一个亮点。近年来，通过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西藏文博单位合作，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如西藏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藏东吐蕃造像、洛布措岩画、琼隆遗址、格布赛鲁墓地等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填补了多处考古学和藏学研究上的学术空白。

援藏考古

在文物保护修复方面，协助国内多家单位开展实验室微观发掘，进行壁画、金属器等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建“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新疆工作站”，标志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省外单位的文物保护合作，已由短期项目合作转型为中长期深度合作。

2010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西北大学联合创办“中美田野考古学校（杨官寨）”，以培养国际考古青年人才、交流考古方法与理念、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先后接纳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的90余位在读考古及艺术史专业学生在陕西开展培训交流。随着交流的深入展开，“中美田野考古学校”已经成为海外考古学与人类学专业学生了解中国考古动态及研究方法的重要平台，也成为陕西考古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媒介，顺应了中国考古国际化的需求，宣传了中国优秀古代文化。

中美田野考古学校师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努力开拓境外考古合作，积极投身“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建设，与沿线国家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通过举办“一带一路”国家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论坛、考古视野下的“丝绸之路”国际论坛，促成发表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西安共识”，建立了“丝绸之路考古联盟”，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考古机构建立了广泛合作关系，签署多项合作协议。自2017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博物馆、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国家科学院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所等单位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合作发掘协议，开展了哈萨克斯坦拉哈特古城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及吉尔吉斯境内楚河流域及塔拉斯河流域的古代城址调查，拉哈特古城考古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首次主导的境外考古工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考古视野下的丝绸之路国际论坛

以往开展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范围广泛，领域多样，有力地扩大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乃至陕西的知名度，增加了国际考古话语权。但就合作的深度而言，仍有待进一步加强。未来几年，我们将依托“丝绸之路考古联盟”深入开展与丝路沿线国家的境外考古项目合作，努力加强外国考古研究，结合陕西实际，选好课题与项目，开展深度国际合作。

五、建设“陕西考古博物馆”探索考古机构发展新模式

让文物活起来，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实现中国梦，是新时代考古学的新使命。繁荣文化遗产事业，增强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了公众考古研究室，开展多种形式的公众考古活动。加强与媒体的合作，报道宣传重要的考古发现；跟踪考古过程，拍摄专题纪录片；建立了“考古陕西”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重大考古时讯；举办公众考古的讲座，由专业人员深入浅出向民众介绍考古基本知识与新发现；创办“体验考古、感受文明”陕西考古年度新发现公众报告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心关注和高度好评；多位研究员走进央视《法律讲堂》《百家讲坛》，讲好陕西文物考古故事。公众考古系列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被授予“陕西省社科界优秀社科普及基地”及“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荣誉称号。

此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还计划积极推进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积极配合地方编制遗址保护规划与遗址公园规划。考古项目虽结束于成果出版之时，但要让考古学对遗产价值的阐释更好地落实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还要从实践中助力文化遗产学科的完善与发展。未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将积极探索，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游”活动，让“参观者”变成“学习者”；针对不同层次人群，依托考古工地，开展定制式的“考古旅游”；结合出土文物，创意文化产品；结合区域社会发展，布局考古工作与项目，力促当地“文旅融合”发展。

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建设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为贯彻中央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相关决策部署，基于新时期考古工作的新使命、考古学科发展的新趋势，通盘考虑陕西文物考古事业的现状与未来，服务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陕西考古博物馆是集科研、公众教育和社会服务三位一体、展示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科发展的全国乃至全世界首座考古专题性博物馆。2013年项目建议书获得省发改委批复，2017年底奠基，2018年全面动工。博物馆选址南依秦岭，东邻千年古刹香积寺，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估算总投资约5.4亿元。馆舍建筑拟采用唐风建筑、园林化设计，与香积寺和秦岭生态区融为一体，将成为陕西省一个新的地标性建筑。陕西考古博物馆内部按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四个中心一个展馆”，即考古研究中心、资料信息中心、科技保护中心、公众教育中心和考古陈列馆，采取世界先进的博物馆业态设计理念，创新的、有特色的“展示、解读中国考古史和最新考古发现、普及考古知识，弘扬传统文化”，对提高陕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管理的水平、改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科研设施、提升研究能力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陕西考古60年令人骄傲的成就，得益于陕西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和文物资源，同时也是几代陕西考古人孜孜追求和不懈奋斗的结果。甲子交替，一元复始。60年后的今天，陕西考古研究院迎来又一次重要发展机遇。陕西考古博物馆建设将引领陕西考古实现跨越式发展，吹响追赶超越的号角，同时也标志着新时代陕西考古新征程扬帆起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将带着一个甲子的积淀，凝聚力量，加快发展，履行使命，在新时代力求新作为，为建设“国际著名、亚洲一流”考古科研机构，共铸中国考古的伟大时代而不懈努力！